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宗紅：《宣講有道：晚清宣講小說的倫理敘事》

第一節 務本業、安生理的基本內涵

第二節 慎教自修：士之職分倫理

第三節 勤耘節儉：農之職分倫理

第四節 技精心細：工之職分倫理

第五節 求利以誠：商之職分倫理

第六節 忠君愛民：官吏之職分倫理

第四章 敬與禁：宣講小說的生態倫理

第一節 敬畏自然：宣講小說中的自然崇拜

第二節 胎卵濕化皆是命：宣講小說中的生命倫理

第三節 惜生節用：宣講小說中的生態實踐及緣由

第五章 宣講小說中的倫理悖論

第一節 不孝之孝（一）：割股療親的孝道悖論

第二節 不孝之孝（二）：殺子賣子孝親的悖論

第三節 節與孝的道德悖論

第四節 宣講小說中的其它倫理悖論

第六章 宣講小說「說—聽」模式的倫理傳達

第一節 宣講小說的「說—聽」模式

第二節 「說」與「唱」的倫理追求

第三節 故事的地方化、神異化與敘事倫理

第七章 宣講小說的程式化的倫理意味

第一節 宣講儀式的程式化

第二節 結構程式化的倫理道德審美

第三節 語言程式化的倫理效果

第八章 宣講小說「重複」的倫理強化

第一節 言語重複及其倫理意蘊

第二節 情節與主題重複的倫理價值

結語 宣講小說與被壓抑的傳統性

參考文獻

後記

結語：宣講小說與被壓抑的傳統性

——從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說起

《沒有晚清，何來「五四」？ 》是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一書的導論部分 [1] ，該文又被置於《想像中國的方法： 歷史·小說·敘事》一書中，首篇即是《被壓抑的現代性： 沒有晚清，何來「五四」？ 》文章認為新文學起源早於「五四」，審視中國現代文學的來龍去脈，應該認識晚清時期的重要性。

《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

晚清小說「一躍而為文類的大宗」，保守統計，出版當在兩千種以上，作者推陳出新，較之於五四毫不遜色。「殊不知『新小說』內包含多少舊種籽，而千百『非』新小說又有多少誠屬空前的創造力」，「稱小說為彼時最重要的公眾想像領域，應不為過」。 [2]

王德威強調的被壓抑的「現代性」作品，多指自晚清以來的種種不入流的「文藝實驗」，「從科幻到狹邪、從鴛鴦蝴蝶到新感覺派、從沈從文到張愛玲，種種創作，苟若不感時憂國或吶喊彷徨，便被視為無足可觀。即便有識者承認其不時發抒的新意，這一新意也基本以負面方式論斷。」 [3]

他強調狹邪、公案俠義、譴責、科幻四類小說所包含的「現代性」：「對慾望、正義、價值、知識範疇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對如何敘述慾望、正義、價值、知識的形式性琢磨。」 [4] 這些包含現代性的東西，卻被五四新文學所壓抑。

實際情況是，自五四以來，晚清社會的「現代性」被壓抑，其傳統性被壓抑更甚。原因在於，此後小說的研究者及作者們，一方面忽視或未看見其中的現代性，一方面否定其中的「負面式論斷」。凡是小說中所說的「舊道德」，幾乎認為它是封建落後的，是民主科學的阻礙而必須摒棄的。

《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

於是乎，致力於說教的宣講小說，即便它在晚清民國極為流行，甚至成為部分地方的民眾信仰，卻很難看到有研究者介紹提及，甚至收藏這類書籍。

文學史在介紹晚清小說時多側重它們「新」的一面，將對傳統的批判精神津津樂道，四大譴責小說以其「譴責」的姿態受到編撰者的青睞而對維護傳統的內容及思想則以貶詞言之，如文康《兒女英雄傳》序言中將所體現的兒女之情「完全被曲解為忠孝之心」，「把理學中強調的社會倫常強加在人物身上，安學海是忠臣，安驥是孝子，張金鳳是孝婦，何玉鳳是俠義之女，一家人忠孝節義俱全。這實際上不過是為其沒落的滿洲貴族編織的一場十分不著邊際的陳腐之夢。」 [5]

誠如王德威所言，受五四影響的作者們，「視狹邪小說為慾望的污染、俠義公案小說為正義的墮落、譴責小說為價值的浪費、科幻小說為知識的扭曲」 [6] 。

阿英《晚清小說史》，歐陽健《晚清小說簡史》皆從「新」的角度看待晚清小說，對於「舊」小說或小說中「舊」的內容，評價都不高，如曹亦冰《俠義公案小說簡史》言《三俠五義》「表現出了濃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倫理道德觀念，應予否定」 [7] 。

神魔小說寓意較為濃厚，其中有不少的諷喻與道德勸誡，至於文言小說，更不消說了，但相關研究，亦多是「揭露」「批判」。

然而，在言「現代性」應往晚清推移時，其它論述也當注意。王德威強調無意誇大晚清文學的現代性，而是「從不現代中發掘現代，揭露表面的前衛中的保守成分，從而打破當前有關現代的論述中視為當然的單一性與不可逆向性。」 [8]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從不現代中發掘現代」本質上說明，「現代性」只是「發掘」出來的，既然是「發掘」，說明它並不普遍；「揭露表面的前衛中的保守成分」亦說明所謂的「前衛」也只是表面，而深層的東西仍然是傳統。

王德威繼續指出「五四」及從人抱持著的「強勢」的「現代迷思」，重新評價晚清小說，「毋寧說我是試圖去了解，『五四』以來被主流文學所壓抑的是什麼。我的取法不在於搜尋新的正典、規範或源頭，而是自處於『弱勢思想』（weak thought），將一個當代詞彙稍加扭轉以為己用」 [9] 。

傳統性在「現代性正義」的呼聲之下被掩蓋，但傳統依然存在，當下雖處於弱勢思想的地位，然而在晚清時，卻是事實上的相對強勢。「魯迅一輩對晚清譴責作家的失望，其實泄漏出他們的正統儒家心事」 [10] 。陳森通過《品花寶鑑》揭示「忠孝節義、至情至愛等美德的真實含義」，在寫作過程中暴露出來「急於調和倫理規則和情慾誘惑之間的辯證關係」， [11] 這正是大多同類型小說的特點。

張友鶴校注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晚清不少小說，其中都有濃厚的道德說教，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的吳繼之關於行善的論述：「我以為一個人要做善事，先要從切近地方做起，第一件對著父母先要盡了子道，對著弟兄要盡了弟道，對了親戚本族要盡了親誼之道，夫然後對了朋友要盡了友道。果然自問孝養無虧了，所有兄弟、本族、親戚、朋友，那能夠自立，綽然有餘的自不必說，……」 [12] 在《青樓夢》《繪芳錄》《花月痕》等皆不乏其例。

直接的道德說教之外，對一些現象的批判固然有一些「新」的意味在其中，但批判又何嘗不是建設？反傳統雖然口號喊得很響，但傳統仍然是社會主流。從王德威的論斷中，可以看得出他的思考中有對傳統與現代的思考。也即傳統中有現代，那麼反過來思考，現代中何嘗能離開傳統？他們所批的，不是傳統道德本身，而是在堅守傳統文化時應考慮人情人性，回歸於早期儒家的傳統。

回頭再看聖諭所宣傳的內容。聖諭六訓：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為。

聖諭十六條：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民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誡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這些聖諭無不關涉民眾的傳統價值的建構與社會的和平穩定。

正因如此，聖諭宣講才能從清初到清滅亡，一直都在進行。現在所收集的嶺南宣講小說並不多，但鴉片戰爭後，嶺南地方官重視宣講傳統文化，僅同治年間，「廣州知府戴肇晨上任伊始，就建立了181所宣講所，延聘通儒宣講。」 [13]

《近代嶺南報刊短篇小說初集》，梁冬麗、劉曉寧整理，鳳凰出版社2019年1月版。

所見清代嶺南宣講小說即有《吉祥花》《諫果回甘》《俗話傾談》《宣講博聞錄》《龍紋卷》《宣講集篇初集》《宣講余言》《聖諭十六條宣講集粹》等。

據民國二十三年（1934）《上海富晉書社書目（上冊）》「子部」書目中宣講小說有：王錫鑫編《宣講集要》十三卷，光緒年刊《宣講直說》六卷，石印白紙本《宣講拾遺》六卷，戴奎光緒紀元刊《宣講引證》十三卷，史致謨集證光緒年刊《聖諭廣訓集證》一卷。

筆者所得清末成書而民國重刊，或者民國新刊的宣講小說還有《救劫保命丹》《清台鏡》《換骨金丹》《換骨丹》《指路碑》《宣講逆報》《宣講新編》《龍文卷》《宣講新奇》《宣講四箴》《撥雲金針》《宣講福報》《二十四孝宣講》《化世歸善》《宣講至理》《宣講指迷》《善惡金鑒》《善緣異錄》《宣講寶銘》《挽劫新編》《因果新編》等。

民國新編的宣講小說則有：《宣講明快》《廣化金丹》《新編宣講寶鑑》《案證真言》《聖諭廣訓集證》《拯民集》《三才圖（中長篇）》《三才圖（短篇）》《福壽寶集》《永登盛世》《回心廣善編》《蘭亭集》《回天救劫寶錄》《崇化新編》《歸真集》《度世寶筏》《皈一艦舟》《代天勉世錄》《救世銘箴》《警世格言》《守善金圖》《宣講新錄》《洞冥寶記》《蟠桃宴記》《八寶金針》等。

《宣講拾遺》

此外，還有宣講小說案證故事的單行本在民國時期亦流行於世，如漢口鑫文出版社刊印、大同書局發行的石陽周去非選輯的《宣講全集》有：《滴血成珠》《騙債失子》《五子哭墳》《蛛絲紅》《嫁嫂失妻》《一口血》《雙槐樹》《金玉滿堂》《殺子報》《白雞公》《珍珠塔》《一口血》《不孝慘報》《孝子得寶》《蘿蔔頂》《金玉滿堂》《馬前潑水》《惡盈滿貫》《嫁嫂失妻》《雪裡救母》《一口血》《五子哭墳》《送寒衣》，等等，另附有《刻薄成家》《弟道可風》《挖墳討飯》《淫婦巧報》《苦心行孝》《純孝化逆》《修路得妻》《不孝遭雷》等等。

《清末民國時期上海的宗教出版概觀：以佛道教為中心》介紹，自然書局1931年出版的《民國時期出版書目彙編》第15冊《自然書局新書目錄》收錄46種道書或善書，其中屬於宣講小說的有：《宣講拾遺》《宣講寶銘》《化世歸善》《宣講集要》《福海無邊》《宣講大全》《宣講醒世編》《續宣講拾遺》《善惡金鑒》 [14] 等等。

短篇宣講小說往往成集，一部宣講小說中案證故事多達十幾個乃至幾十個。長篇宣講小說通過遊歷，也貫穿了眾多故事，由此可以類推民國宣講小說案證之多。

關於民國說「善書」的情況，不少地方志都有記載。1994年《長寧縣誌》：「說善書又稱講聖諭，解放前在縣城、集鎮街道較為常見……」 [15] 石永言《遵義往事》也載，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遵義街頭巷尾時常有人講「聖諭」。《成都通史·清時期》介紹，四川有近300部善書書目，善書可謂「家傳戶誦」 [16] 。

《成都通史》

另據《中國曲藝志》，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成都市有聖諭宣講藝人150人左右，三十年代聖諭宣講盛行一時 [17] 。

《乾州史話》介紹清末民國年間講聖諭在乾州城內盛行，「聽講『聖諭』的人們在街頭巷尾，或院坪、寺廟之中，一邊乘涼，一邊聽講。……講的多數是宣揚忠孝節義，因果報應等封建道義的民間故事，但也不乏勸人行善，諷刺貪官等內容」。民國時期，在乾州講「聖諭」的就有饒玉成、饒厚伯，陳遠揚等諸位先生。 [18]

《中國曲藝志·河南卷》載，宣講時有《宣講拾遺》《宣講大觀》《宣講大全》《宣講大成》《宣講觀窺》等文本供宣講人使用。「民國以後，佛堂有增無減，培養出一大批善書宣講者，僅汝南一縣就有百餘名。」 [19]

全省較有影響的宣講人較多，有些宣講者不僅在本地佛堂宣講，同時還互相邀請、交流，甚至到省外宣講。「由於宣講善書活動對穩定社會局勢起到一定作用，中華民國政府給予一定重視，逢有重大活動，頭面人物爭相參加。」 [20]

在湖南黔陽、辰溪、沅陵、常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敘事性較強的聖諭宣講比較普遍 [21] 。

遊子安著《勸化金箴：清代善書研究》專有一節《清末民初的「說善書」》介紹了清末民初說善書的情況。

《勸化金箴： 清代善書研究》

李德復，陳金安主編《湖北民俗志》載，清中葉至民國初年，全國印刷善書案傳的書局、作坊就有「宏文」「崇文」「廣益」「六藝」「錦江」等數家，提及的宣講小說集包括《宣講大全》《宣講拾遺》《宣講集成》《增圖宣講集要》《宣講摘要》《福海無邊》《觸目驚心》《原覃廣化》《照膽台》《勸善錄》《閨閣十二段錦》等，搜集到的案傳365案 [22] 。

《中國曲藝音樂集成·湖北卷》載，湖北的「善書」有152種，其中筆者所見載於宣講小說集的有：

《四下河南》《一口血》《盜玉鏡》《血羅衫》《安安送米》《珍珠塔》《蘿蔔頂》《雪梅弔孝》《金玉滿堂》《白公雞》《巧化妻》《珍珠衫》《滴血成珠》《白玉圈》《巧斷繡鞋》《雙槐樹》《兄弟齊容》《吉祥花》《大團圓》《真假姻緣》《雙悔婚》《雙鳳山》《雙狀元》《舍子救主》《獨腳板》《吵分家》《捨命申冤》《因果實錄》《忠孝節義》《靈龜穴》《善惡異報》《望江亭》《雙封誥》《代友完婚》《節烈坊》《雙善橋》《冤中冤》《和尚遇魔》《恩義亭》《血掌印》《買母敬孝》《殺子報》《望煙樓》《孝兒迎母》《天賜金馬》《梅花金釵》《處女守孀》《血書並（餅）》《陰惡遭雷》《破氈帽》《巧嫁妻》《平分銀》《悍女傳法》《雙屈緣》《冥案實錄》《友愛致祥》《嫌貧慘報》《一竅不通》《嫁嫂失妻》《修橋獲金》《七星劍》《唆夫吵嫁》《吃得虧》《尿泡雞》《五子哭墳》《雙教子》《正南風》《貪妻失銀》《狗報恩》《孝遇奇緣》《義僕救主》等等。 [23]

列舉大量的宣講小說集與其中篇目，以及各地關於民國時宣講盛況，無非表明，民國時，雖廣泛受到西方思想影響，文學對於封建社會的批判似乎成為主流，但事實上仍有大量的宣傳傳統文化的文學在地方廣泛存在，它成為地方的娛樂，乃至教化手段。

《清末宣講與演說研究》

在民間社會，對人們產生廣泛而深刻影響的，依然是儒家文化，即便偶有西學、新學的影響，也並未成為主流。

宣講小說中的一些故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仍舊在部分地方宣講著。據《中國曲藝音樂集成》載，雲南、四川、重慶、廣西、湖南、河南等皆有說善書的情況。

河南1978年以後，「在沁陽、濟源、浚縣、淮陽等地的鄉村廟會上，善書宣講活動偶爾能見」 [24] 。

在漢川地區五六十年代曲壇出現的老藝人，漢川不下於20人 [25] ，傳統的案傳300種左右，代表性的有《竇娥冤》《烏金記》《生死牌》《四下河南》等。

到了新世紀，說善書在一些地方成為非遺項目：漢川善書於2006年入選國家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1年索河善書入選湖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2010年雙槐善書列入重慶市第三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宣講的案傳，既有傳統的，亦有新編或改編的。

《中國善書研究》

在漢川，每年春節到三月三期間及中元節，民眾消閒和娛樂時，「往往邀請善書藝人上門演出」，甚至還保持著用善書來還願、祭祖、祝壽。宣講的內容多是傳統道德。漢川善書團隊每新到一地「開講的首要書目便是『勸孝』。其中包含著的尊老、敬老、養老正是中華民族家庭和睦、鄰里相親、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26]

傳統說善書善采實事，現今善書同樣如此，如漢川善書傳人熊乃國根據漢川涉毒案例新編而成《迷途知返》以勸時人。袁大昌所編輯的《索河善書選》中除了大量的傳統故事之外，《雙教子》《戒牌》《四個婆婆說媳婦》都是根據當前的故事改編。

以眼前人說現實事，即興演唱及獨特的唱腔、飽滿的情感、向上的道德內容，聽者極易產生親切感、真實感，說善書甚至成為「勸善積德的文化奇葩」，「善書揚善除惡，年輕人聽了行孝、做善事，老年人聽了心裡舒服、延年益壽。」 [27] 「無論長書短案，必有一個『忠、孝、節、義』的正面典型貫穿其中，主宰整個故事。」

故有人以「正派、雅致、動聽、感人、完整」評價漢川、索河善書。簡言之，善書與時俱進，傳統說唱的部分中不適合當代的東西在宣講中已經被替換為積極向上的故事。

宣講小說中的故事中間或有一點迷信色彩，但在整個故事的宣講中只是一種敘事手段，而非內容，猶如《西遊記》說鬼說神而立足於現實，《紅樓夢》的大荒山、太虛幻境、僧道及第五回的讖詩、海棠花敗的預兆，《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呼風喚雨、能掐會算，《水滸傳》一百單八將是天罡地煞轉世一樣，「漢川善書傾向於世俗性真實性的根本特性決定其與陳舊保守的迷信之作不可能水乳交融」 。

《漢川善書》

所以，不能以宣講小說中有所謂「迷信」，或因為有神佛出現，進而輕易否定晚清大量以宣講聖諭為主旨的宣講小說。

宣講小說宣傳的「善」極為廣泛，絕大多數是社會必須遵守的「善行」；其中的忠孝節義，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美德。雖然聖諭六訓與聖諭十六條作為宣講之綱本身並不存在問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八德，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何嘗不是社會的和諧？只不過，時代不一，理解時不能僵化。

如君臣在傳統社會是君主與臣子，在當前則可以理解為上下級關係，夫婦有別理解為體能、性格差異等。道德是內容，如何處理是方式，處理問題的方式僵化而不是內容本身的僵化。「過猶不及」，任何東西只要超過它的度都是有害的，如宣講小說所言的割肉奉親、女性視貞操大於天等。

考察晚清宣講小說，不能不思考，何以它們作為晚清的一種文學現象，數量眾多且影響較大？為何幾乎被湮沒？是新文學、新道德的巨大影響，還是其它原因？由此再回到王德威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提問及問題背後的深意。

《宣講博聞錄》

可否這樣猜想：晚清社會大量其它類型的說唱文學，因為重視消遣，道德教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隱藏，故未被時代否定或否定意味不強，而宣講小說因為宣傳的是被視為專制制度的君主的聖諭，以及被視為與科學背離的神靈之旨意，是封建社會宣傳了幾千年的道德——哪怕現實生活中需要，但擔憂它們湮沒了「新」的聲音，所以受到新思想影響的眾多代表先進文化的知識分子，心照不宣的選擇了沉默，而後又因其它原因，更加避而不談？

倘若如此，那麼翻用王德威的話：「因有五四，故無晚清。」在肯定新文學的意義時，也要看到受西方影響的思維對傳統文化的否定，而被否定的未必完全是有過失的，或者負面的。

「在村落中生活的人們常常在不自覺中接受大歷史的表述及其傳播的思想，受到大歷史的潛移默化並自覺地皈依到大歷史的敘述之中，在大歷史的書寫框架內，講述著不違背大傳統的小傳統。」 [28]

總之，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應該是「揚棄」，該揚則揚，該棄則棄，全盤接收與全盤否定，都是錯誤的。任何時候，都應以客觀冷靜的態度，審視宣講小說所宣揚的家庭、社會、生態、職業倫理等傳統道德，既不能一味拔高，也不能一概否定。對宣講小說文本本身，也應如此。

《清末聖諭宣講之案證研究》

後 記

這本專著，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稀見晚清宣講小說整理與研究」（批准號18BZW093）的最終成果。 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始自我已結項的另一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文學地理學視域下明清白話短篇小說研究」。

當時，我在統計明清白話短篇小說的地理分布時發現，各種中國古代小說史、小說書目或敘錄提及的「話本」，西南地區只有《躋春台》，嶺南地區只有《俗話傾談》。

以此為線索進一步查找，我卻發現了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竺青研究員、四川師範大學汪燕崗教授所介紹的《躋春台》類似的20餘種清末川刻白話短篇小說「集群」，廣州大學耿淑艷博士所介紹的一系列與《俗話傾談》類似的「聖諭宣講小說」。宣講小說由此「闖入」我的研究視野。

群眾出版社版《躋春台》

宣講小說雖然屬於俗文學，但被學界關注甚晚，目前已經出版的被視為「小說」的，只有《躋春台》《俗話傾談》。

竺、汪、耿等所介紹的宣講小說，我只知其名或主要內容，但未能見故事文本。對其他宣講小說，按圖索驥也只能在部分圖書館及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官網上找到《緩步雲梯集》《宣講福報》《萬選青錢》等幾部相關文本。

由於沒有小說書目或小說史提供更多的宣講小說文本信息，只能邊研究邊發現，可以說，每一種宣講小說的發現，都具有偶然性。在不知書名的情況下，在浩如煙海的書籍中淘到可以視為宣講小說的書談何容易！

我採用了最笨拙的方法，即通過各種網站，尤其是孔夫子網站在售、已售、已拍書影仔細辨別，不斷搜羅、不斷累積。研究開始後，我幾乎每天都上網關注網站新上的圖書，主要是關注其中的小說及文學類。

事實上，孔夫子網中很多的宣講小說分散在線裝古籍的小說、文學、宗教類中，這就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瀏覽各種圖書，通過書影進行鑑別，然後再購買或競拍。宣講小說被售主或拍主視為古籍，標價較高，但為了便於研究，也會忍痛買下。

雖然宣講小說在清後期才大量出現，但因學界的忽視，善本少而殘本多，即便不斷搜尋，所購之書往往以殘本為主，甚至只是全書的一冊或一卷。當確定某書為宣講小說，但書已經被出售或拍出，則又在各圖書館搜尋。

有些宣講小說部分圖書館有藏，但藏書不允許拍照，允許複印的要麼價格貴得嚇人，要麼因書籍本身有殘損不能全部複印，只能靠手抄，一種書通常抄十來天也未必能抄完，北京、鄭州、上海、昆明、廣州等地的圖書館皆留下我與先生蒲亨樂的身影。

《中國俗文學史》

考察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提及的寶卷、彈詞、鼓詞、子弟書等俗文學，於今被學界整理出版不少，寶卷有《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民間寶卷》《靖江寶卷》《涼州寶卷》《酒泉寶卷》《金張掖民間寶卷》等，彈詞有《再生緣》《筆生花》《來生福》《描金鳳》《玉釧緣》《廿一史彈詞》等，鼓詞有《中國傳統鼓詞精匯》《中國珍稀本鼓詞集成》《清末上海石印說唱鼓詞小說集成》《鼓詞彙集》等，子弟書有《子弟書珍本百種》《清蒙古車王府藏子弟書》《子弟書集成》《子弟書全集》等。

與小說名著並行的寶卷、鼓詞、子弟書等也被整理或影印出版，如《雷峰寶卷》《紅樓夢子弟書》《說唱西遊記》等。一些介紹上述說唱文學的相關書目（或敘錄）也不斷出現，如傅惜華編《子弟書總目》、李豫等著《中國鼓詞總目》、胡士瑩編《彈詞寶卷書目》、李世瑜編《寶卷綜錄》、譚正璧編著《彈詞敘錄》等。由於資料眾多，相關研究也就比較豐富。

宣講小說作為「國家行動」的產物，在晚清民國十分盛行。迄今為止，筆者通過各種途徑搜集到的宣講小說多達200餘種，涉及故事3000多個。令人困惑的是，如此多的文本為何在諸多文學史、小說史中未被提及？如今已被整理出版者為何只有被視為話本小說的《躋春台》《俗話傾談》兩種？拋開具體原因不說，宣講小說的整理與研究確有必要。

中國古代小說具有很強的教化意圖，但與宣講小說相比，似乎是小巫見大巫。相比較而言，話本小說題材更豐富，編撰者重視作品的道德教化性，同時也重視作品的商業性。

《民間信仰與明末清初話本小說之神異敘事》

宣講小說在形式上與話本小說有很多相似之處，它圍繞「聖諭六訓」及「聖諭十六條」，圍繞五倫八德等傳統倫理道理而講述故事，關注底層人民的道德教化。正因如此，人們才樂意捐刻宣講小說並將其視為積功累德的一種方式，書成之後也多免費贈送於人。宣講不僅娛樂了民眾，也的的確確影響到了他們的世界觀。

民眾十分喜愛、崇信宣講，當下在一些地方流行的、被視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說善書」即是宣講的遺風，這也說明了宣講小說對民眾的深刻影響。

本書將宣講小說中所反映的倫理分為家庭倫理、鄉族倫理、職分倫理、生態倫理，並分析小說為達到這些道德倫理之目的而採用的宣講策略，儘可能全面體現宣講小說的倫理面貌。

書稿的真正動筆，開始於2019年。從動筆到出書，經歷了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俄烏戰爭爆發、全球大部分國家被熱浪襲擊……惡劣的社會與自然環境，愈加讓人覺得，良好的社會環境與良性的自然生態秩序是何等的可貴！醫護人員、志願者向疫而行，重慶山火時消防人員及志願者向火而行，城市需要靜默時全民的全力支持與配合……

民眾所體現的奉獻精神、犧牲精神令人淚目。他們之所以如此，乃是根植於心的家國一體觀念。

在此觀念下，他們愛父母、親人、朋友，自然會推己及人而愛他人；因愛家，自然也就會愛國、愛自然。這些倫理道德，與宣講小說所表達的和諧之思、生態之思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由於時代的發展，繼承中有所揚棄而已。

《理學視域下明末清初話本小說研究》

在書稿撰寫的過程中，往往因小說所宣講的倫理而思當下，又由當下而思小說對倫理道德的宣揚，深深體會到了文學的強大社會功能，也因此堅定了自己研究的信心。

很多後記都有「感謝」，似乎「感謝」成為套話；而出於內心的感謝，從來不因「套話」而鄙俗。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我屬於比較幸運的一類人，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能因遇到「貴人」而改變自己的人生軌跡。

幼年時我體弱多病，家人們對我細心照顧。父母並不重男輕女，他們一直堅持送我讀書讓我上完大學。畢業後到鄉下中學任教，大學好友陳玉芬從遙遠的廣州打來電話告知我她考上了中山大學的研究生，鼓勵我也考研，並把她的複習資料郵寄給我。

中學教學任務繁重，閒暇時間很少，工作八九年後重拾大學課本，複習的過程很艱苦，但在先生蒲亨樂的鼓勵、支持、監督下，我沒有因複習艱難而氣餒放棄。

研究生入學考試那兩天，當正愁找不到離考場近一點的賓館時，巧遇大學同學葉光喜，他讓我住在他家，為我提供了安靜的複習環境與休息環境，考試時我也因此能正常發揮。

讀研究生時，導師陳筱芳特別耐心細緻，她讓我反覆修改論文，並給我生活上的照顧，讀博三年，得拜恩師項楚先生門下而受教。

《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

博士畢業後就職於賀州學院，在同事建議下，我又幸運地進入暨南大學做了程國賦教授的博士後，出站後因何亮師妹在重慶師範大學任教，於是我從南向西北，成為重慶師範大學文學院的一員，並得到領導與同事的關愛，順利完成「文學地理學視域下明清白話短篇小說研究」這一國家課題後，又成功申報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稀見晚清宣講小說整理與研究」並結題，兩個課題的結項等級都是「良好」。2022年，「稀見晚清民國宣講小說敘錄及相關研究」也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立項。

所有的幸運，都是來自於家人的關愛與付出、良師益友的幫助、學校的支持；所有的言語，都不足以表達內心的感謝之情。

科研是極瑣碎之事。材料的搜集與文字輸入、書稿的撰寫與核對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

在此，最應感謝的是我的先生蒲亨樂。自課題研究開始，他就一直關注網上相關的圖書信息，陪著我北上南下查閱、抄寫資料，又將資料輸入電腦。每當我懈怠之時，他卻一絲不苟地在電腦前一個字一個字地敲擊著鍵盤，於是乎也振奮起精神做事。書稿初成，他逐字逐句閱讀、核對。當我因網上售賣的圖書價格較高而退卻時，他卻鼓勵我購買。

一個課題下來，購買古籍的投入不菲，但他卻毫無怨言。我較粗心，他卻很細心，我看書看文章一目十行，他卻逐字逐句，於是，他總能發現我書稿中存在的問題。可以說，沒有他的付出，書稿就不會順利完成。

感謝同事及同門。文獻中有很多異體字、生僻字難以辨識，也有很多方言難以理解，當在群里問及，他們都會回答以解我之困惑。感謝結題時的盲審專家，他們給予了很多中肯的意見。

《明清白話短篇小說的文學地理研究》

還要特別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王貴彬老師，他一接到我的書稿，就指出裡面存在的很多不足，即便是細微之處，他也能目光如炬發現問題。書稿能成功出版，王編輯付出了很多。本書的出版，受到重慶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大力資助，在此，也一併感謝！

我並不是一個思維敏捷之人，對事、物的反應通常比別人慢半拍，總是喜愛新的東西卻又難以割捨舊的事物。我已經花了很多的時間與精力在宣講小說的研究上，未來還將繼續圍繞它從新的視角進行研究。雖然一直「在路上」，但我始終相信，只要前行，即便緩慢，也仍會不斷地見到新的「風景」。

楊宗紅

2023年7月18日

個人簡介

作者近照

楊宗紅，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文學博士，巴渝學者特聘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文學地理學會常務理事，現就職於重慶師範大學文學院，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文化教學與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3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1項，博士後基金1項，參與省部級項目多項。在《光明日報》《浙江大學學報》《南開學報》《明清小說研究》《孔子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出版專著有《理學視域下明末清初話本小說研究》（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民間信仰與明末清初話本小說之神異敘事》（人民出版社，2017），《明清白話短篇小說的文學地理研究》（中華書局，2019），《宣講有道 晚清宣講小說的倫理敘事》（中華書局，2023）。

注釋：

[1] 〔美〕王德威著，宋偉傑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頁。

[2] 〔美〕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3、4、4頁。

[3] 〔美〕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2頁。

[4] 〔美〕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6頁。

[5] 《中國古代文學史》編寫組編：《中國文學史》（下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03頁。

[6] 〔美〕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6頁。

[7] 曹亦冰：《俠義公案小說簡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0頁。

[8] 〔美〕王德威著，宋偉傑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9頁。

[9] 〔美〕王德威著，宋偉傑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9頁。

[10] 〔美〕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5頁。

[11] 〔美〕王德威：《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2、24頁。

[12] 〔清〕吳趼人，宋世嘉校點：《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8頁。

[13] 耿淑艷：《聖諭宣講小說：一種被湮沒的小說類型》，《學術研究》2007年第4期。

[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改變了中國宗教的50年』主題計劃成果發表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第156頁。

[15] 四川省長寧縣誌編纂委員會編纂：《長寧縣誌》，巴蜀書社，1994年，第704頁。

[16] 張莉紅、張學君著，《成都通史》編纂委員會主編：《成都通史·清時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98頁。

[17]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四川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曲藝志·四川卷》，中國ISBN中心，2003年，第67頁。

[1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吉首市委員會學習文史委員會編：《乾州史話》（吉首文史第6輯），2004年，第155-156頁。

[19]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河南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曲藝志·河南卷》，中國ISBN中心，1995年，第93頁。

[20]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河南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曲藝志·河南卷》，中國ISBN中心，1995年，第93頁。

[21]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湖南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曲藝志·湖南卷》，新華出版社，1992年，第101頁。

[22] 李德復、陳金安主編：《湖北民俗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0頁。

[23] 《中國曲藝音樂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音樂集成·湖北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曲藝音樂集成·湖北卷》，新華出版社，1992年，第1494-1495頁。

[24]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河南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曲藝志· 河南卷》，中國ISBN中心，1995年，第94頁。

[25] 李德復、陳金安主編：《湖北民俗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18頁。

[26] 侯姝慧：《傳統曲藝與新農村文化建設——以「漢川善書」為例》，《文化遺產》2008年第1期。

[27] 沈婉梅：《勸善積德的文化奇葩——漢川善書業探訪》，胡雪城主編：《走近文化孝感》， 武漢出版社，2015年，第232、235頁。

[28] 岳永逸：《鄉村廟會傳說與村落生活》，《寧夏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