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現實中的另一個澳大利亞
有沒有一個瞬間，你覺得自己現實生活中的澳大利亞，好像和新聞報道上的官方版本有點不太一樣？
畢竟在大寫加粗的新聞標題中，持續的低通脹已令澳洲政府與央行殫精竭慮：「通貨膨脹水平創歷史新低，提醒澳洲經濟出現巨大問題。」
今年第一季度的季度通脹率甚至跌至0，不但重重拖了年度目標2-3%的後腿，也敲響了通貨緊縮的警鐘。
事實上，低通脹也正是刺激澳大利亞央行最近連番減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上個月央行決定第一次降息時，行長菲利普·洛（Philip Lowe）在會後的例行聲明表示：「董事會做出這一決定是為了支持就業增長，並增強人們對通脹將與中期目標保持一致的信心。」
Philip Lowe（左）與財長Josh Frydenberg / 來源：AAP
而通脹率一般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來表示，CPI可以用於分析市場價格的基本動態，也是政府制定物價政策和工資政策的重要依據。極低的通脹率，也就意味著物價幾乎沒有上漲，甚至出現下跌（通縮）。
經濟學家告訴我們的是，當物價下跌時，消費者會停止現有消費，並等待未來價格下跌——從而扼殺消費經濟，並可能導致經濟衰退，使許多人失業。
所以央行會想方設法讓消費者多從口袋掏出錢；但另一方面，我們卻覺得口袋的錢在澳大利亞越來越不夠花：
為什麼明明官宣了「低通脹」，然而那些信箱裡蹭蹭上漲的帳單所提醒著我們的CPI，卻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是不是活在另一個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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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好的「低通脹」，為什麼卻越活越窮？
為什麼會覺得在澳洲越活越窮？
有人說，錢越來越不夠花的主要原因在於低工資水平增長——事實上，這也是頗多澳洲政客在大選前遊說強調的重要論點之一。
就連曾經大舉反對工會要求加薪的澳大利亞央行，也加入了主張提高工資的隊伍，「收入的增長水平過低是根本問題所在。」
央行行長菲利普·洛曾在2019年2月對眾議院經濟委員會表示，「我認為，許多人借貸時假設了自己的收入會以原來的速度增長，但他們卻沒有看到這樣的增長——於是他們遇到了困難，沒有那麼多的自由現金，便不能以某種方式消費。」
「這就是為什麼我如此強調提高工資增長的必要性。」
那麼是不是漲工資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實際上，在過去二十年間，澳大利亞全國薪水的漲幅是以微弱的優勢高過官方CPI的：
根據澳洲統計局ABS數據，從2000年第四季度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衡量通脹的官方CPI上升了57%，而同期工資的漲幅為78%。
明明工資已經漲過了物價，為什麼錢還是不夠花？
事實上，儘管CPI仍然被絕大多數統計學家公認為是衡量通脹的最佳指標，但富達投資的資產管理專家安東尼·道爾（Anthony Doyle）認為，CPI並不被認為是一種能夠反應真實生活成本和生活水平的工具。
雖然編制真正的生活成本指數對統計機構來說太難了，因為不同的人會購買不同的東西，不過在他看來，通過追蹤CPI的各大基本分類商品與服務的具體價格變化，可以了解澳大利亞家庭真正面臨著的物價壓力：
比如學校、醫療、電費在內的一些必需生活成本，甚至在過去二十年間驚人地增長了近200%——遠遠超出同期CPI的增幅。
歡迎你，來到真實的澳大利亞。
2
圖解：越來越廉價的「奢侈品」 vs 越來越昂貴的「必需品」
根據官方消費物價指數中的子類別，道爾分別跟蹤並比較了自2000年以來，澳大利亞各類「必需」與「非必需」的商品與服務的價格變動（如下圖所示）。
據統計，雖然澳洲官方CPI在此期間上升了57%，但一些必需的生活成本——比如教育、保健、幼兒管護、保險、住房和大多數公用事業的價格漲幅，都遠遠高於官方CPI的漲幅。
其中，醫院和醫療服務的費用上升了195%，學前教育和初等教育幾乎增加了160%，而電費則猛增了194%。甚至連食品價格也比CPI上漲的更快。
「上個季度收到的市政費帳單就又漲了四分之一。」 位於雪梨、家中有兩個孩子的Laura（化名）抱怨道。
「說實話，大家都覺得只有私校的費用漲得厲害，但我還要說兩句。我的兩個兒子上的都是公立小學和高中。他們所謂的『自願捐款』——其實就是變相收費一直在漲，更別提高中的課本費簡直太貴了。」
她打開了話匣子之後就幾乎停不下來，「還有近幾年越來越多的Toll（收費公路），最近這不又新通了一個隧道。」
雪梨的收費公路地圖 / 來源：Roads Australia
事實上，對於像Laura這樣的大多數澳大利亞人來說，這些開支幾乎都是剛性需求——根本無法避免。
而有些諷刺的是，同期價格相對下降的商品及服務類別，卻往往都是那些可買或不買的東西，例如衣服、汽車、視聽器材、家具，以及遊戲玩具等。
隨著這些曾經的「奢侈品」變得越來越觸手可得，而那些明明位於馬斯洛金字塔更靠近底端的「必需品」，卻日益一日地將在澳大利亞拼搏的人們逐漸壓彎了腰。
在經濟學上有一個名詞叫「恩格爾係數」，就是一個人用來購買生活必需品（食品）的錢占其總收入的比例，一個人的恩格爾係數越高，就說明他越窮，反之就說明越富。
從這個角度看，對於收入較低的人群來說，生活必需品的漲價對其生活的影響尤其大。
因為必需品的需求是剛性的，能夠減少的空間是相當有限的。比如電費漲了，固然可以減少使用電暖，但總不能不開燈吧？總不能為了日子「越過越好」，就每天住在車裡（還得是太陽能車），什麼也不幹整天就打電腦遊戲吧？
所以在基本生活成本的高水平「隱性通脹」下，人們只能通過減少非必需品的消費支出來維持正常生活。這樣一來，市場也就更加疲軟，整個經濟的增長都會被拖累。
但是央行與政府可不會痛快地承認這一點。
畢竟他們睜大眼睛盯著的，是那個冠冕堂皇的「2%-3%」年通脹目標——雖然背地裡，政府、銀行與行業的既得利益者們可能都心知肚明地明白，自己正是遠遠高過這個水平的「隱性通脹」的贏家。
事實上，那些價格增長最為顯著的行業，比如電力與天然氣市場，就都有與政府的監管失控脫不開干係的「黑歷史」。
而隨著官方利率一降再降，產生的回報也越來越難與這些大幅上升的生活成本部分的增幅保持一致，許多澳大利亞人，尤其是年齡較大的投資者，不得不被迫面臨尋求更高風險的高收益方式——比如股票和房地產。
這也意味著，這些人在其中成為了最大的輸家：
收入低增長的養老金領取者；
低利率的銀行儲戶；
以及那些不明白自己為何明明工資漲過了CPI，卻還是不能達到收支平衡的澳洲普通工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