在目力所及範圍內，醫生可能是工作強度最高的職業之一。
可就是有一群人，在擇業的時候，選擇了做醫生，才讓我們可以不懼病痛，得意安心。
我最近在看一部紀錄片——《中國醫生》，開篇的旁白里有一句話，「這是中國醫療系統的一個縮影」，記錄了6家醫院裡發生的故事。
整部作品沒有過度煽情，也沒有神話醫生，卻為普通人揭開了醫生這一職業的一個側面，崇高的那一面。
1.
我不能死，
我自己的家庭責任沒有盡到。
我自己的醫療責任也沒有盡到。
說這句話的，是河南省人民醫院國家高級卒中中心主任醫師，朱良付，今年44歲。
他是河南省人醫的腦卒中綠色通道的急救組組長。
卒中，有另一個我們比較熟悉的名字「中風」。它是我國目前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因為發病急，在6小時內如果沒有得到救治，會致殘乃至致死。
所以朱良付跟他的團隊，需要24小時全天候待命，住院值班，隨時準備上手術台。
腦卒中的急救，需要在短時間內作出判斷，而這每一個決定都是在為患者爭取生還的機會。
有的時候，從CT看不出問題，朱良付為了爭取時間，就需要直接把病人放置手術台上，再次排查。
行醫者，如履薄冰。金屬導管在血管中穿行，稍有不慎就會出現不可逆的後果。
手術之後，汗濕的衣服是他的日常。
朱良付的工作密度到底有多高呢？
配合朱良付做介入手術的護師描述過朱主任的一天，手術做到夜裡12點，緊接著還要做16台造影，一直忙到5點才能休息。
急救科的醫生，都面臨著高強度的工作壓力。
王東進是南京鼓樓醫院心胸外科主任，他主要治療的是心血管疾病。
這類病人在發病48小時內，就有50%的人死亡。越早進行手術干預，就越有機會獲得生命的安全。
王東進有個稱號，叫「心臟上的拆彈專家」。
能獲此名，是因為從1986年起，他帶領團隊完成了數萬例心臟手術，成功率99%以上。單2017年，他參與的手術就有2898台。
去年8月，有個報道說王東進帶團隊救治了一名94歲老爺爺。標題用了「起死回生」四個字。
王東進有自信，從發病到送到他手上，只要不超過6小時，他基本上有把握，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
豐富的臨床經驗之外，長時間的站台能力和高度集中的精神狀態，是他確保自己能順利完成手術的兩個基本要素。
去拍攝當天，王東進從早8點到凌晨1點，完成了3台手術。歷時17個小時。
高強度的工作，讓王東進的身體出現了不少問題，他患有嚴重的頸椎病，犯病最厲害的時候，他得帶著頸托才能上手術台。
腰跟腿都有不同程度的疼痛。
王東進開玩笑說，「心外科的醫生，得是身體最好的，不然站台站不住，就會被淘汰掉」。
雖然他笑盈盈地說出這番話，可背後的付出，不是一般人能體會的。在他看來，每天去手術室是工作，是責任，更是使命。
剛做完手術的病人，得到了王主任的鼓勵，雖然靜默無言，但我想他內心充滿了感恩。
這是急救醫生沒日沒夜工作之後，想要得到的成就感。
2.
他「舍」小家，來挽回一條又一條的性命。
最近看到各個省市的醫護人員告別家人，去往武漢支援。
這背後，我們已經看到太多分別，跟父母的跟兒女的跟伴侶的，但可貴的是「逆行」大概是他們對自己的交代。
如果病人命懸一線，是人生中最重要以及艱苦的戰役，那麼心腦急救醫生，每天都在牽著數名患者與死神一較高下。其緊張程度可想而知。
因為他們所面對的不光是一個病人，他們牽扯的是幾個家庭。
然而，越是要頻密地面對生死的醫生，越是顧及不到自己的家庭。
朱良付騎電動車上班，或許是病人等待救治刻不容緩，經不起塞車的阻礙。
朱良付的介入手術護師在描述醫生壓力的時候，會對鏡頭袒露心聲「絕對不讓自己的孩子當醫生」。
朱良付有兩個女兒，而他在家的時間很難談得上陪伴。
哪怕是那麼辛苦的工作，朱良付依然挺期待自己的孩子可以從事醫療工作做醫生。
拍攝的當天，朱良付回家吃了碗面，跟女兒說了沒幾句話，又被醫院的電話催走了。
如果要說比較從容的工作時刻，可能就是那種有比較寬裕準備時間的手術了。
在拍攝期間，朱良付要做一台對國際會議直播的「東方腦血管介入手術」，這是對20多個國家3000多醫務人員的手術演示，也是對此類病情的具體案例分析。
王東進也做著很多切實地普及醫療技術的事。這是他能力範圍內，能為人類做出的一點貢獻。
他幾乎一年365天無休，工作之餘，要下鄉給基層的醫務工作者普及自己領域的知識。
很多時候，是否能挽回一條性命，取決於醫生的救治水平以及醫療科技的進展程度。
南京鼓樓醫院腫瘤科副主任醫師魏嘉，是名處於成長期的醫生。
她跟她的老公都是醫生，平時很少有空陪伴孩子，提早過周歲是夫妻倆盡力彌補孩子的方式。
魏嘉手上有個胃癌晚期的年輕病人，她積極配合治療，現階段卻因為醫療技術的瓶頸，只能保守治療。腫瘤病人最可憐的是醫治到後期，會出現一個沒有別的辦法治療的困境。
於是魏嘉爭取到了出國進修3個月的機會，她用跟不滿一歲的孩子分別的代價，來換一絲治療腫瘤病患的可能性。
她仍然希望年輕的生命，可以在自己手上還有一線生機。
腫瘤科的老醫生有經驗：千萬不能跟病人做朋友。不然病人如果最終無法治癒，自己會長時間走不出來。
但醫生們往往嘴炮打得響，卻落實不到位。
對於魏嘉來說，最大的成就感就是來源於給病人帶來希望。
3.
醫生是一個關懷人類的職業。
醫生跟病人一樣飽受煎熬，無奈。他們是同一個戰壕里的兄弟。
不同於面對生死一線的病人，整形科醫生的手術台，氣氛就沒那麼凝重了。可貴的是好醫生對自己的要求，總是精益求精。
從醫20多年的麻醉科王強主任（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他要面對的上至八九十歲的老人，下至幾個月大的嬰兒。尤其是嬰兒，麻醉的計量的必須精準，所以他格外謹慎。
他們醫院美容外科主任舒茂國，從1996年就自行鎖死了這個搭檔。王強去哪，他就去哪。
對於外科手術而言，外科醫生、麻醉醫生、配台護士是標配，缺一不可，這三部分直接影響到手術的順利與否。
舒茂國在給唇齶裂孩子的手術上，有絕對的自信。
他們團隊反覆研究，找出了與傳統縫合「僅僅對到一塊」 不同的縫合方式。
他想要的結果就是，把瘢痕留到最小。不需要患者再一次返工。
結果勝於雄辯，這是舒茂國治療過的唇齶裂的孩子。
更多時候，治病救的是心。
一個唇齶裂的孩子，要背負的是旁人異樣的眼光，自己同家人一樣要頂著外界的壓力度日。醫生的技術越高明，病患的這份心理負擔就越輕。
依賴的是醫生在自己專業領域內，孜孜不倦的追求。
對於年輕醫生徐曄來說，他這幾年住院醫師的經歷，正是磨練的開始。
他是南京鼓樓醫院燒傷科的住院醫生。
59歲的老劉，由於煤氣爆燃燒，導致全身燒傷面積達95%，重度燒傷。
老劉的妻子燒傷面積70%。由於經濟壓力，女方已經被轉移到小醫院治療。
重度燒傷的治療過程中，患者的疼痛，不言而喻。
老劉每天都需要換藥：徐曄要把紗布拆掉，全身塗藥，包裹上新的紗布。日復一日。
塗藥的過程，不亞於在傷口上不停地撒鹽，遍及全身。病人感受到的痛，大概是常人能理解到的100倍。
醫生自然懂得這種疼痛對病人意味著什麼，他們能做的也只是給病人鎮痛、安撫。
無論是在哪個科室，醫生面對治癒幾率大的病患，都在儘可能勸家屬堅持治療。
而家屬有更多層面的考慮，最實際的問題是——錢。
如果心腦突發的疾病，給家庭帶來的負擔是一筆巨大金額的手術費。那麼燒傷的負擔，則是長達幾個月甚至幾年經濟上的逐日耗損。
記得2010年10月22日selina在拍戲過程中，遭遇了爆破意外，全身56%的燒傷面積，入院接受治療。一直到2011年1月19日出院，經歷了3個月的治療。每一天的治療都在燒錢。
這種治療落實到普通家庭，意味著每一天的都有不小的治療費用要承擔。
錢永遠都是阻礙患者得到最理想治療的最大障礙。
每個家庭條件不一樣，巨大的醫療費用對於多數家庭來說，是天文數字。
老劉的燒傷面積比selina更大。每天換藥時間需要2小時，換藥的費用是大幾千元/天。之後需要做數次植皮手術，每次手術2-3萬元。
預計治癒，需要花費一百萬。老劉的兒子，在計較是否要繼續治療。他被徐曄約談了好幾次。
老劉的兒子傾盡積蓄，給親戚朋友借了個遍，才湊夠30萬。這些錢，無法支撐到植皮手術階段。
家人告知醫生，實在不行，就轉回小醫院去治療。對徐曄來說，轉院意味著不及目前的治療水平。
站在醫生的角度，如果不完成植皮，意味著老劉身上的創面無法癒合。然而，創面暴露在空氣當中隨時會感染，不僅僅是之前的努力前功盡棄，而是會令其喪命。
醫生希望家屬能積極配合，才能達到最好的愈療效果。驅使醫生一遍一遍勸病人家屬配合治療的，就是他們的良知。
可每一個家庭，都有著自己的算盤，難以被左右。
老劉的兒子並不願意傾家蕩產並背著巨大債務，來挽救燒傷的父親。
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大可以罵他自私
「這個兒子就是不想出錢，不孝啊。」
「錢沒了可以再賺，人沒了怎麼辦？」
但我們不是老劉的兒子，我們無法評判，他為什麼不抵押廠子不賣房子來挽救父親。
我們很難考慮到在鏡頭之外，老劉兒子抵押變賣了廠子房子的這筆錢，可以支撐父親多久。
老劉是否能夠接受舉家之力挽救自己所付出的代價。
也很難顧及到他還有燒傷的母親，還有子女，還有欠下的負債，這些錢要怎麼辦。
徐曄能做的，就是跟醫院申請救助，建議家屬去社會上尋求幫助，但也僅僅只能到這裡了。
燒傷科的老前輩有句話：有可能醫術還沒有碰到瓶頸的時候，就已經碰到人心的瓶頸了。這就是徐曄現在面臨的最難的歷練。
面對人心的問題，醫生往往也無所適從。
他們只能接受一個又一個重症病人被家人安排強行出院，留給他們是一次又一次的遺憾跟沮喪。
4.
被神化的醫生，才是易患矛盾的糾纏點。
無論平時多理智的人，都會在找到某個領域的專家之後，不自覺地開始心理暗示：交給他就能治好的，他可以救命。
有的家屬有一定的醫學背景，他們才能理解作為醫生所承擔的責任和風險。
可對多數家屬來說，他們不具備專業的醫學知識，是很難理解為什麼手術做完了，人還沒好。病情危重的患者家屬，更是提心弔膽。
為了從一定層面避免醫患矛盾，醫生以錄音的方式，來保留家屬同意手術的過程。這一套流程，讓人唏噓。
病人最終沒能獲救，部分家屬會理直氣壯地遷怒於醫生。這是醫患矛盾爆發的直接原因。
實則，醫生也是人，他們有自己的局限性。
縱然有幾十年數以萬計的手術經驗，在救治過程中也會出現許多能力範圍之外的危機。
醫學是門科學，科學是講究機率的。
醫生在面對低機率事件的時候，一樣會有難以言喻的失落難過。他們越想救人，碰到技無可施的情況，越是絕望。
他們面臨的還有被患者家屬投訴。
對於醫生而言，刀尖舔血的職業，促使他們無止盡地去學習、操練。
高壓工作，無規律的作息，朱良付對自己的身體隱隱擔憂，他生怕自己哪天會猝死。
可他是不敢死的，他無法面對自己倒下的後果。
而我們，能為醫生做的很少，可能只有尊重、信任、配合。
或許，給他們足夠的信任，得到救治之後，表現出高興感恩，就已經是我們能帶給醫生最厚重的禮物了。
對於平時鬆散慣了的我們，高興的可能是贏了一把遊戲。可對他們來說，內心的喜悅或許就是 「嘿，乾得不錯，又救了條命」 。
所以，別輕巧地跟風喊「人間不值得」。
當你把握到自己的價值，並且想為小我之外的世界做點什麼的時候，那就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