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人生之路》從敘事層面描繪出高加林的生命延長線，為他根植於中國語境的人生之路提供了一個現代式的「上海方案」。
該劇不但是以敘事擴容的方式，還續寫了主人公在上海的奮鬥歷程，更對其青年時期的青年人生迷茫與困惑，做出了應和時代要求的回覆。
這個跨越40多年的時光，對高加林的成長敘事獲得了具有時代共情的重述，是國劇中改編的難得好劇。
該劇的前半段，重現了原著中的「高加林難題」。在20世紀80年代的黃土地上，天資聰穎的高加林意氣風發，他的成長願景，不僅僅是德順老漢口中的「改命」夢想，更是意欲「做頂天立地之人，做驚天動地之事」的人生抉擇。他憧憬著從自己腳下的黃土地走向現代大都市，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然而，高加林的真正困惑在於：他懷揣著無限的個體憧憬，卻一度受困於有限的人生道路。在劇中，高考成為秦川少年們為數不多的改變人生命運的機會：高加林渴望藉此魚躍龍門來擁抱現代文明，屢試不第的馬栓自暴自棄，高雙星竟在村支書父親安排下鋌而走險，頂替了高加林的大學名額。
此後，處於人生十字路口的高加林不斷試圖從農田中走出去，先後做過鄉村教師與通訊幹事，又由於種種原因屢次退回到農田中。他力圖抓緊每個機會，一路跌宕，朝著人生理想行進。高加林的成長困惑，是根植於中國語境中的，產生自特定年代由黃土地和鄉村組成的特定環境。
我們從總體社會環境來看，高加林們人生道路的有限性，是由於他們當時正處在社會轉型的起點處。現代化建設在他們的家鄉外部如火如荼地進行，而黃土地上的變化和發展則相對滯後。除了黃土地與都市之間的選擇，高加林的內心糾結還以隱喻的方式出現在他的愛情生活中。
高加林在來自黃土地的劉巧珍和來自都市的黃亞萍之間搖擺不定，這也正是他內心矛盾的外化表現。
他留戀黃土地的滋養卻對都市心嚮往之，渴望現代化的多彩又苦無出路。由於時代環境的限制，小說並未給高加林的成長曆程提供最終出路。小說借高加林發出人生之路通向何方的時代之問，需要在時代的發展中得到新的藝術作品的回應。
電視劇《人生之路》在保留原著精神內核的基礎上，還充分發揮電視劇的藝術特徵和審美優勢，對高加林、劉巧珍等主要人物的命運進行了符合人物性格和時代發展邏輯的續寫，拓展了從中篇小說到長篇電視劇的思想發現和審美創造的廣闊空間，這是一個成功的延伸性創作。
在與時俱進的創作上，該劇按照主角高加林的性格邏輯、人生追求邏輯和長篇電視劇獨特的審美優勢，對小說《人生》中高加林的命運與時俱進地展開了兩個方面的改編和續寫。一是調整和延展了原著的敘事時空，時間從1984年高考前夕開始延伸到我國進入網際網路時代；空間上，則從陝北農村、縣城拓展至大城市上海。觀眾既能看到原著中知識青年高加林在農村資源極度匱乏的背景下「走出去」的強烈願望，以及他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生活矛盾、人生挫折，又能看到高加林在新時代城鄉流動愈發自由的背景下抓住機遇走向廣闊天地，並在歷經磨難後完成對其魂牽夢繞的城市的「祛魅」，在陝北黃土地與城市現代化的對比激盪中重新審視自身，實現心靈嬗變和升華。
這是基於原著中高加林自強不息的精神特質和性格邏輯，對其人生之路進行的富有創造性的審美想像和合理的延展虛構。二是豐滿了原著的敘事主線，在高加林的人生中加入「高考被頂替」這一重大事件，從而生成上海與陝北農村雙線並舉的敘事模式，為該劇開闢出高家溝、馬店小學、上海浦江學院、城市工地等更多並行的子空間，也將高加林與高雙星兩者命運相互映照的戲劇張力凸顯出來。這是基於電視劇擅長空間敘事、連續敘事的藝術特質，以更戲劇性的方式去貼合原著的主題——「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
可以說《人生之路》充分調動了電視劇特殊的表現手段，將中篇小說有限的內容依照其精神邏輯拓展至長篇電視劇的體量，從而豐富了歷史內涵，深化了題旨。在忠實於原著精神和電視劇藝術規律的基礎上，該劇的後半段則更體現了創作者的審美理想。例如對劉巧珍命運的改寫，小說中的劉巧珍恪守祖輩傳下的農村女性勤勞、善良、樸實、忠誠的美德，對「有文化的高加林」有著近乎虔誠的崇拜和不計回報的愛，而對自己的理想抱負、精神追求則呈現一種模糊的、麻木不仁的狀態。電視劇則大膽給劉巧珍設置了命運的轉折，讓這位順德爺爺口中「金子般的女人」沒有受困於高加林的拋棄，她在機緣巧合下來到上海務工，在大城市的摸爬滾打中重新樹立起自己的人生目標。這便是創作者有意要超越小說《人生》之處：注重展現時代精神的感召下，農村婦女日漸覺醒的心靈軌跡。
同時，劉巧珍的人物形象也與高加林形成某種「對照」:一方面，高加林的成長是向外的，從關注自身理想逐漸轉變為關心他人，而巧珍的成長是向內的，從為他人付出逐漸轉變為關注自身精神追求；另一方面，巧珍的成功也提供了相對於高加林「知識改變命運」的另一條道路，即勤勞的雙手、靈活的頭腦、真誠的品格也能改變農村青年的命運。再如對高雙星人生之路的描寫，也是創作者從現實生活中發現、採擷、提煉、釀製出來的新的人物和新的故事情節，而這也與原著的審美精神相契合。
該劇中高雙星的結局與《人生》中高加林的結局形成某種互文呼應，即都在失去了事業、愛情後回到農村，又都在「走捷徑失敗」後直面人生、重啟征程。無論是高加林、劉巧珍還是高雙星，劇中主要人物都在經歷了人生的種種變故後表現出一種釋然和永不休止的奮進，正如路遙的那句「生活總是這樣，不能叫人處處都滿意，但我們還要熱情地活下去」。
人生緊要處只有幾步，重要的是繼續前行、百折不撓；人生沒有捷徑，不能踏空，否則爬得越高摔得越深；人生無常，事物永遠都在發展和變化，要正確認識理想和現實，珍惜當下擁有的。這也彰顯了創作者的歷史思維、價值判斷和對原著的深刻理解。該劇沒有囿於「忠實於原著」，而是力求實現忠實於原著的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創作道路，忠實於對原著精神的正確理解和準確把握，忠實於藝術形式的獨特規律。它勇敢地站在小說家的肩上進行審美再創造，體現了小說文學思維轉化為電視劇視聽思維的創新性發展，這是值得稱道的。
作為「年代劇」，該劇在現實主義的風格底色之上，尋找一種浪漫化的表達。從富於幾何美感的蒼茫高原，到流淌無言的涓涓河水；從天地間一角山邊的性情男女，到黃土圓拱門洞下墨守成規的芸芸眾生，都無一不讓人感受到創作者對這片華夏文明發源地寄予的無限情感。劇中多次出現的大全景的拍攝方式，便是將人物的內心情感儘可能地「交由」孕育他們的土地進行抒發。
（影視劇評論/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