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評:"潘天壽的畫讓人感到震動；一個洋溢著生活的情采和趣味，一個勃發著精神的張力和豪氣。前者以自然流露為上，後者以刻意經營為工。
他一生的奮鬥，正與西方美術思潮對中國美術的起伏衝擊同時，他認為中外美術的混交，可以促進美術的燦爛發展，但他自己的創作卻畢生堅持從傳統自身求出新，不伸手向外來因素借鑑。"
他在風格上和吳、齊、黃的差異，並無超出傳統材料工具、表現方式和審美趣味這個統一的大圈。因此，他追求的雄大、奇險、強悍的審美性格，依然未出「壯美」這一傳統審美範疇，沒有由借鑑西方文化精神而轉為崇高性。他是傳統繪畫最臨近而終未跨入現代的最後一位大師。
潘天壽：（1897—1971），字大頤，自署阿壽 、壽者，浙江寧海人。現代畫家、教育家。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受教於經亨頤、李叔同等人。其寫意花鳥初學吳昌碩，後取法石濤、八大，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浙江美術學院院長等職。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聯委員；1958年被聘為蘇聯藝術科學院名譽院士。著有《中國繪畫史》《聽天閣畫談隨筆》等。
先生自幼溫厚篤實，勤奮好學。七歲進私塾，文章日課之外，歡喜寫字，從寫描紅格開始，每天中午寫一張，從不間斷，又熱心於臨摹《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說插圖，連鄉里祠廟牆壁門窗上的彩繪人物、山水、花鳥，也都一一心記而加以摹仿。雖塾師以為學生畫畫有礙文章課事而加禁止，但是先生對此仍是不肯廢棄，而且興趣日益增進。
十四歲，先生進入寧海縣城的國民小學讀書。當時城中紙鋪，已有石印字帖出售，黑底白字，他十分喜歡。特地選購了《瘞鶴銘》和《玄秘塔》，朝夕臨事，愛不釋手。
不久，又湊錢購得《芥子園畫傳》一套，更是如獲至寶，欣喜若狂。《芥子園畫傳》在少年潘天壽的眼前展示了一個新天地，使他第一次知道了中國畫的範圍廣闊，分科複雜，技法繁多，亦使他解悟到詩文、書法、金石以及畫史、畫理都和繪畫有密切關係。
在文化落後的窮鄉僻壤，這本《芥子園畫傳》成了先生學畫唯一的啟蒙教師，並進一步激發了他對繪畫的熱愛。從此，他下定了一個決心：要一輩子研究中國畫！他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憑著充沛的精力，任情塗抹，獨自摸索。
先生十九歲，高小畢業。他父親迫於生計，要他回家種田。因先生求學心切，意志堅決，父親才同意他報考官費的浙江第一師範。是年秋，他以優異成績考入一師，邁出了生活道路上關鍵性的一步。
他目睹才氣橫溢的李叔同避世出家，又眼看深孚眾望的經亨頤因支持新文化運動而被免職，更由於「五四」運動浪潮的衝擊，進一步堅定了他獻身於民族藝術和教育事業的愛國心。
他覺得自己「無幹事之才，只有畫畫尚能勝任」，因而一心一意想通過振興民族藝術來振興民族精神。這個思想，後來成為他整個一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動力。
畢業後，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無力繼續求學深造，只得回寧海小學教書謀生。後又轉孝豐教書一年。但先生對於繪畫，仍無一日輟筆。這期間，他作畫不受韁勒，常繪製巨幅作品，表現出特有的粗豪、奔放、雄闊的氣魄。
除了一般傳統題材之外，他特別喜畫山岩松柏，及牛、馬、虎、鷹等強勁有力的動物，他在選材上的獨特愛好已十分明顯，別具個性的審美情趣亦逐漸形成。
1923年，先生二十七歲，由師友介紹，來到了江南文化中心地上海，任教於民國女子工校。上海人才薈萃，畫家輩出，研究學術的條件之便利，正是先生所渴望的。他一面授課，一面悉心鑽研，廣收博採，畫藝迅速精進。
不久，即被聘為上海美專國畫系教授，講授中國畫及繪畫史課程，在教學之餘編寫出版了《中國繪畫史》一書．並參與創辦上海新華藝專，任藝術教育系主任，自此以後，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專心於學術與藝術教育，從未離開過教育崗位，培養了大批美術人才，桃李遍及全國。
1928年春，杭州國立西湖藝術院創辦(後名杭州藝專，又稱國立藝專)，先生即轉杭州任中國畫主任教授，並定居於杭州。在杭州藝專的十年，是先生一生中最為平靜的時期，他的藝術才能日益被畫壇所推重。1929年，先生曾赴日本考察美術教育。
1930年以後，他在擔任杭州藝專中國畫主任教授的同時，還兼任上海美專、新華藝專、昌明藝專的中國畫課程，每周往返於滬杭之間，辛勤從事藝術教育。
又與吳茀之，張振鐸等人組織了「白社」國畫研究會，互相研討，切磋學問，並在寧、滬、蘇、杭等地舉辦畫展．他又繼續精研繪畫史論，改寫了二十九歲時所編的《中國繪畫史》，重新出版。
他深研繪事，究習書法，賦詩刻印，注重多方面的修養，藝術風格日趨成熟。那時，先生生活雖則平靜，而內心實頗孤寂。社會腐敗，污濁滿目，他不甘流俗，沽身自好，在藝術中尋求寄託，故其作品，總沁透著一股清高冷逸之氣。
先生五十三歲，以期待的心情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他認真學習新的文藝方針，深入生活，反映現實。他幾次去雁盪、黃山，直接從大自然中汲取藝術創造的素材，熱情歌頌社會主義祖國，反映了豪邁壯闊的時代精神。
先生的藝術成就，日益被黨和人民所重視，他被推選為浙江美術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美協浙江分會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以及蘇聯藝術科學院名譽院士。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這六七年時間，是先生創作最豐盛的時期。他除教學工作和一些社會活動以外，天天作畫。他越采越多地創作巨幅作品，藝術風格更加強烈鮮明。
他始終不滿足於已經取得的成就，渴望新的艱苦探索和創造，他在自己的藝術生涯中，進入了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遠為重要的新階段。
1966年春，先生七十誕辰，自作句云：「筆硯永朝朝，流離真歲歲。七十年來何所得，古稀年始頌昇平。」先生對祖國的未來，民族藝術的未來，和自己藝術道路的未來，充滿了深沉的希望和信心。
然而，正當先生以巨大的潛力，努力向更高的藝術峰巔攀登之際，他的藝術生命被野蠻地中止了。他面對林彪、「四人幫」的造遇誣陷、殘酷迫害，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剛直不阿。
他淡泊的一生，正直的人格，和對於民族藝術事業的無限忠誠，師生親友有目共睹，感人至深。先生慘遭數年磨折之後，終於l971年9月5日在冷寂中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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