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通常情況下，一位公爵所屬的領地會因為繼嗣爭議而發生分裂，繼承人間因繼承要求發生矛盾衝突，此時便需要帝國內部的政治機構出面調解仲裁，這些成百上千的政治機構一旦遇到「自由帝國騎士」個人名下的城堡的歸屬問題，便會紛紛介入其中，藉機分一杯羹。
這種狀況就好比是神聖羅馬帝國配備的一個「只讀光碟驅動器」，在拿破崙徹底廢除這種制度之前，對於任何一個來自倫敦或巴黎等統一國家城市的人而言，若要在電腦螢幕上展示神聖羅馬帝國內部極其複雜而混亂的彩色城市地圖，必然會如墜雲里霧裡。諸如施瓦本（擁有眾多頗具實力的自由帝國騎士的自治區）等地區便被分割成了無數面積極為狹小的區域，每片區域都有著各自的複雜歷史。
圖|倫敦老照片
如果穿越德意志全境的話，會發現四處布滿了無數界標，若是乘船在萊茵河上前進，則時常需要支付數不清的通行費用給各家掌管河道的貴族勢力或者城鎮管理機構，而這些人不過是恰好掌管了某一小段河道的通行權而已。
在人們偶然經過面積狹小的侯爵領地安斯巴赫時（在遊覽安斯巴赫博物館的過程中——這家博物館人跡稀少，展品也枯燥乏味），必然會對此地的複雜地圖感到頭痛不已，即使是這樣狹小的一個獨立國，也因為某種不為人知的原因在臨近的邦國擁有土地，或者在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獨特習俗。
符騰堡公爵擁有領土的過程看起來則更像是一個殘酷的玩笑。雖然表面看來，在西南部擁有眾多土地實則不如說是一場空歡喜，因為大部分土地不是荒無人煙或毫無價值，就是掌握在當地權貴的手中，這些貴族自然會千方百計、不顧一切地阻撓公爵階層想要奪回土地的計劃，避免公爵們在地域上或財政上獨攬大權。有些公爵盡了最大努力想要保住自己在法國東部繼承的部分飛地——這些飛地絕大多數貧困落後，隨處可見的除了圈養的牲畜就是破舊的教堂，但這些地區卻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對這些財政上捉襟見肘，權力上處處受限，飽受屈辱與掣肘的公爵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圖|查理四世雕像
然而，對於至高無上、發號施令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而言，這些矛盾顯然不是容易被忽略的小問題，而是需要嚴肅對待的帝國 大事。1356年，皇帝查理四世頒布了《金璽詔書》，這份詔書成為之後帝國政治制度運行的基本準則。詔書規定皇帝只能從七位法定候選人中選出，七位選帝侯都擁有廣闊的重要領土。七位候選人包括三位教會候選人——德意志大主教（轄地美因茨）、高盧和勃艮第大主教（轄地特里爾）以及義大利大主教（奇特的是，義大利大主教的轄地為德意志的科隆）；四位世俗候選人——波希米亞（捷克）國王、萊茵-普法爾茨伯爵、布蘭登堡藩侯和薩克森公爵。
這七位選舉人所構成的陣容也經常因為不同的歷史原因而發生變更或增減。選舉帝國新任皇帝的儀式在帝國自由城市之一的法蘭克福舉行。舉行儀式的場所遺蹟在1944年毀於戰火，在大規模重建後，該處古蹟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很可惜的是，重建過後的建築過於華麗精美，無論是牆壁還是屋頂，都完美無瑕，失去了某種應有的古樸陳舊氣息，使人很難真正感受到來自古老中世紀的氛圍。七位選帝侯分別由自己的領地出發，齊聚在法蘭克福的一間特定的小型禮拜堂中，然後進行選舉。
圖|俯視法蘭克福風景
一段時間之後，再經各人提出異議，爭論一番，確定一名來自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員成為新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新皇帝會在中央廣場的露台上現身，面向羅馬廣場密集的人群，之後擺下宴席，大肆慶祝。在法蘭克福，選舉新帝的儀式無疑是人民生活的重中之重，也是全市上下值得自豪的大事。直到神聖羅馬帝國滅亡後，這種根深蒂固的自豪感依然存在，也使得 得法蘭克福成為19世紀德意志邦聯議會所在地，同時也繼續躋身「自由城市」之列。
當人們研究中世紀的歷史時，通常都會花上大部分的時間研究其中的早期階段－也就是公元10-13世紀。雖然大部分的歷史事件依然掩埋在重重迷霧之中，其中也不乏徹底消亡或被後世誤解的部分，但在探究歷史，逐漸撥雲見日的過程中，依然能夠感受到無窮無盡的魅力——城市逐漸發展，國境逐漸成形，社會組織結構雖然僅僅是雛形，但也開始逐步明晰。
研究的難點之一在於，人們很難得知在這段時期之初，人們對於那些即將逐漸演化成現代國家形態的地域採取何種稱謂。自然，以現代的命名法可以找到相當巧妙的表述，將之模糊地稱為「部落」，就好比現代非洲的那些部落組織一樣。如果考慮到德國的歷史現實，這些部落的消失不過是一群歷史學家們故作博學的文字遊戲罷了。
圖|古普魯士人形象（油畫）
部落雖然歷史悠久，卻難免愚昧落後，令人感到尷尬，「部落」（tribe）這個詞實在難以與今日的德國產生聯繫，並且不符合基督教的傳統，給人一種化外之地的蠻荒感。正因為語言上的刻意模糊以及信仰上的吸納改變，大部分部落文化已經徹底消失了，而索布人、文德人、古普魯士人及其他部落居民之所以依舊保持著部落文化傳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拒絕了來自其他文化的侵襲，免於被斯拉夫人同化的命運。這一問題長期存在爭議，至今仍舊具有現實意義，對納粹思想產生了有害的影響。
有一種解釋認為，納粹政權對中世紀歷史文化如此痴迷狂熱，原因之一便是中世紀的歷史讓整個歐洲都進入人們的視野——德意志代表「文明開化」，波蘭代表「野蠻部落」，被文明領域拒之門外（事實上，數個世紀以來，波蘭都是占據著廣闊領土的強國之一）。
誠然，人們都希望呈現在自己眼前的歷史清晰明了，然而不管人們以何種方式為「部落」一詞下定義，關於它的爭論始終無法徹底塵埃落定。大部分人首先忠於自己的家族，而後忠於所屬的教區或行會。同理，平民也必須對統治他們的公爵表示效忠，不僅要上繳金錢和貨物作為賦稅，還要花費時間履行公民義務。在社會中，人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他們應盡的義務。若是某年作物歉收，平民便無力以實物支付賦稅，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進行複雜的談判商討。若是敵軍突然來襲，人們便需要採取緊急行動，然而這種情況下一般平民通常難以做到正確應對，因為缺乏定期的、嚴格的武器自衛訓練，並且這種懈怠、缺乏危機意識的狀況通常會持續數代之久。
圖|十字軍東征油畫
一次十字軍東征也會給人民帶來眾多新的負擔——除了大規模的、正式開始的十字軍東征，還有數不清的小規模徵兵，這些數據（包括第五次十字軍東征及其他）只在19世紀歷史學家的文獻描述中有所記載。前後數次十字軍東征的歷史恰如一部系列電影，第一部博得滿堂彩，之後的續集就只能用乏善可陳來形容了。通常情況下，我們對席捲整個社會的東征熱情知之甚少，但可以想像，這種狂熱是如何被教會奉為圭臬，使得朝聖成為全社會的重中之重，所有人都為異國土地上流傳的故事而深深著迷。各地現存的十字軍陵墓和聖墓教堂中倖存的部分雕塑依然體現了這些傳統， 德國小城韋尼格羅德即是如此。
十字軍東征需要的是各方的服從與協調。正如今天人們所感受到的那樣，個人層面、部落種族層面和普遍層面的不同身份也能夠彼此協調與妥協。對於一名十字軍戰士而言，個人追求的是靈魂救贖，對於他所屬的家族和族群而言，他既希望能夠為同胞帶去榮光，也希望為家庭帶去富足的生活。例如一位巴伐利亞公爵治下的士兵，他需要履行義務，離家作戰，將耶穌成長的聖地從異教徒的手中勝利奪回，這也是他身為基督徒的使命之一。在這位士兵的腦海中，他不僅代表個人，還代表所屬部族－但顯然，他的歸屬感中並不包括「德意志民族」這個整體概念。
圖|英格蘭田園風光
部落文化在德意志民族思維中可謂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因為對於中世紀的眾多日耳曼人而言，在思想上「成為」德意志人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情。一名中世紀的巴伐利亞人或施蒂里亞人能夠在很多方面表示忠誠，例如對待家族或所屬部落，但對於特定的「德意志」概念無法形成有效認知。在英格蘭同樣發生過這樣的狀況，但在面對這樣的混亂時，英格蘭的解決途徑卻更勝一籌－雖然直到15世紀，這樣的問題才最終全部解決。英格蘭一直以來都面臨著國土面積狹小的問題，因此這樣正式的忠誠協作關係缺乏現實意義。
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過後，這種關係更是少之又少，唯一可能的作用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日後維多利亞時代郡縣制度的誕生，比如一個人出生成長於肯特郡，他便要在肯特郡奉獻自己的一生。其他的一些郡，如約克郡或康沃爾郡，都擁有十分強烈的身份認同感。
在某些地區，尤其是那些與威爾斯或蘇格蘭接壤的地區，人們通常要肩負解決邊境爭端的責任。然而，即便是在權力的巔峰時期，英國的割據領主們也會專注於整肅軍隊，組織操練，同時擔 負起作為社會領袖的責任，對國家的權力中心倫敦表示忠誠，即便國家上層通常會暗中圖謀瓦解地方勢力。漸漸地，「某某地公爵」這個稱呼本身變得越來越像某種象徵，顯示他們收取的賦稅來自何處，並非表示法律規定一名公爵必須終生居住於該固定區域。最終，只有國王所在的宮廷才真正具有政治意義，也就是英國唯一的權力中心——倫敦。
圖|英格蘭蘭開斯特王朝最後一位國王亨利六世
德國的歷史則與英國有著天壤之別。19世紀，一種與英國類似的國家體制基本成形，然而這次嘗試面臨著管理陷入極度混亂的局面，並且內部矛盾重重，可謂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例如，羅伊斯家族的長系親王和幼系親王最晚自12世紀起，便是圖林根州眾多山谷地帶的統治者，這片谷地曾是德意志移民阻擊外來異教侵略者的咽喉要地。
這個家族的每一位男性成員都會被命名為亨利，以表達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六世的無上敬意。這種命名方式本身已經足夠令人匪夷所思，但更令人感到荒謬的是，每位男性成員的命名還包括排序的數字，而非簡單的「某某執政親王」，因此還曾經出現「亨利六十七世」（Henry LXⅦ）這樣可笑的稱呼。
每隔一個世紀，舊的排序就會被推翻，重新開始計算新一輪排序的數字。羅伊斯家族治下的小國在1871年成功地成為在俾斯麥領導下名義上完成統一的現代德國的一部分，繼續由「亨利二十二世」和「亨利十四世」分別管理著他們狹小的領土，然而這樣的幻想最終在1918年革命之後徹底破碎。至1918年，這種荒誕可笑的統治方式已經延續了800餘年之久。羅伊斯家族領地內的居民究竟在何時 徹底擺脫了這種「屬民」身份，並擺脫部族觀念，逐漸演變為現代國家意義上的「德國人」，這一切依然是一個謎。
圖|俾斯麥畫像
從更嚴肅的層面上來講，像「撒克遜」和「巴伐利亞」這樣的身份認同本質上依舊是帶有地方和部落性質的詞語自然，這些詞語並不意味著狹隘的地區性，但也與統一的「國家性」相去甚遠。舊時代的平民必須要對統治他們的公爵、侯爵或騎士宣誓效忠，法律與義務也多半帶有地區性質，而皇帝不過是站在遙遠神壇上的模糊身影。在這裡必須要再次強調的是，這種政治環境也是多種多樣、不斷變化的，外界發生的事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一個地區人民的心態，決定他們是否保持忠貞不貳，也決定了這種忠貞是人民自發的選擇，抑或只是被迫接受的。
右翼歷史學家曾經試圖將中世紀的社會結構看作一種相對和諧的社會等級序列，而左翼歷史學家則將其視為對底層人民的壓迫，因此這種結構常常成為鬥爭的根源－這種觀念在民主德國普遍流行。這兩種觀念都存在疑點，因為歷史學家本身就擁有現代人的身份－很顯然這兩種觀念中的社會都與我們如今所生活的社會存在天壤之別。
不過，中世紀的世界雖然複雜（或者有些人可能會認為並不複雜，這一點取決於各人自身的主觀判斷），大體上卻並無迥異之處，社會時有混亂發生，領導者各有優劣，時運也有好有壞，但所有的事情都存在著一定規則，人們也會在絕大多數時候遵守規則，只在少數情況下有人破壞規則，與現代社會存在很多相似之處。
圖|火災
歷史上大部分的城鎮都耗費了令人難以想像的長期努力來保證和平，讓人民能夠安居樂業，但時常發生的災難（嚴重的火災、大規模徵兵以及隨之而來的傷亡，等等）讓這一過程舉步維艱。對於我而言，我自然更加願意居住在一個秩序井然的地方，這裡貿易繁忙，河上架著四通八達的橋樑。
總體而言，中世紀居民所需要的生態足跡非常狹小，更不用說還有那些精緻的服裝，堅固的牆壁、樓宇和教堂。或者，至少也要在這裡花上兩三天體驗生活，除了中世紀市民十分普遍的文盲狀態或地方主義讓我感到厭倦，其他的問題都是可以接受的。甚或你可以在這裡多待上幾天，除非被當地人驅逐出境，或者不幸被當成女巫送上火刑架。
中世紀中期（這段時期即所謂的「中世紀盛期」,也就好比一幅圖表或者過山車波浪線上的那個頂點）社會瀰漫的「樂觀主義」在14世紀逐漸進入了低谷。十字軍東征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挫折，帝國皇帝也不再如曾經一般大權在握。
然而，帝國上下幾百個割據自立的小規模國家仍然能夠勉強維持運作，人口繼續增長，安全能夠得到保證，司法系統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建立。然而，公元1280年之後，人們便不得不面對生活中的種種不如意了。其中一個無法忽略的現實在於，長期漫步在德意志的教堂中，眼中映出的那些名流偉人的墓碑，似乎無比高貴肅穆、亘古不變，很少有人不慨嘆命運的不公。雕塑以及更後期的繪畫作品也是如此，無論人們如何歌頌甚或是吹噓誇耀它們莊重典雅、貼近生活、風格突出抑或令人讚嘆，這些沒有生命的物體也不會做出任何反應。
圖|德國柏林大教堂
然而，這樣的現狀同樣能夠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令人憂心不已的事實。誠然，通常情況下紀念碑這樣的建築多半建造於富庶強盛的時代，若是某個時代人們很少建造這類建築，我們便能夠得出該時代社會衰退的結論，這意味著當地的居民已經對記錄光輝歷史失去了熱情。當時的人們已經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那個時代的某些群體遭受了無窮無盡的苦難，無數人失去生命，而在歐洲的其他地方，當地的居民可以無憂無慮，安然度日－然而在某些時候，這樣的好運通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例如20世紀40年代早期的波蘭和蘇聯西部，所有人都面臨著同樣的滅頂之災，沒有任何人能夠倖免。
14世紀上半葉堪稱一段噩夢時期，死亡率相對上升（同時總人口數量也在下降），幾乎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中歐及東歐人口死亡率持平。在某些地區，三十年戰爭也帶來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對於這段時期，現代的研究者們做出了相關記錄，表明這三個歷史階段（14世紀30年代，17世紀30年代和20世紀40年代）可以稱作中歐歷史上最慘痛的時代。
14世紀的社會危機起源於一場嚴重的饑荒。當時的天氣十分惡劣，陰雨連綿不絕。絕大部分地區的農作物都面臨完全絕收的境地。因為天氣極度潮濕，因此沒有辦法用鹽來保存風乾的肉類。當時的交通運輸能力低下，很難將大批食物運送到受災地區，很多情況下救災物資完全是空談。人們被迫用儲存起來播種用的穀物充飢，因此下一年的耕種也成了泡影。
據推測，童話故事《糖果屋》就源自這個可怕的災難時期。德意志此時正處於歐洲大陸上這場風暴的中心地帶。饑荒時有發生，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到來了，不計其數的人口喪生。
在這樣噩夢一般的打擊尚未完成全結束之時，德意志馬上又要面對1349年席捲歐洲的黑死病一這種傳染病至今依然披著神秘面紗，它在歐洲橫行肆虐，奪走了數百萬條生命。雖然死亡數字是由後世統計出的大概範圍，並不是十分精確，但仍可以從中看出那些富庶繁榮的地區，如不萊梅和漢堡失去了超過三分之二的人口，無數的村莊變得空無一人，整片地區都因瘟疫席捲而人口銳減。
圖|波魯蓋爾筆下中世紀黑死病
大饑荒與黑死病同時肆虐，使當時德國的總人口減少了大約40%.這可能是整個歐洲歷史上最難以想像的事件。一部分歷史學家提出，歐洲由宗教蓬勃發展而帶來的燦爛文明，那種閃耀智慧光芒的輝煌歷史，那些宏偉壯麗的大教堂，以及那種視野廣闊、開放包容的世界，都隨著這場4世紀的大災難而一去不復返。
眾多偉大建築，包括班貝格大教堂在內光輝不再，似乎像馬丘比丘一樣，逐漸化身為一種消逝文明的美麗遺骸，雖然後世的歐洲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歷史的傳承，但傷痕永遠不會徹底褪去。雖然可能稍顯極端，但如果能夠設身處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當代的「歐洲人」，究竟與那個時代的人有多少共同之處？或許會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歷史研究途徑。自然，人們都渴望國家能夠統一、延續，這樣人民也會安居樂業，但或許這種「延續性」所體現出來的方式並不會讓大眾喜聞樂見。
因為當時遺留下來的文獻十分稀少（一些倖存下來的修道士作為編年史作者留下了部分語焉不詳的記錄——然而修道院多半已毀於一旦，尤其是因為當時宗教場所作為照料瘟疫病人的中心地帶，受到的疾病侵襲格外嚴重），人們也多半長期在疾病與死亡中苦苦掙扎，生命尚且飽受威脅，自然也就沒有人能夠有餘裕去關注文學藝術的發展了。
因此，留給我們追溯歷史的資料過於稀少。最具藝術性與創造性的文獻當屬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於1930年出版的小說《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小說中的部分場景的靈感來自黑塞曾經就讀的學校，即位於施瓦本的毛爾布龍修道院學校，這也是德國唯一一所保存完好的中世紀綜合修道院，至今依然是著名的教育中心。
圖|德國作家、詩人赫爾曼·黑塞
黑塞的小說結構精巧、語言靈動，具有深刻的藝術魅力，同時延續了一貫以來歷史小說界的巧妙設計：不為嚴格的場景設定或背景闡述所束縛，僅僅將小說中的物質和精神氛圍作為一種預先設定好的環境。因此，小說中描述的黑死病時期的社會現實顯然經過了複雜的藝術加工，本質上純屬虛構。
此外，瑞典導演伯格曼描繪黑死病肆虐時期社會的電影《第七封印》也在一定程度上闡述了社會現實，電影接近尾聲時，全片所營造出的不安與混亂情緒達到了頂點卻又戛然而止，連同主人公的命運一起，讓我們無從探究。然而，這部電影背後的真正關注點無疑是20世紀50年代的瑞典，當時的社會陰雲密布，正如黑塞真正想要通過作品表達的深刻思想－處於戰後凋敝期的滿目瘡痍、死氣沉沉的德國，一個人作為單獨的個體究竟如何追尋靈魂的歸屬和人格的完整。
結語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講，這樣的作品難免絕對——要想了解黑死病肆虐時期的歐洲歷史，我還是得讀點兒由歷史學者撰寫得像樣的史學著作，這是因為歷史學家受限於原始資料較少，對於黑死病的描述較為謹慎，在他們筆下，這場大瘟疫下的歐洲並不完全是陰暗恐怖、毫無希望的。在文學家黑塞的筆下，黑死病則更容易增添一些文學衝突色彩，讓這場災難變得更鮮活而駭人。
參考資料：
《德意志史》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cn/802afa9dd1d71c79bb4b64c5b4e692e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