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文 作為羅蘭·巴特的學生，拉康的後繼者，法國思想家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將語言學、符號學和精神分析根植於文學理論中，享譽學界。1980年代，她接連出版《恐怖的權力》《愛情傳奇》《黑太陽》，可謂精神分析三部曲。與此同時，她加入巴黎精神分析學會，兼具精神分析師身份。與弗洛伊德、拉康等前輩相似，對病例的診療成為一種理論奠基。如果用「互文性」形容這種書寫，更合適不過。文本通往實證，個體精神症候與文本意義闡釋互生同構。《黑太陽：抑鬱與憂鬱》中譯本的出版具有某種獨特意義。此書聚焦現代社會精神危機的廣泛現實，抑鬱成為集中表征。它試圖搭建理論與生存，作家與讀者的深刻關聯，通過文本觀察症狀，通過他者見出「自性」。從而，作者賦予理論潛在的療愈功能，揭示抑鬱的根源，探討克服與解脫的可能。如何理解書名「黑太陽」這一充滿悖謬的意象？「它隱形卻沉重的光芒將我牢牢固定在地上、在床上，讓我不語，使我放棄」。
這其實包含作者的意圖，將抑鬱視為一種負性的創造力，受困的生命能量。「在抑鬱之中，我的存在隨時會被動搖，但存在的無意義感卻並非悲劇性的：對於我而言，它顯而易見、熠熠生輝，又不可抵抗」。抑鬱背後，深藏著語言與存在的雙重危機。「將我們吞噬的無法言說的痛苦。這種痛苦往往是持續的，它讓我們失去任何話語、任何行為的慾望，甚至讓我們失去生存的慾望。」克里斯蒂娃始終從人的本質理解抑鬱根源。人是能創造並使用符號系統的動物，語言又通往存在，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語言是存在的家。抑鬱面臨的問題，既是失語，也是無家可歸。
一
如何在精神分析的傳統中理解抑鬱，作者描述了關於「抑鬱的觀念史」。她藉助弗洛伊德的「死本能」假說，推演抑鬱的機制。在我看來，作者與弗洛姆在對死本能的闡釋上殊途同歸。後者曾在占有型人格的論述中，討論了「戀屍癖」、施虐症與死本能的關聯。克里斯蒂娃則偏重從符號語言維度，探討抑鬱如何破壞人類象徵機制。二者都指向戀物的邏輯：拒絕符號的表象，留滯在對物本身的愛戀。
換言之，抑鬱源於對「喪失之物的哀悼」，無法承受並拒絕承認已喪失的現實。抑鬱者放棄在言語和行動中，獲得象徵性補償，藉助符號的能指重新「尋回」。它無力將「物」轉化為慾望的客體，難以建立原初認同——主體的想像性融合。象徵秩序和轉喻之鏈從而被阻斷。如何返回「物本身」是抑鬱的癥結所在。「在他情感、肌肉、黏膜和皮膚的張力之中，他體會到自己屬於某一早期的他者，卻又與之保持距離，這個他者是無法表征、無法命名的，但是他的身體排泄及其非自覺行為依然保留著這一他者的印記」。排泄行為，象徵了主體和客體，自性與他性分離的原初時刻。
從此種意義看，它在時序和邏輯上都是一種回溯，反饋出死本能所呈現的退行、返祖驅動。顯然，作者指涉了弗洛伊德所言的肛門期慾望。但她更關注在客體生成前，語言還未習得階段，肛門性慾意味著什麼。其實質是對主客分離，對自我界限的懷念。「抑鬱者全部的自我都深陷於去愛欲化卻又無比歡愉的肛門性慾之中，因為肛門性慾承載了與古老的物融合的原樂。」去愛欲化的性慾，似乎隱喻抑鬱者與戀物癖的共通，即主體無法向客體「投射」，只有通過將愛欲撤回，導致一種反向的「內攝」。
「投射往往先於內攝，侵凌先於痛苦」。克里斯蒂娃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應證了主客分離前，這種「前客體」階段的創傷。陀氏的癲癇被視為悲傷的高潮部分，沮喪則是癲癇發作前的序曲。癲癇與抑鬱原本並沒有直接的化約，兩者只是在痛苦的書寫中得到轉化。作者堅稱，陀氏具有某種早期的、原初的痛苦，其與承載慾望的死本能和「原發性受虐」相關。這促使他過早地出現了威嚴的「超我」。然而，早熟的超我影響並未變成愛欲衝動，卻造成一種痛苦情緒。
陀氏痛苦存在於「界限」和邊緣之上，痛苦既沒有完成投射，也沒有實現內攝。我們發現，前述排泄物與身體之關係，在作者論述陀氏時得到具體演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不在外部，也不在內部，而是介於兩者之間，處於自我/他者分離的邊界，甚至發生在這樣的分離成為可能之前。」忍受痛苦塑造了陀氏的小說風格：復調的文學將替代獨白的文學。一種沒有對象的臆想憂傷，過剩的激情，歇斯底里的力量，泛濫無常且令人眩暈。
雖然，克里斯蒂娃借用巴赫金得出的復調特徵，但顯然她關注詩學結構與病理表現如何同構。陀思妥耶夫斯基將痛苦轉化為狂暴、快感以及無法滿足的慾望，它依託各式人物（違抗者、劫掠者、自殺者），轉換為無邊的歡愉。我認為，陀氏的文學實質，或可稱為受虐症的文學。「與其說人性在於對快樂或者利益的追求，不如說在於渴求給人以快感的痛苦。不同於敵意或暴怒，它不具備那麼明顯的客體特徵，更多是退回自身……這是被抑制的死本能，是被意識的清醒所束縛，從而回到痛苦、無生氣的自我身上的施虐傾向」，而退回自我的施虐即是受虐。
二
愛上痛苦與愛上幸福，同樣都是「確定的自由」。它包含兩大要素：一是確認意識，二是自由選擇。陀氏小說大多存在違抗—懲罰—自殺—救贖的鏈條，人物「因為聖潔而成為白痴，因為犯罪而成為啟示者。」違抗和人性覺醒關聯，痛苦實質代表了意識的某種現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里寫道，「大自然通過我的意識向我宣告，存在某種整體的和諧。人類的意識根據這一宣告製造了宗教……我終歸應該服從這個宣告，應該順從，為了整體的和諧應該承受苦難，應該同意活著。」換言之，無意識的情感無法經由語言，進入到意識層面。陀氏的人物唯有依賴越界行動，挑戰禁忌，才能意識到自己。如此，自殺行為背後的虛無主義，反而變為命運的實現，意識的賦予。
相比而言，杜拉斯的痛苦已演變成為社會性疾病。在個體和社會，內部與外部之間，混亂與虛無的精神危機是全方位的：從道德、宗教、政治，深入到人的表意系統。二戰造成的死亡和瘋狂沉重瓦解了意識和理性，杜拉斯正是無可抗拒的承受者。她走向了不可見、無邏輯、無法表征的沉默書寫。只有沉默才能與恐怖相配，憂鬱將成為一種新修辭，而非單純的臨床軀體症狀。杜拉斯並未去克服憂鬱，而是動用這種隱秘力量。在我看來，她的寫作是戰後存在主義文學介入社會的反向實踐——即直面虛無。
克里斯蒂娃認為杜拉斯採取與世界對峙的態度。痛苦的真相被一種蹩腳、拘謹，冗長且缺乏美感的句子揭示出來。「句子的動詞似乎忘記了主語，或者在賓語或形容詞的位置，句子戛然而止，似乎喘不過氣來」。作者稱其為笨拙的美學，非凈化的文學，陳舊的詞語表達出僵硬、造作和病態浮誇。克里斯蒂娃很可能隱匿了自己的結論——杜拉斯的書寫語言就是抑鬱者的典型言語形態。「請留意抑鬱者的言語：重複而單調。語句不連貫，句子被切斷，衰竭，停滯。意群無法形成，重複的節奏、單調的旋律主宰著破碎的邏輯序列。」如果我們比照這一界定，就會發現它很適用於杜拉斯，甚至可以直接指涉。
然而，這種被擊潰的語言卻帶來病態誘惑，隱秘疾病的傳染力。其特點是沒有悲劇，沒有高潮，無法言說，只剩下衰弱的痛苦。我認為，克里斯蒂娃意在區分兩種文學：一種是升華治癒的文學；另一種是順從死亡的文學。前者是觀察、分析憂鬱，企圖隔著距離，在藝術空間裡找出路。後者則實實在在地困於死亡與疾病之中，沒有凈化、彼岸許諾，更沒有距離。
在我看來，克里斯蒂娃延續弗洛伊德的範式構建了抑鬱觀念。這種模式或可概括為崩解與整合——對應生本能與死本能的雙向驅動。生本能指向渴望連結的愛欲原則，死本能傾向於對外的毀壞衝動，「它表現為生理上和邏輯上無法傳遞能量和心理印記，由此摧毀循環和聯結。」作者的巧妙在於，將抑鬱視為遲緩與阻滯的間性狀態。她辨析了精神分裂與抑鬱，用「類精神分裂」描述此種間性。在我看來，抑鬱是對兩種本能的無意識防禦，是避免直接陷入精神分裂採取的自我抑制。
自我同時充滿內聚與崩解的衝突，需要取得暫時性調停。抑鬱用「凍結衝突」實現緩和，雖然它空洞無意義、卻勉強維持了主體的整體性。這僅僅是為了防止自我徹底碎片化，而採取的阻滯，遠非解決。即使她在談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癲癇，也按照抑鬱的闡釋邏輯——喪失和創傷體驗，意識不連續的中斷、人的能指和象徵功能失效。癲癇和抑鬱同樣在防禦，意欲去除主體對他者的愛欲關係，以迴避形式抵抗「類分裂狀態」。癲癇使「主體通過動力的釋放重新找到了『死本能』無聲的表達方式（神經傳導斷裂、符號聯繫中斷、生命結構失去穩定）。」
重要的是，癲癇背後亦是兩種本能的衝突並存。詩學意義的復調和對話，源於主體對他者慾望和排斥的矛盾，其解決方式是歸於混亂和毀滅。藝術提供了解決衝突的恆久形式與替代方案。一方面，為了抵抗痛苦，小說書寫瘋狂行為；另一面，精緻的憂鬱將變成衝突的替身。「藝術創造將它們整合，同時將它們消耗。因此，藝術作品使我們能夠與自己、與他人建立一種不那麼具有破壞性的、更加舒緩的關係。」這顯然是與宗教狂熱和偏執狂相較而言，更好的溫和方式。
當作者將憂鬱視為文本特徵時，精神分析就成為文學分析的內在要求。憂鬱通往非理智的情感，為無意識探求提供了窗口。在「言語的生與死」一章，作者描繪憂鬱者無法自我表達，動作遲緩，失去生氣，詞語破碎。精神分析師則試圖從聲調，音節的碎片里辨認，重組意義，找到與他者的連結。這樣的傾聽乃是一種寬恕，它「使得抑鬱者（這個將自己困在創傷里的局外人）重新出發，同時賦予他遇見新事物的可能」。
文學書寫作為審美活動，「它介於痛苦和行動之間」。這對應了克里斯蒂娃所言，寬恕是「介於絕望與謀殺之間的第三條道路」，這一道路既沒有使憂鬱變為罪行，也沒有走向自殺，而是選擇升華。從而，我們發現了全書的指向，即藝術療愈憂鬱（作為文本現象的抑鬱）的可能——它創造另一個分裂的空間，使主體可以「堅定地依附於那個允許破壞性暴力自我表達而非行動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