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就走得遠一些，走得深一些，走得純粹一些，走得大膽一些。
一位不知名的海外女性作者
英國（喔，英格蘭，咳咳），是一個盛產紳士的地方，不用我多說，左手長柄傘右手泰晤士報面前一杯茶的儒雅形象就能在多少人腦內自動生成了。
但是呢，很奇怪，這也是個盛產亡命探險家的國度。從死在土著手裡的詹姆斯·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到命喪南極的斯科特（Robert Scott），再到最近獨身橫跨南極而不幸逝世的沃斯利（Henry Worsly）……這些人為什麼這麼亡命？非富即貴的他們，坐在家喝茶不好麼？
不好。
今天要講的這個人，或許能告訴你為什麼。他叫理察·弗朗西斯·伯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
世界這麼大，我想去看看
（況且我有錢）
那時候的探險家，多少都有點閒錢的。在過去，可沒什麼廉價航班或者驢友客棧，去的還是那麼偏遠的地方，得要有盤纏。
生於1821年的伯頓家境殷實，據傳他甚至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有血緣關係。他爹是個愛鼓搗稀奇玩意兒的土豪（自稱是化學家），繼承了此基因的伯頓，在法國和義大利度過了基本隨意揮霍的童年。十幾歲的時候，他被送去了牛津，整天和富家子弟們廝混、喝酒、玩樂（他喜歡擊劍）——然後被開除了。
不過，這時候的他開始展露他的語言天賦，特別是對東方語言的興趣逐漸濃厚。已經掌握了好幾門歐洲語言的他，開始自學阿拉伯語，進展飛快；同時，他開始學中文，識得不少漢字。（阿拉伯語+中文，不敬他是條漢子麼！）
所以，他也不愁找不到事兒做。離開牛津，伯頓成為了東印度公司的駐軍，他出眾的語言天賦讓他在當地暢通無阻——古吉拉特語，旁遮普語，印地語，甚至波斯語，都說得溜溜的。
雖然牛津沒畢業，但伯頓還算學識比較豐富。他的身份非常之多——士兵，探險家，語言學家，民族學家，東方學家，地理學家，地圖學家，翻譯家，作家，外交家……名片都印不下。
伯頓的這些本事，全都是在探險途中摸爬滾打而來。據記載，他本人長得像吉普賽人，留著野人一樣的鬍子，全身散發著流浪氣息。要是現在可能還挺嬉皮挺酷，但在那時候總被上層人家子弟嘲笑，他還因此跟人打架決鬥。但在南亞次大陸，這些都是優勢啊！服役之餘，他開始在印度進行民俗調查，跟當地人打成一片，毫無違和感地出入集市，記錄下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大概這時，他就已經默默下定了探險的決心了。這個世界那麼多有意思的事情，不經歷一下怎麼好？
打扮成印度人的伯頓
深入非洲腹地，險些喪命
當時維多利亞女王治下的不列顛，正處於探索世界的狂熱中。一個如日中天的帝國，需要更多土地、更多資源、更多統治，因此不斷派出勇敢的人，去大陸腹地一探究竟。
對，沒錯，就是非洲。
伯頓最為人所知的探險，也是在非洲。1857年，受皇家地理學會指派，他和同伴斯皮克（John Speke）踏上了尋找尼羅河源頭的非洲之旅。對於他來說，探索地圖的空白之處，是令人血脈賁張的興奮事兒。這一路，除了勘探、測量、記錄，為非洲繪製地圖，許多風土奇觀，也讓伯頓深深著迷。
而伴隨著未知旅程的，卻是各種各樣的危險。他們從印度洋沿岸的桑給巴爾啟程，深入非洲腹地的草原和叢林，一邊要和沿線的土著部落、阿拉伯小販鬥智斗勇，一邊還要和各種疾病做鬥爭。潮濕，炎熱，昆蟲，以及食物和飲水，無一不坑。斯皮克被某種奇怪的蜜蜂蜇了之後，眼睛看不見，耳朵還聾了一隻；而伯頓患上痢疾，拉肚子拉到不能站立，得讓人抬著走。
費了老大力氣，兩人抵達了坦噶尼喀湖。東非大裂谷把大地撕開，一次熔岩堰塞出這個壯美的深湖，火烈鳥在湖面掠過仿佛燃起火焰一樣。伯頓只能呆呆地看著——他的測量工具都在途中要麼被偷，要麼天潮地濕，壞得沒法用了。
左邊的就是伯頓，右邊是斯皮克（好像比較帥>,<）
伯頓病得太嚴重，不得不提前返回英國，斯皮克則繼續上溯到維多利亞湖，並聲稱找到了尼羅河源頭。伯頓很不服氣，估計他是不太瞧得上做學問不太上心、還差點和當地婦女私奔的斯皮克，後來兩人鬧得很不愉快，對於尼羅河源頭的爭論，從學術層面上升到了人身攻擊。
也一直要到很久以後，亨利·史丹利才找到了尼羅河正源。最終的答案不重要，關鍵是嚴謹認真的伯頓，在疾病纏身時還堅持沿途用筆頭記下了大量一手資料，地理、動植物、語言，乃至當地風土人情，為後來者提供了寶貴的參考。神秘的黑非洲，也不再是傳說。
他還曾去索馬利亞探險，造訪西非的達荷美王國（如今的貝寧和象牙海岸附近），據說還曾親眼目睹過活人祭祀。不知道他是怎麼看這些事情的，他的文字一向都是冷靜，豐富，事無巨細甚至有些囉嗦，很容易想像在拍攝手段稀缺的當時他對忠實度的固執，或許在他眼中，這只是大千世界的一隅吧。
假扮穆斯林朝聖，順手翻譯了「小黃書」
如果說他只是去非洲走了這麼一趟，那麼只能算是厲害的探險家。畢竟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會有人第一次踏足並記錄。能讓他成為「偉大」的探險家的，絕對不是去的地方，而是去的方式。
前面不是說過他在印度服役的時候非常敢玩兒麼。更敢玩的，是他打扮成一個穆斯林，去了麥加和麥地那朝聖。說來可能很難相信，他是第一個這麼做的西方人，此前千餘年的時間，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衝突、隔絕和漠然，可不比現在弱多少。
他穿上白色的波斯長袍，把頭也裹起來，打扮成巴基斯坦信德省的一個穆斯林，還弄了一個假名叫米爾扎·阿卜杜拉（Mirza Abdullah）。這可厲害了，要去麥加朝聖，光穿這一身可不夠。伯頓學了當地語言，學了穆斯林的各種禮儀，甚至言行舉止的細節。這一切都必須滴水不漏——要是朝聖途中我們中出了一個卡菲爾，下場可不好看。
如果不是用心去學習，光渾水摸魚可不行吶。這就是伯頓的偉大之處：既有觀察，也有理解，還有實踐，永遠是一顆非常開放的心。問問你自己，做得到嗎？
順便講，朝聖全程照例也被他寫成了一本書，還做了詳盡的測繪和記錄，地圖藏在長袍裡面免得被人發現。在麥加聖堂里，他順著滾滾的朝聖的人流，一邊小心翼翼地做對每個祈禱的姿勢，一邊觀察、默記、再找個沒人的地方快速畫草圖。
除了旅行，還有文化交流——翻譯。
這時候終於要說到題目裡面的「小黃書」了，作者我沒有標題黨，這本書叫《Kama Sutra》（國內翻譯為《愛經》），原文是梵文，作者伐蹉衍那（Vātsyāyana）據說是個單身狗，內容嘛，大概是世界上最早、最全的研究人類享受生殖繁衍第一階段的書，一言蔽之，關於性、情、愛、欲的嚴肅著作。
伯頓在讀印度跟情愛有關的詩詞的時候，總見到一個被頻繁引用的人，這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和他懂梵文的印度朋友Indraji和Arbuthnot，找遍了印度齋普爾、加爾各答和孟買的梵文圖書館，把這個5世紀的智者扒了出來。
伯頓的小黃書，據說是最接近原著精神的版本，全篇無碼高清（誤），這源於他對印度文化和歷史的理解。他能逃離自己文化的窠臼，擁抱這個古老、炎熱而多神的國度，比一般人更深刻。（雖然後世還是接到了不少很嚴厲的文化批評……）
看不清姿勢的，點開看大圖。
實話說，《Kama Sutra》是一本相當「科學」的書，但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這種事兒是不能公然討論的，男女必須遵循嚴格的交往規範，小黃書更不可能公開出版，伯頓只好自建一個協會，私自印刷一些傳閱。這下，關於伯頓「喜女色」（甚至喜男色）的流言也是不絕於耳，抹黑和控告的人更加起勁了。
在伯頓眼中，這些人都是「心胸狹窄之士」。他世界上什麼東西沒見過，過世界各地土著的愛愛習俗，量過非洲土著丁丁長度，關於愛做的事兒，在哪兒都是永恆的話題。你們這些人藏著掖著，何苦呢？
「（這些事情）與我們私人、家庭乃至社會生活都緊密相關，」伯頓在前言里寫道，「長久以來，人們對它的忽視，摧殘著多少男男女女的身心。」
或許，這本帶有印度智慧的小黃書，就是他態度的最佳寫照吧——開放，包容，誠實，不畏懼社會的禁錮。敢問現在除了1024，誰還能有這等胸懷？
但也不得不說，當時的西方社會，總帶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看西方以外的人和事，要不然就是「未發育完全的劣等種族」，要不然就是所謂的「異域情調」的模式化想像。伯頓生於那個時代，很難說徹底擺脫大英帝國的視角，他的文字裡面也不乏一些今天看來很可笑的種族主義言論，和「白人的使命」（White Man's Burden）。任何一個人都難以逃避時代的窠臼，但他能做到的，就是打破時代的邊界，帶回足夠多的內容，供後人評述。
順便說一句，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Arabian Night）也是他翻譯成英語的。比起他那些長如裹腳布的遊記，顯然是這種東西更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啊。雖然這本書並不是非常科學的教材，但也不是大家所知道的童話。其實，裡面很黃很暴力的東西非常之多，香艷血腥場面不絕，伯頓的翻譯也可謂是非常忠實，咳咳，此書在大英一時風靡。「翻譯家伯頓」也被世人所熟知。說實話，他的翻譯比他自己寫的長如裹腳布的遊記受歡迎多了。
偉大的旅程還將繼續
晚年的伯頓，做過外交官，也去過巴西亞馬遜和大馬士革，最後在當時隸屬奧匈帝國的港口的里雅斯特常駐，寫書著述。跟他有關的文字汗牛充棟，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大英圖書館找到不少慢慢研究。
伯頓死後，和他同樣是探險家的妻子一起葬在了倫敦（sorry，篇幅不夠，講不了美麗勇敢的伯頓夫人的故事了）。墓的形狀，是貝都因人的帳篷。這個在阿拉伯和北非沙漠中逐水草而生的民族，或許是他命運的期冀。
維多利亞時代的日不落帝國，如果說僅僅是錢、炮和船，還遠遠不夠（荷蘭和西班牙都有錢有船，最後都跪了麼不是），還有知識，技術，勇氣以及好奇心。現在的我們也一樣——如果你真正理解偉大的探險者的內心，你必將對世界多一分敬畏。
他的旅行，還遠遠沒有抵達終點，必將在所有人類的好奇心中，繼續前行。
作者：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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