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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天災之頻繁、酷烈，遠超秦漢隋唐，加之戰亂不息，天災人禍，朋比為虐，使原本繁榮富庶的黃河流域，幾遭滅頂之災。很多統治者也清醒地認識到，無論災異因何而發生，是否努力防災救災，將決定本朝存亡興衰。因此，災異發生前後，歷朝統治者多能採取程度不等的防災救災措施，並逐漸形成一套成熟的防災救災行政管理機制。這一時期防災救災的措施有哪些？防災救災行政管理體制是如何運作的？對後世又有什麼意義和價值？
一、災前防災措施
至遲從周代開始，人們就已認識到：不能等災害發生後再去賑災，若災前有充分準備，可降低災情危害。基於此，很多人提出防災預災的理論。其中比較重要，且基本為後世沿循的，主要有努力耕作、興修水利、重視倉儲等。
魏晉南北朝時，歷朝帝王屢頒重農詔書，敦促各地官員重視農作，以備水、旱等災害。為體現對農業生產的重視，魏晉南北朝歷朝國家禮典中，都沿置周禮中的藉田禮，帝王親自耕作，目的在於凸顯帝王對神靈的虔誠和敬畏，也會使神靈欣慰，賜予帝王福佑，同時也是為民示範，可敦勸農民勤耕。
皇帝親耕
為貫徹重農勸農政策，歷朝多制定嚴明賞罰、獎勵農桑的政策。有的將「敦本（農業）息末（商業）」列為地方官主要工作內容之一，甚至將農耕成績和官員政績考核結合起來。即便擅嫻遊牧的鮮卑拓跋部人，初入中原後，也 「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
除了重視農耕，還是興修水利。「大禹治水」的傳說，已充分反映先秦時人對水利工程防災減災功能的認識。魏晉南北朝時雖戰亂不息，朝代迭頻，但歷朝統治者都重視水利工程的修浚。這一時期修浚的水利工程數量眾多，不勝枚舉。儘管後人評價其 「少有創新，大多守其成」，但不容否認，它們在發展農業、防災減災方面，確曾發揮重要作用。
先秦時人還充分認識到災前預儲糧食的重要性。《禮記·王制》：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西漢宣帝時，耿壽昌奏建常平倉，若遇災年，儲藏的糧食可賑濟災民。泰始四年（268年），西晉在京師洛陽修建常平倉。永明五年（487年），南齊在京師建康（今江蘇南京）及揚州、南徐州、荊州等地，均建常平倉。北魏也建有常平倉，並專設「和糴大使」、「和糴使」職掌。
張家口市蔚縣常平倉
二、災中減災措施
災害爆發時，歷朝統治者的救災措施，主要有祭祀天地諸神、修政、賑濟等。
祭祀天地諸神。由於時人普遍相信天災乃上天對天子品德、施政有闕的警誡，因此，災害發生後，很多帝王都會舉行各種祭祀天地神靈的祭禮，祈求上天寬恕，降臨福佑。如天旱時，要舉行祭天祈雨的「雩」禮，期間要祭祀社稷、山林川澤、群廟祖先、古來有益於民的公卿良臣。然後大雩，祈上帝。
反思修政。除祭天地諸神外，君臣要誠心反思，修補以往施政之闕。皇帝要深刻反省自責（常見形式是下罪己詔）、減膳、避正殿、素服、撤聲樂等。然後命群臣上奏，直言以往施政之闕。還要妥善處理以下七件政事： 「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振鰥寡孤獨者；三，省徭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撤膳羞，弛樂懸而不作」。此外，臨災大赦或減刑的記載，也屢見文獻記載。如此，才能逢凶化吉，「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御補過，則消禍而福至」。
賑濟災民。魏晉南北朝時常見的賑災方式，有開倉賑濟、賑貸、移民、調糧等。賑濟主要是朝廷從國家倉儲里無償調撥糧食、布帛等生活用品分給災民，向災民施粥、棺、衣、藥等。
賑貸是指朝廷將錢物借給災民。災後，災民需將所借錢物歸還朝廷。這種借貸基本都是無息借貨。
移民，指若某地受災極其嚴重，朝廷救濟不及，會命災民「就食」、「就谷」於未受災的臨近豐贍地區。災民沿途食需，由途經官府供應，他們所移往地區的官府，要做出相應的救助安排。
調糧，是指災害發生後，若災區倉糧不敷使用，皇帝會令從異地調撥糧食等救濟災區。為加大救助力度，減輕政府負擔，朝廷還會減免沿途關稅，鼓勵商賈私人販運救災物資。
三、災後恢復重建措施
災後為了儘快使災民安居、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秩序，歷朝多採取助災民重建家園、恢復生產、蠲免賦役等救災措施。
大量民眾因災而流落他鄉，不僅備受艱辛欺凌，而且也是極不穩定的力量，稍有不慎，即會釀成民變，動搖國本。因此，歷朝統治者多軟硬兼施，承諾災民「各還田宅」、「蠲課五年，停其徭役」，或威脅「違者配徙邊鎮」，以促使災民儘快返回家園。
為使災民生存下去，必須在災後迅速恢復生產。歷朝一般會下詔督促災區官員向返鄉災民發貸糧種，讓災民及時播種，無誤農時。同時，歷朝大多會蠲免災民一定時間內的賦役，以減輕災民的經濟負擔，利於災區經濟恢復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四、救災行政管理機制
雖有較健全科學的防災、賑災理論和措施，但如何有效實施，防止貪污、靡費現象發生，也是歷朝統治者亟需解決的問題。這一時期，歷朝基本沿用秦漢時確立的管理機制：災區官員向上級/朝廷報災——皇帝下詔救災——災區官員奉詔救災。
從有關文獻記載來看，國家統治機制正常運行時，災區官員向上級、朝廷的災情報告大多比較及時準確，隱瞞不報或誇大、降低災情的情形似不多見。
災區官員向朝廷稟報災情後，朝廷通常會採取以下兩種方式處理：
一是遣使巡行、賑恤災區。這實際上也有核實災區災情、酌定救災措施的用意。大多數情況下，奉詔巡視災區的是職掌監察的御史、侍御史。巡視後，他們要將災情如實稟報朝廷，並按詔書中 「許以便宜從事」所賦權力，履行了解災情、疏決囚徒、處理刑政、糾劾貪官、賑濟災民等職責。
二是皇帝直接詔命災區官員開倉放糧，頒發物資。晉武帝泰始七年（272年）六月，大雨，伊、洛、河溢，四千餘家房屋被毀，三百餘人溺斃。武帝就詔令災區官員 「振貸給棺」。
魏晉南北朝時，很多皇帝的救災詔書中會明確說明：災區官員接詔後，應迅速組織救災。若救濟不力，要受嚴懲。但若災區官員尚未接到賑災詔書，就擅自開倉賑濟，也要依法免官、降級等。東晉時，吳興太守王蘊鑒於郡荒人飢，屢屢開倉賑濟，主簿勸他先申奏朝廷，得到皇帝詔敕後再開倉賑濟，但王蘊認為這不符合急救準則， 「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就是說等著朝廷旨意再救災，很多災民等不及都死了，所以他斷然開倉賑濟。儘管災民 「賴蘊全者十七八」，但他還是因違制而被免官。
文史君說
魏晉南北朝防災賑災理論、措施，大多是對先秦秦漢的繼承，少有新意，既無系統健全的救災體制和相應法律規定，也沒有專門的救災組織管理機構，很容易出現政出多門或推諉扯皮等現象。賑災效果幾乎完全取決於災區官員的施政素質、道德感、使命感的高低，當時戰亂不息，政權頻迭，往往很難舉全國之力賑災，而且高度集權式的救災體制雖然便於國家宏觀調控，但是需層層申奏批覆，難免會延誤救災黃金時效性，影響賑災效果。
縱使如此，魏晉南北朝時很多統治者基於穩固自己統治的考慮，能積極防災賑災，逐步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其中一些有益的思想、措施，對後世乃至今天依然具有借鑑意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魏晉南北朝時許多民眾得以從頻酷天災中倖存下來，與歷朝積極防災賑災無疑具有一定關聯。
參考文獻
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陳高墉：《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上海書店，1986年。
王亞利：《魏晉南北朝災害研究》，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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