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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西漢東海郡，師氏家族墓地。
此時此刻，這裡正在進行著一場葬禮。不管哪個時代，親人去世總是令人哀傷的事情，況且這次離開的，還是家裡的頂樑柱呢。
葬禮的司儀誦讀了隨葬品的名單之後，死者的遺體開始正式下葬。這是一座在當時北方比較常見的豎坑墓穴，東西4.2米，南北2.7米，深7.5米。穴內置有棺槨，槨下部有一足廂，棺內和足廂里，擺滿了各色的隨葬品，既有銅尊、銅鏡等青銅器，也有死者生前使用的文具、簡牘文書等等。下葬完畢，家人們用數十塊5公分厚的小木板封住棺材，再給木槨覆上頂板，默默地向親人告別。
時間來到了兩千多年後，滄海桑田，此時的這片家族墓地坐落在連雲港市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西南，當年的墓地已成為一片高嶺。1993年2月，一夥盜墓賊在這裡進行非法活動的蹤跡被當地考古部門發現。隨後連雲港市考古部門對這片墓地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兩千多年前去世的那位男子的遺骸，也因此重見天日。
尹灣漢墓發掘現場
在後來被編號為M6的這座墓室里，除了當年的各種隨葬器物之外，最重要的文物當屬當年隨葬的各類簡牘文書了。這批簡牘共計木牘23件, 竹簡113枝，有文字15000餘。從內容來說，這批簡牘包括地方官吏向中央彙報工作的文稿（《集簿》）、東海郡官吏的姓名、職務與調動情況、墓主的私人文書以及當時的一些日曆和占卜用書，此外還有一篇失傳的漢賦。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內容，就來自墓主私人文書里的兩件。
一、所謂功曹
從出土的簡牘中，首先得以確認的就是墓主的身份。這位去世於元延三年的男子，姓師名饒，字君兄，生前曾先後擔任過東海郡的卒史、五官掾、功曹史，應該是卒於功曹史任上。
這裡需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功曹史這個職位。功曹史，也叫功曹。西漢的地方官制，從武帝以後基本上是郡縣二級制。郡有郡守，縣視人口規模有令或長，之下還有一些丞、尉等文職武職官吏。以上這些在漢代有一個統稱，叫做「長吏」。依漢制，長吏需由中央從外地委任，不得任用本地人。長吏之下，還有一類地方官稱為「少吏」，主要是一些百石以下的小官，比如佐史、斗食之類的。唐代顏師古在注《漢書·百官公卿表》時曾寫道： 「吏，理也，主理其縣內也」，可見這些少吏，是在郡縣中負責具體的事務性工作的。而這些人，從籍貫上來說，都是本地人。
漢代地方官吏蠟像
我們的墓主人師饒，擔任的功曹，就是少吏中的一員。說起來功曹是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秩百石），可權力卻當真不小，史載功曹 「職掌選舉，兼參諸曹事務」。也就是說，功曹是在郡中主管人事工作的官吏，同時也可以參與其他部門的工作。即便到今天，人事部門都是政府機構的實權部門，何況是在人治的漢代呢？所以郡中的功曹，一般都是郡守的心腹。在師饒墓出土的簡牘里，保留著幾份郡守以及附近縣令的名謁（即漢代的名片），說明這些比師饒高數個級別的大官（東海郡守大概是中二千石，縣令長在三百石至千石之間），曾上門拜訪過他。
名謁，即漢代名片
二、明目張胆的金錢往來
師功曹級別不高，但也是郡上的實權幹部。很多時候這個權力和金錢，是聯繫在一塊的。在師饒的墓裡頭，出土了一份名為《贈錢名籍》的簡牘，這實際上是一份簡易的帳本，記載了數次師饒的同僚、好友送錢給他的記錄。這份簡牘清楚地記明了送錢給師饒的人的姓名、金額、事由，比如：
番次翁二百、王君都二百、易子三百……蕭主簿、劉子嚴、薛君上、師君長共千錢， 之長安。
漢長安城復原圖
這是因為師饒去長安公出，上路之前同僚親朋贈與的錢財，據統計有30人參與這次送錢活動，共涉及金額2100錢。又如：
後子然百、薛子僑百、淳于子上百、……西郭君高二百、粱{梁}君都百 季母
季母就是嬸嬸的意思，這應該是有人以師饒的嬸嬸為由（可能是去世），送給師饒的一筆錢財，據統計有38人，共送了6000錢。類似的記錄在這份簡牘中共有5次，原因既有上路的路費，也有家中的紅白喜事，統計簡牘中可以釋讀的部分，共計 210人次， 35900錢。以漢代的物價來說，不是一筆小錢了。
漢代五銖錢
這些人從身份來說，既有師饒的親族，也有同事，他們為什麼要給師饒送錢呢？是因為師饒家貧，無錢上路或辦理喪事嗎？顯然不是的。因為在同墓出土的簡牘中，還有一份《借貸書》，其中記載了師饒曾一次性借給同族子夏八萬錢，要求一個多月內還清。八萬錢什麼概念呢？漢代的中等人家的全部家資，也不過就是十萬錢而已！可見不管是師饒，還是借錢的子夏，都是有相當經濟實力的。
既然不是為了賑濟幫忙，那這些人屢次給師饒送錢是為了什麼呢？想想今天的紅白喜事，無非四個字：人情往來而已。
三、師功曹的「官場日記」
在尹灣漢墓的簡牘里，除了上面這份人情往來的金錢帳，還出土了一份師饒個人的日記，整理者將其命名為《元延二年日記》。這是一份在預先做好的元延二年曆書上，記錄的師饒個人的工作活動記錄。《日記》大致記錄了師饒在這一年去了哪些地方，住在哪裡，見了什麼人，等等。
《元延二年日記》簡影（局部）
《日記》全文近2000字，略引幾條大家看看：
乙亥宿南春宅，薛卿莫到
乙卯宿南春宅，董卿到
宿子嚴舍
辛亥宿彭城傳舍，主簿蔡卿至
從這些記錄裡面可以看出，師饒在外出的時候，除了住官方準備的傳舍，有時也會住在友人家中，也會見了一些人。這些提到名字的人，其實可以和前面的《贈錢名籍》對應起來，比如薛卿、蔡主簿等人。這也就勾勒出了我們的師功曹在東海郡當地人際與經濟往來的一張網絡。
四、漢代的地方官場
功曹師饒的故事，大概就到此告一段落。漢簡的內容本身比較簡略，也沒有太豐富的故事情節。但從這些有限的記載當中，我們可以推斷出漢代地方官場的很多「秘密」。
談及中國古代的地方治理，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 「國權不下縣，縣下唯宗族」。國家通過任命地方長吏，來實現對地方的法理上的掌控。而長吏在地方上具體的行政過程，又要通過由這些地方家族充任的少吏來實現。如師饒這樣掌握一郡實權的地方官員，通過經濟往來、社會交往等手段，逐步編織自己的社會關係網絡，最終奠定了個人和家族在漢代地方上的地位。
漢畫像石上的地方社會（宴飲）
正如在前面的幾份簡牘材料中所看到的，師饒和師氏家族本身具備比較雄厚的經濟實力。而與其來往密切的這些人，雖然在正史當中並沒有留下名字，但其背後往往也都有地方大姓、大族的影子。比如在《贈錢名籍》里，提到的人名有一百多個，但進一步分析其姓氏的話，會發現同姓的人其實很多。除了師饒本家之外，比較集中的有：朱姓（9人）、陳姓（9人）、王姓（8人）、薛姓（6人）、于姓（3人）。
考慮到漢代基層同姓聚居的情況比較普遍，那麼這幾個姓氏的人可以視作是來自同一個家族，起碼是有密切的血緣關係的。以漢代東海郡來說，傳世典籍中也曾記錄過當時東海郡的一些大姓豪族，比如郯縣（東海郡郡治）薛氏（代表人物薛宣，官至丞相）、于氏（代表人物於定國，官至丞相），蘭陵王氏等等。《贈錢名籍》和《日記》里提到的這些人，應當與這些正史中記錄的大族，有比較密切的血緣關係。
漢代豪族的莊園（陶塑模型）
透過這些，當我們再回頭去看《贈錢名籍》和《元延二年日記》，地方大族之間相互交際、援引的畫面，應當就比較清晰了。
看完了功曹師饒的故事，對這個人大家在腦海中能勾勒出一個什麼形象呢？可能很多朋友會覺得，這是一個結黨營私、公然收受賄賂的大貪官吧？但是，實際的情況，可能未必如此。
一方面，對比同墓出土的其他簡牘文獻，比如《集簿》、《東海郡吏員簿》等當時的行政文書和一些傳世文獻，我們能夠看出，在西漢末年整個國家一片混亂的情況下，整個東海郡不論是人口和賦稅的增長，還是官吏的升遷考核，都做的井井有條，在當時的環境下可謂是一股清流。這其中師饒作為東海郡的實權幹部，肯定是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地方大族之間的聯絡，是當時地方社會普遍存在的，甚至也是西漢政府默許的。
西漢的東海郡
首先說金錢的往來。在《贈錢名籍》中，我們能夠看到許多關係親密的地方家族因為各種名目給師饒送錢，這種現象實際上在漢代的傳世文獻中出現過多次，而且金額常常十分驚人。比如著名的遊俠郭解徙杜陵，有 「諸公送者出千餘萬」；東漢初孔奮升官調離河西，當地吏民 「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可見這種公開的金錢往來，在當時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漢武大帝》里的郭解
其次，回到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話題上。我們常聽說一句話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漢代地方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屬於皇帝的，但這個屬於，只是一種 「名義上的政治權力」。而這種 「名義上的政治權力」要想落實成為 「實際的政治權力」，是需要 經濟資源作為支撐的。而以當時漢代政府占有的資源，確實也無力實現對全國基層的直接統治。所以，雖然我們在正史中能夠看到一些地方官在打擊地方勢力方面做出努力，以圖維護漢代中央政府的「名義政治權力」，但多數情況下，漢代的地方官對當地勢力的態度還是以默許、合作居多。
而相對應的，漢代的地方家族，自然也就在這樣的一種默許下，編織著各自的社會關係網絡，逐漸地增強對地方事務的控制能力。
文史君說
漢代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就是這樣隨著彼此資源占有情況的消長而起起伏伏。中央實力強大的時候，自然就把地方家族收拾得老實一些，比如漢武帝時期；而當王朝末期中央已經自顧不暇的時候，自然也就是地方勢力抬頭的好機會了。
畢竟，所謂的政治權力，也就是這樣一種妥協與博弈的過程。這種妥協與博弈，也正是西漢地方政權運作的密碼。
參考文獻：
1、黎明釗：《輻輳與秩序——漢帝國地方社會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2、連雲港市博物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
3、駱名楠：《尹灣六號漢墓墓主師饒生平業績考》，《東南文化》1999年第6期。
4、連雲港市博物館：《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第8期。
5、李一鳴：《漢代民間資本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
（作者：浩然文史·李一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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