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十八年，唐代正處開元盛世之中。當時郡縣物產豐盈，百姓安居樂業，政府修建的官道累積里程已達六萬里以上。在帝國的中心地區，東至河南、山東，西至四川、甘肅，南至湖南、湖北，北至河北、山西，官道兩邊都設有大量旅店酒肆，招待四方旅客，路上盜匪絕跡，即使遠行數千里之外，也無須攜帶任何防身兵器。唐玄宗曾下達一項詔令，於文武百官春季旬休時，鼓勵大家去周邊旅遊，員外郎以上的官員，每人「賜錢五千緡」作為旅遊經費。
半個世紀以後的貞元四年，唐朝漸漸從安史之亂帶來的一系列災難中恢復了穩定。平定了建中之亂的唐德宗認為當時「方隅無事，烝庶小康」，便頒布詔書，鼓勵官員在正月晦日（一月最後一天）、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出門旅遊，並且在節日的前五天，給京城大小官員、皇宮和皇城的衛士們每人發放一百貫至五百貫旅遊費用，最終這個政策得到了長期執行。
唐代能夠實行這項政策，展現了其強盛的國力，也顯示了舉國上下對節假日旅遊的熱衷。不過，交通速度是當時長途旅遊的主要障礙。如今從西安到洛陽坐高鐵大約兩小時不到，但按照唐代的速度，坐一天車大約可以前行三十公里，從長安到洛陽單程就需要十二三天，假期根本不夠往返，更別說長途旅遊了。
因此，唐代官員的旅遊常以住所附近的郊遊為主。長安城內官員眾多，城市南邊的樂游原、曲江，周圍的渭水、藍田、終南山等都是首都人士節假日旅遊的熱門場所。杜甫名作《麗人行》中「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的句子，描寫的就是當時長安城官員家眷和貴族婦女於上巳日在曲江邊遊玩的盛況。
趁出差或赴任之便旅遊畢竟無法十分盡興，唐代士人想要輕鬆愉快地長途旅行，最好的機會還是在參加科舉考試之前。
唐代戶籍管理嚴格，長期離開戶口所在地被稱為「逃亡」「浮浪」，是違法行為，但是出門求學、求官卻是例外。以求學、求官為名進行一場長途旅行，不但可以結識沿途的名流，提高自己的聲譽，還可以在山水中獲得創作靈感，培養自己的文學能力，是一舉兩得的美事。士子的家族為了能夠培養一位官員，也會竭盡財力支持這種旅行。
杜甫在中年以後曾寫作長詩《壯遊》，追憶自己年輕時四處遊歷的年華。從詩中看來，他先是「東下姑蘇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享受了一番乘船出海的樂趣，然後南下浙江，欣賞「越女天下白，鏡湖五月涼」的美景，回家途中還專程遊覽了李白想去而不得的天姥山。
在第一次參加科舉失敗之後，他又來到父親做官的山東、河北一帶，「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台上，冬獵青丘旁」，後來又在山東遇見李白、高適兩位「驢友」，三人先結伴在山東「晚登單父台」，又到河南汴州附近「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玩得不亦樂乎。據杜甫自己的敘述，這樣快意的壯遊生活，持續了八九年之久。
唐代士人長途旅遊的另一個好時機，是進入仕途之後等待做官的時期。唐代科舉盛行之時，從各種渠道獲得做官資格的人每年都有萬人之多，但是九品以上的職位總共也只有兩萬不到，官多職少。到了玄宗朝，已經出現了「八九人爭官一員」的局面。因此，唐代中期以後銓選官員時，進士或明經及第後要等候三年左右才有官做，六品以下官員，一任官做完以後也要等上三五年才有下一任官做，這叫作「守選」。
士人在等官做的「守選」期間，也會選擇長途旅遊來結交朋友，消磨時間。元稹就是在考取明經守選期間遊覽山西，在普救寺遇見了化名崔鶯鶯的女子，發生了一段待月西廂的愛情故事，成為《西廂記》故事的原型。
旅遊是一件耗時耗錢的活動，但在那個時代，也有一類人雖然身無分文，卻可以窮游天下，這就是僧侶。唐朝僧侶不用交稅服役，戶籍控制也較為寬鬆，他們可以輕鬆離開家鄉，周遊全國。
僧侶出遊通常有兩個名目，一為傳道，一為遊方。前者是按照大乘佛教的精神，四處傳播佛法，培養信眾；後者則是為了提高自己的佛法修養，周遊天下，尋訪高僧古剎。由於高僧古剎多在景色優美的山林里，求道的遊方就很容易變成賞景的旅行。中唐詩僧靈澈曾作《送道虔上人遊方》一首，送別一位法名道虔的僧人。詩中說道虔此去「煙景隨緣到，風姿與道閒。貫花留凈室，咒水度空山」，這裡的「貫花」取佛祖說法、天神散花的典故，喻指傳播佛法，看來這位道虔上人為了游賞「煙景」，似乎把傳播佛法的正事也放到了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