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野心、現實的碰撞與新軍制
查士丁尼再興大兵，憑藉招募來的蠻族僱傭兵消滅了汪達爾王國和東哥特王國，讓阿非利加與義大利重歸帝國版圖，而且幾乎收復了西班牙。但是，帝國無力維持這種局面。公民不願意承擔維持僱傭兵、向鄰國納貢買平安所需的沉重稅收。終於，大災難因為又有一名軍事統帥登上皇位而發生了。莫里斯（Mauritius，582—602）登上皇位後，非要將野蠻的僱傭兵團改造成更穩固的軍事組織。他在帝國境內而非從異族中招募了儘可能多的兵員，但在一次與斯拉夫人和韃靼人交戰期間，當他要求軍隊留在多瑙河以北過冬時，軍隊就譁變了；兵變的另一個原因是莫里斯甚至付不起士兵開出的價碼。正如 3 世紀下半葉從佩蒂納克斯達（Pertinax）到奧勒良和普羅布斯的一連串被害的猛將皇帝一樣，由於首都市民也起來反抗，所以他被殺害了（602 年）。
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軍餉在這最後一次組建嚴明軍隊的嘗試中起了什麼作用。部隊的規模是很小的，因為他們擊退蠻族部落及其入侵的過程相當艱難，而且是有輸有贏。莫里斯噁心有能力、有眼界的皇帝大概會願意滿足軍隊的要求。儘管如此，當他因剋扣武器和被服的問題與軍隊發生衝突時，國庫無疑是確實拿不出更多了，因為查士丁尼時代的嚴苛稅制在他去世後便被廢除，以爭取人民的支持；籌餉已經不再可能了。
於是，東羅馬帝國也採取了一種很接近我們之前在羅馬- 日耳曼化的西歐地區看到的軍制。大約在 7 世紀中期，帝國將土地分成了若干軍區（themes）和軍分區（meros 和 turma），各區分別負責招募和供養一定數目的軍隊。為此，就像法蘭克的伯爵那樣，之前長期分離的軍務與民政重新統合了起來。由於軍區是根據現有部隊單位命名的，因此部隊單位無疑是分布在軍區之內，且永久性地配屬於軍區。部隊分區駐守，補給來自就地徵收的實物或屯田，而不是只駐紮在邊境和首都，由整個帝國供應糧餉。當發生戰爭時，軍區部隊會被派去支援野戰軍或鄰區友軍。
封建制度的中堅力量是定居在土地上的戰士，純粹的邊防警衛隊除外。我們發現，東羅馬帝國自此之後也朝這個方向有了重大的發展，大地主掌握了軍事力量。我們發現授予土地（「軍產」，ktemata stratiotika）換取服役從軍的現象，同時形成了田產廣大的軍人世家，在歌謠中深受平民百姓頌揚。《混血邊將》（DigenisAkritas）就是一部這樣的史詩，寫於 10 世紀，最近被重新發現。《混血邊將》編者恰當地將主人公比喻為西歐的藩侯。
二、拜占庭的經濟社會制度
法律中的相似點同樣俯拾皆是。通過與查理曼很類似的手段，東羅馬皇帝致力於打擊豪族（dynatoi）兼并自耕農土地，而且與法蘭克王國中一樣，這件事和真正占大多數的農民沒什麼關係。在這兩個地方，農民的主體都是不好戰的佃農。土地兼并涉及的是起初為戰士後來逐漸文明化和農耕化的人。早在查士丁尼時期就有多部針對土地兼并的法令， 10 世紀又有幾位皇帝發起了一場有計劃的反兼并行動。他們採取了最激進的措施，直接宣布兼并無效，甚至不允許以養老為藉口的兼并。兩部修訂法案讓我們想起了 898 年蘭貝特皇帝的敕令。法令中規定任何人不得讓士兵耕種土地（en 「paroikou logōi」：「以租佃的方式」）或為私人服務，以此禁止伯爵將自由民戰士（arimanni）封賜給自己的手下。
一系列補充條例規定了一名士兵必須有價值多少的田產：騎兵和部分艦隊官兵是4 鎊黃金，其餘艦隊官兵是 2 鎊黃金。尼基弗魯斯·福卡斯皇帝（Emperor Nicephorus Phocas）規定最低為 4 鎊黃金，重裝武士—也就是西方的騎士—為 12 鎊。如果一塊田產有多名繼承人，則應按照田產優劣共同出一名士兵。
儘管與西方有重大的共同點，但東方從來沒有發展出完全的封建層級。武人世家是有的，但沒有真正的騎士階層，也沒有西方封建制度的靈魂：個人效忠關係，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日耳曼扈從觀念。在一段時間內，拜占庭軍制與諾曼- 英格蘭體制極為接近。封建主義的某些要素與稅制官制聯繫了起來，並融入後者之中。兵員是招募而來，而且與英格蘭一樣，親自服役被納錢代役所取代。
但是，儘管有蠻族遷入定居，帝國內地的可用兵員依然數量不足，也有可能是內地人過快地失去了尚武精神，結果帝國還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藉助異族僱傭兵充實軍隊。各個日耳曼部族、斯拉夫人、佩切涅格人、馬扎爾人、保加利亞人乃至突厥人在拜占庭皇帝的軍營中共聚一堂。瓦良格（Varangians）軍人曾長時間發揮極其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他們為瑞典人和諾曼人出身，穿過俄羅斯和黑海來到拜占庭。「瓦良格」這個詞的意思是「盟友」。後來有各種各樣的人物都被冠以這個名字。了許多從英格蘭逃來的盎格魯 - 撒克遜人。
約翰尼斯·斯基李澤斯（Johannes Skylitzes）合理地描述了10 世紀的全國性徵兵有時會呈現的面貌。他講述了突厥人是如何一再橫行，燒殺擄掠於奇里乞亞地區。尼基弗魯斯·波頓尼亞茨（Nicephorus Botoniates）「公爵」集結了一支軍隊，但由於妒忌和怠慢，他的努力歸於徒勞。士兵們沒有領到足夠的口糧，於是拿上發的糧餉就回家了，以至於蠻族再次橫掃奇里乞亞。接著，一批小伙子聚集在安條克（Antioch），要憑著年輕人的血氣一戰，但因為缺乏作戰經驗、沒有戰馬、裝備簡陋、糧草不濟，他們出師不利，灰頭土臉地回到了故鄉。於是，波頓尼亞茨帶著親隨和少數僱傭兵去驅逐蠻族了。
當法蘭克人的地盤遭到諾曼人或匈牙利人入侵時，或者當胖子查理救援巴黎而無功時，發生的事情無疑也是類似的。
三、拜占庭的軍事制度和軍事力量
在10 世紀和 11 世紀，拜占庭帝國國勢再興。保加利亞人被一勞永逸地擊敗了。巴西爾二世（Basil II，1025 年去世）剜掉了所有戰俘—據說有 1.5 萬人—的眼睛，每百人中留一人只挖一隻眼睛，讓他領著其他人回家。當這群可憐人被帶到君主面前時，他一下子暈了過去，兩天後就死了。拜占庭帝國從哈里發手中奪回了奇里乞亞和安條克，亞美尼亞也被併入帝國。當時的帝國西起亞得里亞海，東越幼發拉底河。我認為，這次拜占庭帝國國運轉盛與貨幣經濟再次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有關。我們又看到了許多徵收稅賦的記載，11 稅收讓招募僱傭兵成了可能。儘管位於歐洲的西部省份仍然在徵收只能用於本地的實物稅，但在亞洲，稅款又可以轉運到中央金庫中了。12 但是，比內地的些微變遷更重要的是敵人方面的變化。
保加利亞人逐漸失去了蠻勇之氣，另一側的阿拉伯人也是如此。而當形勢發生變化，新的敵人出現時，拜占庭帝國的中興馬上就結束了。在東邊，帝國慘遭塞爾柱突厥人打擊；在西邊，帝國為抵禦諾曼人而陷入困境。
表面看來，我們對拜占庭軍制是非常了解的，因為有一系列詳盡系統介紹各時期帝國軍事制度的著作，還有許多時人寫時事的詳細戰爭或會戰記述。莫里斯皇帝（602 年去世）和人稱「哲學家」的利奧六世皇帝（911 年去世）留下了詳盡而成體系的著作，尼基弗魯斯·福卡斯（960 年去世）則留下了一部很有價值的專著。但我們研究得越深，就越會懷疑這些著作中到底有多少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在研究古代史時就發現，古典時代流傳下來的成體系的理論性著作絕對不是可靠的歷史文獻。一個不可思議的事實是，上述作者依然在複述著各種關於馬其頓方陣的理論，仿佛從來沒聽說過羅馬軍團及其戰術似的。然而，不只是這些記載，李維對古羅馬支隊戰術的描述、撒路斯提烏斯（Sallust）對徵兵方式的描述，還有一大部分韋格蒂烏斯的文字要麼是離譜的誤解，要麼是純粹的臆想。拜占庭的情況也一樣。進一步考察會發現，不同著作之間互相矛盾的。這些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材料不能視為對實際做法的記錄，而是毫無真實依據的臆想和理論，是複述和闡發當年亞歷山大學派對馬其頓方陣的理論總結。16 世紀拿騷的威廉·路易（William Louis of Nassau）和 17 世紀的蒙泰庫克利（Montecuccoli）都借鑑了利奧皇帝《戰術》一書的許多內容，18 世紀的利涅領主（prince of Ligne）將這本書和腓特烈大王的條令編成一本集子給手下的將軍看，還說利奧和腓特烈都比愷撒厲害，因為愷撒只是立下了榜樣，其餘兩人則總結了條令。13 我們已經看到，利奧皇帝完全配不上這樣的誇讚。韋格蒂烏斯的名聲也是同理，此人的見識其實非常有限。
拜占庭的戰爭和會戰記述同樣荒誕到了極點，但通過比較印證，我們還是足以確定一個事實：與西方一樣，羅馬軍團那樣有紀律的步兵在希臘帝國也是不存在的。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軍隊的中堅力量都是數量相當有限的重裝騎兵。尼基弗魯斯·福卡斯的一句話可以用來衡量其他一切相關證詞：「一名統帥只要有五六千名重裝騎兵和上帝的援手就圓滿了。」此語與歷史證據是相符的，只要我們通過嚴格考證就能排除掉一切無法確證的記載。尼基弗魯斯·波頓尼亞茨在描述米海爾三世皇帝（EmperorMichael III，1071—1078）組建長生軍一事時也說過，長生軍的主要訓練內容是運用武器和騎馬的技藝。
東方軍隊和西方軍隊的第一個重大區別在於，外來蠻族僱傭兵在東方發揮的作用要大得多，而西方軍隊是用自己人打仗的；另一個區別是，弓騎兵和重裝騎兵在東方軍隊中的比例相當大。1071 年拜占庭軍隊在曼奇科特（Manzikert）被塞爾柱突厥人打敗後，本土軍人的地位大大下降，帝國幾乎完全依賴異族僱傭兵。僱傭兵也失敗了，君士坦丁堡便落入十字軍手中（1204 年）。希臘帝國光復後，舊的軍事制度隨之恢復。
因此，希臘帝國藉以保全自身千年之久的軍事力量基本上與3 世紀後的羅馬軍隊，以及查士丁尼征討哥特人所用的軍隊是一樣的。儘管有內鬥和宗教爭端，儘管兵變、宮廷政變、叛亂不斷，儘管面臨著四面八方的危險敵人—巴爾幹半島有保加利亞人（匈人），來自亞洲的穆斯林早在 654 年就第一次圍攻君士坦丁堡—但帝國不僅堅持了下來，甚至多次取得大勝，還一度向東邊擴展到了古羅馬帝國的邊界—底格里斯河。
四、帝國國祚長久的原因
問題來了，為什麼舊帝國西部的拉丁部分沒有擋住蠻族，最終被蠻族統治，而東部的希臘部分則表現出了更強的生命力和韌性呢？說希臘部分由於組織更完善，因此在政治和軍事上優於羅馬地區的看法是無稽之談。毫無疑問，拜占庭貴族豪門不時會出現卓越的戰士，他們率領部下—不管是封建徵召軍人還是蠻族僱傭然後率先在拜占庭高雅了起來，正如亞歷山大大帝時代以來，希臘世界愈發成為一個採用希臘人的語言和思維方式的民族混合體。但這種情況在拉丁化的西部地區可能還要更厲害，因此，東西方的差別不可能在這裡。
我相信，移植到希臘人土地上的東羅馬帝國國祚長久的首要原因在地理方面，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無與倫比的軍事區位。羅馬是一座建在中等河流旁邊的內陸城市，承受不住兵力稍多的軍隊發起的奮勇攻擊。皇帝們有時會離開羅馬城，駐蹕於更安全的拉文納。君士坦丁堡則雄立於海濤之側，三面環水，哪怕是面對兵力大得多的敵人，卻幾乎不可能攻破。援軍和補給可以從兩個方向運達，敵人很難封鎖。如果羅馬成了全世界的首都，那不是因為它有經濟優勢—它沒有多少經濟優勢—而是通過政治和戰爭。因此，當羅馬城不再是四方朝貢的都城時，就失去了自然資源的援助。君士坦丁堡是世界貿易體系中重要陸路和水路的交匯點，不只是一座都城，本身就有極其豐富的自然資源，有利於防守。616 年席哈克略皇帝在位期間，波斯人圍攻過君士坦丁堡，沒有成功；626 年的阿瓦爾人，654 年、667 年、672 年、717 年、739 年的阿拉伯人，764年的保加爾人，780 年、798 年的阿拉伯人，811 年、820 年的斯拉夫人，866 年的羅斯人，914 年的保加爾人，也圍攻過君士坦丁堡，但都失敗了。
如果君士坦丁堡被各路蠻族攻陷過，或者在700 年前後落入穆斯林之手，就像當年羅馬城被哥特人和汪達爾人奪取一樣，那就意味著東羅馬帝國的末日，就像西羅馬帝國一樣。但正因為帝都擋住了所有攻擊，它才一次又一次地成為帝國收復故土的大本營。而當敵人暴露出弱點時，帝都甚至可以讓帝國重新走向勝利與征服。拜占庭的歷史無疑是世界史中最令人驚嘆的興衰交替歷程。周邊蠻族一次次橫掃帝國，侵略劫擄，直抵京畿 , 他們有的來自北方，有的來自多瑙河以外，有的來自東方的阿拉伯地區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將小亞細亞整個打穿，還有跨海而來的各路海盜。這些戰爭消滅了大量人口，土地遂由蠻族所有。保加爾人和斯拉夫人當年立身於巴爾幹半島，其村莊南至伯羅奔尼撒，但帝國還是存活了下來，最後甚至將移民吸納到了自己的機體和組織中，就是因為有君士坦丁堡堅守、維護和傳承著古老的政治體系和政治思想。
這種認識的一個反例是，君士坦丁堡在1204 年曾被十字軍攻陷。但東羅馬帝國堅持了下來，而且在半個世紀之後，地方勢力將帝都奪了回來，從而復興了古典意義上的帝國。但從兩方面來看，這段插曲都可以視為例外情形。1204 年的君士坦丁堡幾乎是不設防的—內部陷入分裂，篡位者接連上台和垮台，誰都不能從地方引入援軍。但十字軍本身就是一支強大的軍隊，又與威尼斯艦隊聯合，從海路封鎖了城市。於是，儘管有種種天然優勢，君士坦丁堡還是陷落了。
地方勢力堅持反抗，最終趕走敵人並不是因為希臘人在民族精神或軍事素養方面更強，而一部分是宗教原因，另一部分是十字軍本身性質的原因。如果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法蘭克人還是蠻族異教徒，他們或許會一直統治這座城市。與西方人一樣，希臘人會適應他們的統治，同時將征服者吸納到自己的文化和教會中。但十字軍遵照教宗額我略七世的精神，不僅將軍事力量強加於希臘人身上，也將羅馬教會強加於希臘人。若要服從羅馬教會，希臘人就必須徹底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他們從宗教鬥爭中汲取了強韌的反抗力量，加上法蘭克人早就失去了民族大遷徙時期日耳曼部落骨子裡的剽悍，要應付希臘人的反抗更是難上加難。當然，十字軍剛來時有威尼斯這個盟友，實力舉足輕重。但十字軍取勝後將一位佛蘭德地區的伯爵立為統治者時，伯爵手頭只有十字軍的一小部分。威尼斯人獨占被征服的帝國土地的八分之三，大封建主獲得了大片土地，兩方都不服從號令。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國皇帝對手下騎士的統治力，與當年克洛維及其繼承者對法蘭克人的統治力不可同日而語。
於是，來自西方的征服者儘管占有帝都，最終還是被迫撤出希臘帝國。
本文節選自[德]漢斯·德爾布呂克著、姜昊騫譯：《戰爭藝術史》，世中文化 |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