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排行榜上，中國位居綜合排名第14名，繼續牢牢占據中等收入國家的首位。這些以及其他證據似乎都在說明，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一種觀念則認為，中國嚴重缺乏核心原創技術，面對美國斷供會產生巨大的不安全感。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從市場化、國際化、網際網路時代商業模式創新等方面，探討了過去40年來，中國創新做對了什麼，又有哪些沒有做好。

撰文 | 賈鶴鵬（康奈爾大學博士、科學文化評論人）

2019年7月24日，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與康奈爾大學等合作單位公布的2019年全球創新排行榜，中國繼續前進3位，位居綜合排名第14名，繼續在創新榜上牢牢占據中等收入國家的首位。

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排行榜上，中國位居綜合排名第14名。

這一排名，與中國科技戰略研究院、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及彭博社等發布的中國科技創新的世界排位大致在同一區間。這說明中外科技政策、管理專家對中國創新取得的成就有大致的共識。

正巧，在這一階段，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先生探討40年來中國經濟成長的一篇網文「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在知識圈中熱傳。筆者也想借用這個問題來探討中國創新到底做對了什麼，又有哪些沒有做好。

在具體分析前要強調一點，此處的創新特指科技創新，也就是利用新的科技（或與科技相關的商業模式）取得國民經濟的收益與發展。基礎研究領域的新發現不在本文討論的範疇（基礎研究領域是筆者另外一篇近作《中國科學做對了什麼？》的內容），單純的新發明本身也非本文討論重點。

中國創新做了什麼，沒做什麼？

四十年來中國在創新方面做了什麼呢？

我以為核心當然是市場化對整個創新過程的全面浸潤。

其次則是深度的國際化：中國製造商廣泛參與了全球產業鏈，並占據了大部分領域中高端製造的最大份額，所謂「中國製造」正在走向「中國智造」；而且就大多數製造業分支而言，中國都擁有了世界上最齊全的產業鏈和供應鏈。不要以為這只是生產端的事情，這與創新實際上息息相關。因為創新必須要生產出人們能接受的產品（或能享受到的消費模式）。

第三，與前兩者緊密相關的，則是中國中高端製造商在迅速地通過工程化、規模化手段降低新產品成本方面，幾乎做到了極致，尤其是在電子產品方面。當然，這裡說的中國製造商並不一定等同於中國大陸的本土企業。

第四，與上述第三點一致，中國充分把握了整個電子通訊行業及其衍生產業從模擬技術到數位技術的變革。看看華為今日的成就及其強大的技術開發能力，就可以對這一點有很強的信心。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在電子通訊行業把握的機會並不僅僅體現在生產端，也延伸到研發這樣的前段和應用這樣的後端。

第五，則是一代代踴躍的商業模式創新。雖然在很多人眼裡，這不算是技術的原創，但如同本文下面將討論的，這種商業模式創新及其與之伴隨的、階段性的資本市場對這種創新的追捧，在整個中國創新圖譜上絕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當然，用中國「新四大發明「之類的說法來過分拔高商業模式的創新，也不一定合適。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看到，像中國這樣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超大型國家，必然需要能孕育眾多成功的模式創新。

那麼中國在推動創新方面還有哪些可做的事沒做？或者沒有做好呢？這裡，「哪些沒有做好」這個問題應該更合適。對於中國這種超大型的快速發展的國家，幾乎沒有哪個領域沒有試過，但確實有很多屢試不中。

首先是各個領域最頂端的核心技術開發和核心元件（設備）生產創新不足。的確，這可以說是中國創新的一個痛點，中興、福建晉華被斷供後立刻癱瘓就是生動寫照。但如本文後面會反覆分析的，放棄核心技術開發和核心元件（設備）生產，既不是中國科技人員和廠商偷懶的結果，也不是單純由於技術封鎖（這一點當然存在）。沒有不計一切代價地攻關這些今日成為痛點的核心技術、元件，恰恰是中國企業戰略性的選擇。

創新版圖中另一個痛點是「產學研」鏈條的斷裂，尤其是產與研這兩段。不過下文會探討，「產學研」割裂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國這一高速發展、擁抱全球化的超大型經濟體不得不承受的代價。

第三個沒做好的地方則是創新制度和金融支持。實際上，幾年前就有專家在採訪中告訴筆者，世界各國支持創新的好政策，幾乎在中國都有了翻版。但結果是中國的政策環境並沒有催生出我們所理解的、牢牢把握並引領原創技術的創新。

然而即使是這些沒有做好的地方，在總體上筆者也不認為是中國做錯了。沒有做好的原因更多是本文重點分析的中國的體制邏輯和發展階段使然。而讓筆者覺得驕傲的事情是，在體制邏輯和發展階段難以克服的情況下，中國的創新者們已經取得了幾乎是次優的結果。

01 市場化與政府角色

說中國今日創新做對之處，市場化與國際化緊密相連。說市場化，是因為創新主體絕大多數都是市場逐浪者，而創新行為，基本上都是市場驅動。這一點從當年VCD脫穎而出，到其後的網際網路精英，再到因低碳技術而一度暴富的無錫尚德，一直到今日的創新標杆華為、大疆，乃至主要做政府生意但並非政府投資的商湯科技，莫不如此。

與這種市場化創新相對的，則是政府支持的各種創新項目，當創新目標是充分市場化競爭的產品或標準時，絕大多數難以成功。從當年國家科委主導的半導體項目到龍芯，到自主作業系統，再到後來的自有3G標準——TD-SCDMA，結局都清晰可見。而近年來稍有起色的大型科技攻關項目，在國家財力的支持下，基本上處於苦苦追趕，稍有不慎就陷入財務困境的狀況中，這方面的案例包括京東方之於三星，以及福建晉華之於美光。

反對這種觀察結論的人可以舉出航空航天科工界的成就和中國高鐵作為反例。但兩者的說明力都不足。

航天科技人員的聰明才智和貢獻無可置疑，但與市場化的民用技術不同，這樣的科技成果在開發過程中，具有明確的目標和總體而言清晰的技術路線，允許不斷試錯，不用操心利潤，甚至有不計成本的資源支持。更重要的一點是，航天軍工等領域允許中國「自行其是」地認定標準，而不需要依靠在競爭中與對手PK來贏得市場，更不用通過競爭與妥協來界定創新的目標。所以這種創新成果，對中國龐大的創新版圖而言，借鑑意義非常有限。君不見能把火箭戰機成功送上天的各種「飛」公司，其開發的民用汽車客車，在市場上基本都以失敗告終。

而高鐵作為中國科技創新名片，當然是取得了讓人驕傲的成績。但與航天科工一樣，高鐵在中國其實是沒有外部競爭者的。這一領域取得的成果很難為市場化創新主體所參照，而後者才是在中國創新版圖上的主要玩家。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今日經濟主戰場的創新是高度競爭、成本至上、市場與用戶導向、充滿了不確定性、需要反覆博弈甚至妥協的。以5G為例，其標準並非早早定下來然後讓玩家去比賽看誰跑得快。恰恰相反，目前即將正式啟動的5G，是各方博弈和妥協的產物。在這一過程中，固然需要自己的技術實力過硬，但同樣需要考慮供應商、客戶、普通終端用戶乃至競爭者。很多創新目標實際上要在市場上反覆拼爭和談判才能看清楚。這種特點，不要說與國企行為方式相悖，就是與政府扶持也很難吻合。這也是政府支持下的各種創新主體，最終往往在市場上失敗的原因。道理很簡單，政府支持需要明確的目標，需要總體上可控的路徑，否則項目書也沒有辦法通過。

而且，即便近年來政府支持的方式改成了通過設立各種國家產業基金和定向銀行貸款，其起到的作用，也往往是扶持趕超，如京東方之於三星，因為相對而言，這種趕超型創新的路徑是清晰的，玩家也並不多。

其實這些道理非常清晰，也是多年來中國的專家和市場主體很清楚的事實。但自從「厲害國」鼓吹者裹挾高鐵等領域的可見成就，以及數目字遊戲算出來超越美國的」證據」之後，很多人，尤其是部分決策者似乎忘記了中國創新做得最正確的方面就是堅持市場化。

那麼，在這種高度市場化的創新過程中，政府是否就沒有任何作用呢？非也。我們看到，政府扶持的有具體科技目標的創新項目的確收穫不多。但其實，各大創新企業都在兩大方面得到了極大支持。一個是國家或相關部門在其產品應用方面的支持。另一個是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這尤其體現在高新區的土地、稅收、人才落戶以及地方政府貸款貼息等方面。

這些方面的支持與政府對科技創新本身的扶持（即政府直接投入技術開發或指定特定企業如此做）的很大不同之處在於，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是高度競爭性、選擇性與交易性的。你不能帶給地方政府稅收、就業，或者這方面的可見前景（需要本屆政府任期內），就拿不到這些支持；反過來，別家政府給的條件好，你就可能走掉。儘管地方政府官員嘴裡都會說支持國家創新的戰略目標，但心裡的帳目其實算的很清楚。

今日中國民間力挺華為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華為的技術進步是自己打拚出來的，而不是靠政府扶持。但實際上，華為也得到過國家開發銀行的政策性貸款支持，鼓勵它向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和擴散技術。這種貸款支持無疑與政府直接投入或扶持特定創新技術不同，卻與上述的地方政府的競爭性的激勵政策一致。

在地方政府以競爭性手段扶持創新企業方面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提供的這種特惠支持，是沒有所有制差異，也沒有國別差異的。民企、外企只要達到條件，一樣可以享受同等支持力度。這就涉及到中國創新做得正確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國際化。

02 國際化與 「自主」創新

如上所述，中國的創新成就，市場化與國際化貢獻最大。近40年來，每個階段各領風騷的創新英雄，或者是海外歸來帶來先進技術和模式，或者是為國際產業鏈提供產品，即便是單純主打國內市場的產品，如VCD，也是從國外展會拿回技術，並推廣了當時海外流行的與這種技術相適應的消費習慣。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廠商的創新能力，隨著其對國際技術、模式或供應鏈的掌控程度的提升而增加。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國內輿論占據主流的評論仍然是，中國創新缺乏核心技術，不過是低端組裝和生產。其實回過頭來看，1990年代以來我們奉為偶像的日韓，它們在家電等領域的高超創新，也並不比組裝與生產多了多少「核心「技術。

為何創新要與國際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呢？為何不是在封閉的國內環境中完成呢？因為除了軍工航天等特定領域，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全球化的進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這一過程中，包括華為在內的企業，都把借鑑並大規模利用國際先進技術，並迅速占領國內外市場作為核心的攻堅目標。而與之相對，國內的環境並沒有給市場化主體創造便利的條件，後者要在國內創新，還需要跨越重重障礙，比如官方支持的各種實際已經落後的技術標準。

然而，也正是這種高度依靠全球化產業鏈和分工合作的創新，讓人形成了中國嚴重缺乏自主技術的觀念，數目字化的科技成果管理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認識。比如，按照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以核心專利持有為標準的世界創新百強的劃分，中國企業只有華為上榜。但與擁有技術相比，中國的傑出企業已經擁有了龐大的市場，以及可以隨時升級換代的生產能力，尤其是在電子、通訊等高科技行業。

中國企業到目前為止，單純從技術上講，確實還很少有原創到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方向的技術。即便華為主導的5G通訊的技術路線的核心研發，仍然是國外大學完成的。任正非也說過，華為在技術發展上不做第一落點，但在第二落點上要做到無人能與之競爭。華為其實代表了一批中國企業的戰略。而從跟進第一點到壟斷第二點，其中需要的絕大多數是利用國際資源，從技術研發成果到國際背景的工程師、項目管理人員和財務體制安排。

早在2011年，當時喬治亞理工的科技政策專家Dan Breznitz（現在多倫多大學）就在其名著The Run of the Red Qu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中提到，中國已經在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上體現出強大的創新能力，並不需要格外擔憂原創技術的自主研發能力。這種擔憂實際上源於一種不安全感。

今天美國對中興和華為的斷供，看起來坐實了這種不安全感。但創新的殘酷事實是，中興也好，華為也好，大疆也好，在技術研發過程中，不光要考慮科技先進與否，技術是否原創，而且還要充分考慮成本因素，在可以利用各種資源降低成本的情況下，自然願意笑納。這些資源往往具有國際源頭，既包括可以免費利用的Android，也包括與各種軟硬體兼容良好的晶片。

中國企業這種通過對追蹤和引進的技術進行集成應用的創新模式，也與長期以來中國的金融體系對創新缺乏支持有關。幾十年來，中國的金融體系幾乎從不支持技術的攻關與研發，企業只有在產品能達到批量生產的階段，才能獲得銀行的貸款。這就逼迫企業必須儘快實現技術落地，拿來主義當然是最好的辦法。但優秀的中國企業如今早已不是被動拿來機械地應用。

最近幾年，包括造車新勢力在內的高科技風投泡沫，暫時遮掩了科技企業缺乏金融支持的殘酷現狀。但聚光燈下的幾個明星獨角獸，遠遠無法改變中國大多數科技公司難以獲得基本的金融資源的現實。

在正常的全球化邏輯下，企業本身既不具有義務，也沒有意願和能力把技術斷供當成一個必須預防的選項。同樣，哪家公司不想壟斷原創技術然後躺著賺錢？問題在於，一家企業，不論其技術多麼先進，當其脫離了創新的生態系統，它再原創、再高超的技術也會被拋棄，因為每一家公司都要考慮創新的成本，都不願意為其它公司的原創技術支付過高的成本，也都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對未來技術發展的預期，來選擇適宜的上家技術。在全球化時代，這種生態系統肯定是國際化布局的。

以電子通訊領域為例，這種國際化布局就體現為美國的晶片與軟體、歐美的設計、日韓台的精密零件和中國的集成總裝。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廠商所具有的集成總裝能力是和控制終端市場聯繫在一起的，程序上的下游並非一定是價值鏈上的下游。

當然這種模式在中美貿易戰時代受到了一定挑戰。但在這種格局下，斷供一定是偶發、局部的，否則上游企業也承受不起。因為華為被斷供而質疑中國創新的整個國際化布局和全球化資源配置，並不明智。

總之，我們都應該承認，創新的國際化是中國創新版圖上的一塊主要成就。中國的創新玩家們，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創造的資源的國際流動，讓中國的創新迅速崛起，走對了這一步棋。

03 產學研合作不佳的痛點

談到中國科技創新，一直被有識之士稱為痛點的就是中國的產學研合作不盡如人意，為此，儘管過去多年來，從政策到資金再到人員上，科教部門給予了巨大投入，但似乎在很多領域仍然收效不佳。當然，由於這一塊缺乏有效的數據，我們的判斷實際上也更多是根據專家們的各種公開評論。

但如果認為中國創新成就的主要基礎在於市場化和國際化，那麼理解中國產學研合作不佳其實很簡單。從市場化的角度來講，由於中國的創新總體上是高度市場導向、用戶導向的終端產品，當然等不得高校和科研院所細工出慢活。這實在怨不得中國高校和科研院所做的工作不接地氣，也不能怪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急功近利。如果中國的創新能在源頭和終端通吃，那自然可以提供機緣，讓企業與院所從最尖端技術的最基本參數開始攻關，但正如上文所說，這種攻關出來的產品等到了市場上，可能需求已經變了。

從國際化的角度而言，中國創新的最核心成就是終端集成，被集成的是全世界分布的各種資源。這裡面既包括技術，更包括已經對技術進行相當程度消化的器件開發和設計。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不是行政指令，中國創新企業並不必然考慮與本國技術開發的院所合作，更不要說以基礎研究為主的大學。就算合作，中國的院所也只是創新企業若干資源配置中的一個來源而已。語言、文化和地域的相近也許可以促成研究合作，但市場需求的巨大磁場的變化，可能會分分鐘抵消這種便利。

有學者用研發高鐵技術的中國鐵道研究院，或北京交大與西南交大等鐵路技術研發重鎮發揮的作用來說明，只要創新自主了，產學研合作就會通暢，或者反過來。但如上文所說，高鐵的成就是在非競爭性的路徑上發展起來的，而且，在高鐵發展中起到作用的這些科研單位，其最大的作用不是開發了原創技術，而是幫助企業進行了技術集成。在中國高度市場化的電子科技或生物醫藥技術研發中，諸如鐵路科研院所享有的這種從事集成化研究的「福利」是很難外溢的，因為在高度競爭領域，企業自身是最能把握競爭與需求動向的。

站在這樣一個角度，其實我們也能更多地理解聯想等早一代大型科技企業，它們經常因為缺乏自主研發，而被評論者以怒其不爭的口吻批評。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茬科技企業基本上都誕生於1980年代科技單位轉企，其締造者也往往是中科院和大學系統的科研人員。為何科研人員出身的柳傳志及其繼任者反而不執迷於技術研發呢？原因很簡單，作為有技術研發經歷的一代創業者，他們最有機會看到，利用全球化配置的資源與自行研究的巨大差別。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會把柳傳志與倪光南有關聯想是否要發展獨立技術之爭情感化，但站在面臨激烈競爭的企業角度，思考的結果就會完全不同。

而一個反例是中國自行研發3G標準。在這一過程中，科研院所轉企的大唐等公司可謂極盡其力，如果不論3G成敗，可以說這裡的產學研合作實現了緊密銜接。但我們今天都知道，結果並不樂觀。

04 如何看待商業模式創新

從支付寶到共享單車，商業模式創新一度被吹捧為中國的新四大發明。隨著中美貿易爭端和以美方斷供為手段的高科技角力，在輿論場上商業模式創新又從天堂跌倒地獄。但實際上，正如中國科技創新的主要成就——以把握市場為基礎的技術集成能力——一樣，商業模式創新也是中國社會文化與四十年來經濟和制度發展的特定產物。

首先，商業模式的創新與網際網路技術迅速發展對人們傳統生活模式的衝擊有關，這一點中美及世界各國概不列外。其實早年網際網路的B2B和B2C就是這種模式創新，但在社交媒體和各種算法技術得到廣泛應用前，網際網路的影響或者存在於專業人群中，或者局限在只能影響大眾的均一行為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早期的B2C就停留在電商零售上。但在社交媒體和移動通訊興起後，基於流量和算法的技術革命幾乎一夜之間讓網際網路的影響深入人群中。這必然帶來商業模式上的創新。雖然在這些領域，中國仍然有不少是學習美國的，但基於國情和突破舊有管制實現的創新也不在少數。

其次，由於長期以來，中國創新的重點並不在研發核心技術，而是在技術應用的第二落點上，所以中國的創新者，其思考問題的出發點首先是下傾的，即觀察和思考市場的應用。這種趨勢自然也會影響到新一代的創新者。

第三，曾幾何時，我們看到困擾中國新產品開發的一個問題是，同質化產品的迅速出現和產能過剩。過去，我們主要在缺乏原創技術上找癥結。實際上，缺乏獨家技術只是一個方面，中國趨同性、從眾性文化特徵也是導致這一點的原因。

如今，隨著流量、算法技術讓對人群細分更加可能，基於這種細分的模式創新也會格外吸引中國的創業者，讓他們認為，商業模式的創新有可能沒有那麼多同質化的競爭者，或者即使有，靠著自己的模式也比較容易勝出。當然，實際上的細分往往沒有預想中那麼完善，因此旨在細分市場的模式創新，往往也會導致同質化產品的廝殺。比如共享單車，在OFO和摩拜之後入局的每一個玩家都聲稱自己定位的特質化，但這並沒有改變大家拼街頭投放這一同質化競爭策略。

但無論商業模式創新是否真正做到了細分化市場，這種努力都值得在反思的基礎上加以肯定，而不是需要「厲害國」時就把它們吹上天，遭遇斷供了又鄙夷到底。需要看到，對於中國科技創新而言，商業模式創新帶來了基於對市場的把控，而在技術發展上擁有更大發言權和想像權的機會。所謂想像權，就是在產業鏈的下遊玩家，可以和原創技術的研發者同樣來展望未來技術發展的形態。這方面，通過社交網絡判斷商家與個人信用以及人臉識別技術在中國的快速發展，就屬於中國的商業模式創新為技術升級帶來機遇的典型案例。

所以商業模式的創新，完全可以算作中國創新做對的一步。

對錯的後果

通過上面的總結和分析，我們可以認為，中國的科技創新，通過市場化、國際化、把控市場和工程，以及模式創新上的進展，在總體上缺乏原創技術情況下，取得了優良成績。從中國的集權管理的特殊國情和處於特定發展階段這兩點出發，中國的創新者們無疑交出了一份優異的答卷，或者用本文題目的話講，就是我們在這些方面做對了。

但我們也有做得很不好的地方。各個領域缺乏最頂端的核心技術開發和核心原件（設備）生產、產學研鏈條的斷裂，以及對科技創新的制度和金融支持欠佳，這些是我們創新領域的痛點。但是，本文通篇都在討論，很難說這些痛點是我們做錯的地方。因為制度，因為國情，因為發展階段，甚至因為創新者的偏好，導致了我們利用市場化的手段，汲取全球化賦予我們的資源，來努力緩解這些痛點給創新造成的負面影響。但這也形成了路徑依賴，不利於我們徹底解決這些問題。

雖然筆者在此文和在近期其他文章中一再強調，目前美國對中國的斷供絕對算不上全球化的逆轉，但也要承認，上面的幾大痛點，在斷供的打擊和對中美科技脫鉤的擔憂下，會更加難以解決。因此，我們也確實需要更多地探討解決或者克服這些痛點的辦法。

只是這種解決方案不應該是無視我們幾十年來在創新上已經做對的地方而另起爐灶。那種認為通過發揮大國潛力和動員能力，就可以靠一己之力來通吃創新鏈條的想法，絕不會讓我們的創新做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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