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坎城電影節60周年，一眾世界名導隨份子，湊了一份賀禮《每個人都有他的電影》。其中有張藝謀。
張藝謀拍的是一個3分鐘左右的短片，叫《看電影》。背景是六七十年代，內容是露天電影放映前的準備。片中有這樣一幕：
準備工作就緒。幕布前是密匝匝擠作一團，屏息凝神等待放映的村民。幕布後是優容喝酒夾菜的放映員，村幹部作陪。
這一流通全國的看電影情形，作家阿城有更具細節和戲劇性的相似經歷。
七十年代，時在雲南插隊的阿城，每遇放電影，千難萬險必看。早上備好乾糧出發，傍晚到，來回二十公里。一次，山區放廣西歌劇《劉三姐》，到了四千多人。真正的高潮，在電影放映結束到來——四千人要求再放一次。
放映員態度強硬，不幹。山民樸實，不放電影，就不放人。放映員態度軟了下來，但是提了條件：要吃一頓好飯。
於是洗菜，淘米，殺雞，忙活飯。四千人耐心等待放映員喝完最後一口湯，以及飯後必須的一支香煙，當銀幕再次閃亮的時候，阿城說，我可以給「幸福」下定義了。
《看電影》這粒種子，經十數年生根發芽，長成了長片《一秒鐘》。
順便要說的是，阿城看的那場《劉三姐》，銀幕架在兩座山之間。兩座山上都坐滿了人。也就意味著，必然有一座山上的人看的是銀幕反面。這在《一秒鐘》里，有如出一轍的場景。
正面反面，不重要。看的是什麼，不重要。看過多少遍，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看這個動作。
顯然，這部電影和熱愛電影沒有任何關係。但這個意思，張藝謀只能借角色之口，小聲嘟囔一句：你放什麼他看什麼，狗日的能看一夜。
在《看電影》這部短片中，張藝謀還沒有什麼顧慮，旗幟鮮明表明了態度：結尾，電影開映了，興奮一整天，搶占住第一排好位置的小男孩，卻酣然睡去。
而到了《一秒鐘》，張藝謀搶在上映前說，這是獻給電影的一封情書。
拆開這封情書，字裡行間，卻是劉閨女受盡耳光的臉，劉弟弟的驚懼近於失常，張九聲女兒被面袋子壓得抬不起的頭。
當《看電影》中那張熟睡的小男孩的面孔，和《一秒鐘》中受苦受難的少年群像並置一起，前者顯然更具直指人心的純粹與果斷。或者說，更有歷史批判意識。
後者則更像是苦苦哀求得到上面某種回應後，立即洗乾淨臉穿上小花襖的低眉順眼狀。
這種期待和期待的失落，來自那個拍出《活著》的張藝謀。
如果你提起這個話頭，張藝謀定要連連搖頭：中國人常常很敏感，只要看到一點與政治有關的東西，就猜測你是不是想說政治。可我真沒想把《活著》變成一部政治電影。
他認為之所以他的影片常被解讀為含有政治影射，實在因為政治的無法迴避，「其實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拍政治運動，我們永遠是把人放在第一位來表現。」
我相信張藝謀說的是實話。
《活著》與其說是張藝謀的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韙，不如說是為自己劃定一片安全區域撒出去的一匹馬。
假如有人說，你越界了，他就抖緊韁繩，不越分界線半寸。假如沒人說什麼，他便心裡裝著分寸，一寸一寸不易察覺地往前趟，見好就收。
《活著》之後的張藝謀，收束了《紅高粱》的年輕氣盛，開始《有話好好說》。
作為這兩部電影主演的姜文，也從光著膀子扯著脖子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抱著土地雷和敵人同歸於盡的莊稼漢，成為靠一曲風騷絕代的《姑娘十八一朵花》哄老阿姨開心的城市愣頭青年。
這背後折射的正是張藝謀創作心態的悄然轉變。
文藝評論家李劼乾脆把話說開了：
張藝謀的勇猛是相當有限的。一旦面對現實世界，張藝謀立即收起了張狂的模樣，以如履薄冰般的謹慎，製作一部部十分乖巧的影片。
王朔更是直斥其為投機分子：
張多次講《一個都不能少》是他最好的作品，《我的父親母親》是「返璞歸真」，他的嚴肅相和正經勁兒使人不得不相信他這樣講的誠意。假若這是真的，那我就要相信這之前的另一個流言了：他過去影片中的態度都是別人教的，是潮流的產物。進而得出結論：他一直就是一個投機分子。
倒是馮小剛有一份電影之外的體諒：
電影圈有兩類人，先天占了優了。一類是，父母就在這個行業里遙遙領先的。他們從小到大，父母的影響力始終在幫助他，使他們可以花三分的力，獲得十分的效果；還有一類是當官的孩子，他們父母的影響力，填補了很多他們才情的不足。
但像我、像張藝謀這樣的人，這都屬於生是自個兒砍殺出來的。沒有什麼太多的人幫你，別人你也指不上。
貼身跟了張藝謀多年的文學策劃周曉楓，說了句別人聽了都不信的總結陳詞：
他看上去八面玲瓏，其實四面楚歌。
01
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2010年的《山楂樹之戀》、2014年的《歸來》和2020年的《一秒鐘》，看作一組三部曲。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靜秋（山楂樹之戀，周冬雨 飾）、丹丹（歸來，張慧雯 飾）和張九聲的女兒（一秒鐘）這三個少女，都有一個相似的成長背景：
因家庭成分不好而謹小慎微的母親，因勞改而缺席的父親，被人看不起，前途渺茫。
這種精神重負，在影片中，是通過加諸少女身上的繁重的體力勞動來表現的。
瘦弱的靜秋為了順利頂替母親在學校的教席，主動申請暑假參與翻修籃球場的工作，在石灰水泥中翻滾；
一心想跳《紅色娘子軍》主角吳清華的丹丹，沒跳成主角，沒跳成戰士，最後跳進了紡織廠，在機器轟隆中消耗青春；
張九聲的女兒只有膠片上的一秒鐘鏡頭，但在循環播放中，14歲的少女似乎有扛不完的面袋，因而也永遠抬不起頭。
這種沒有希望的生活，不僅屬於靜秋、丹丹和張九聲女兒，也屬於陝西國棉八廠的工人張藝謀。
張藝謀埋頭苦幹的農民樣，十分具有迷惑性，讓人誤以為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
事實上，翻開張家家譜，張藝謀當得起一句，祖上曾經也是闊過的。張藝謀父親看了《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喬家大院，說，你爺爺家當年就這樣，只大不小。
張藝謀的爺爺是老燕京畢業生，做過陝西柞水縣縣長，後剿匪不成，反遭匪劫，由臨潼逃難至西安，自此家道敗落。
張藝謀的父親，兄弟三人，皆是黃埔軍校出身。解放前，大伯去了台灣。二伯下落不明，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他的父親當過國民黨軍需官。
一朝解放，張藝謀的父親罪加一等：戴著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兩頂帽子，在新社會過了30多年。《一秒鐘》里，劉閨女一喊張九聲「壞分子」，仿佛一把刀子插到了他的軟肋，怒，且怕。
這種屈辱，反革命分子後代張藝謀，深有體會，「我實際上是被人從門縫兒里看著長大的。」
張藝謀的北電同學、同樣被家庭出身捆縛手腳的導演何群的少年經歷，或許對《歸來》里丹丹一角有所啟發：
何群的同學回憶說，學校排演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他因為是壞分子，不可能演，但是特別關心。還自我調侃「起碼演個狗腿子或打手之類不用化妝，絕對本色。」
上了初中，調皮搗蛋的學生成了造反派。張藝謀說，自己出身不好，紅衛兵也當不上，成天生活於恐懼中。
為了免於恐懼，他抄大字報練字，學畫毛主席像，最後練成一項絕活：拿放大尺畫巨幅主席像，拖把蘸著顏料寫超大標語：打倒某某某。
1968年，18歲的張藝謀下放到陝西省乾縣楊漢鄉北倪村插隊。
一到地方，沒人要求，他像主動到籃球場推沙子、和水泥的靜秋，花了幾天時間，把村裡所有的門全畫上主席像。引動父老鄉親出來看新鮮，他躲到後面，聽人們讚嘆議論。
由此，在這三部電影中，羸弱少女乾重活，就不僅是精神重負的外化，更是一種求生存的手段。
用張藝謀的話說，尤其要通過這種方式顯示自己的忠誠，「我就要把主席像畫得比別人更大，更鮮艷，紅彤彤。」
會刷標語，能畫主席像以及打籃球出類拔萃，讓張藝謀得以跨越出身問題，成為陝西國棉八廠的車間宣傳員。安安穩穩當一輩子工人，是彼時的張藝謀最大的願望。
當時的國棉八廠，藏龍臥虎。一個叫吳德功的業餘票友，下班時間臨摹出俄羅斯畫家列維坦的名畫《深淵旁》，把張藝謀震住了。
張藝謀不甘落後。進了工廠，他想學攝影。為買相機，他開始攢錢。期間就靠整本整本抄書，學習構圖和攝影理論知識。抄了三年書，錢還沒攢夠。於是賣血換錢，再有一點母親的資助，最終他花了186塊6，買了一台海鷗相機。
他沿著渭河走下十幾里地，拍出人生第一張照片：一個農民在河邊耕地。
寫標語，畫主席像，抄書，有理論有實踐，都給他拍照打下了底子。一按快門，洗出來叫工友一看，個個給豎大拇指。
他白天拍照，晚上就地打造暗室——將工廠宿舍的蹲廁瓷水槽，作為洗膠捲的化學用品存放處。待工友睡熟，他從搪瓷盆中取出洗好的膠捲，高高低低懸掛於狹長的宿舍，如一筆龍飛鳳舞的毛筆字。
《一秒鐘》里精細呈現的洗膠片場景，非編劇鄒靜之手筆，都來自張藝謀的切身經歷。
很快，憑藉出色的攝影才華，張藝謀躍居國棉八廠四大才子一。成名後，他難掩得意，稱自己是四大才子之首。日後面對採訪再提及，他改了主意：你可別說我是四大才子之首，要不人家三大才子該不高興了。事實上，另外三大才子，都成了他的攝影模特。
1977年，文革結束，大學招生。本打算當一輩子工人的張藝謀，不為所動。「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級，整個高中都沒上過，我覺得上大學跟我沒關係。」
到了1978年，聽說大學面向社會招生，他開始蠢蠢欲動，這才透了之前不為所動的底：怕家庭出身問題過不了關。這下他打定了主意，只要是個大學就上。
籃球技術過硬的張藝謀，第一選擇是體育學院，後想到美術學院，又都覺得沒戲。權衡之下，他覺得西北農學院就不錯，因為據說畜牧專業分低，容易上。
眼看跑偏，工友田鈞一把將一再撤退的張藝謀推向正軌：你拍照那麼好，幹嘛不考北京電影學院呢？
張藝謀被一語驚醒，打算報考北電攝影系。可惜年齡超了6歲，名都報不了。要下成死棋的當口，還是田鈞棋高一著：給文化部長黃鎮寫信。
重要的不是信，而是展現自己的水平。於是他請了一個星期的假，拿出最好的攝影作品，要製作成一套影集。
信和影集弄好了，怎麼遞到部長手上，犯了難。最終靠前妻肖華的姐夫、時任《中國烹飪》攝影記者王滌寰，接通了天梯——
王滌寰找到忘年交老畫家白雪石，白雪石是黃鎮的座上客，又經漫畫家華君武轉呈，一來二去，黃鎮看到了張藝謀的作品，作了點評：很有水平。向北電下達了建議破格錄用的指示。
到了北京，進了北電攝影系的張藝謀，和同班同學一比較，除了年齡比別人大一截，什麼都比別人差一截。他自嘲道：
我算什麼？井底之蛙。在咸陽的工廠里，前紡車間，織襪車間，平時在渭河邊兒轉悠拍點兒東西。
你看看北京，波瀾壯闊。
02
馮小剛說的電影圈有兩類人占優，其中之一，便是電影世家子弟。現在他們是張藝謀的同學。其中佼佼者，又屬田壯壯和陳凱歌。
田壯壯的父親田方，是首任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後任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一秒鐘》里，村民看的《英雄兒女》里，王政委的扮演者，便是田方。
母親於藍是受過周總理當面表揚的「永遠的江姐」（《烈火中永生》里的女主角），60歲辦兒童電影製片廠，直到80歲才退休。家中往來無白丁，中國電影史上五六十年代的重要人物，都是他的叔叔阿姨。
陳凱歌的父親陳懷皚是執導過《楊門女將》《海霞》《鐵弓緣》等電影的老一代導演，對戲曲片鑽研頗深，後來陳凱歌拍《霸王別姬》，他給做藝術指導。
張藝謀說，同學有共識，82屆要出人的話，這倆人先出來。「我們這些人當時都有些拍他們馬屁。」
李少紅、彭小蓮和胡玫等女同學也光彩奪目。「這幾個也是能看出來的，才女，談吐不俗，氣度不凡，將來有出息。」
王朔撂了句大實話：
李少紅、周曉文，包括陳凱歌、田壯壯，爸爸都是老幹部，他們占有資源，說實在的這是不公平，你沒看過電影他看過，他們就能拍得跟你不一樣。
為什麼張藝謀有點悲憤感，他們78班裡面有多少子弟啊，胡玫她爸是總政文工團團長，他們當然有這個資源，人脈都熟，你一個張藝謀考北京電影學院你費多大勁啊。
一圈看下來，張藝謀如鄉下人進城，此前的能文能武，被比成了兩手空空。
在籃球隊，田壯壯和陳凱歌是主力，曾憑球技過人被招進的工廠的張藝謀是替補；抄了幾年書，但在插隊時也要裝上一箱子《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詩詞格律》《紅樓夢》和一套8冊的古文選讀當枕邊書的陳凱歌面前，幾乎不值一提。
張藝謀開始奮起直追。他找到林大慶、白宏、吳子牛和陳凱歌這四個最有學問的同學，給自己開書單。書單涉獵廣泛，他一本本借來，埋頭苦讀。後來寫《黃土地》攝影闡述，他不忘引用《文心雕龍》里的句子「思贍者善敷，才核者善刪」，以顯得自己有文化。
他開始惡補電影。邊看邊在母親給的醫學資料卡片上快速記構圖、光線、影調。大學四年，看了幾百部電影，卡片用了半箱子。「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太落伍了，見識太少，能抓點什麼是什麼。」
這邊張藝謀在瘋狂補課，那邊田壯壯已經拍起了短片作品。到了拍畢業作品《紅象》時，攝影系的張藝謀、侯詠和呂樂給他掌鏡。
被問對這段經歷有何感受，他說，我們劇組那時候是壯壯說了算，攝影系的五六個學生做實習，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此時的張藝謀，攝影水平之高，同屆當中，不做第二人想。說起來，田壯壯當初報考導演系而非攝影系，年齡有所超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與張藝謀有關。「張藝謀考電影學院的時候已經是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了，已有很多好的攝影作品，我的照片根本不行，後來就沒報這個系。」
他學習能力強。1979年，去看第一屆影響全國的「四月影會」，把張藝謀看得目瞪口呆，「我這些玩意，媽的，雕蟲小技!」
但是在第三屆也是最後一屆「四月影會」上，張藝謀拿出了《啊！一代青年》參展，用7張照片，總結文革十年，被很多人認為是那一屆影會最好的作品。
但他志不在此——他想當導演。
給田壯壯當攝影的時候，白天讓怎麼拍就怎麼拍，晚上他在心裡默一遍戲，「要是讓我來導，應該怎麼拍。」回到眼前，他知道不太現實：不過這都是將來的事了。
眼下，張藝謀只有一個目標：順利念完大學四年。
張藝謀算不上被北電正式錄取。當初黃鎮部長一紙令下，也不過替他爭取來兩年的學習機會。兩年期限一到，張藝謀被叫去談話。何去何從，學校要他回去等結果。
談話之後，張藝謀自尊心大傷。他說，我一天都不想在電影學院待了。人家對我已經把話說到這兒了，人都有自尊心，我不能再厚臉皮留下去。
沒有文憑，找工作也難。在同學的動員和建議下，他還是厚著臉皮跟學校主動表態：希望繼續留在電影學院學習。老師讓他寫個申請，要報到文化部。
交了申請，暑假也到了，臨走前他跟田壯壯說，哥們兒這個假期走了，可能就回不了電影學院了。
假期結束，張藝謀等來了可以繼續讀完的好消息。自此，他在提心弔膽中過完四年，「自己老覺得有些非法，像黑人黑戶似的。」
四年後畢業，同學陸續分配。田壯壯和陳凱歌根正苗紅，自然留在北京，去了北京電影製片廠。
張藝謀和何群、肖風、張軍釗四人，則被「發配」到了又偏又遠的廣西電影製片廠。大家都不願去。何群脾氣急，嚷道：再邁一步就到越南了！
田壯壯聽說這件事，比張藝謀還急，找母親於藍幫忙。於藍費了半天勁，不成。退而求其次，張藝謀又活動過改調新建的瀟湘電影製片廠，被告知不可能。
那陣子在家裡，妻子肖華發現他常常半夜蹲沙發邊抽煙。張藝謀對她說，這可能還是入學時和學校的不愉快，使他們始終對我抱有成見。去廣西廠後，我一定要奮發努力，干出樣子來，讓學校請我回來，證明他們錯了。
四人中，張藝謀是老大。大家都聽他的，他決定去，其他三人也就跟著去。田壯壯勸他說，北京戶口你也知道多寶貴，出去了想再回來就比上天還難了。
張藝謀沉默許久，最後說，替我謝謝你母親，讓她費心了。我還是決定去，哥們之間說了不算數，不仗義。田壯壯看著他，半天沒說出話來。
作為攝影師的張藝謀，第一個作品是被譽為第五代的開山之作：《一個和八個》。大膽運用不完整構圖和黑白灰影調，追求雕塑般的力量感。他一上來就一個原則：怎麼不一樣怎麼來，標新立異。
《大宅門》導演郭寶昌看後，給該片導演張軍釗寫信說，本片的攝影構圖嚴重搶戲。
第二個擔任攝影的作品是陳凱歌的《黃土地》。此時，張藝謀在劇組已有「張大師」的稱號。他對場景地要求苛刻。達不到拍攝條件，就要創造條件。陳凱歌有名文《秦國人——記張藝謀》代為記錄：
一次，選擇一個山坡景地，要求是坡上有一顆零零的杜梨樹，樹下有白色的小路，蜿蜒向上。此景遍尋無著：不是樹不合適，不是路不合適。藝謀自然又黑了臉。最後決定：踩出一條路來。於是攝製組全體人員從下午二點開始，用卓別林的步伐魚貫而上，只留藝謀在對面山樑的機位處指揮、觀察。四小時後才成功。
憑藉該片，張藝謀獲第5屆金雞獎最佳攝影獎。
得獎後，報紙大肆宣揚。張藝謀和父親幾乎沒有交流。每回他和母親通話，父親把要說的話寫到紙條上，代為傳達。聽說得了獎，父親給寫了封信：
你的獲獎及報刊上對你獲得金獎的宣傳，於你是好事，亦不是好事。其他獲獎者均未有此宣傳。我同你媽商量過了，以為三千元獎金過多，應辭謝不收，三室一廳的房子也不宜接受，你在廣西子然一身，要它何用？不過虛設而已。唯有提升兩級工資可以接受，這是對你勞動的報酬。
緊接著，他和陳凱歌又合作了部《大閱兵》，這是他從攝影轉導演的分水嶺。
攝影上的大開大合，與張藝謀小心翼翼的性格，截然相反。他認為這是自我情緒的反映：那時候老覺得情緒壓抑，自己的人生很壓抑。所以在攝影上就產生一種衝動，就是不顧一切拚命地去表現。
這種壓抑的情緒，要在成為《紅高粱》的導演後，才得完全釋放。
北電教授倪震是「第五代」的命名者。他說在上學期間，就已奠定了第五代將會步台灣新電影的方向。田壯壯就是侯孝賢的方向，陳凱歌就是楊德昌的方向。他們將帶領中國電影走向現實主義和理性思辨的道路。
誰也沒想到，半路殺出一個張藝謀，改變了第五代的格局和中國電影潮水的流向。
03
《一秒鐘》的劇本籌備階段，張藝謀給編劇鄒靜之寫信，介紹這個故事：
大時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政治和苦難都是既遠又淡的背景，有一點《活著》的意思，也有點兒冷幽默，格局很小，沒有流行的那種戲劇性。
信將寫完，他補充道：但，大故事小故事，大特色小特色，最重要的還是人物和情感，我深知這是關鍵。
這兩段話起碼傳遞出了兩個信息：
第一，再拍一部《活著》，已無可能。但是他想找回拍《活著》時那種狀態。
第二，對人的命運的關注和刻畫，是他創作的重中之重。
縱觀張藝謀三十餘年的創作之路，我們不妨武斷地說，《活著》的創作心態與對人的注重，是他時常丟失又時常找回的兩樣東西。
1987到1991年，《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接連三部，張藝謀仿佛拿起了以前插隊時飽蘸顏料的拖把，把熱烈的色彩塗抹到高粱地、一瀉千里的布料和一隻只大紅燈籠上。
但這幾部在造型上大做文章的作品，一鳴驚人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再而衰、三而竭的頹勢。
對此，張藝謀早有反省。他有一次跟侯孝賢聊天，把第五代和台灣新電影一比較，發現了問題：
他們的長處是從小處入手，關注人、人本身、人的故事。而大陸第五代電影導演的作品都是從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帶著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帶著對電影進行變革的願望，以人文目標為主要目標，具有一種大的氣勢，這跟我們的文化有關。
看了侯孝賢、楊德昌的作品，張藝謀深受啟發，做出自我批評：我們總是關心政治，關心政策，卻不關心人自己。
究其本質，還是敘事能力和人物刻畫能力不過關。
張藝謀看得清醒：拍《紅高粱》時，我就沒有過敘事關。到了《菊豆》，把倆人的事兒講清楚講順暢其實那裡面的學問挺大的。
他說，說一千道一萬，電影還是刻畫人物的，風格那個東西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容易變。
反省歸反省，到了《大紅燈籠高高掛》，張藝謀依然在風格化上一路狂奔。他自創的一套點燈、封燈儀式，甚至被冠上「偽民俗」的罪名。
侯孝賢是《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掛名監製。他說，如果由我來拍一個類似的故事，我會把重點放在那個大家庭，就像《紅樓夢》描寫的那樣。
真正的轉變，在《秋菊打官司》中到來。與前面幾部的大鳴大放相比，這部電影被評價為「返璞歸真。」
紀實風格和偷拍手法各攥一角，大幕一拉，以往那個張揚的張藝謀，藏到了幕後，把主演鞏俐推到了幕前。
在此之前，張藝謀拍了三個電影，鞏俐當了三回女主角。一回比一回漂亮。因為過於漂亮，除了張藝謀，沒人相信她能演好農村婦女。他身邊的編劇、最好的朋友都認為鞏俐不可能完成。
本片編劇劉恆對張藝謀說，一想到是鞏俐來演，我就寫不下去了。來來回回，反覆念叨。張藝謀揣著擔心，但是嘴硬。他知道劉恆沒好意思說出口的話是：你不要光顧你的私人關係。你非要用她，這樣子我們就不幹了。
冒著眾叛親離的風險堅持下來的結果是，此前張藝謀電影的批評者和支持者站到了統一戰線，都給叫好。
編劇蘆葦說，第五代導演中，我認為最重視故事敘事的是張藝謀。《秋菊打官司》是個非常完整的情節片，沒有任何脫節或講不清楚的地方。
而鞏俐更是拿了一座威尼斯最佳女主角獎盃，奉獻出迄今最好的表演。劉恆看了電影說，哎呀，沒想到。
鞏俐獲獎，可以看作是張藝謀扭轉觀念，開始重視演員表演和人物塑造的有力證明。他承認拍《紅高粱》《菊豆》時，和演員溝通存在問題，把注意力過多的放在了造型上。到了《秋菊打官司》，他想明白一件事：做導演第一重要的，而且唯一重要的就是和演員的交流。
這邊想明白了，那邊他找來葛優主演根據余華小說改編的電影《活著》。
來到第五部電影（給朋友幫忙拍的《代號美洲豹》姑且摘出去），張藝謀在《活著》劇本討論會上，順勢對自己的創作做了中心思想總結：
《紅高粱》是玩牛逼；《菊豆》是有賊心沒賊膽；《大紅燈籠高高掛》是窩裡斗；《秋菊打官司》是沒完沒了；《活著》是好死不如賴活著。
《活著》的定稿編劇蘆葦有進一步申述——
它表現了中國人一種所謂的生存精神：為了活著而活著。活著本身就是目標與意義。中國電影從未去表現它揭示它，《活著》是第一部。
套用這句話，便是張藝謀此時的創作態度：為了拍出一部好電影而拍電影。拍電影本身就是目標與意義。
劇本冶煉過程中，張藝謀沒少往裡頭投身邊人和自己的事兒當柴燒。張藝謀的母親是皮膚科醫生，電影中，那個吃了七個饅頭的王醫生，就發生在母親的醫院。
蘆葦邊寫劇本邊和他相處，寫著寫著，也把他看到的寫進去了：
有一回，張藝謀妻子帶著女兒來看他，張藝謀見到妻兒特別激動。到了電影里，就有了家珍帶著小兒子有慶回家這一幕。張藝謀當時說的話，都照搬成了台詞。
有一次，他在美國見到阿城，阿城說，你們第五代導演，誰哪一天能跟侯孝賢似的拍自己童年的自傳，我覺得你們也就乾得可以了。
這話張藝謀一直記著。某種程度上，張藝謀覺得，《活著》是離他最近、自傳性最強的電影。
他毫不諱言最想拍的就是文革題材，但不是政治層面的，而是生活、人性層面的——
「文化大革命從我十六歲到二十六歲，因為我自己的家庭背景，以及我看帶這個世界的角度，我對文革有很深的感受。我相信我的感受不同於陳凱歌，不同於田壯壯，不同於田壯壯。」
他想拍十部這樣的電影，想看在這樣一場大悲劇前，人性暴露的弱點、痛苦、扭曲和它的舒展。
《活著》拍出來，提前看到試映場和樣片的觀眾，都說這是張藝謀最好的一部電影，但也對是否能通過審查表示擔心。張藝謀很有自信：
我個人認為它應該是完全沒有問題。我認為它沒有任何惡意，是不以政治為目的的。「如果你在這個題材、這部影片中完全躲開政治，觀眾會覺得你不夠真誠。」
《活著》後來的遭遇，眾所周知：前腳摘得坎城最佳男演員和評審團大獎，後腳被國內禁映。
十部文革題材電影計劃，被迫擱淺。
關於《活著》被禁的官方說明，至今無從查詢。謹言慎行的張藝謀對此也從不多談。2000年，因《鬼子來了》被罰五年不得拍片的姜文說的一番氣話，或許也道出了張藝謀的心聲：
這就是個生活模仿了藝術的例子：坎城大獎就像電影里的囚犯一樣，是一件只能帶來麻煩的東西。
《活著》被禁之後，張藝謀故作瀟洒：它沒有在我的心中造成好像磨滅不了的痕跡，當年沒有。
他繼續若無其事地拍下去。1995年到2000年，《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有話好好說》《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幸福時光》，不打盹兒，一部接一部。
明眼人一眼看出了他的變化。
文藝評論家李劼挖苦道：
且不說其它，即便從他那些影片的片名上，都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的小心翼翼。
那些個片名，有的叫作《有話好好說》，好像是生怕說重了會惹官家生氣；有的叫做《一個都不能少》，感覺像是在承諾有朝一日解放全人類的時候一個都不拉下似的；有的乾脆叫做《幸福時光》，與一部叫作《陽光燦爛的日子》的牛皮影片互相呼應，展示出一張因為成功而幸福得暈頭轉向的臉來。
2010年，坎城主席雅各布公開表示不喜歡《一個都不能少》，認為這部電影是在「替政府做宣傳。」但非常喜歡《我的父親母親》。隨後，一向低調的張藝謀寫了封公開信，高調宣布兩部影片同時撤出。
「公開信事件」後，《一個都不能少》成為中國第一部被下發版權保護通知的影片。
有論者說，他實在太需要一個機會來顯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態度了。
直到2002年的《英雄》一腳踹開中國商業大片時代的大門，對於許多觀眾來說，張藝謀如那個端坐深宮高殿的秦王，已經變得令人感到遙遠而陌生。
04
其時，電影界的山頭上，立著票房兩個大字。
《英雄》出現之前，國產片票房，就看馮小剛。
1997年，中國賀歲片發韌之作《甲方乙方》一出場，就把張藝謀暫列第一的《有話好好說》斬於馬下。1998年，6部賀歲片總票房，不敵一部《不見不散》。
掰著手指頭往下數，此後馮小剛票房奪冠是家常便飯，最次也沒跌出前三名。
馮小剛對自己認識清醒：國內拍思想性強的影片有一批高手，當然也有一批拍藝術片的高手，但缺乏願意拍娛樂片的導演。我本人願意走最後那條路。
與此同時，張藝謀的路越來越難走。到了2001年，幾乎走到絕境——
那一年，李安的武俠電影《臥虎藏龍》拿下1.28億美元票房，豪奪4項奧斯卡大獎，風光無限。而張藝謀的《幸福時光》上映一結束，日子難熬了：票房只有區區500萬，張藝謀和「票房毒藥」漸漸划上等號。
一手抓思想一手抓藝術的高手張藝謀，也想抓票房。他決定拍籌劃還在《臥虎藏龍》前頭的武俠大片《英雄》。
張藝謀這回要玩票大的：大投資，大明星，大場面。這也奠定了後來國產商業大片的基本方針政策。
最終，這部破天荒頭一遭在人民大會堂首映的超級製作，就像影片中伴隨「風風風」的口號，黑雲壓城一般掃蕩六國的秦軍，票房一天一個紀錄。
2002年全國票房10億元，進口片是5億元，《英雄》的票房是2.5億元，占去總票房的四分之一，直接把國產片票房划走一半。當時張藝謀的合伙人張偉平都沒法兒謙虛了：它拯救了國產片市場。
兩年後，《英雄》北美上映，連續兩周票房冠軍。
票房全球高歌猛進，對它的批評聲也一浪高過一浪。
《活著》編劇蘆葦看得直搖頭：《英雄》是一單賺得大利的生意，也是自毀招牌之舉，滾滾而來的鈔票既抬高了導演的身價也埋沒了他的半世英名。
在他看來，這首先是類型上的失敗。「你都抹殺了武俠精神，將武俠片嬗變成了思想教育片，不論哪個皇帝出場，反正黎民百姓們寄託武俠的希望破滅了，連夢想都沒了，這才是觸犯天下眾怒的要害所在。」
張藝謀逢人就說他本來設計的兩個結尾方案。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另一個比這多十秒。那是在秦王下令誅殺刺客無名之後，群臣俯首高呼：「恭喜大王又躲過一劫！」
這是一個可怕的結局。真要拍出來，張藝謀幾乎將坐實所有的罵名。
所幸他又推翻了這個想法：如果做了這樣的顛覆，秦始皇一代梟雄的形象是得到了鞏固，也使得他非常有智謀，一切都在帝王的掌握之中。但是這麼做的話，和我原本的意圖就相悖了，那就是梁朝偉他們的犧牲會變得非常可笑。
而事實上，呈現出來的結局，已經難為大眾所接受。陳凱歌說，我不喜歡《英雄》的主題，我也拍過「刺秦」，可是我們拍攝的結局截然相反。我不認為犧牲個體生命成就集體是對的。
王朔一眼看出劇本才是根本問題：那時候我就奇怪，他為什麼不用劉恆？《秋菊打官司》是劉恆給寫的劇本啊，劉恆我認為是作家裡寫劇本功力最深的一個人，《英雄》如果擱在劉恆手裡，就是還在宣揚權力崇拜，也比現在高明得多。
經此一役，張藝謀有了批評界相贈的「兩拍」。《英雄》之前，是拍外國人的馬屁；《英雄》一出，拍上了政府的馬屁。
對於前者，他反問道：你說我迎合外國人，那麼你也來迎合外國人試試？你先告訴我外國人喜歡什麼？你先說什麼電影能在國際上獲獎？
對於後者，他覺得這就是一個商業娛樂片，好看就行了，不該上綱上線：你在網站上，要找潘石屹，得點擊房地產，要找張藝謀，只能到娛樂頻道。
直到有人當頭一棒：你根本就不熱愛電影。張藝謀不再解釋了：
你說我拍外國人的馬屁，好！我拍外國人馬屁！你說我拍政府馬屁，好！我拍政府馬屁！但你說我不愛電影，我拿電影做工具，這就從本質上否定了你創作最基本的真誠。到了這個程度你就沒辦法辯解了，你真的成了一個小人了。
不管怎麼說，《英雄》的巨大成功，一舉將張藝謀推進了電影有關部門的懷抱：
在第九屆中國電影華表獎評選中，《英雄》獲三項獨立提名，其中「中外合作榮譽獎」和「特殊貢獻獎」專為本片而設。張藝謀根本沒有對手。
它的巨大影響力，很快就在緊接著的《十面埋伏》中顯現。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文雋說，《十面埋伏》享受的何止是引進片的待遇，簡直就是國寶的待遇——
有關部門為《十面埋伏》的上映，掃清一切障礙：從2004年6月15日至8月5日近兩個月的暑期黃金檔，不上映一部進口分帳影片，比較好的國產片也自覺地紛紛讓路。《十面埋伏》幾乎獨霸暑期檔。
有人說，這像是回到了全國看同一個樣板戲的時代。
05
回望張藝謀近二十年的作品，我們不難看出一個有規律可循的創作節奏：一部或兩部商業大片後，他便拍一部有錢當沒錢花的文藝片。
比如《英雄》和《十面埋伏》之後的《千里走單騎》（2005年）；
《滿城盡帶黃金甲》之後的《山楂樹之戀》（2010年）；
《金陵十三釵》之後的《歸來》（2014年）；
《長城》和《影》之後的《一秒鐘》（2020年）。
每拍出一部刪繁就簡的文藝片，就有人歡呼真正的張藝謀「回歸」，「返璞歸真」四個字，每隔幾年，也便要大面積出現張藝謀電影的評價上。
侯孝賢把這位老朋友看得明白，他認為張藝謀選擇走這條路，其實是創造力的瓶頸。他說，當你有目的地想去做一件事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他的視野和情感已經不在這上頭了，已經耗掉了。」
他沒好直說張藝謀拍電影太過隨意，而是打了個比方：筆啊，寫久了就禿了。所以你下筆的時候，無論什麼樣的文章都要嚴格地過自己，這樣筆就永遠不會禿。
有一次，侯孝賢在東京見到張藝謀，像看到了 zhengzhiju 常委。他勸張藝謀說，只有政治人物才會在乎毀譽。
他感覺到張藝謀每次看他的電影，都有很多想法要說，但又沒法聊，自己找回平衡。侯孝賢感嘆道，這就是zhengzhi 人物厲害的地方，也是 zhengzhi 人物的一個分寸。
做了2008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總導演後，交出來的《三槍拍案驚奇》近乎招致一片謾罵。張藝謀不服：我不拿自己當大師，拍個賀歲片怎麼了？
他在眾多場合里說過，我不是一個愛惜自己羽毛的人。他把自己當一個手藝人，不想做文化精英的代表，「我無意承擔這個角色。」
他認為自己拍得多和雜，不是隨意，只是與時俱進。「我不可能脫離時代，去清高地自我發展。時代轉型，我跟著時代有了變化和發展」。他唯一提醒自己的是：別拍重複了。回頭往一下，別吃老本。
2020年，張藝謀70歲，仍然精力過人，馬不停蹄。
他白天同時推進多個項目，晚上再拿出四五個小時看電影做功課。凌晨五點睡，早上十點左右起，吃全天唯一一頓飯，接著看小說，看劇本，開討論會。如此周而復始，幾乎全年無休。
這一年，《一秒鐘》而外，尚有《懸崖之上》《堅如磐石》兩部片已經上膛，《最冷的槍》正在拍攝。四部電影，題材部部不同。
大型歌舞劇、實景演出、文藝晚會、宣傳片等項目，也在齊頭並進。
論創作之勤，創作面之廣，求新求變之殷殷，如此年紀者，當下華語電影界，張藝謀當推第一人。
他依然沒忘當初要拍十部文革題材電影的野心。
於是《活著》成為他拍攝此類題材的一桿標尺，也是一道警戒線。
拍《山楂樹之戀》的時候，他明確表態，要跟《活著》不一樣。「它跟我們這幾十年來拍爛的文革題材不同，但它仍舊是真實的，它沒有做任何歪曲，只是沒有正面陳列像大批判、大字報、批鬥、遊街那些常見的符號。」
到了《歸來》，面對「為什麼不拍小說的前半部分」時，他再次申明，不想跟《活著》一樣。「一個東西能拍還是不能拍，不是由導演的性格和勇氣決定的。」
編劇鄒靜之看了初剪後，想到四個字：人書俱老。「大意是說一個書法家，他年齡，經歷，經驗，見識都到了後，所呈現出來的一種老辣的、褪去煙火的、簡約中得神思、凝神而深入的感覺。」
再到《一秒鐘》，他終於鼓起勇氣，將手靠近了一點，希望有一點《活著》的意思。結果被兩次「技術原因」左擋右擋。
這幾部電影都是台詞儘量少，戲，都在角色的舉手投足里。看進去的，看得雙淚直流。看不進去的，直言寡淡無味。
陳道明從這種「盡在不言中」，看出了他的遲疑：
因為他走到現在了，他的聲譽他的江湖地位不允許他只是單純地去考慮一個電影自我的東西了。它還有必須考慮群體性的，從眾的。包括集體利益的，包括社會效應的，可能考慮的方方面面比過去多多了。
遙想當年，初到廣西電影製片廠的張藝謀，夥同張軍釗、肖風、何群等人，為爭取支持拍攝《一個和八個》，開大會，立軍令狀，劇組十幾號人，紛紛削髮明志。以至在南寧火車站候車驚動了鐵路警察，以為是刑滿釋放的勞改犯。
張藝謀回憶說，《一個和八個》初次放映那一夜，是他內心最激動最興奮的時刻。
只用考慮拍電影的時代，一去不回了。
《活著》之後，張藝謀沒再拍出這樣的作品。但又可以說，他一直在創作《活著》。
王朔一語道破：張藝謀的生活，可以說就是電影《活著》。他要是拍不成電影，我想，他會痛苦而死。
活著，拍電影，不擇手段地拍，不擇手段地活。
主要參考資料：
1，《張藝謀說》，李爾葳 著。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
2，《北京電影學院故事——第五代電影前史》，倪震 著。2002.
3，《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白睿文（Michael Berry ） 著。2008.
4，《張藝謀的作業》，方希 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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