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克孜爾石窟壁畫

1902—1914 年，德國柏林民俗博物館（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的前身，現名為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曾四次派吐魯番考察隊前往新疆。前兩次考察分別於1902—1903 年和1904—1905年進行，主要集中在吐魯番地區。後兩次考察分別於1906—1907 年和1913—1914 年進行，考察隊在龜茲地區停留了很長時間， 從克孜爾、庫木吐喇、森木塞姆以及瑪扎伯哈等龜茲石窟揭取了大量的壁畫，同時還劫掠了雕塑、佛經寫本等文物。

德國考察隊揭取的壁畫中以來自克孜爾石窟的為最多。在第三次考察中，他們除揭取壁畫外，還拍攝了克孜爾石窟外景、洞窟形制和壁畫的照片，同時給各洞窟編號、命名，對洞窟形制、壁畫內容和布局、紋飾圖案等做了較詳細的記錄。德國有關克孜爾石窟的洞窟形制、題材內容及位置分布的記錄，主要是在這時完成的。第四次考察揭取的壁畫數量遠遠超過了第三次。在克孜爾石窟第177、213和223A 等窟的壁面上至今還存有德國考察隊員的題記。

考察隊運到德國的新疆文物總稱為新疆藏品，由柏林民俗博物館印度部保管。20 世紀20 年代中期， 博物館為出版壁畫圖錄，曾將少量壁畫與塑像進行義賣，以募集資金[1]。此外， 還有少量壁畫被第四次考察隊的隊長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 作為禮品贈送了出去[2]。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柏林遭到盟軍轟炸， 位於匡尼希類特街的民俗博物館保存的壁畫損失最多， 約占40%。被毀的都是展出的精品， 其中有不少是克孜爾石窟的壁畫。1945 年，蘇聯紅軍占領柏林時劫走了很多文物，其中就包括部分克孜爾石窟壁畫。這些文物現收藏在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直至2008 年才在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新疆文物陳列中部分面世[3]。

德國考察隊在克孜爾石窟究竟揭取了多少壁畫，在割挖、包裝和運輸過程中又損壞了多少，在已發表的資料中並無準確的數據。運回柏林的克孜爾石窟壁畫， 到20 世紀20 年代末大部分已被修復。1933 年，德國公布館藏克孜爾石窟壁畫的數量是252 塊， 共328.07 平方米，出自37 個洞窟[4]。

長期以來，中外學者都把上述德國公布的數據當作考察隊當年揭取克孜爾石窟壁畫的實際數量。但是，通過我們在洞窟內測量得知，實際上克孜爾石窟被揭取壁畫的面積近500 平方米， 出自近50 個洞窟[5]。

當然，這個數據包括日本人和俄國人從克孜爾石窟揭走的壁畫， 但大部分還是被德國考察隊揭走的。在德國考察隊到達克孜爾石窟之前， 日本考察隊曾在克孜爾揭取過少量的壁畫， 但並未造成大的破壞。這一點在勒柯克的記錄中也可以看到：「我們到處發現了完整的、未被劫掠過的廟宇， 其中充滿著最饒興趣的藝術上完美的壁畫，而且又都是屬於早期的作品。」[6]

20 世紀80 年代， 北京大學晁華山教授曾在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工作兩年，對德藏克孜爾石窟壁畫的出處進行了調查與核對，並翻譯了德文窟名。《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7]、《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6·新疆石窟壁畫》[8] 和《中國壁畫全集》[9] 等圖冊中對德藏克孜爾石窟壁畫的介紹都是依據晁華山的工作。

然而，當年德國考察隊對石窟的命名缺乏科學性，他們有時依據窟內壁畫的某些特徵或內容給洞窟命名， 如「 十六佩劍者窟」、「航海窟」 等；有時以洞窟所處的地理位置特徵而命名， 如「高位窟」、「角落窟」等；有時也存在重複命名的現象，造成了一些壁畫出處混亂。相應地，上述重要資料在介紹德藏克孜爾石窟壁畫時也存在一定的出處錯誤。

從1998 年春季開始，新疆龜茲研究院（原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的霍旭初研究員帶領業務人員，開始從各類出版的畫冊中翻拍、收集德藏克孜爾石窟壁畫資料，並將這些圖片與洞窟內的揭取痕跡核對，以糾正過去出版物中的一些錯誤。

同年秋季，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館長Marianne Yaldiz 訪問克孜爾石窟，並提供了一份由博物館研究人員Chhaya Haeser 整理的《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館藏395 塊克孜爾石窟壁畫目錄索引》（以下簡稱《索引》），這個數據包括二戰中毀掉的和流失到前蘇聯的壁畫和272張黑白照片。

1999 年，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從收藏在該館的克孜爾石窟壁畫中採集標本進行了14C 測定，取得數據28 個，試圖通過單幅壁畫採集所得的14C 測定數據來確定洞窟的時代。但由於壁畫的出處本身就有錯誤，洞窟的年代判斷也難免出現張冠李戴的現象。

2002 年9 月， 霍旭初和趙莉赴德國柏林參觀了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 並在博物館的文物庫房工作了一周， 核對了此館收藏的大部分克孜爾石窟壁畫[10]。

2012—2013 年， 趙莉作為訪問學者在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工作時，與博物館的業務人員合作，對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現藏克孜爾石窟壁畫進行了徹底的調查和核對，這也是新疆龜茲研究院與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合作的項目之一。博物館提供了壁畫的高清圖片。

此外，德國慕尼黑大學的Monika Zin 教授對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藏部分克孜爾石窟壁畫的題材內容進行了考證[11]。慕尼黑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檜山智美與Jana Bulir 對德藏和俄藏的克孜爾第207 窟部分壁畫的原位進行了復原。慕尼黑大學的研究生Robert Arlt 和檜山智美對德藏克孜爾第206窟和俄藏的克孜爾第110 窟、檜山智美對德藏克孜爾第118 窟的部分壁畫題材進行了考證[12]。這些研究對於我們的工作也具有參考價值。

我們通過反覆實地考察與逐個核對，落實了大部分德藏克孜爾壁畫所屬的洞窟和原位，糾正了多年來的錯誤。現結合《索引》，將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所藏部分克孜爾石窟壁畫的編號與所出洞窟、所在位置的對應情況製成表格，供研究者參考[13]（表一）。

目前，流失海外的克孜爾石窟壁畫大部分藏在德國，一部分在俄羅斯。還有一部分散見於日本東京、京都、鎌倉，韓國首爾，英國倫敦、牛津，匈牙利布達佩斯，法國巴黎，美國紐約、波士頓、華盛頓、舊金山、底特律等地。最近，在四川大學博物館還發現了一塊由日本友人小野寺直贈送的克孜爾石窟壁畫[14]，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則發現了黃文弼先生從克孜爾石窟帶走的壁畫等文物[15]。

目前，新疆龜茲研究院和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正在合作編撰《海外克孜爾石窟壁畫調查及復原報告》（暫定名）， 以期為學術界對世界文化遺產克孜爾石窟的研究提供較為全面的基礎資料。

表一 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藏克孜爾石窟壁畫

圖一 MIKⅢ524

圖二 MIKⅢ525

圖三 MIKⅢ526

圖四 MIKⅢ538

圖三一 MIKⅢ1141

圖三二 MIKⅢ1142

[1] 美國、英國和法國所藏的克孜爾石窟壁畫就是這次義賣時從德國流散出去的。

[2] Laszlo Ferenczy, 「Zwei Devatak pfe aus den Wandmalereien der Maya-H hlen in Kyzil」，Az Iparm -vészeti Múzeum vk nyvei X. 1967，pp.167-174.

[3] Пещеры Tысячи удд: Российские кспедициина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К190 -летию АзиатскогоMузея,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рмита а, 2008；張惠明《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舉辦千佛洞———俄羅斯絲綢之路探險文物展》，《敦煌研究》2009 年第2 期。

[4] 晁華山《二十世紀初德人對克孜爾石窟的考察及爾後的研究》，《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三），第198~199 頁，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7 年。

[5] 趙莉編譯《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館藏部分克孜爾石窟壁畫所出洞窟原位與內容》，《敦煌研究》2004 年第6 期；趙莉《關於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收藏部分克孜爾石窟壁畫原位問題考證》，《華林》第二卷，中華書局，2002 年。兩文中均記述德藏克孜爾壁畫「出自60 個洞窟」。這是因為當時調查範圍涉及所有缺失壁畫的洞窟，其中有一些洞窟中的壁畫為自然脫落，只是痕跡與揭取痕跡十分相似，還有一些洞窟中的壁畫是被當地遊人切割掉的，這類洞窟在進一步的核查中得以排除。故此次將德藏壁畫涉及洞窟的數量訂正為「近50 個洞窟」。

[6] [英]霍普科克著、楊漢章譯《絲綢之路上的外國魔鬼》，第132 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 年。

[7]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9~1997 年。

[8]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6·新疆石窟壁畫》，文物出版社，1989 年。

[9] 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壁畫全集》，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0] 這次調查核對僅限於博物館庫房中掛在牆壁上的大幅壁畫，由於時間關係，沒有核對放置在兩個架子裡的壁畫。

[11] Monika Zin, 「The Mūkapa gu Story in the Madras Government Museum: The Problem of the TextualAffiliations of the Narrative Reliefs in Amaravatiand Nagarjunakonda」, Annali d』Istituto Universitariodi Napoli 「L』Orientale」， 64 , Napoli, 2004,pp.157-180; Monika Zin, 「About Two Rocks in theBuddha’s Life Story」, East and West , 56, Rome,2006 , pp. 326-358; Monika Zin, 「Vajrapā i in theNarrative Reliefs」, Migration, Trade and Peoples,Part 2: Gandharan Art,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South Asian Studies and the British Academy,London, 2005, pp .73-83；Monika Zin, 「 The Identificationof Kizil Paintings Ⅲ 」, Indo-AsiatischeZeitschrift ,12, Berlin, 2008, pp. 50-61; MonikaZin, 「Identification of Kizil Paintings V」, Indo-Asiatische Zeitschrift ,15, Berlin, 2011, pp.57-69;Monika Zin , 「 The Identification of Kizil PaintingsVI」, Indo-Asiatische Zeitschrift , 17, Berlin, 2013,pp.5-15.

[12] Jana Bulir und Satomi Hiyama, 「ZumLeben erwacht: Die WandmalereienderMalerh hle」,Auf GrünwedelsSpuren: Restaurierung und Forschung an zentralasiatischenWandmalereien,Koehler＆Amelang, 2011, s.142-151; Robert Arlt, Satomi Hiyama, 「Fruits of Research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n Art in Berlin:The Identification of Two Sermon Scenes from KizilCave 206 (Fu waschungsh hle)」, Indo-AsiatischeZeitschrift , 17，Berlin , 2013, pp.16-26; Robert Arlt,Satomi Hiyama,「Fruit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Central Asian Art in Berlin Ⅱ: The Buddha and theTree God」, Indo-Asiatische Zeitschrift, 18， Berlin,2014，pp.18-28；Satomi Hiyama, 「The Wall Paintingsof Kizil Cave 118: The Story of King Mandhatr asa New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the Japan Art HistorySociety, vol. 168, Tokyo , 2010, pp. 358 -372;Satomi Hiyama, 「The Wall Painting of Kizil Cave118: The Story of King Māndhāt as a New Identification」,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vol. 5, Turnhout: Brespols, 2013, pp. 145-170.

[13] 由於這項工作的複雜性， 難免會有紕漏或錯誤之處，我們會進一步核對落實。

[14] 小野寺直的家族中有三塊新疆石窟寺壁畫，均為20 世紀初日本大谷探險隊從新疆割取的。2006 年四川大學建校110 周年之際， 小野寺直將其中的一塊作為禮品贈給了四川大學。

[15] 丁瑞茂《史語所藏黃文弼寄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文物》，《古今論衡》第22 期（2011 年），第125~138 頁。

附記：在近幾年對德藏克孜爾石窟壁畫調查核對的過程中， 得到了檜山智美、Ines konzak 以及Toralf Gabsch 的幫助，在此致以誠摯的謝意。

《文物》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