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誰是農民？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常常聽到有人深情地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要為農民說話，替農民辦事。」20世紀90年代，三農問題尖銳時，全國人民對農民充滿同情；取消延續2000多年的農業稅，全國人民都支持；給農民財政補貼，建設美麗鄉村，所有人都認為應該；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所有人都認為正確。總之，凡是為農民辦事謀利益，道義上都具有正確性，語氣上可以不容置疑。
為什麼為農民說話、替農民辦事就具有正義性？輿論就支持？人民就贊成？為什麼無論是高官、學者還是媒體人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的親戚朋友都是農民，所以我要為農民謀利益？」
因為農民是中國最大規模的勞動群體，他們中大多數人為共和國做出巨大貢獻但至今仍然收入不高、處境不佳。站在他們一邊，就是站在道義和正義一邊。
不過，在當前中國的語境中，為農民說話謀利益，雖然政治正確，其農民所指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群。今天的農民不再是一個單稱，而是許多完全不同人群的總稱。我們需要分清楚在為農民說話時，到底是為哪一個農民群體說話。
二 當前中國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農民。一種是占全國絕大多數的一般農業型地區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一種是占極少數的沿海發達地區、大中城市近郊以及城中村的農民。
前一種農民占農民總數的90%以上，他們的家庭收入主要來自中老年父母的務農收入和年輕子女外出務工的收入，一個農民家庭主要靠代際分工來形成半工半耕的結構。「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經營決定了務農收入不可能很高，外出務工的工資收入受市場平均工資水平決定，也不可能太高。在這種農民家庭中，務農收入解決溫飽，務工收入成為積蓄，農民家庭溫飽有餘、小康不足。這部分農民與世無爭，既不上訪，也不爭利，很少發生群體性事件，缺少社會的關注。
後一種農民因為土地處在經濟發展帶來城市擴張的推進面上，他們的土地要被征轉為城市建設用地，住房可能要拆遷。因為征地拆遷，這部分農民可以獲得相應補償安置。經濟發展、城市擴張形成土地非農使用的巨額增值收益，雖然大部分被地方政府以土地財政的形式用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但農民也分享到了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的好處。而且，城市發展帶來更多就業和經商機會，使這部分農民更容易獲得更高收入。這部分農民還可以從城市發展中獲取出租住房的機會。因為存在巨大的土地非農使用增值收益，借征地拆遷機會，農民會要求更大更多的征地拆遷補償，農民與地方政府在如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上進行利益博弈，並因此引發占全國農民上訪總數一半以上的上訪事件，這部分農民的狀況也因此受到媒體高度關注，引起決策層高度重視。但實際上，就筆者調查來看，這部分農民的狀況要遠好於全國農民的總體狀況，且農民盼征地盼拆遷是一個被有意遮蔽了的事實，這些有了征地拆遷機會的農民不是不願征地拆遷而是希望獲得更大更多的征地拆遷利益。在有些地方，城郊尤其是城中村，農民已經成為土地食利者。他們的狀況不僅遠好於全國一般地區的農民，甚至要好於城市居民。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分農民已不再是純粹農民，而是土地食利者，是與全國90%以上一般農業型地區的農民完全不同的群體。
當前媒體和學術界的主流意見似乎都是站在這部分農民立場上講話的，要給這部分農民以更大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機會。如果這部分農民只是食利者，那麼媒體表面上為農民講話，實際上就只是在為食利者講話。
站在農民立場講話還是站在土地食利者立場講話，是一個大問題。
一般農業型地區的農民也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稱謂。首先要區分承包土地的農民和經營土地的農民。當前農村集體土地是承包到集體成員並長久不變的。承包關係長久不變，但土地經營者卻在變動，其中一個重要變動是大量且越來
越多承包土地的農民進城務工經商，這些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將承包地流轉給仍然留村種田的農民經營。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農戶承包土地流轉面積達到3.1億畝，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23.9%。站在承包者的立場，土地租金越高越好，站在農業經營者的立場，農業本來就是弱質產業，利潤不多，土地租金太高，經營者利益就會受損。從土地權利安排上講，對於離開土地、不具體經營土地的承包者而言，土地權利越大越好，對於經營土地、在土地上進行農業生產的農民而言，當前農村耕地產權分散，地塊零碎，耕作不便、灌溉不便、收割不便、植保不便，總之是生產不方便，他們需要將耕地整合起來進行連片經營的產權安排，所以希望村莊集體有一定的統地能力，而不是片面強調承包人的土地承包權。
種地的農民也是一個高度異質的概念：種自己承包地的農戶，通過口頭協議流入土地形成適度經營規模的「中堅農民」，通過正規合同流入土地形成一定經營規模的家庭農場，租地的專業大戶，從事農業經營的企業，等等。種自己土地的農戶，最大問題是經營規模太小，地塊分散，生產環節缺乏集體統的力量的社會化服務的支持。以口頭協議為基礎、流入進城親朋鄰里耕地耕種的「中堅農民」，土地租金不高，農業收入不低，自置一些機械，若再有一定社會化服務，這樣的「中堅農民」種田就會既有效率又可持續。根據筆者估計，當前「中堅農民」占農戶的比重大約在10%~20%之間。這些留在村莊務農的「中堅農民」，因為收入來自村莊，社會關係也在村莊，他們就成為村莊治理的有生力量。通過正規合同流入土地形成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和農業企業，一般會要求耕地連片，帶來的問題是土地租金一般較高，種田風險很大，因此尤其指望國家在資金和政策方面給予優惠。
國家補貼通過正規協議流入土地形成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和農業企業，就會擠壓自發土地流轉所形成「中堅農民」的生存空間，因為過去低價流轉給「中堅農民」的土地很快就會流轉到大戶手中。而且老人農業也越來越受到擠壓。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國家政策支持，給大戶農業補貼，反而會破壞具有極強農業生產能力和良好社會穩定性的「老人農業+中堅農民」的農村基本社會經濟結構。
從流出土地農戶來看，越是有能力在城市安居的農戶，就越希望有正規長期的土地流出，以獲取最高租金，而難以在城市安居、隨時有可能返回農村的農民則希望土地只是不正規的、可以隨時要回耕種的流轉，他們在高租金和收回自種的權利之間找平衡。
種自家承包地的農戶也有不同，家庭農業中，有老人農業，種幾畝地，也有黑龍江一戶承包數百畝，自己當「背手農民」的家庭農業。黑龍江不少農戶承包土地數百畝，自己不經營而是僱人種田，這樣的「背手農民」，因為具有規模經營的條件，農業現代化程度高，收入高，對國家糧食貢獻大，因此成為受到鼓勵的農民，這類「背手農民」比重很少，卻是媒體最為青睞的對象，而老人農業則成了負面含義極強的詞彙。
租土地耕種的農民，或農業經營主體，包括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和農業企業，因為具有經營規模，較多資本投入，農業生產效率高，產出大，而成為農業的典範和希望，成為受到國家政策鼓勵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這些農民形象光鮮、含義正面，是廣受追捧的群體。這些群體因此獲得更多的話語權。相應地，當前中國大多數農民成了落後的、要抓緊時間淘汰的群體。
除了以上「應該」得到國家大力扶持的規模經營主體以外，據說誰來種田是重大現實難題，培養職業農民刻不容緩，因此，如何制定政策，通過財政支持來培育扶持職業農民，並最終由職業農民替代老人農業，需儘快提上議事日程。
據說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的農業很成功，日本有大約200萬農戶，但農民通過農協可以壟斷農產品生產與供給，從而保護自身利益。中國就是要通過農民職業化，形成人數很多、能量很大、收入很高的新型職業農民，既解決農民問題，又解決農業問題？問題是，在日本、韓國、中國台灣，農民人數很少，農產品價格奇高，糧食自給率只有30%多一點，而農業補貼極多，這樣的農業能算成功？
這樣，在種田的農民中，又可以區分出一般的種自家承包地的「小農」，通過口頭協議流轉土地形成適度規模經營的「中堅農民」，國家財政支持所培育起來的家庭農場、專業大戶和農業企業，以及未來擔當農業大任的職業農民。前面的「小農」和「中堅農民」，在發展現代農業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語境下都是要淘汰的對象，都是不應得到支持的落後生產力的象徵；而具有融資能力、可以進行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企業以及職業農民，因其規模經營和高勞動生產率，而可能只需要2000萬個此類的農業經營主體，就已足夠耕種18億畝耕地。如此一來，當前中國2.1億戶小農就要儘快地消滅？要讓多餘的農民進城？
三 因為農民是弱勢群體，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企業和職業農民代表了中國農業的方向，所以要站在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企業和職業農民立場上理直氣壯為他們講話。
還有人說華西村和南街村的村民也是農民，這些村的農民早已變成僱主，如何還可以說是農民？
有人說，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不再是農民，而是工人，但進城務工經商的大多數農民工的父母和子女仍然留守農村，農業收入仍然是他們完成家庭再生產的重要收入來源，他們進城還有可能隨時返回農村，他們難道不是農民？
有人說，有農村土地、到農村買房的就是農民。因為承包關係長久不變，權利可以繼承，有些早已在城市安居的農村進城人口卻不會隨便退出土地而將土地留作「鄉愁」。
還有城市人到農村買房作為度假休閒，以實現更高生活質量，他們住在農村，在農村有房產，需要農村有更好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他們也是農民嗎？
農村中，因為有背景而成為釘子戶，成為借農民弱勢群體身份來謀取個人最大利益的人，他們是農民嗎？
當我們理直氣壯地要為農民講話、替農民謀利益時，我們所說的農民就只能是作為中國最大弱勢群體的農民，站在農民的立場，是站在當前仍然留村務農及雖然進城務工經商但仍未能在城市體面安居的農民工的立場上。我們不是用「抽象的農民+抽象的權利話語」來為農民講話，而要具體地、設身處地地為仍然處在中國社會金字塔底層的大多數人考慮，我們要考慮如何讓他們生活得體面而有尊嚴。應該讓他們即使收入不多，也仍然可以保持生活的意義與價值。舉例來講，當前中國正處在快速城市化階段，農民進城能否在城市安居？若無法在城市安居還能否返回村莊？與其讓農民落入貧民窟，不如讓他們可以選擇返回村莊，因為村莊畢竟是他們祖祖輩輩生活過的地方，是熟人社會，有農家小院，有土地可以耕種，有根、有意義，還有新鮮的空氣。總之，所謂農民立場，就是為中國最廣大的農民群體謀取獲得基本尊嚴的生存條件。這部分農民有出路，中國才有出路。這是一個底線。農民企業家、農村出身的官員學者媒體人、已經在城市安居的農民，都不再是這個意義上的農民。
我們一定要對「誰是農民」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