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備受寵愛的江南閨秀，是風華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卻奉獻了大半輩子的光陰守護著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人們親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兒」，她卻說，我其實也想過離開。然而，在每一個荊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選擇了堅守。她是樊錦詩，1963年北京大學畢業，進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歷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院長、名譽院長，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護和傳承奮鬥了56個春秋，並且還在繼續做著貢獻。2019年，國慶前夕，習近平總書記親自為樊錦詩先生頒發國家榮譽稱號勳章。
日前，譯林出版社推出了《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這也是她首次直面讀者，親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該書由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顧春芳執筆。2019年10月21日，新書發布會在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舉行，樊錦詩本人出席活動。面對大家的稱讚與崇敬，樊錦詩是謙虛的，對她而言，她一生挂念的，至今仍在為止奔走的——仍是敦煌。
文物保護學者的心靈史
「我的經歷很簡單，出生在北京，上海長大，北大求學，到敦煌工作。我從來沒想過我要寫什麼自傳、回憶錄，真的想都沒想過。」在新書發布會現場，樊錦詩做了20分鐘的發言，雖然幾次推說自己年紀大了，可是在發言中每位觀眾都感受到她幹練的性格與深厚的學養，以及她對敦煌毫無保留。她從不講虛的，言必務實。在樊錦詩心裡，敦煌就是標尺：「我自己知道敦煌的價值。世界遺產評獎的時候大家對敦煌有很高的評價。但是就在那兒普普通通的工作有什麼好寫的，沒什麼。」
但真正讓她動念寫自傳的，除了這些年友人的建議之外，還有一種責任感。她覺得自己有責任把她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幾十年見證的歷史寫下來，把那些和研究院前輩、同仁一起工作的故事記錄下來。她講到在工作中看到常書鴻院長、段文傑院長為敦煌所做的一切，講到在政治不太平的年代堅守敦煌的研究者依然恪盡職守，講到在條件依舊艱苦的情況下，依然有人深入大漠，默默無聞地把一生奉獻給敦煌：「他們對敦煌的愛真的是發自內心。敦煌能從老照片的廢墟里，發展過70年來到敦煌研究院，真正是這些老先生們帶頭留下來的。他們為此奮鬥，白手起家，無怨無悔。我們這些後生呢？好像也要做點事兒。」
於是這本自傳就在她的講述和執筆者顧春芳的記錄中開始了。作為執筆者，顧春芳說《我心歸處是敦煌》是她研究寫作生涯中格外不同的經歷。撰寫《我心歸處是敦煌》花費了四年時間，「用四年的時間為這樣一位令我發自內心尊敬的人寫一本傳記非常值得。我並不是研究敦煌學和考古學的學者，寫作這樣一本書要重新學習，要做許多的準備。敦煌學的相關文獻，敦煌藝術的相關研究，考古學的相關知識，壁畫保護的理念和方法都需要我逐一深入了解的領域，無論做多少準備都是不夠的。」顧春芳說，寫作樊錦詩的傳記她必須了解敦煌的學術史，但她並非寫敦煌的學術史，「我要寫的是一個對敦煌學的方方面面有廣泛研究並一生踐行文物保護學者的心靈史。
「我認為傳記要儘可能的呈現在特定時代中人物的真實，好的傳記也不是為人物歌功頌德，而是探索人之所以成為他現在這樣的根源，我在和樊先生交往過程中最為關注的並不是她所獲得的榮譽，而是她作為人的內心真實衝突，她如何自我超越的經驗。關於人的覺悟和超越的根本性的問題，我認為這才是我要為這本傳記注入的靈魂。」顧春芳說。
難道文物的一切意義就是旅遊嗎？
首發式結束後，樊錦詩接受了媒體的訪問。樊錦詩與記者談到了文物、旅遊與數字敦煌之間的關係。樊錦詩對敦煌的保護，不僅是考古文博專業方向內，更在於她對保護敦煌理性的態度，有時候這態度甚至激烈的。
1998年，樊錦詩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長。正值西部大開發、旅遊大發展的熱潮，莫高窟的遊客數量呈現急劇增長態勢。1979年只有1萬人，1984年突破10萬人，到1998年達到20萬人。面對敦煌旅遊開發的熱潮，樊錦詩非常矛盾，面對當時有人提議「大景區開發模式是大勢所趨」甚至要將敦煌納入「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區建設規劃」並交由企業管理，樊錦詩寢食難安。「毫不誇張地講，那些日子裡，我只要一想到讓旅遊公司經營管理莫高窟這樣具有特殊價值的人類文化遺產，就會驚出一身冷汗。」樊錦詩在書中講到。
時至今日，她提到當時外界的聲音，態度仍然是堅決的。「大景區當然不是大勢所趨。」在樊錦詩看來，面對文物如果只看到旅遊的商業價值，則是太表面了，「我們中國發展很快，但現在軟實力仍然存在問題，文化中所有的制度也好，道路也好，根基是中國的文化。這個裡頭的內容可豐富，可是我們現在遠遠還沒有完成。」
對樊錦詩而言，她視保護敦煌為一生的使命，「現在有一種想法，覺得文博研究花了這麼多錢修復文物，總是提保護，就會影響旅遊行業的收入。好像文物的一切意義就是旅遊——也不是不對，但是有一條，文物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現在要簡單一點地說，保護和開發是有矛盾的，而我們的敦煌研究要做什麼？就是完整、真實地保護她的歷史信息，把她的價值傳給子孫後代。如果沒有好好挖掘文物的價值就讓企業來開發旅遊，那我就是罪人。」樊錦詩說。
而這樣理智冷靜的聲音，在當時被一些斷章取義的媒體曲解了。「後來媒體總是說我反對旅遊。我從來沒反對過旅遊，大家關注莫高窟是多好的事！敦煌研究院為了讓遊客遊覽好，不知做了多少工作。」
在新世紀之初，她依法議案，拒絕了大景區的企業化開發，而具有前瞻性地將敦煌的保護工作放在「敦煌石窟文物數字化」工程上——這個工程採用數字採集、數字處理、數字存儲、數字展示、數字傳播等數字化手段。
「『數字敦煌』包含兩個方面的設想。 第一，數字化的敦煌壁畫信息庫建設，真實保存壁畫本真信息，同時也可以真實反映壁畫當前的狀態，使數字化的敦煌壁畫圖像日後成為第一手的壁畫信息資料，既可以為敦煌藝術的保存和研究提供基礎性的信息,也可以為制定壁畫保護的措施和研究壁畫變化的原因提供最可靠的依據，作為壁畫保護的重要檔案資料，同時也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研究成果以及相關資料彙集成電子檔案。 第二，找到一種方式將洞窟、壁畫、彩塑及與敦煌相關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級智能數字圖像,利用敦煌數字檔案開發數字電影，使敦煌藝術走出莫高窟,遊客可以「窟外看窟」,減輕洞窟的開放壓力,真正地實現一勞永逸。」在樊錦詩的自傳中寫道。如今遊客再前去敦煌在數展中心看到的4K高清寬銀幕主題電影《千年莫高》和8K實景球幕電影《夢幻佛宮》就是數字敦煌面向公眾的最好展示。
「道理就是這樣，有一天如果古蹟沒有了，還怎麼研究，還怎麼旅遊呢？」樊錦詩在現場說。
文/北京青年報 記者 張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