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承美和黃棉襖男孩的合影
文章摘要：攝影師向承美的電腦里有一張照片。穿土黃色棉襖的小男孩坐在木門前，表情懵懂，臉上有些泥巴。為了拍這張照片，她花了一個下午和他爬樹、玩遊戲，男孩終於從躲躲閃閃到安靜坐下，同意拍照。
這是向承美過去四年的日常。在重慶、湖南和貴州農村，她拍老人也拍孩子。老人坐在自家院壩聊天、擇菜，皺紋里有歲月磨難，也有現世滿足。孩子多是留守兒童，300多張大頭照擺在一起，向承美覺得他們像同一個人，「眉目間的焦慮和迷茫很相似」。
這些影像組成她的系列作品《農民志》。向承美如今在澳洲讀藝術博士，她希望用這些照片記錄城市化大背景下農民的生存現實，「這個邊緣和透明的群體應該被更多人看見」。
本文是她的口述。
文 | 張楠茜
編輯 | 陶若谷
1
我是家裡第四個孩子，老家在重慶農村。當年我屬於「超生」，沒上戶口，從小到大總被人叫「黑戶」，我羨慕那些有戶口的同學。
後來，家裡花錢給我上了城市戶，為了到城裡讀大學。在那裡，我發現小時候想擁有的農村戶口並不受歡迎。2010年，我到澳大利亞留學，又發現不管城市還是農村，戶口這東西老外根本不看重。
這對我觸動很大，我開始意識到農村群體的「邊緣」。
我一直覺得父母在外打工、孩子留守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但在澳洲學攝影，給他們的農村家庭拍照，我發現他們是完整的，有父母，有幾個孩子，還有一條狗。
從那時起，我開始想關注中國的農村。
有次回重慶萬州，我和媽媽在村裡散步，遇到一個90多歲的瘦小老太太。她從山上背一捆柴回來，柴木比她的人都高出很多了，我就拍下這張照片。
向承美家鄉的農村老太太
當時我在澳洲做另一個藝術展《女媧復甦》，關於女性主義的，我把照片拿給一個中國的藝術批評家看，他說「太形式化了」，表達很刻意。我就跟他聊，聊到國內一則社會新聞，有個在外打工的人，農村的老爹想見他，不得不騙他說自己要死了。後來兒子回村了，怪他，他就真喝農藥死了。
講著這個故事，我突然就哭了，那個批評家說，「你有情懷，但還沒找到自己的方法。」
這麼多年我一直在找。回國期間，我喜歡坐上火車去不同的地方，綠皮火車上有很多農村人。我和媽媽也開始更多交流，她是土生土長的農民，70歲了，經歷過那個年代：饑荒、人民公社、知青下鄉。
有次帶她去上海，上海本地的計程車司機說，退休後一個月有四五千塊收入。她跟我去澳洲，知道了當地人不論農村還是城市，60歲以後會有大概七千人民幣左右的退休金。
她第一次聽到這些，但並沒有覺得很不公平，還感覺挺知足的，「我們那裡，政府每個月也會發百來塊錢」。和村裡大多數老人差不多，她能講得出曾經歷的苦難，所以覺得現在生活挺好的。
去年的一則新聞說，農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提高，在原來每人每月70元的基礎上增加18元，提高到88元。（編者註：2018年5月，國際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發布《關於2018年提高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的通知》。）
城裡老人有工作，他們有退休金，但農村老人種一輩子田，老了就指著政府發放的收入和兒女贍養。
88元對農村老人來說，意味著什麼？他們會怎麼對待這筆錢？
我產生了好奇，於是我讓媽媽幫我找老家鎮上的老人，給他們每人88塊錢，「買什麼東西都可以，你隨便買」，我想給他們拍一組照片：《幸福88》。
我鼓勵他們去不同的地方買，也不限定時間，但他們買來的東西大同小異。
8月2日，「幸福88」系列作品在澳大利亞Cool Change當代藝術中心展出。
張大爺88歲，年輕時是生產隊隊長。我每次回去，他都背一個竹背簍，抽著土煙，由於年老駝背，他的頭都快碰到膝蓋了，還在田裡幹活。老伴去世了，他獨居。
他家裡條件其實還不錯，其中一個女婿是包工頭，做的項目挺大，女兒給他在老家修了一幢房子。但很多農村老人都是這樣，子女會給錢，可他們還是沒有安全感，堅持勞作，擔心子女什麼時候就不管了，自己種出來的「錢」，更硬氣，有自尊。
他買了兩坨面一共4斤，糯米20公斤，因為這個「能吃很久」。
這是譚家兩夫婦，穿著紅衣服來拍照的，你看不出苦難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痕跡。他倆年輕時在外打工，十幾歲的女兒在老家，從山上掉下來摔死了。上年紀後他們回到老家，靠譚大爺跑摩的維生。兩個兒子在外工作，其中一個幾年前打工時去世，兒媳婦接受不了，喝藥跟著走了。
另一個兒子發展還不錯，在廣東承包魚塘。今年譚大爺過生日，他難得坐了趟飛機去廣東玩，很開心。
買完東西還剩一點點錢，一人買了一個棒棒糖。
這個奶奶姓向，老伴過世，獨居。
聽說她以前被老伴打，兒媳婦對她不太好。這次她為了拍照還專門打扮，穿了粉色的圍裙。她買了小麵包零食、面、洗衣粉，說小麵包下田地的時候吃，平時捨不得買。
還有一位老人沒有拍。她不跟人聊天和來往，兒子媳婦挺有錢的，但是她一個人住在破房子裡，房子還漏水，廚房是整個屋子唯一比較乾燥的地方，所以放了一口棺材，她老早就給自己打好的。院子裡到處都是雞屎，當時我沒忍心拍。
2
老家的街上現在是一排排整齊的小樓房，兩三層高，牆壁貼著乾淨潔白的瓷磚，房間寬敞明亮。
這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人回來修的，可裡面就住著兩個老人、一個小孩。打工的人其實一年就回來住幾天。
右邊的男人在鋼鐵廠工作。孩子現在上大學了，從八歲開始成了留守孩子。
他說現在跟媽媽爸爸關係非常不好，覺得自己從小是孤兒，不能理解為什麼其他小孩爸爸媽媽每年能回來一次，「你怎麼有時候一年一次都不回來？」
很多人在外打工久了，不願回去，但是孩子沒法到城裡讀書：要交借讀費，打工沒時間，也不能照顧好孩子。也有妻子回去，老公還在外面打工的，但孩子普遍感覺在孤獨當中長大，以後做了父母，他們的孩子又變成留守兒童。
我本來放的是原圖，發到高中班群里，但是後來作品連結被人舉報了。
高中班群里的同學大多是名牌大學畢業，在城裡過著優渥的生活，我以為他們更關注社會，能夠理解這些問題，沒想到他們說我「揭露醜陋」，「打著藝術的旗號詆毀國家」，有個為我發聲的同學還被踢出群了。
我就看著這些照片，遠看能看到他們的家，但近看，家是模糊的。他們在一起的時光是碎片的，孩子跟父母的交流也是，每年相聚又分開，是一種撕心裂肺的疼。
乾脆我就用編織的方法處理了一下，把人的身份去掉了，也更符合想表達的家庭的破碎感。
講每一個人的故事，感覺都很撕裂。
右邊的女人是我小學同學。她和老公都在工地上打工，住工棚。女兒一歲時，夫妻倆就出去打工了。回萬州要坐27個小時的火車，5年他們和女兒才見4面。
這組照片都是這樣，左邊是老家的孩子和老人，右邊是在外打工者，後面是他們的房子。中間一張張的車票將整個家庭連接起來。
這個孩子只有奶奶了，右邊是空白。他爸爸在工地上幹活時死了，媽媽離開再沒有回來。我問他幾年級，幾歲，任何問題他都不回答，後來他奶奶說，站起來給阿姨拍個照，他才終於拍了這個照片。
向承美鏡頭記錄的留守兒童
我拍了300多個留守孩子，最小的幾個月，最大的二十幾歲。他們的神情就像同一個人，我覺得可能他們的境遇、經歷的很多事都一樣吧。
不止一個孩子覺得自己是孤兒，老人管他們吃飽穿暖，但深層次的教育達不到。在我看來，他們是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被犧牲、被遺棄的一些孩子。
3
本來我打算拍視頻，做一些採訪。剛開始孩子們還比較開心和調皮，但只要問「你多久沒見爸爸媽媽了」，「最想跟他們一起做什麼事情」，他們說著說著，眼淚就打轉，我就沒再問了。
有一次，我看四五個孩子聚在一起，想給他們拍張肖像照，但怎麼喊都不過來。天氣很冷，他們坐在小板凳上，一人端一個手機，打聯機遊戲。我跟著他們站了50分鐘，手都凍木了，我走了他們還在玩。
在農村，孩子玩手機比老人用手機的時間多得多，大人買手機也是給孩子一個慰藉，人不在身邊。
後來我想到帶他們去野外畫畫，一起玩，他們積極性很高。
留守兒童的繪畫作品：和爸爸媽媽手機視頻聊天
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幅畫。
孩子10歲左右，和爺爺奶奶住在鎮上，父母在萬州縣城打工，開車過去大概四五十分鐘。面前是電視，電視里放著武俠片還是槍戰片，爸爸媽媽在手機螢幕里，他和爸媽視頻聊天。
他說他的夢想是做出可以讓人飛起來的藥水。
這個女孩是唯一一個主動來要我電話的，她可能覺得我是個博士，想和我多學習。她讀六年級，以後想當歌手，讓爸爸媽媽看到她在舞台上唱歌。
我想用圖片表現農民群體面臨的一些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對社會的影響，希望更多人看到微小個體被尊重。
但高中同學說這個課題沒有意義，有人說我在消費苦難。我的觀點是，如果我拍了就走了，拿去謀取利益，也許是消費苦難。但是他們來過這個世界，有必要被尊重、被記錄，我如果花上一生的時間去記錄這些苦難，還是不是在消費？
也有同學私聊我，說沒想到當年那個老實本分的女同學，能引起他的思考——「我們不曾關注到的農村正在逐漸邊緣和透明化」。同學群里的集體發難也讓他反思：好極了還是糟透了？
向承美在農村的廢墟上辦的留守兒童畫展
但是，村裡的人不覺得自己邊緣，不覺得自己是失語的，他們認為這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周圍絕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在生活。
孩子畫的最多的要素是什麼？家。有一個孩子的夢想是，造個專門給殘疾人住的房子，給家人住。
（文中所有圖片為向承美女士向《極晝》提供，版權歸其個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