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導演范儉在今年3月前往武漢，用一個月的時間拍攝以「疫中社區人」為主題的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片中主人公之一是雙雙身患重症的黃沖、杜進夫婦。丈夫黃沖患有腎癌，已到晚期，妻子杜進則是尿毒症患者，靠透析維繫健康。當武漢舉全城之力抗擊疫情，黃沖和杜進這樣的非新冠重症人群成了「不惜一切代價中的代價」。但兩個人的真情和堅持，還是讓人看到個體在厄運前，所能付出的最大程度。
9月9日晚間，黃沖離開了人世。本文是導演范儉在拍攝後寫下的一篇手記，他用平實的語言記錄下黃沖、杜進夫婦在鏡頭之外的動人情感，以及自己從事紀錄片拍攝之初衷。
文丨范儉
編輯丨劉成碩
黃沖、杜進夫婦的疫期故事
今天早晨收到《被遺忘的春天》主人公杜進發來的消息，她丈夫黃沖昨晚去世了。原文如下：
「范導你好，我是杜進，黃沖已於昨天晚上18：26分在六醫院去世，生前他因病痛受了巨大的痛苦，希望在天堂再也沒有病痛的折磨，在（再）次代表黃沖向你給我們的無私幫助表示感謝，感恩！」
黃衝去世後，杜進發來的消息
《被遺忘的春天》展示了患有尿毒症的杜進和患有腎癌的黃沖在新冠疫情期間被耽誤的病情，片中尤其動人的是他們之間的情感，緊密溫暖。我當初選擇拍攝他們，主要是因為他們之間的這種情感，以及和我相仿的年紀，讓我感同身受。
我在選擇拍攝對象時，絕大多數時候會選擇我欣賞的人，或和我在某些氣質上相通的人。拍攝本身是一種相互吸引的過程，這是一種好的方法，能讓我對拍攝對象投入情感，很快找到溝通相處的方式，也會讓對方認同或「喜歡」我——這是拍好人物的重要前提。當然，也會有局限，就是我會排斥不喜歡或不認同的拍攝對象，即便對方從故事或思想上很值得拍攝。拍人物類紀錄片的過程是很長時間的相處，如果讓我和不喜歡不認同的人長時間相處，還要費勁「交朋友」，這種刻意於我來說大可不必。
杜進陪黃沖前往醫院
我在武漢拍攝以疫中社區為主題的《被遺忘的春天》，最終選定的主人公都是我喜歡的人物，比如家人得了新冠肺炎的蔡大姐一家，夫妻雙方都有重症在身的杜進、黃沖夫婦，還有在樓頂種菜養鴿子的劉叔一家，他們身上都有我喜歡的某些面向，他們對災難、對人生遭遇的態度也是我欣賞的。我在社區里也認識了很多不同人格類型的人物，比如一位抱怨那些得了新冠的鄰居，抱怨社區基層幹部工作不到位、給別人家發了免費魚但沒給自己，抱怨小區物業沒做好消殺工作的阿姨。我也拍了一些素材，但實在不願拍太多，因為我不喜歡抱怨型人格。
杜進、黃沖夫婦和我是同齡人，妻子杜進1976年出生，比我大一歲，丈夫黃沖比我小一歲。我通過社區副書記陳琦了解到有這麼一對陷入重症困境的夫婦，丈夫得了腎癌，妻子得了尿毒症，因為疫情耽誤了癌症的治療，癌細胞轉移，亟待住院醫治。沒見面之前，我以為這應該是年紀挺大的一對夫婦，見到後發現和我年紀相仿，一下子有了代入感——人生剛過了一半就面對如此遭際，這讓我想起兩個大學同學，因為癌症，早早告別了我們。如果杜進、黃沖只是普通的重症患者，面對普通的治療困境，也許我不會把他們當成主人公，讓我決定重點拍攝他們的緣由，一是年齡上的感同身受，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之間的情感。
杜進、黃沖夫婦在醫院走廊
杜進瘦瘦小小，膚色略黑；丈夫黃沖是高個，皮膚比較白。杜進說黃沖沒幹過體力活兒，生病前就是幫人開開車，他的手明顯比她的白皙。杜進笑著跟我說她力氣大，因為以前在工廠里做過工人，用車床車零件。她的體力在照顧病人過程中派上了用場。
黃沖得腎癌已經有三年，她的母親腎也不好，一年多前去世了，照顧黃沖的重擔完全落在杜進身上。隨著癌細胞的轉移，黃沖身體的疼痛逐漸從加法發展到乘法，每隔兩三個小時就要服用嗎啡片鎮痛。杜進的陪伴也能幫助黃沖緩解疼痛，四十出頭的黃沖在妻子面前像個孩子，希望妻子一直在視線里，疼痛時他會抓著她的手不放。一旦在房間裡見不到她的身影，黃沖會很焦慮，一直喊杜進的名字。問題是，杜進沒法一直陪在丈夫左右，她也是病人。她是尿毒症患者，隔兩三天就要去醫院透析，一次透析要花去至少半天，每次透析前她都要百般安撫丈夫。
杜進在醫院透析
新冠疫情爆發前的2020年1月份，黃沖身上的癌細胞已經往背部轉移，杜進準備讓黃沖住院治療，這樣她也能安心去做透析。但疫情一下子打亂了他們的計劃，癌症病人住不進醫院了，很多已經住院的癌症患者也被要求回家治療，騰出病房給新冠患者。整個武漢的醫療體系都在忙於應對新冠肺炎，其他重症患者都被暫時擱置一旁。
杜進說：「我恨死這個新冠病毒了。國家要不惜一切代價控制住疫情，如果疫情不早點結束，那我們就是那些代價中的代價。」
黃沖在家中靠止疼藥勉強度日
3月中旬，我們見到夫妻倆，正是杜進最焦慮的一段時間，眼見著丈夫背部的腫塊越來越大，卻仍然無法住進醫院。嗎啡片的鎮痛效果時間越來越短，杜進找醫生開了更為強力的止痛藥，能讓黃沖晚上好好睡一覺。從外人的角度看，黃沖已非常虛弱，即使能住進醫院，也未必樂觀。杜進則抱著極大的期待，做出最大的努力來救治丈夫。這是一種巨大的愛意，也是某種母性使然——杜進看著黃沖的眼神像一個孩子，那樣溫柔。人性當中有一種叫「感痛者」，就是能強烈感受到他人的疼痛，引起從心理到生理的強烈反應。杜進就是這樣的，黃沖疼痛呻吟時，杜進的眼神是焦灼、含著淚水，可以明顯感覺到她內心的疼痛。為了不讓丈夫看到，她常常走到窗戶旁邊衝著窗外拭淚，這個時節，窗外的桃花正燦爛盛開。她背對著我們和黃沖，肩膀輕微抖動。
杜進背對著黃沖流淚
黃沖是杜進的第二任丈夫，她的第一段婚姻不太幸福，和前夫有一個兒子，兒子和親生父親關係一般，倒和黃沖相處得很好。杜進的兒子和杜進的母親住在武昌，杜進夫婦二人住在漢口。沒生病前，黃沖曾給杜進帶來很多歡樂，黃沖會為家庭做很多周到的安排，出門吃飯、旅遊，他都會安排得妥妥噹噹，杜進完全不用操心。「那時候我都不知道家裡的鑰匙放在哪裡，問他就行了。」杜進說起有掩飾不住的幸福感，她很珍視這段婚姻。如今的情形完全相反，所有的事情杜進都得一人擔當，她本來並不是一個強大的女人，但現在不得不變得強大。
大概一周後，經過各方努力，黃沖終於住進了醫院。得到這個消息的那天下午，杜進輕手輕腳走到睡著的黃沖身邊，輕輕學了聲布穀鳥的叫聲把黃沖喚醒，溫柔地告訴他：可以住院了。
黃沖終於在四月下旬住進醫院
拍攝完成之後，我曾給杜進一個冷靜的提醒：現在可能是黃沖最後一段人生時光了，你們想一下如何度過這最後一程。杜進當時沒有回覆我，後來知道她當時不太願意面對這個現實，她期待奇蹟，相信奇蹟。那時候她的微信朋友圈有這樣的話：
「就這樣想一直牽著你的手，永遠不鬆開，也請你不要放棄，我們最後再一起努把力，期待老天的眷顧，奇蹟的出現。」配合這段文字的是一張圖片，杜進的手握著黃沖的手，杜進的手有些黑，黃沖的手很白，看上去有點失去血色。
儘管我心裡很清楚這一天遲早會到來，但今早收到這個消息還是感到心頭一驚，這麼快！死亡總是比想像的來得快。
黃沖對著鏡頭哽咽地說出「我想活」
回想了一下，過去五年里，我拍攝過的人物里有四位都在拍攝後去世，包括2016年余秀華的母親的去世和2018年初冉冉的爺爺的去世，還有2016年拍攝塵肺病患者期間一位患者在第一次拍攝後沒多久就去世了。如果再往前回顧，還有兩三位去世。
我只是感覺近年來我拍攝的人的死亡變得頻繁了，或者說死亡的密度增加了。如果算上我父親在2017年年底的去世，和一位大學同學去年的離開，我在四十歲後面對的死亡真的不少。
這是歲月的必然。我漸入中年，在某種意義上，是我的生命進程在「靠近」死亡。如果把生命看成一條直線的話，雖然從年紀上看貌似剛越過中線，但中線之後死亡的氣息越來越濃了。
從另外的角度說，生命的沉重天然就吸引我的注意，我會主動去拍攝這樣的主題，投射很多情緒和思考在其中。臧妮前些天跟我說，縱觀你的作品，大多很沉重。有時她投入太多情緒在這樣的作品裡，會喘不過氣來。她說，你能不能穿插拍一些輕盈的作品，我說我試試吧，但對沉重生命的冷峻思考是我的生命的底色，創作的底色，很難輕易轉變。
我又忽然想到我的創作起點，是拍一個註定要死亡的人。1999年，我剛大學畢業，在山東電視台拍了一個死刑犯從生到死的過程。這個死刑犯因搶劫被判死刑，之後決定捐獻自己的遺體器官來贖罪。我們在他行刑前一晚和他聊了很久，在那之前我們拍了他的家人，第二天我們拍了他去往刑場的過程，然後去醫院拍攝了他的腎臟被移植到一個患者身上的整個過程。
在我的早期職業生涯，那是最重要的一次拍攝經歷。那時我才22歲，如此近距離地審視生命的消逝和生命的延續，如此深入地思索善與惡之間的若干人性。那幾天我幾乎整夜失眠，大腦異常興奮，直到現在我還清晰記得那個死刑犯輕聲說話的語氣和略為羞澀的表情。後來片子得了個紀錄片獎，我才知道我拍的是紀錄片。
大概從那時起，我就準備走上拍紀錄片這條不歸路了。
范儉
2020年9月10日
THE END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cn/OQl9kXQBd8y1i3sJmtY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