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產業扶貧過程中, 除了各級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外, 村莊精英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遼寧省Z縣A村實踐表明, 在關注「地方性知識」並依照貧困戶特有「慣習」的基礎上, 村莊精英在產業定位、資金籌措、技術傳授、市場開拓等環節給予貧困戶以重要幫扶, 能大大提高產業扶貧的效率。研究發現, 在基於自保與自利理性形成的利益共同體中, 政府、精英與貧困戶的相互需求依賴以及熟人社會的場域基礎是促成「精英幫扶」的重要因素。為確保並提升「精英幫扶」的效度, 需要加強監督並注重思想引導, 加大扶持力度, 進而在精英與貧困戶之間建立起穩定的幫扶關係。
一、問題的提出
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指出, 各地扶貧工作在具體路徑選擇上要按照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具體情況, 實施好「五個一批」工程。產業扶貧作為「五個一批」的首批工程, 覆蓋面最大, 涉及對象最廣, 是當前扶貧工作的核心[1]。產業扶貧是以貧困地區特色資源稟賦為基礎, 以產業為依託, 以脫貧為目的, 以市場為導向, 以扶持政策為支撐的扶貧開發新舉措[2]。與以往相比, 新時期產業扶貧的最鮮明特點在於更加「精準」。在精準扶貧的背景下, 產業扶貧將產業透過村莊直接作用於貧困戶, 從「輸血」到「造血」[3], 是實現貧困地區、貧困人口持久性脫貧摘帽和增收發展的一種重要方式[4]。
為推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 助力貧困戶脫貧致富, 各地都在積極探索發展適宜於本地的產業, 並致力於形成「一村一品」特色產業格局。對於產業扶貧, 政府已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但始終無法根治扶貧產業與分散農戶間的逐一對接難題。為打破政府主導式的扶貧「路徑依賴」與其他主體發揮作用空間較小的難題, 激發出農村的內源發展動力, 有必要把村莊精英納入反貧困進程中來[5]。村莊精英作為農村扶貧主戰場的一個重要角色, 如果能充分發揮其角色優勢, 調動其參與扶貧工作的積極性, 不僅能降低政府與分散貧困戶之間的對接成本, 也能減輕扶貧工作的難度, 實現產業扶貧的精準發力。
作為一個既定社會網的中心人物[6], 村莊精英具有較強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有研究發現, 村莊精英在扶貧行動體系中通常扮演領袖角色, 表現出「魅力型權威」特徵[7]。憑藉著對當地資源和本村人員情況較為熟悉的優勢, 村莊精英的參與能夠準確瞄準貧困戶需求、激活貧困戶生計意願、提高扶貧效率, 同時也會給予其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等多方位幫扶[5]。作為中介角色, 村莊精英有助於促成「政府-精英-貧困戶」協同合作的行動鏈條和扶貧格局, 充分帶動村域產業經濟可持續發展, 改善貧困戶的可行能力[8,9]。因此在多元主體治理中, 需要充分調動村莊精英的參與積極性並最大限度地挖掘其幫扶優勢[10]。但一些研究也發現, 扶貧資源的入村過程實際就是各村之間「分利秩序」[11]下的產物, 村莊精英俘獲了大量扶貧資源造成了貧困「治理內卷化」等問題[12]。在扶貧資源進村的過程中, 無論是「精英俘獲」還是「精英幫扶」都需經得起實踐的驗證。
有關村莊精英的分類問題, 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認識:一是將村莊精英分為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13], 二是將村莊精英分為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14]。結合已有研究成果, 聚焦於個案層面, 本文中所提到的村莊精英主要是指活躍於體制內外並在村莊貧困治理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積極分子。具體包括村莊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政治精英為以村支書為主的村莊政治共同體1, 他們在村莊公共生活中具有較大影響力和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經濟精英為村內養殖大戶, 他們是在養殖業領域中展現出超凡能力並做出成績的村內成功人士。基於此, 本文通過對村莊精英具體幫扶行為的分析, 揭示精英幫扶的內在機理, 進而探討扶貧產業落地中精英幫扶的價值及優勢所在。
二、案例介紹與研究方法
A村位於遼寧省Z縣西北部, 科爾沁沙地東南邊緣。村莊共有305戶836人。土地總面積66 150畝, 其中耕地13 300畝, 草地與濕地14 850畝, 林地38 000畝。村莊處於河川眾多、水草豐茂的科爾沁草原, 歷史上是清朝三大皇家牧場之一。清末蒙地放墾以來, 隨著山東等地大批移民的進駐, 農耕生產逐漸取代傳統遊牧成為該地區主要的生計模式。此後, 村民便以種植業和養殖業為生。種植業主要以玉米等糧食作物為主, 養殖方式為散放散養。新中國成立以後, 隨著人口密度增加、盲目開墾和過度放牧等人為因素及自然因素的影響, 村莊所在區域土地荒漠化面積不斷擴大。至20世紀90年代末期, 地區生態系統呈現出整體性的衰退跡象, 植被退化、土地沙化, 生存環境惡化, 養殖業日趨衰落, 種植業收入微薄, 村民生活日漸貧困。
為幫助村民發展生產、開發經濟、擺脫貧困, Z縣一直以來都鼓勵農戶發展養殖業, 但受限於補貼政策不完善、補貼資金髮放不及時等問題, 縣域內養殖業發展較為緩慢。隨著國家對畜牧業發展的重視2, 2015年以來, Z縣也開始實施能繁母牛和母羊補貼政策3。隨著政策的完善與落實, 村民養殖熱情逐漸提高。在精準扶貧的背景下, Z縣將養殖業確定為助力村民脫貧致富的特色扶貧產業。就A村而言, 2015年建檔立卡戶102戶233人, 貧困率為28%。通過分析致貧原因, 村莊制定了針對無勞動能力貧困戶的社會保障兜底幫扶措施以及有勞動能力貧困戶的產業幫扶措施。自2015年以來, 在村莊精英的幫扶下, 村內共有48戶有勞動能力貧困戶發展養殖業, 戶均飼養15頭左右肉牛, 僅養殖業一項年純收入就達到4～5萬元。貧困戶不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生產信心也得以增強。
本研究綜合採用文獻法、參與觀察法和深度訪談法。田野資料主要來源於筆者2015-2018年5次共計50餘天調研所得。鑒於地區產業發展的歷史較長, 通過查閱區域縣誌、年鑑、相關書籍、歷史文獻等整體性地了解區域產業變化過程。實地調查過程中, 綜合採用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法, 重點了解村內產業發展以及精英幫扶的詳細過程。主要訪談對象涉及村內老年人、村幹部、養殖大戶、普通農戶、貧困戶以及縣鎮兩級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等。
三、扶貧產業落地中「精英幫扶」的實踐樣態
產業發展是集產業精準定位、資金與適用技術扶持、精細化日常管理、市場風險管控等為一體的系統性工程, 是基於一定的技術經濟關聯, 通過聯繫各個產業環節, 形成環環相扣的一種產業鏈式運營形態[15]。由此可見, 嚴格把控每個環節, 確保整個產業鏈的暢通無阻是產業扶貧的重要保障。基於內源性發展理論內涵可知, 貧困戶是產業扶貧的主力軍, 但由於貧困戶在經濟基礎、知識儲備、產業發展經驗等方面的弱勢, 單純依靠他們分散式發展某一扶貧產業, 可能引發諸多不確定性風險。為化解風險, 推進貧困戶能力建設, 需要既具備產業發展知識, 又具備豐富實踐經驗的人力資源來把控產業發展中的各個環節。就村莊內部扶貧潛能而言, 村莊精英既掌握著鄉土適用性強的產業發展知識, 又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 是集知識與實踐為一體的「鄉土人才」, 也是理想的幫扶主體。
(一) 精準定位扶貧產業
精準定位並選擇出地區特色產業是產業扶貧的首要基礎。就發展何種扶貧產業問題, A村結合縣域產業發展規劃, 初步確定了養殖計劃。但在養牛還是養羊這一問題上, 村支書不太確定。面對上級領導頻繁的扶貧績效考核, A村61歲的村支書背負著沉重的工作壓力。於是就何種養殖類型更占優勢、發展條件更為可行、發展前景更加廣闊等問題, 村支書上門諮詢養殖大戶, 請他們幫助分析評估。
作為長期生活在鄉村中的本地人, 精英對村莊適合發展何種特色產業有著切身感受和相對客觀的認識。憑藉這種「身體在場」優勢和豐富的「地方性知識」, 村莊精英制定出的扶貧產業規劃也將更加契合村莊實際。在村支書和養殖大戶的共同商討下, A村最終決定發展舍飼養牛產業。具體考量因素有三:一是契合地區產業發展基礎和市場需求。村莊所在區域歷史上是水草豐茂的科爾沁草原, 養殖傳統悠久且市場需求量較大。二是村內養牛技術較為成熟。經過長期探索, 養殖大戶已經實踐出了一套成熟的養牛技術, 抵抗風險能力較強。三是農牧結合優勢突出。村民主要種植玉米等糧食作物, 而舍飼養牛也需要大量青貯、黃貯飼料和玉米面等原料, 這不僅能使大部分飼料在家戶內解決, 而且具備來料容易、儲存簡便、成本低廉等優勢。
A村在確定發展舍飼養牛業的扶貧方案後, 亟待解決的是產業發展「高門檻」與貧困戶發展能力不足之間的張力問題。簡單來說, 就是貧困戶缺乏產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經驗, 缺少捕捉市場信息的能力等。為此, 主抓扶貧工作的村支書多次上門動員養殖大戶幫助貧困戶發展養殖業。基於經濟利益考量、個人威望提升以及熟人社會中人情面子等因素, 經過慎重考慮, 養殖大戶最終同意幫助貧困戶發展養殖業。對此, 他們也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是每幫助貧困戶購買一頭牛, 貧困戶需要支付100元參謀費;二是養殖大戶統一購置飼料、畜牧鹽等物品, 從中賺取運輸費用。由此可以看到, 在缺乏相關政策扶持與傾斜的情況下, 作為理性個體的養殖大戶即便介入貧困戶的幫扶工作, 也會優先考慮個人的經濟收益問題。
(二) 幫助貧困戶獲得產業扶貧貸款
有產業而無資金是貧困戶參與產業扶貧實踐所遇到的主要瓶頸之一。一直以來, Z縣以及鄉鎮內企業較少, 加之村民不願外出務工, 僅以第一產業為生的村民整體性收入都比較低。在不發生突發疾病、子女升學、娶親等重大事件時, 村民一般都能維持基本生活樣態, 一旦發生突發事件, 他們就會陷入貧困的境地。發展肉牛養殖業需要高額資金, 而世代以農為生的老百姓恰恰缺少的就是這「第一桶金」。正如村民所言:購買1頭母牛需要1.5萬元, 1頭小牛近萬元, 即使拿出家裡全部積蓄, 也買不到1頭牛。因此對於發展肉牛養殖, 老百姓不僅不看好, 反而覺得是個笑話。發展產業是幫助貧困戶持久性脫貧的保障, 但缺少資金的現實困境嚴重阻礙了貧困戶的產業發展積極性。
為解決產業發展的資金短缺難題, 在縣政府、扶貧辦、村委會的共同努力下, 最終為貧困戶爭取到了產業扶貧貸款。但考慮到貧困戶還款能力問題, 農村信用社也開出了附加條件:「必須在有足夠經濟實力還款人做擔保的情況下, 才能給貧困戶貸款, 如果限定期限內貧困戶無力償還, 擔保人需要負責償還所有貸款, 否則不予考慮。」產業扶貧貸款確實有助於解決產業發展中的資金短缺難題, 但現實情況是貧困戶較難從金融機構貸到款。因為金融機構不僅要評判貧困戶的信用等級, 更重要的是看他們是否有還款能力。一旦貧困戶沒有還款能力, 即使信用等級再高也改變不了金融機構「嫌貧愛富」的現實[16]。
面對這一困難, 縣政府、扶貧辦等部門領導承諾如果養殖大戶願意為貧困戶擔保, 後續有關養殖業方面的扶持政策會優先向他們傾斜。雖然這是一個讓養殖大戶自由選擇的問題, 但卻隱含著養殖大戶最好為貧困戶擔保的另一層深意。綜合考慮長遠發展問題後, 養殖大戶最終同意為貧困戶擔保。養殖大戶的擔保有效地解決了貧困戶產業發展的資金短缺瓶頸。以此為基礎, 農村信用社也圍繞當地扶貧產業發展戰略, 擬定了低息貸款方案:即貧困戶可以申請貸款的最高額度為20萬元, 月利息3.4厘, 期限為3年時間。為謹慎起見並檢驗舍飼養牛的效果, 自2015年以來, 養殖大戶L共累計選擇為35戶貧困戶擔保, 擔保款額為490萬元;W累計為13戶貧困戶擔保, 擔保款額為260萬元。
(三) 鄉土性技術傳授與精細化日常管理
鄉土適用性強的養殖技術能有效地化解養殖風險, 提升貧困戶養殖信心。因農戶不了解自然環境特點、不同牲畜生存特點而在實踐中蒙受損失的例子比比皆是。就科爾沁地區而言, 過於寒冷的冬天不適合一些外地品種牛生存, 而初次接觸養殖業的家庭因為缺乏相關經驗和技術, 也出現過大批牛死亡的情況, 而養殖大戶的幫扶與帶領能有效地化解這一風險。因為市場定位及養殖方向不同, 村內形成了兩種養殖技術和方案。即以L為代表的「短期飼養」和W為代表的「長期飼養」 (見表1) 。兩種飼養技術和方案都包含了「科學配比飼養、防病防疫、跟蹤調整方案」等重要環節。這不僅是養殖大戶基於長期實踐總結出的經驗, 更是一套鄉土適用性強的養殖技術。相對於政府提供的晦澀的專業知識講座、標準化和流於形式的科學技術培訓內容, 養殖大戶傳授的鄉土養殖技術更加「接地氣」。因為他們能以更加樸實的、貼近村民生活的語言加以傳播, 鄉土適用性強的技術也能夠堅實地紮根在農村社會[17]。
L和W不僅向貧困戶傳授適合鄉土的養殖技術, 而且還對他們進行精細化的日常管理指導。具體管理內容主要包括兩項:一是台帳管理。一戶一本台帳, 清晰記錄貧困戶養殖每一批牛的詳細信息。具體包括購買日期、金額、單價、數量、投入成本, 賣出日期、單價、數量、凈利潤等內容。二是定期檢查與監督。一般一個月檢查一次, 但時間並不過於死板, 而是相對靈活, 如他們經常在晚飯後閒聊時也會到某一兩戶走訪, 這也足以顯示出本村人「時時在場」的幫扶優勢。具體檢查內容有:牛有沒有長肉、喂養有沒有跟上, 管理得好不好等。如果喂養得好, 就加以鼓勵;如果喂養得不好, 便告知其如何調整喂養方案。
管理工作雖然瑣碎, 但卻具有重要作用。一是L和W清晰記錄帳目和每筆收益的舉動, 極大地提升了貧困戶的養殖信心;二是L和W在監督檢查過程中, 不僅能督促貧困戶精心養殖, 也能在了解他們最新養殖情況下及時調整飼養方案;三是L和W較為靈活、自由和簡單的非正式管理方式規避了程式化嚴格管理的高昂成本投入問題。
(四) 解決產品末端銷售問題
對於產業發展而言, 不僅要打通市場銷售渠道, 也要以降低市場風險為目標。貧困戶因自身能力與發展條件限制很難獲取瞬息變化的市場信息, 而養殖大戶掌握的豐富社會關係網絡和廣闊市場資源, 正好補齊了貧困戶的這一「短板」。由於經營模式和個人性格特質不同, 養殖大戶也搭建起不同範圍的關係網絡與市場資源。實地調查中了解到, L在遼寧瀋陽、內蒙古呼和浩特和通遼、吉林長春、河南焦作、山東菏澤等地都有長期合作夥伴。W在村莊所在地區遼蒙邊界地帶的幾個大型牲畜交易市場上也影響較大。L和W廣闊的社會關係網絡和市場資源切實地解決了貧困戶的銷售問題。正如貧困戶所言:「雖然買1頭牛要給養殖大戶100元錢, 但他們把買牛到賣牛的所有事情都管了, 自己不需要過多操心。」對於貧困戶來說, 在沒有銷路也不知道市場行情時, 他們也認同養殖大戶幫助買牛賣牛確實比較「省心省事」。
實地調查中了解到, 通過產業發展的帶動, 貧困戶的生活條件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如貧困戶X家因父母常年患病, 家庭重擔落在他一人身上。2015年在村支書的動員下, 他跟隨L養牛, 從害怕不敢養到目前飼養20頭肉牛, 養殖業一項年收入就達5萬元左右。有了少量積蓄後, 他也開始琢磨如何擴大養殖規模。又如退伍軍人Y因不滿回農村種地而經常酗酒打架, 2015年因家窮兒子娶不到媳婦而備受打擊, 在村支書的多次勸說下, 他決定跟W養牛。目前家裡共養殖10頭肉牛, 生活雖然算不上富裕, 但相比之前心態卻好了很多。
四、扶貧產業落地中「精英幫扶」的內在機理
在上級政府「施壓」於村支書, 村支書動員養殖大戶從而自我「解壓」的過程中, 村莊形成了以「精英幫扶」為核心特徵的產業發展模式, 實踐中也收到了較好成效。在「精英俘獲」扶貧資源進而造成貧困「治理內卷化」的背景下, 村莊「精英幫扶」的動力機制或內在機理是什麼?本文認為可以從個體幫扶動機, 政府、精英與貧困戶相互需求依賴, 以及熟人社會基礎三個層面來加以分析 (見圖1) 。
圖1 「精英幫扶」的內在機理圖
(一) 直接動因:精英個體自保與自利理性
按照理性經濟人假定理論, 理性個體不論做什麼事情, 都是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不難理解, A村精英幫扶的直接動因來源於個體的自保與自利理性。從以村支書為主的政治精英的角度來看, 作為一名主抓扶貧工作的村幹部, 為了順利完成上級考核任務, 村支書表示「經常要在領導檢查前的一周就住在辦公室加班幹活」。雖然略感疲倦, 但他也自豪並充滿期待地說:「當了一輩子村官, 也希望在最後幾年政治生涯中做好份內的事, 爭取留個好名聲」。由此可見, 村支書遵循的是儘量在職位上「不出事」, 並試圖保持一個「好乾部」形象。從經濟精英的角度來看, 作為一名商人, 首要目的便是逐利。但與市場體制下的純粹商人不同, 養殖大戶常年生活在農村並貼近農民, 兼具著「農村人」的另一重身份屬性。因此後續發展中可能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 帶領貧困戶發展產業中參謀費、運輸費等經濟收益的獲取, 社會威望和社會影響力的提升, 以及熟人社會中人情面子制約等都成為了養殖大戶同意幫扶的重要考量因素。
對於生活在複雜而且競爭激烈的社會中的個體而言, 追逐自保與自利是其生存與發展的首要基礎。客觀來看, 也不是所有的個體自保與自利行為都將對其他個體造成傷害並產生消極的負面影響。相反, 如果個體的自保與自利行為能保持在一個合適的「限度」之內, 那麼也可能對他人和社會產生積極的正面影響。我們可以看到, 在A村「精英幫扶」過程中, 以村支書為主的政治精英在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之下, 遵循著做出好成績、當個好乾部的「政績型」行為邏輯, 而養殖大戶遵循著長遠發展和擴大影響力的「發展型」行為邏輯。雖然二者遵循著不同的行為邏輯和幫扶動機, 但本質上都是為了自保和自利。然而帶來的影響是, 村莊精英圍繞貧困戶和扶貧產業落地實踐形成了利益共同體, 這也恰恰成為扶貧產業落地並平穩發展的直接動因。
由此可見, 實現「精英幫扶」的首要基礎是深諳「精英幫扶」的行為邏輯和動機, 尋找相互協作的最佳利益結合點, 把控好「精英幫扶」的「度」, 從而最大限度地調動各主體的參與積極性, 提升產業扶貧的效率。
(二) 重要推力:政府、精英與貧困戶相互需求依賴
產業扶貧作為鄉村貧困治理的根本性舉措, 扶貧思想意在強調扶貧產業既能平穩落地又要充分尊重貧困戶的產業選擇自主權, 避免政府由於過度壟斷扶貧政策供給所導致的扶貧工作與貧困村、貧困戶能力不相匹配問題[18]。但現實情況是政府與貧困戶很難直接並高效對接。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 限於人力、物力等條件限制, 很難在充分了解各村貧困戶切實需求的基礎上制定差異化的產業規劃。而因為地方政府的「非在場性」劣勢也難免會出現產業規劃只適用於區域一般情況而忽視了村莊內部差異。這種政府主導性強、貧困戶積極性弱的產業規劃可能導致瞄準目標偏離, 脫離村莊實際等風險, 扶貧產業也會因為「水土不服」而無法成功嵌入農村社會成為貧困戶脫貧致富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貧困戶的角度來看, 由於他們在身份、地位、經濟、閱歷等層面的限制, 導致他們很難參與到扶貧產業制定這一「高級」決策中來。由此可能引發的問題是產業扶貧不能真正地滿足貧困戶的主體性需求。地方政府與貧困戶兩主體間的錯位對接難題需要一個「中介角色」進行上下銜接和溝通反饋。就村莊內部資源而言, 村莊精英便可充當這一連結載體, 從而打破政府與貧困戶之間的溝通壁壘, 構築起政府與貧困戶需求有效對接的橋樑。
村莊精英作為中介角色, 在滿足自身利益需求的基礎上, 不僅能助力「進村項目」的本地轉化與升級再造, 使之成為高度契合村莊發展需求的特色項目, 化解幫扶措施缺乏針對性和差異化的難題[19], 而且能使扶貧產業的推行真正地惠及貧困戶。A村扶貧產業發展實踐表明, 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憑藉地方性知識儲備, 以及對村莊實際情況和貧困戶較為熟悉的優勢, 充當著政府與貧困戶的「聯繫人」, 這不僅實現了將籠統的縣域養殖業發展規划進行本村轉化, 又充分回應了貧困戶的真實訴求。對於大尺度縣域推行的養殖業扶貧規劃而言, 不論是發展「舍飼養牛」還是「舍飼養羊」產業, 都能高度契合科爾沁地區已有的養殖傳統與基礎。但是從小範圍的村落情況來看, 卻存在著較大內部差異。如有的村莊摸索到了舍飼養羊的「獨家秘笈」, 並將此秘笈升級為村莊「專利」在村民間相互傳遞;而有的村莊卻找到了舍飼養牛的「發展商機」, 由此造就了一批能力卓越的精英人物。對於具有不同優勢與特色的村莊, 扶貧產業也要依「村情」專門制定。在A村扶貧產業定位過程中, 村支書和養殖大戶充分考慮了區域養殖傳統、市場需求、技術優勢、種植結構、貧困戶訴求與精神面貌等特點和村情, 最終將「舍飼養牛」確定為本村的特色發展項目。
從扶貧產業落地實施的層面來看, 政府與貧困戶之間也需要村莊精英充當中介角色進行有效銜接。根據因戶因人施策、精準安排項目的要求, 產業扶貧將重點扶持那些因缺乏資金、經驗、技術、信息等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 解決他們的「相對貧困」問題。有勞動能力貧困戶大多以第一產業為生, 並在世代的實踐傳承中, 掌握了農業生產的經驗和方法, 因此他們能用較少的時間和相對簡單的實踐方式完成農業生產活動。與之不同的是, 產業扶貧的核心是在農業生產層面對小農邏輯進行從「為生存而生產」向「為市場而生產」的全面轉型[20], 從而將貧困主體納入產業化發展鏈條中, 進行相對複雜的現代化生產。而就在這「簡單」與「複雜」的生產轉換之間, 貧困戶往往表現出了「無能為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他們更面臨著自身發展弱勢與市場風險。自身發展弱勢主要表現在產業無法啟動、發展信心不足等方面;市場風險則表現在信息獲取渠道匱乏、信息難以把控、風險承受能力弱等層面。如果一味地依靠政府主導或者財政補貼來彌補弱勢, 那麼政府將會面臨很大的扶貧壓力, 而且也不能保證有效地化解貧困戶的發展弱勢及風險問題。對此,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 政府都會選擇與不同類型村莊精英合作, 並試圖藉助他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提升扶貧工作效率。村莊精英作為「鄉土人才」, 憑藉自身所擁有的豐富社會資本, 他們能將資金、技術、市場等發展要素進行充分整合和優化配置, 將分散貧困戶組織起來, 從而提升他們抵抗市場風險的能力。就A村而言,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為了追求更好的扶貧工作績效, 打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一方面施壓於村支書, 但同時又給予他一定的動員工作空間, 另一方面又向養殖大戶承諾「後續政策扶持」等可能的好處。而政府給予村支書的工作空間與權限、給予養殖大戶的「扶持承諾」恰恰準確且有力地回應了精英的真實需求, 充分地調動了他們的幫扶積極性。相應的, 貧困戶產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資金、技術、管理和銷售等難題也得到了精英的妥善解決。政府、精英與貧困戶達成了穩定的相互需求依賴。
(三) 鄉土根基:熟人社會「場域」基礎
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熟人社會[21]。從人與空間的關係上來說, 熟人社會的特點是流動性不強、開放性較低, 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一種穩定的互惠預期;而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看, 人們因長期共同生活和頻繁交往而相互熟悉。持續而又頻繁的人際互動是熟人社會再生產的基礎, 熟人社會也應該作為理解村民行為的邏輯起點[22]。簡言之, 熟人社會為精英幫扶提供了重要的場域基礎, 精英幫扶也始終嵌入在熟人社會之中。一旦脫離熟人社會這一基礎, 精英幫扶也將失去其存在與運行的土壤。一般來看, 外來幫扶主體往往因為「臨時性」幫扶特點, 而不能真正深入農村實際, 相反只是村莊的一個過客。相對於外來幫扶主體而言, 村莊精英與貧困戶都屬於自己人的「認同圈」[23]範疇。基於這一認同基礎, 精英帶領貧困戶發展產業過程中, 就不是陌生人之間的冷冰冰關係, 而是伴有多種情感因素的熟人關係。因此精英幫扶過程中更能尊重貧困戶的主體性地位。實踐表明, 產業扶貧過程中貧困戶經常被當作行動客體, 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只是形式化的參與, 而對貧困戶在反貧困中的角色和地位認識的偏差, 恰恰也是造成目前多種反貧困現實問題的根本原因[24]。殊不知, 產業扶貧實踐中一旦缺乏貧困戶的積極參與, 忽視他們的主體性地位, 剝奪他們的可行能力, 產業扶貧成效都將大打折扣。而精英幫扶貧困戶過程中則表現不同, 他們能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層權力關係結構, 以熟人關係為基礎充分尊重貧困戶的主體性地位, 提升他們的實際發展能力。
在熟人社會中, 貧困戶往往會因為貧困而存在「低人一等」的心理, 如果不給予一定幫助和鼓勵, 貧困戶脫貧致富的難度較大。相比外來幫扶主體, 精英更具幫扶優勢。從精英的角度來看, 同村村民長期生活在一起, 在村中具有長遠預期, 更多的是出於人情而不是把物質利益看作唯一目標, 因此也就更加重視熟人社會中的榮譽感和道德感[8]。基於此種考慮, 村莊精英不僅不會嫌棄貧困戶貧窮, 反而會因為或親情、或友情、或同情等差等性的情感關係幫助貧困戶疏導負面心理情緒, 並給予他們情感支持和精神鼓勵。如A村村支書經常動員貧困戶發展養殖業, 村支書與養殖大戶也會時不時地鼓勵貧困戶「只要踏實肯干, 就能脫貧致富」「貧困只是暫時的事情」等。中國農民的信任是以親緣和擬親緣關係為基礎的帶有「圈子主義精神」的「熟人信任」[25]。農村社會中人們因為熟悉而相互信任、互相尊重, 而精英作為鄉村社會的公眾人物, 是村民共同體的熟人也是村莊的公共領袖[21]。這種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的村莊精英的言語和精神鼓勵, 不僅能幫助貧困戶化解因貧困而產生的自卑心理, 也能反向強化貧困戶的產業發展信心, 從而引導貧困戶逐步消除「等、靠、要」等精神貧困問題。
五、結論與思考
「精英幫扶」下扶貧產業落地實踐實現了精英帶領與貧困戶參與的有機結合, 構建了「精英-貧困戶」式產業發展模式。這一模式是根據村莊自身發展優勢所做出的一種適應性調整和務實性創造, 也是具有鄉土本色、符合鄉村實際的合理性較高的選擇。從扶貧產業落地並持續發展的趨勢來看, 這一模式具備4點優勢:一是從組織成員來看, 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參與人員為村支書、養殖大戶和貧困戶, 實現了參與主體的群眾性特點;二是從投入-產出效能上看, 「精英幫扶」下扶貧產業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於農村社區內部, 實現了社區內部自我發展, 是一種成本低、成效高的產業擴張模式;三是從風險把控角度來看, 精英幫扶下的扶貧產業發展本質上是複製「村莊榜樣」的成功經驗, 站在前人經驗基礎之上的發展, 這不僅能消除貧困戶產業發展的恐懼心理, 也能對未知風險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把控;四是從幫扶措施上看, 「精英幫扶」模式強調了「倫理」在幫扶中的重要性, 實現了「技術」與「倫理」的有機結合[26]。需著重強調的是, 本文所提出的「精英幫扶」不是「精英主導」或「精英領導」貧困戶脫貧, 而是主張精英採用陪伴成長的方式與貧困戶共同面對貧困, 以支持尊重的方式滿足貧困戶的切實需求, 並在脫貧過程中相攜成長的「柔性扶貧」[27]理念。
產業扶貧不只是一個靜態概念, 更是一個動態過程。從產業規劃制定、落地運行、管理實施到監督驗收, 除了各級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外, 村莊精英也發揮著積極影響。A村產業扶貧實踐表明, 憑藉自身所擁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 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均發揮了重要的幫扶作用。具體來看, 村支書等在產業定位、動員貧困戶發展養殖、動員養殖大戶幫扶貧困戶發展養殖、幫助貧困戶爭取貸款、動員養殖大戶為貧困戶擔保等產業發展前期做出了較多貢獻;而養殖大戶則在資金籌措、技術傳授、日常管理和產品銷售等產業發展中後期給予了貧困戶較多的幫助。雖然具體承擔的工作內容和所發揮的作用不同, 但在分工明確有效協作下, 共同推進了產業的平穩發展, 提升了村莊的內生髮展動力。作為一個地方實踐, A村產業扶貧具有一定啟發意義。即產業扶貧實踐中需要重視並發揮村莊精英的引領和幫扶作用, 同時給予「精英幫扶」足夠的空間和平台。在各類精英相互獨立並保持各自優勢和特色的基礎上, 充分整合各種積極力量, 形成「精英幫扶」的最大合力。
「精英幫扶」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精英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但不可否認的是, 實踐中「精英俘獲」扶貧資源進而造成「治理內卷化」的事件不在少數。從產業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 也需要對A村產業發展狀態樂觀的同時保持一份警惕。從目前A村產業發展態勢來看, 貧困戶也存在過於依賴養殖大戶幫扶的問題。試想一旦養殖大戶不願意幫扶、不想繼續幫扶或加大幫扶籌碼, 貧困戶就可能陷入產業發展危機。客觀地說, 我們只能將A村目前產業發展狀態稱為「暫時性穩定」, 因為無法預知後續發展中會出現哪些問題、存在何種隱患。無論如何, 既不能否定精英幫扶的正面積極影響, 但也要充分預估「精英幫扶」的潛在負面影響。因此, 為提升「精英幫扶」的效度, 進而推進扶貧產業平穩發展, 加速貧困戶永久性脫貧摘帽, 筆者認為需要加強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加強監督。定期開展監督檢查工作, 並通過私下暗訪的方式深入貧困戶, 充分了解產業發展的實際成效, 最大限度地規避「精英俘獲」風險。二是注重思想引導, 製造輿論壓力。重視發揮村莊精英作為「引領者」的作用, 正向引導並不斷弘揚村莊精英帶領村民致富的奉獻精神, 製造精英幫扶的輿論壓力。三是加大扶持力度。為提升村莊精英的綜合能力, 需要為他們提供有效的培訓和信息支持, 也要針對性地制定積極有效的扶持政策, 以此提升「精英幫扶」的熱情, 壯大精英個人能力, 從而在精英與貧困戶之間建立起穩定的幫扶關係。
原標題：扶貧產業落地中「精英幫扶」的實踐及內在機理——以遼寧省Z縣A村養殖業為例
作者簡介： 閆春華 (1989-) , 女, 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和鄉村治理。;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18BSH069);
來源：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