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如何得到毛澤東賞識：因一座墳和一首詩

在讀書的時候，胡喬木便開始思考起現在的社會。

上世紀20年代他一首《別辭》，就展現了胡喬木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的信奉和推崇，也讓人感覺到，他是一個追逐「紅色」的人。

1930年，胡喬木考上了清華大學物理系，這基本決定了胡喬木未來的方向。

當年的北平，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胡喬木在此地備受感動。

他一邊讀書求知，另一方面又矢志不渝地追逐著光明。

後來被載入史冊的喬冠華同志，當年就是胡喬木的同學，在北平的歲月里，胡喬木也加入了共青團組織，並開始出任清華大學團支部書記，開始嶄露頭角，這也和他的文筆有關。

去了上海之後，胡喬木也希望能夠再度將求學和讀書結合起來。

有了在多地的思想啟蒙，外加胡喬木本人就非常善於思考，還有地下宣傳工作的經驗，胡喬木的才學以及組織協調能力得到了極為充分的展示。

脫穎而出的胡喬木，也有著更大的舞台來施展自己的抱負，胡喬木的才學，漸漸引起了延安方面的關注。

1937年，胡喬木終於接到了通知，奉組織之命調離上海，和李凡夫一起去了延安。

此前的胡喬木一直叫胡鼎新，來到了延安之後，他將自己的名字改掉，從此有了「胡喬木」。

改名的事情在當時並不算新奇，很多有志青年加入了革命的隊伍，都是將自己的名字改掉，有「煥然一新」的味道，那會的胡喬木滿腔熱血，自然也不會是個例外。

《詩經伐木》當中，「出自幽谷，遷於喬木」的句子，深深影響了胡喬木。

在胡喬木期待已久的光明面前，他想要做一棵「參天大樹」。

1938年7月他和李桂英成婚，也將妻子的名字改為「谷羽」，夫妻兩人的名字結合在一起，更具詩意。

當年的校友喬冠華在那段時間一直在南方活動，兩個人都用「喬木」為筆名。

他們的國際評論文章，被毛主席稱為「可頂戰場上的兩個坦克師」。

「南喬」和「北喬」的名聲漸漸響亮了起來。

來到延安之後，胡喬木自然期待著和毛主席的交談，毛主席對這個名字也有著一定的認知，兩人的會面，是遲早的事情。

走進毛主席的窯洞，也是胡喬木第一次和毛主席的近距離接觸。

首次見面，毛主席就非常貼心地問了些尋常的問題，胡喬木感覺，距離一下就被拉近了。

得知胡喬木是鹽城人，毛主席若有所思，似乎又在自言自語：「鹽城，蘇北，鹽城……」

沒過一會，毛主席就突然問道：「東漢『建安七子』有個陳琳，是你們蘇北人吧？」

胡喬木很快就回答道：「是的，陳琳是古射陽人，南北朝時期，鹽城地區曾被設置了射陽郡，陳琳現在是否在蘇北鹽城我不能肯定，不過我們家鄉在大縱湖附近，那裡有陳琳的墓葬。」

對於那些地方史志，由於他父親的關係，因此他更是信手拈來。

聽說那裡竟然有陳琳的墓葬，毛主席更是突然來了興趣，他問道：「唐代詩人溫庭筠寫過一首《過陳琳墓》，不知道你是否讀過？」

胡喬木自然是讀過的，並且一字不落地背誦了出來。

後來，胡喬木才知道，毛主席過去非常喜歡這首詩，還自己抄錄過。

這次簡單的面試，毛主席因「一首詩和一座墳」，對這位清秀的胡喬木已是非常看重了。

那個時候，胡喬木還不滿29歲，未來的道路還有很長。

他能夠直接來到毛主席身邊工作，也是他人生當中的一次重大轉折，常人非常難以遇到這樣的機遇。

有了這次機會，對胡喬木來說，人生已是突飛猛進。

在胡喬木女兒胡木英的印象當中，父親就在延安的窯洞之中不停地寫作，也總是在煤油燈下寫個不停。

冬天的時候，胡喬木總是披著又厚又大的灰色棉衣，在腳底下放著一盆炭火。

她對父親的記憶，始終都是筆耕不輟。

1951年6月，那會的夏天熱的離譜，胡喬木要出一篇紀念中共成立30周年的文稿。

由於酷暑難耐，胡喬木乾脆就坐在冰涼的澡盆當中，趴在一塊木板上奮筆疾書。

那篇長文，他也僅僅只是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

文章被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的我三十年》，也發表在了當年6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

楊尚昆說：「主席看了那篇文章，覺得非常滿意，也說不用作為領導的講話稿了，直接以『胡喬木』的署名發表。」

那會是建國初期，毛主席決定以『胡喬木』的名義發表文章，效果很好。

給毛主席當秘書，說沒有壓力，也是不可能的。

胡木英始終認為，父親是一個情感細膩的人，他在忙碌的時候，也絲毫沒有忘記自己的家庭。

比如在1946年的時候，母親要谷羽要去根據地參加土改，而胡喬木就帶著孩子留在了延安地區，當谷羽返回的時候，胡喬木又有了任務外出，夫妻分別一下就是幾年的時間。

戰爭年代，想要寄一封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加上兩人早已是老夫老妻了，似乎不需要那麼「甜蜜」。

可胡喬木不同，他大筆一揮，就寫下了一首著名的《人比月光更美麗》，這首詩非常出名。

難以想像，文學造詣深厚的胡喬木，妻子竟是一位科學家。

在「兩彈一星」科研當中，就由科學院負責，科學院安排了計劃局和技術局，而谷羽就是新技術局的局長。

胡木英始終覺得，父母都非常忙碌。

母親是那種工作起來沒日沒夜的人，每天早晨谷羽出門之後，不知道過了多久才能回家。

那會，胡喬木就更加注重照顧家庭，胡木英也對此深有感觸。

如果母親能獲得一次全天休息的機會，那麼全家就會去頤和園或者香山去遊覽，若是母親只能休息半天，他們就去附近的北海，一家人去就劃划船，那也是天倫之樂。

即便胡喬木正在埋頭寫作，孩子們走進來之後，只要胡喬木覺得可以鬆弛一下，就會牽起孩子們的手，帶著他們去外面散散步。

他寫下的很多詩句中，都能表現出他對孩子們的愛意。

毛主席對胡喬木寫的詩，看得一向很仔細，有了什麼想法，二人也會討論起來。

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

胡喬木在毛主席身邊的時候，也見證了很多關乎著國家命運的大事。

他對於毛主席的愛戴和崇敬之情，也一直延續著。

在他的記憶中，毛主席的很多次決斷，都關乎著歷史的走向。

1945年8月11日，毛主席親自起草了《關於日本投降後黨的任務》，其中就談到了一個關鍵問題：國共談判。

那會，毛主席敏銳地感覺到距離世界反法西斯勝利已經不遠了，可形勢發展如此之快，還是超乎了意料。

8月14日，一則邀請來到了毛主席的案前，邀請他趕赴重慶談判。

蔣介石擺出了一副要和平、民主的樣子，經歷了多年革命歷史的大家，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在棗園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做出了決定：「去，到重慶去談判！」

胡喬木聽聞後也有點震驚，蔣介石一肚子壞水，誰知道這次的目的是什麼。

毛主席做了最壞的打算，他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那會，主席覺得有兩種可能，一套是簽訂「城下之盟」的可能，可是需要做出一些讓步。

不過，主席也說：「我黨的歷史上，還沒有隨便繳槍的事情。」

思索了一會，毛主席對胡喬木說：「由我們的力量、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全國的人心、外國干預的條件，這次去，也是能解決一點問題的。」

胡喬木也去了重慶，幾人經常在一起研究對策，有的時候是在主席的房間內，有的時候是在胡喬木的房間裡。

胡喬木沒有參與具體的談判工作，他的日常除了陪陪主席之外，還會在重慶每天都購買當天的報刊，看看社會各界對於此次談判的態度和反應，來掌握時局的發展。

那會，毛主席等人也不放棄任何一個接觸各界人士的機會，胡喬木則跟隨著毛主席和周總理見了宋慶齡、張瀾等人，在張治中騰出來的住所中，毛主席還接見了美國航空隊員等，通過向他們介紹解放區的狀況，來推動重慶談判的進程。

在重慶的時候，他們也格外注意上黨戰役的情況，每天都會通過電台了解關係。

當知道敵19軍被包圍在長治之後，我軍開始圍點打援，毛主席高興地對胡喬木說：「打得好！打得越大，那麼我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此外，毛主席還對胡喬木說過這樣一句話：「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和蔣介石談判，決定問題的往往不在於談判桌，而是戰場上的真刀真槍。」

後來，胡喬木的很多文章，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46年4月《解放日報》的《駁蔣介石》，主席只是改了標題，並沒有修改內容。

該文的重要意義，就是駁斥蔣介石的謊言，那會的蔣介石總是將內戰的責任推到對方身上，這篇文章，就是揭露他的真實面目。

後來，毛主席在湖南的老師符定一問毛主席：「《駁蔣介石》這篇文章的立意新穎，主題鮮明，在國民黨統治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否出自於毛主席的手筆？」

毛主席說：「這是我的秘書胡喬木寫的。」

符定一聽完後，更是連連誇讚說：「我一定要見見喬木。」

毛主席對胡喬木的影響很大，而胡喬木也同樣幫助毛主席做了很多事情。

後來，他沒給毛主席當秘書了，也做著很多重要的工作。

1991年，胡喬木準備寫一本關於毛主席的回憶錄，這迅速得到了組織的批准。

之後，他就迅速投入了忙碌的工作當中。

敲定大綱後，胡喬木安排了一個很滿的日程表，每個星期都要聽取一次彙報，從1991年9月一直到1992年4月這段時間裡，他找十人談過話。

後來，那部著作就是《胡喬木回憶毛主席》。

這本書也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好評，修訂再版時印了75000冊，這在黨史的有關著作中，也是不多見的。

除了這本著作，晚年的胡喬木，還一直想著重寫一本黨史的著作。

在1990年3月的全國黨史工作座談會後，他對秘書說了這樣一句話：「今後唯一的工作就是搞黨史。」

後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出版了，胡喬木本人抱病出席了這本書的座談會，在發言中，高興之情溢於言表。

胡喬木的一生，將自己的文學素養發揮的淋漓盡致，可他還是為自己不能親手編寫一部完整的中共黨史而感到遺憾。

不過，今天的史學界已經有大、中、小三部完整的黨史著作了，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局面，胡喬木若是能看到這樣的情況，自然也會倍感欣慰。

參考

胡喬木的一樁未了心愿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叔叔胡喬木和毛主席一起工作的日子 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