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平專欄】
教育內卷化的癥結究竟在哪裡?
文|楊東平(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教育諮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名譽理事長,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
當前,中國教育系統的內卷化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整體性、全民性的,各個階層都在焦慮。二是內卷從孩子的低齡階段就開始了,從小學階段下沉到幼兒園,其實對應的就是「幼升小」和「小升初」的擇校競爭。這種擇校競爭由來已久,而且越來越普遍,競爭性越來越強。
為此,我們就要考慮,為什麼出現了這麼嚴重的教育內卷、擇校競爭,或者說「學歷軍備競賽」。對於這個問題,教育界內外也有很多人做過解釋,筆者認為都不是特別完滿。
01
對教育內卷化成因的誤解
高考制度
由於存在著高考制度,因此,競爭就不可避免,而且越來越激烈。這一說法有沒有道理呢?筆者認為不是很有道理。
20世紀90年代初,高考錄取率非常低,但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70後」「80後」的學生都很清楚,那個時候的學生沒有這麼多補課,沒有那麼大壓力,寒暑假、節假日,學生都是可以遊戲和休息的。而現在的高考錄取率,很多省份已經超過了90%,為什麼教育機會增加了,競爭反而更激烈了呢?因此,「高考引發」的說法不是很說得通。
優質教育資源短缺
另外一種很流行的說法是「優質教育資源短缺論」。因為優質教育資源總是短缺的,所以大家要競爭,以享受最好的資源。
這種說法也似是而非。近二三十年以來,尤其近十年以來,優質教育資源究竟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毫無疑問是增加了。生源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從總體而言是大幅度減少了。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和發展,以及高等教育的發展,優質教育資源在不斷增加,學生在不斷減少,但是入學競爭更為激烈了,這是單純的資源問題嗎?
傳統價值觀的影響
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一千多年科舉教育傳統的核心價值就是讀書做官,做人上人。在當前的教育競爭中,我們把這種「傳統價值」格外合理化了,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其實,五四運動之後,出人頭地、做人上人的價值觀就得到了很嚴厲的校正,像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平民教育理念,都在校正這種「精英主義」的教育價值觀。
每個人都應該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一個能夠自食其力、健康、快樂的人,這種觀念在20世紀60年代還是比較普及的。當時的說法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以及人們經常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並沒有把所有身家性命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沒有說就是要上大學。所以,歸因於傳統,也不太說得過去。
獨生子女政策
還有一種解釋,就是獨生子女政策。因為只有一個子女,所以每個家長都把自己的孩子當作天才來培養,必須要上大學,而且要上名牌大學。這個因素是否存在呢?無疑是存在的,而且可以說對家長的教育選擇的確影響很大。
大家都知道,過去在多子女的時代,很多城鎮家庭有三四個孩子,在農村則更多一些。那時候先經過了一輪自然選擇,也就是說,每個家長對自己的幾個子女適合做什麼,心裡很有數——調皮搗蛋的、喜歡打架的,送他去當兵;忠厚老實的,留在家裡種地養老;愛算帳的,去做生意。一個家庭四五個孩子裡面,可能有一、兩個是喜歡看書學習的,家長就讓這樣的孩子去上學。在獨生子女的情況下,這種選擇就消失了。家長千方百計讓孩子接受所謂最好的教育。
但是,獨生子女這個因素,筆者認為也不應被誇大,因為獨生子女政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至今幾十年了,教育生態的惡化、教育的「內卷化」都是最近十年才突然加劇的,尤其是近幾年更加嚴重。顯然,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中產焦慮
也有人說,這是中產焦慮導致的。因為近十年中產階層的出現,中產階層的「地位恐慌」特別嚴重,所以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升學競爭當中,加入「學歷軍備競賽」。
中產焦慮或者說中產家庭、白領家庭對教育更為重視,這也是一個基本事實,但是回過頭來,我們看看其他亞洲國家,它們的中產不焦慮嗎?日本、韓國風平浪靜——主要是指義務教育階段,小學和初中還算平靜。
例如,韓國的義務教育,每個學生都是就近入學,無需家長接送。筆者調研過,很多韓國家長在義務教育階段的擇校標準有兩個:第一,離家近;第二,伙食好,中午管一頓飯。這等於沒擇校。韓國小學生下午也有課外補習班,但主要是音、體、美方面的,就是藝術的學習,還有一小部分是學習英語。在韓國義務教育階段,競爭性的學習和培訓是被嚴格禁止的,不存在考級。
綜上所述,教育內卷雖存在高考制度、中產焦慮、獨生子女政策等因素,但這些都是背景性、整體性的,或者說是較長時期內都會存在的背景,並不是最近十年來教育生態急劇惡化的直接原因。筆者認為,究其原因是沒有真正實現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
02
教育內卷化癥結在哪裡
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到今天為止,中國的家長和輿論,包括很多管理者、校長、教師,都沒有真正建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理念。
很多人認為,學習就是要有競爭、有淘汰,就是人生起跑線上的競爭。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義務教育是國家用法律形式確定的基本人權,是保障性的教育。因為是保障性、基礎性的教育,所以是非選擇、非淘汰、非競爭性的,實行免費、免試,就近入學的政策,就是為了體現這一價值,保障每個學生的教育權利。義務教育不是競爭性的,強烈的競爭性和淘汰性則違背了義務教育的基本價值。這些問題需要被撥亂反正,需要經常說。
倘若所有學校都是差不多的,當然選擇離家最近的學校最合理,這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義務教育段的基本現實。小學生的天職就是遊戲、健康成長、鍛鍊、郊遊,而不是把學業競爭作為主要使命。
1986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提出了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前幾年,全國各地都在進行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驗收,幾乎所有地方都通過驗收。也就是說,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從管理部門的角度已經實現了,但是現實中,哪個地方只要有擇校競爭,只要有學區房,只要有重點學校,就說明那裡的均衡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中國各個大城市,擇校競爭都很嚴重,根本原因就是學校差距比較大。
需要討論的是,按照國家的政策法令,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提出了那麼多年,為什麼還是達不到均衡?
管理慣性的影響
這裡有一個歷史原因:20世紀50年代初,國家建立了中小學「重點學校制度」(那時還沒有建立義務教育制度),重點學校制度有利於快速地為工業化培養專業人才。當時,各地的中小學都確定很小的百分比作為重點投資、重點建設的學校,任務就是培養拔尖人才,為上一級學校輸送人才。這種教育和義務教育的價值是完全不一樣的,具有很強的精英教育屬性。
1986年,國家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以後,重點學校制度被廢止,但已經實行了那麼長時間,大家有一種慣性,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甚至地方政府總是覺得應該有幾所優秀的學校作為示範,以帶動其他大多數學校——這是一種慣常的管理思維,但是違背義務教育實施的意義。事實上,至今各地仍然存在變相的重點學校,它們的資源和辦學條件要比其他學校好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特級教師、高級教師的師資力量強。
生源、財源、師源的平衡
怎樣才能做到學校之間的均衡發展,很清楚,就是三個「源」的均衡:生源、財源、師源。歸根結底,這是一個能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問題。
首先,為什麼強調義務教育就近入學?就是為了平衡學生的生源。如果把所謂高分的學生用「掐尖」的方式聚集到一所學校,學校之間不可能是均衡的。生源的均衡就是靠就近入學來保障的。
其次,財源方面,教育經費的配置應該是均衡的,不能夠厚此薄彼。財源的均衡,現在大致能夠做到,因為生均撥款、按人頭撥款,每個學校大致是一樣的。但事實上,重點學校有很多另外的渠道,即專項經費,所以資源還是要比普通學校好得多。經過這麼多年的建設和發展,總體而言,義務教育學校在硬體上的差距已經比較小了,但家長擇校所看重的也不是硬體上的差距,看重的主要是教師資源。也就是說,教師的均衡化在今天還沒有完全做到,甚至沒有起步。
教育部也發布過關於教師流動的文件,要求義務教育學校都要進行教師流動。最早是20世紀90年代就推進過這件事,但落實情況卻不令人滿意。
建議明確相關規定,教師四年、校長五年,必須流動。教師流動,不固定在一所學校,大家可以想像,它的教育品質、教育質量也就比較均衡了。
學校制度和學校體系的設計
在教育公平的維度上,是掐尖、拔優、培優?還是均優,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策選擇。非常可惜的是,中國大多數城市,基本都走向了「精英主義」的掐尖、拔尖、培優,打造重點學校、打造拔尖人才的道路。
也有人說,高考是指揮棒,因為有高考,所以就均衡不了。不是這個道理。高考是指揮棒,但是學校制度是教育系統的底盤。也就是說,這個底盤設計是平衡的?還是有很明顯的傾斜或者傾向性?兩種設計導致的區域教育生態是很不一樣的。筆者建議,今後一段時期內,教育改革一個重要的方向還是要改革公辦學校體系,使它真正按照義務教育法的要求實現均衡發展。
家校關係
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應該各有分工,各有場所和邊界。
在整體改善教育生態的過程中,家長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當前的問題是家校關係過於親密,逾越了各自的界限:家長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預學校的教學行為,教師則轉移責任讓家長當助教。現在學校和家庭的關係異常「親密」,學校利用微信群等,時刻與家長聯繫著。很多微信群成為家長的馬屁群。這種家校關係是非常扭曲的。
一些教師利用「家校通」等通信工具製造焦慮,對學生進行評價比較:今天某某同學又得了一個什麼「優」,得了一朵「小紅花」等。言下之意,沒有得「小紅花」的家長自己掂量。所以,在網際網路時代、在信息時代,如何構建和保持恰當的家校關係,是很大的命題。筆者認為,我們現在沒有多少人對這個問題有發言權:家校關係到什麼程度是恰當的、合適的。
筆者就此問過一位台灣地區的教師,他說:「我們沒有『家校通』這些東西。教師是專業的工作,不是每個家長都能插話的;我們的教育活動也不需要徵求他們的意見,我們按照我們的準則來做。」也就是說,學校和家庭是有距離的,不應該時時刻刻地緊密聯繫。這位教師還說道:「我們有事情會給家長發通知,什麼時候開家長會發一個通知,僅此而已。不需要時時刻刻跟家長打交道,否則會給學校帶來很大幹擾——因為家長的心態大家都可以理解,如果每個家長都把自己的意見釋放到學校,學校就難以承受,學校的教育行為也要變形。學校把教師的責任轉移給家長,讓家長給當助教,學校方面也是有很大問題的。」
在教育理論當中,三種不同的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場所或者邊界。家庭教育有自己獨特的功能,並不是幫助學校提分或者幫助教師改作業,那麼,它的功能是什麼呢?就是發現孩子與眾不同的稟賦、特長、興趣、愛好,然後鼓勵孩子自我發現、自我實現。
為什麼美國學校下午下課時間很早,一點半左右就下課?美國的一位教師就這個問題說道:「我們必須給家庭教育讓出必要的時間,不能讓學校教育把學生的時間都占了,因為學校面對的是幾十個孩子,教師不可能對他們進行個性化的特殊關注——這是家庭的責任;家長面對自己的孩子,就應該完成家庭教育的使命,發現孩子獨特的自我,並且鼓勵、培養他們的特長、興趣,讓他們走上一條自我發展的道路。」這是美國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分工。
03
防止教育內卷化
樹立正確的教育理念
今天,全社會瀰漫著一種極度功利主義的觀念:上學就是為了考一個好大學。無論家長是什麼文化程度,都好像變成了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
近段時間,關於高中階段的「普職比」備受關注。保持5∶5的普職比不是新的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多年來一直是要這麼做的,這裡就涉及對職業教育功能和重要性的認識。
儘管在中國傳統觀念當中,會有「唯有讀書高」「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但是一個國家的教育必須與它的經濟、市場和產業結構相適應。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總是需要有足夠多的人進入經濟領域、職業領域,成為技工或者職業人才。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的2018年教育概覽(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8)裡面有一組數據,公布了一些歐洲國家高中階段選擇職業教育的學生的比重(大多為2016年數據):芬蘭71%,德國70%,荷蘭69%,瑞士65%,奧地利58%,義大利56%。也就是說,在發達的德語系以及北歐國家,高中階段選擇職業教育的比例相當高,遠遠超過了5∶5。
人天生不同,有的人動手能力特彆強,有的人有藝術稟賦,而適合讀書的人,筆者認為在世界人群中只占較小的比例。所以,並不是高校普及率高了就真的能出很多拔尖人才,還在於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對這個學科、對這個專業發自內心的愛好和熱情,具備特長。北歐已開發國家的高等教育已經普及化,其高中階段職業教育的比例也高達70%。當然,這些國家高等教育普及化了,人人都可以上大學,為什麼高中階段的職業教育比例還那麼高呢?這就要說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讓學生自己去選,筆者認為很多學生並不一定願意選擇學術性、研究型工作,而願意選擇符合自己特點的操作型、技能型的工作,上普通高中而不去接受職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學生在父母要求下的選擇。好的教育應該讓每個人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業,而不是作為一塊短效、功利的敲門磚。
我們也看到一些大學的碩士、博士因為寫不出論文而走上絕路的悲劇性事件。這裡的原因很複雜,但筆者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勉為其難——這些人可能天生就不善於做學術工作,你逼著他硬撐了那麼多年,最後非常痛苦,甚至痛不欲生。不僅在學術領域,在藝術領域也是這樣。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學生開始參加高中階段的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也出現了很多金牌得主,每年一屆,累積的數量是非常多的,但幾十年以後,這些金牌得主到哪裡去了?不是所有人都在做科學研究,而是很多人都去搞房地產、做股票去了。以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為宗旨的中科大少年班,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舉辦,到現在累計培養了大概2500名畢業生,其中只有不到20%的學生在從事科技工作,其他在各行各業的都有,當老闆的也很多。
所以,好的教育應該讓每個人找到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具有熱情的事情去做,走向自我實現,而不是把教育作為一塊敲門磚,一個功利性的,尤其是短期功利性的工具。如果就是為了要一個名校的文憑,這是很不負責任的,是一種對青春的浪費。
現代社會發展越快,職業變化就越快,「鐵飯碗」或將被打破。
因此,對職業教育這個問題,我們要看到:一方面有社會需求,另一方面的確有相當一部分中學生適合做這些技能型、動手型的工作。
發生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外賣騎手隊伍不斷擴大,有一份關於美團專職騎手的學曆數據:初中占34%,高中占29%,中專占17%,大專占16%,本科及以上占4%。那麼,本專科及以上的共占了20%。這個數據怎麼來解讀呢?筆者認為,這些騎手是自強自立的。在就業困難的情況下,他們放棄了所謂學歷的面子,選擇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養活家庭。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擁有這種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這也告訴我們職業生活是變化的,不一定是你學了什麼就一定要幹什麼,而且越是在現代社會,職業變化越快。這些騎手也不會做一輩子騎手,他們以後可能會轉向新的領域。
所以,我們對職業要有全新的認識,不要認為從事體力勞動就低人一等,而且要為不確定的未來做好全方位的準備。
教育應著眼於能力培養和幸福提升
如果我們具有前瞻性,具有超越性的未來觀,就會知道:上不了名校沒有那麼可怕,可怕的是學生沒有任何愛好、沒有任何特長。
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北歐國家、德語系的國家,高中生選擇職業教育的比例那麼高。不是僅因為這些國家各個行業之間的收入比較均衡——開卡車、做修理工的待遇和一位教授是差不多的。同樣重要的是,很多學生的興趣不在做研究上,而是願意做一些自己能夠駕馭的、比較有成就感的工作,包括開點心店、開花店,既自得其樂又能養活自己的工作。
青年一代的職業觀和新的社會需求正在轉變,家長需要做的事情,是不要用自己頑固不化的虛榮心,去綁架孩子的選擇、孩子的未來,給孩子一個自由生長的空間,讓孩子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一個人只有利用相應的空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才能夠獲得人生的幸福,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我們在很長時期一直處於普及教育階段,所以我們教育的價值觀或者說學校教育的目標,是把知識和學歷作為重要的目標。我們評價一個人,是看其拿到的是高中文憑還是大學文憑,是本科學歷還是大專。現在,高中階段的教育普及了,在18~22歲的適齡人群中,已經有54.4%的人在大學學習,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人已經進入大學,已經進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階段。隨著新出生人口減少,少子化時代的來臨,今後上大學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容易。
在這種情況下,比學歷更重要的是什麼呢?過去是追求能力,從知識本位到能力本位,追求卓越、追求成功,成功是比學歷更重要的指標。但是今天,我們還可以往前走一步,在網際網路時代、學習化的社會中,一個人真正成功的評價是什麼?是幸福。能夠獲得人生的幸福——這才是教育的最高目標。
當代作家周國平曾說:什麼叫幸福?幸福就是找到一件你喜歡做的事,並且把它變成你的職業。你喜歡做的事,你8小時都在做,當然很幸福——8小時之內就幸福了。還有第二個方面,找到一個你喜歡的人,跟他(她)一塊生活,那你8小時以外也幸福了,24小時都是幸福的。這是不是應該成為我們教育真正重要的目標?尤其是對家庭教育而言,家長不應該逼著孩子追求排名或者追求名校學歷,而把孩子的生命安全、健康快樂,最後實現幸福作為最重要的目標。如果我們能夠確立這樣的價值觀,把幸福作為我們追求的目標,今天的很多行為也都會改善。也就是說,更大程度地尊重孩子、信任孩子,讓孩子去開創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敢於冒險、敢於探索、敢於進入各個不同的領域,去經歷他們自己的未來,這種做法才是更接近幸福目標的教育。
來源| 《中小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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