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衝突」這個詞聽起來並不陌生,如今只要是講國際關係的書籍、新聞,都會提到這個詞。追根溯源,它是由美國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亨廷頓認為,如今國際政治的核心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間,而非國家之間。
現如今,我們該如何劃分世界上的文明?又該如何認識它們?如果文明是國際政治角力的主題,那麼最終世界文明會有怎樣的走向?是融合、衝突,還是友好共存?
王焱老師為我們分析了世界各文明體,解讀文明的衝突與共存。
王焱老師
01.
從文明角度看國際關係
王焱老師指出,在往常我們看待國際關係的時候,總有兩個範式。一是現實主義,它主要聚焦於國家,從國家間的衝突看待國際關係學;二是理性主義,它把視野擴張到廣泛的經濟社會問題,認為國家是許多利益體組成的大系統,因此所有角色都通過談判推進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但亨廷頓未曾採用這兩種範式,而是從一種新的文明範式中觀察國際關係。這種創新的範式是基於他對文明的看法,他認為,國家和政治制度都只是文明的表面,人類的歷史是文明的歷史,文明為人類提供了最廣泛的認同。
不能把文明衝突的命題當成標語口號
人類群體之間最關鍵的差別在於他們的價值信仰、思想和社會關係,而這一切就是文明的體現。帝國有盛有衰,黨派紛爭也有終結,但是文明卻延續依舊,即使衰亡,也會摻雜到人們的思想中,影響一大部分人。
王焱老師在講述中提到,國家變化之迅速,正如《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但在國家這一層面之上,文明還是文明。文明作為歷史上亘古存在的界限,最終影響著人類的觀念。
於是亨廷頓認為,各種文明影響著人類的經濟政治行為,並必將對現代社會有持久的影響力,最終將壓倒一切,從文明看國際關係將更加清晰。
這種想法並非亨廷頓首創,早在1918年,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Oswald G. Spengler)寫就了《西方的沒落》一書,就是在以西方文明作為單位研究歷史,而並非德國、英國、或者法國這些單一國家。
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認為,文明在會經歷新生、繁榮之後,最終沒落衰亡,而西方文明正處於衰落之中。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也認為,以往歷史研究的一個缺陷就是把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一般單位,這反而大大限制了歷史學家的視野。實際上,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立地說明自身的歷史問題、歷史發展。
這些思想都告訴我們,無論是研究歷史,還是研究國際事件都應當擴大視野,把現象擴大到的文明範圍,並將其加以比較和考察,或許才能獲得更加清晰的結果。
02.
如何認識國際舞台上的文明?
既然如此,世界上都有哪些文明?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它們呢?
王焱老師給我們講述了不少研究學者對世界文明的看法。
其中湯因比認為,人類歷史上原本有21種主要文明,隨著歷史的發展,文明之間衝突與融合併行,如今倖存的還有5種,分別是印度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有兩種形式,一是伊朗文明,二是阿拉伯文明)、中國文明、東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
同時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歸納出三種人類文明發展的模式。一是中國模式,即大一統國家下的文明發展方式;二是希臘模式,即從蕞爾小邦到大一統帝國的文明演進模式;三是猶太模式,是一種對傳統信仰追求形成的文明模式。
湯因比指出,這三種模式都是文明發展的有效模式,可以通過互相交流共同生長。
圖註:《歷史研究》
作者:[英]阿諾德·湯因比
譯者:劉北成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年
亨廷頓也有對世界文明的劃分方法,他認為,現代世界有7或8種文明,分別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主要是中國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和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也可能是世界舞台的第八種文明。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imilian Weber)對世界文明也有不同的分析,他將世界文明以宗教的形式來劃分,印度教、基督教、儒教和伊斯蘭教。每個文明由其固有的歷史、宗教、環境,衍生出了固有的文明特性,而這種文明特性決定了文明的展開方向,甚至是文明的未來。
馬克斯·韋伯曾對德國影響極大,曾參加1919年的凡爾賽會議,也曾參與《魏瑪憲法》的起草。
王焱老師舉例儒教說,儒教缺乏對天堂等神聖世界的嚮往,幾乎沒有神聖世界和凡俗世界的緊張感,於是,就缺乏對世界上既定秩序的排斥,所以說,中國文明擁有一種順應世界的內在情感,這種順應決定了它的展開方向,發展出更加保守的文明。
那麼,文明和國際舞台上的國家概念又有何關係呢?
亨廷頓認為,一種文明裡面往往是需要有一兩個國家作為代表的。這種代表國家被稱為核心國家。如果沒有核心國家,文明也就喪失在國際舞台上活動的基礎。比如說佛教就沒有一個代表性的核心國家,所以國家就被排除在文明的衝突與競爭之外。而馬克斯·韋伯在分析文明的時候,也沒有將佛教列於其中。
03.
這些文明將會如何發展?
當今世界的這些文明體將會如何發展?是衝突還是共存?是融合還是分裂?
王焱老師首先為我們分析了亨廷頓的看法。顯然,亨廷頓的觀點更符合主流價值觀。早在冷戰時期,亨廷頓就認為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明,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明相互並存。人類歷史也會因為文明的交流而趨向於多元和豐富。
根據這一觀點,亨廷頓面對多文明的共存,傾向於避免文明的衝突,以減少未來的危險。他認為,文明的衝突主要來自於各個文明的傲慢、不寬容和武力,而文明的對話和交流是根本解決辦法。
當然,與亨廷頓觀點不同的人也有許多。王焱老師就為我們講解了一種普世主義。這種文明觀認為,人類在文化上正在趨同,各民族正在日益接受共同的價值、信仰、方向、實踐和體制,並終將形成一種完全相同的普世文明觀。
持有這觀點的人就包括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所寫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中就指出,科學技術對人類歷史的所有文明產生了統一作用,而人類文化終將會同質化。而他並不覺得這是值得高興的,相反福山是充滿悲觀的,他認為,雖然同質化是文明發展的終點,但在這個終點上,人類必將失去創造、激情與希望。
福山是日裔美國學者,他認為人類歷史上意識形態當趨於終結,文明將融於一體。
亨廷頓對此毫不認同,在他看來,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的戰爭。亨廷頓認為,一個多文明的世界更加需要接受的是多樣性,在此基礎上才能尋求共同性。
馬克斯·韋伯更加強調文明的獨立性和互相尊重。他認為,無論將來世界文明如何發展,我們都應當在現在尊重文明個性化,承認文明和國家一樣是具有獨立性的,只有承認這種獨立性,尊重各種文明的發展。
當然即使是從文明體看待國際問題,依然充滿複雜的利益、思想糾葛。而這些還需要我們一步步去了解,分析不同學者的觀點。正如王焱老師在講述最後說:
「不要光把文明衝突表面那些把學術命題當成一個標語口號,加以簡單化,要看它背後的理論脈絡,它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