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樂之靈——憶金士翱教授和同濟醫大愛樂小組

我有記憶的第一次進入這個報告廳應該是在 1984 年的秋季。有一天在這個報告廳里舉辦了一場有全國各地某專業人士參加的會議，那天晚間閉幕式結束後的娛樂時間裡，校報的編輯袁立 新老師邀請了幾個會演奏樂器的學生為與會人員表演湊興，我曾和 84 級醫療一系的一位高個子男生合作，演奏了一首當時流行的歌曲《再見吧，媽媽》的旋律，他用鋼琴給我的小提琴獨奏伴奏。袁立新老師還為我拍了一張照片送給我。其後應該還有過幾次在這裡舉辦周末交誼舞會，學生和 老師可自由參加，所以，我曾和幾個同班同學來這裡跳過舞。學校的攝影師還為這裡的舞會拍過 照片，我和同班的好幾位同學都被拍進了一張照片，而這張照片被選用在第二年由本校印刷廠出 版的介紹同濟醫科大學的彩色畫冊里。

1985 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晚上。那天是我校 1955 屆畢業生的畢業 30 周年返校聚會的日子。當時校團委通知了幾位在校生去參加這個聚會，以聆聽和觀摩前輩校友們的久別團聚和談笑風生。記得應畢業生邀請與會的病理生理學家馮新為教授上台講了一段有趣的事，他當年是這屆學生的青年教師，所以由很多機會與他們在一起。他說他記得當年這屆學生里有一對漂亮的女生經常手挽手走在一起，她倆長得很像，都帶著眼鏡，都只纏一根辮子，所以，被人戲稱為「一個模子、兩根辮子、三條胳膊、四條長腿、八隻眼睛」。

馮教授的一番話逗得滿堂大笑，很多人的眼裡甚至笑出了淚花。那一晚給我留下的記憶非常深刻， 一是第一次有機會在這個嶄新的莊重而又華麗的學術報告廳里安靜地坐著，二是被前輩校友們熱 情洋溢的師生情和同學情深深地感染。當時在座的我也曾想過自己的畢業 30 周年還遙遠得很，沒想到，轉眼 37 年多就像一陣煙雲飄散而過。

臨近開始時，能容納近 200 人的報告廳里早已坐滿了人，絕大多數都是在校學生。我環顧了一下四周，發現從報告廳後面兩個角落處的大門向內順著牆邊也都站滿了人，當即發出「好多人啊」 的感慨，心裡不禁一陣暗喜自己來得早能有個座位。雖然廳內已是人滿為患，但現場則在安靜中 積聚著某種熱切的盼望。這是我入學三年多來校園裡第一次有人組織和舉辦這樣的音樂欣賞會。

講座開始了，張教授首先代表愛樂小組發言。他說這個小組是由同濟醫院麻醉學家金士翱教授發起的，得到了學校工會的大力支持，接著介紹了為何要組織愛樂小組並舉辦這個系列講座。當年抗戰期間同濟大學從上海輾轉遷往到了四川宜賓的李莊，李莊的當地政府聯合豪紳們把最好的建築提供給同濟大學使用，其中有個大廟成了同濟大學的禮堂。當時，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也在同濟大學任教，金教授和夫人畢愛華教授、張教授等都是當年的同濟學生，尤其是畢教授當年在同濟求學時為了勤工助學被梁林夫婦聘為家庭教師輔導他們女兒的學業，所以有幸一道常受到邀請去梁林夫婦家聽世界名曲等音樂。由於後來人越來越多，就借學校的那個禮堂開辦了音樂欣賞講座，沒想第一次就吸引了很多的學生，整個禮堂及其外面都擁滿了人，有些學生甚至爬到廟堂的樑柱上，場面非常壯觀。這對伉儷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同濟的學子們也為此深受感染， 終身心懷感激。1950 年代初同濟醫學院從上海搬到武漢後改名為武漢醫學院。在 1960 年代的文革前，金教授就在校園裡倡議和開展過音樂欣賞的系列活動，且都在夏季的周末晚間舉行，因此給它取了個浪漫的名字——「夜花園」。那時條件很簡陋，只有老式的音響設備，使用的是手搖式唱機和黑膠唱片。這些設備和唱片應該在民國時期的一些大城市裡可以見到。遺憾的是，文革開始後這一活動就被停止了。所以，這次是借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復活這個活動。

因為那天剛好臨近西方國家的聖誕節，所以，這次音樂欣賞會以短小明快的聖誕主題音樂為主。我至今也不知道金教授以及該愛樂小組的成員里是否有基督徒，但那場音樂欣賞會選擇的曲目是能打動人心的，因為它們與我們平時接觸的音樂在風格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儘管主講人對這些音樂作品做了很多介紹，但我其實並未記住隻言片語，因為，西方的聖誕節及其宗教文化對於當時的我是完全陌生的，文化的隔閡限制了記憶的活力。

儘管如此，這場音樂欣賞會還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之所以會熱心參加這場「世界名曲欣賞音樂會」，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年晚春的五月里，有一天在我的哲學大課青年教師袁建國先生的單身宿舍里聽了一盒由上海音樂學院編輯內部發行的西方古典音樂小品集，那是我第一次有意地聽這類音樂。從那天起，我就開始了聽西方古典音樂的人生旅程。所以，這次的欣賞會對於當時的我是一個極大的誘惑。

音樂欣賞會很快就結束了。等到聽眾都離開了報告廳後，我才走到講台前，這時只剩下愛樂小組的幾名成員了，包括溫少曼老師在內。除了我之外，還有一位年輕漂亮的女生也走了過來， 我知道她的名字，她是 82 級德語醫學系的岳絢同學。我們是在一年前學校為迎接受胡耀邦總書記邀請來華參加「中日青年友好聯歡」而組織的活動中相識的。還有一位個頭和年齡都和我差不多的小伙子，他就是後來我在同濟期間的至交吳立，只比我大不到一歲，當時已是基礎醫學部藥理教研室的實驗員，算是學校的正式教職員工。吳立自幼學習過小提琴，琴拉得比我好很多。

就這樣，我們這幾個留在現場的人開始了相互問候和交流。岳絢、吳立和我都表示了希望參與這個愛樂小組的懇求。吳立不必多說，他是教職員工，當然可以成為這個小組的成員，但岳絢和我都只是學生。主持人張訓桓教授個頭很高大，聽了我們的請求，紅潤潤的臉泛起了爽朗的笑容，非常愉快地表達了他個人的支持，隨後就轉向金教授和溫老師，向他們介紹了我們三個人。金教授和溫老師也表示了熱忱的支持和贊成，就這樣，我們三個年輕人在當天就加入了這個原本僅由本校教職工組成的愛樂小組，並表達了為這個活動貢獻個人的努力的意願。

然而，在回宿舍的短短的步行路途中，我卻發現自己的腦子裡其實一片空白，無法回味自己對這場欣賞會中的音樂的內心感受，更不知道以後會怎麼辦。

新年的第一個月正是本校學子最緊張的複習考試期，所以，直到寒假後返校不久的三月，新一期的「世界名曲欣賞音樂會」在一個周日晚上才登場。廣告畫面細節上略有變化，但風格基本一致，保持著精美大氣吸引人的特徵。記得這一期的主持人是金教授，而主講人則是張教授。內容是為紀念貝多芬（1770 年 12 月 16 日 ~ 1827 年 3 月 26 日）逝世 159 周年，所以，選擇欣賞的音樂都是貝多芬最主要的交響樂作品，即他的第三、第五、第六和第九等交響樂，簡稱 3569。兩個半小時當然聽不完全部內容，何況還須主講人的講解，所以，每個作品只能選擇部分樂章聆聽。這一期的欣賞會讓我開了眼界，因為在袁建國老師的引導下，我已經在聽貝多芬的第三和第五交響曲了，而且，由於在自學小提琴，所以，還花了 7 塊多錢買了一盒廣州音像出版社發行的貝多芬《D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的磁帶經常聽，這個版本是由奧伊斯特拉赫父子聯袂一個忘了其名的樂團演奏的，父親指揮，兒子主奏小提琴。這一期欣賞會能同時接觸他的四部交響曲，而且還有細緻的講解，非常受益，也因此心中對西方古典音樂的熱情已然無法退卻，反而越來越濃烈。

那時我每月的生活費有 29.3 元，其中 20 元是父母資助的，9.3 元是國家委託學校發的助學金。這筆錢我每個月都花不完，因為我很節儉。自上大學後的第一學期末決定自學小提琴，就開始省吃簡用，省下的錢除了買過幾本小說，都私存在了自己的宿舍抽屜里（沒到銀行開戶存錢），所以，一年後， 也就是 1984 年春我滿 20 歲時，約了同學宋凡陪我到當時武漢市江漢路附近的星火樂器店花了 80 多元買了一把金雀牌小提琴（包括了琴弓、松香和琴盒）。對於當 時的一個學生來說，這是一筆非常奢侈的開支，我事先 甚至沒有為此寫信徵求過父母的意見。不過，當年在武 漢商場展出銷售的高檔小提琴的售價超過一千元人民幣， 對於一個學生來說，那是一筆天文數字的費用。時至今 日，非常遺憾的是，這把琴未能存留下來，因為在 2003 年的暑假裡，因為我的一個小衝動，它在美國從這個世 界上永遠地消失了。它僅留下了四個弦鈕，若干年後被 我在維修一把歐洲產的古舊小提琴時用在了其琴頭上。 這次衝動犯下的錯令我追悔莫及。不過，這一犯錯卻逼迫我在美國很快學會了維修古舊小提琴，並因此為兩個 女兒學琴減輕了一筆不小的負擔，因為真正好的小提琴 都是古舊琴，而這類琴在美國市場上普遍價格不菲。

此後的每個月的某個周日晚上都會有一期音樂欣賞會。外事大樓旁的那個廣告牌被移除後，音樂會的廣告就貼進了行政樓門前的那個大廣告亭。這裡面沒有舊廣告的殘留，所以，看上去就像一件陳列著的藝術品。同樣的廣告也會貼在同濟醫院的廣告欄里。那時的大學和全國各地各行各業一樣，只有星期天休息，周六是要上班上課的。而大學的每個周日晚 7 點各班都要在輔導員的組織下到大教室點名，以此總結前一周的事務，並交代新一周的重要事項，一般會持續約半小時。同濟的校園很小，教學區的各大教室集中在一處，而報告廳離教學區各大教室步行短則一兩分鐘，長則三五分鐘，為了兼顧周日的點名，音樂欣賞會的開始時間定在 7:30，一般會持續 2 個半小時，偶爾會因內容多稍微延長一點。

大約從第三次欣賞會開始，我們三個年輕人幫忙在欣賞會前布置會場、給每個座位發放一本欣賞作品介紹的小冊子。這是由主講人撰寫並交由學校印刷廠刊印的。再往後，我們三個年輕人做的事越來越多，尤其是吳立和我，包括到印刷廠聯繫印刷、提取小冊子（幾百本挺沉的）、張貼欣賞會布告、管理和操作後台的音響設備，等等。

因為參加了愛樂小組，便有了機會去金教授家參加家庭音樂欣賞會。金教授家當時住的是校園裡最高檔的二層單元樓，記得就在當時的校保健科大門旁的 602 棟靠保健科一側，該棟另一側與運動場隔條馬路。記得第一次接到張教授的通知說「這周末在金教授家聽音樂」時，別提心裡有多高興，但等到那天走到金教授家門口時，心裡卻忐忑不安，人生第一次小心翼翼地用手按響了別人家的門鈴。此前的我走訪朋友家都是用指關節敲門，然後靜待屋內的回應。

不一會，屋裡有一個女性一邊用我耳熟的江浙口音說「就來」，一邊向門口走來的聲音，是金教授的夫人畢愛華教授，她也是微生物教研室的，是國內著名的免疫學教授，是衛生部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統編教材的編委之一。她在我二年級時教過我的免疫學大課，記得當年的畢教授還專門編了一個列印冊供學生們使用，補充的是教科書上沒有的免疫學領域的最新成就和動向。

畢教授為我開了門，很高興地將我迎進屋，並告訴我大家都在樓上的書房裡。我算是來得比 較晚的。這一天，我還認識了蔡轉教授和基礎部物理教研室的老教授粟在福。經在場他人的介紹， 才知道蔡轉教授是先烈蔡和森的女兒，任職於同濟醫院神經內科。她童年時曾在蘇聯的伊萬諾沃 國際兒童院學習和生活，在那裡不僅讀書，還學會了彈鋼琴。蘇聯衛國戰爭結束後她中學畢業獲 得了金質獎章，免試進入莫斯科史達林第二國立醫學院學習醫學，畢業後回國工作。蔡教授一生 致力於國家的醫療衛生事業，曾就 1950~1970 年代在湖北發現和流行的兒童不明原因偏癱做過長期深入細緻的研究，最終發現是基於鉤端螺旋體引發的腦動脈炎導致的腦部神經病變後遺症。1978 年這項研究獲得過國家科技進步獎，1980 年被衛生部授予科技成果甲等獎，她也因此在神經內科界享有很高的聲譽。退休後的她仍然堅持每周兩次應診，並在老年合唱團擔任鋼琴伴奏。據報 2016 年 10 月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開業時，88 歲的蔡教授親臨現場，並為與會者獻上了一場精彩的鋼琴演奏。由於在蘇聯衛國戰爭中的求學和服務於蘇聯，從 1995~2015，蔡轉教授四次獲得了俄羅斯聯邦政府頒發的「衛國戰爭勝利紀念章」。

金教授的書房不大，但四周的牆壁都是書架，在一面牆壁的兩個書架之間放著一套日本產的先鋒（Pioneer）牌組合式音響，包括功放、音頻調製器、雙卡磁帶播錄機、調頻調幅收音機、轉盤式電唱機以及一對高品質的大音箱。那時還沒有 CD 唱片及其播放機。這套設備當時的市場價應該超過萬元人民幣，這在當時的中國應該僅有極少數家庭才能買得起。

金教授的書架中上部擺放的都是各類書籍，有醫學專業的，也有非醫學專業的，尤其是一些音樂家的傳記、音樂詞典和音樂作品欣賞等的書。書架的下方櫃門裡則都是他收藏的音樂磁帶和唱片，絕大多數都是國外原版的。我相信關於西方古典音樂的作品這些書櫃里應該是應有盡有。他的書籍和音樂磁帶唱片等擺放得整齊乾淨，可見他的管理井然有序，想要什麼都可信手拈來。儘管書房內的照明很亮，金教授的書桌上依然有一個老式的檯燈，桌上與其他讀書人應該都差不多，堆滿了他在閱讀和參考的書籍。為了這次家庭音樂欣賞會，還額外搬了好幾把椅子到這個書房裡，所以，7、8 個人就將書房擠得滿滿的。畢教授還為大家準備了茶水、糖果和點心。

作為一個來自湖北洪湖鄉村小鎮上的年輕學生，第一次參與到這種場合還是表現出了某種囧態和緊張。不過，隨著金教授宣布現在開始聽 X 的 Y 作品，大家都安靜了，我的心也開始放鬆下來。隨著音樂聲響起，不大的房間裡頓時充滿了某種能帶給人絕美感覺的東西，仿佛有一個神奇的藝術精靈在現場糾纏著我。那一晚帶給了我一生中罕見的體驗。它不僅將一位國家著名的高級專家治學研究、陶冶身心、待人接物等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直觀地展現在一個依然對世界、對自我以及對人生都懵懵懂懂的年輕學生的面前，而且將人類音樂藝術最頂峰的創造和美感灌入了我的腦海里。如果說人世間還有什麼享受可言，這無疑是難以言說的一次巨大的享受。

左一：張訓桓教授，左二：Hartung 博士，右一：粟在福教授，右二：金士翱教授，中間綠衣者：田玉科博士（圖片由作者提供）

這樣的家庭聚會一般每年會有一至二次。記得有一次來了一位 30 多歲的女性，她在金教授所在同濟醫院麻醉科工作，是不久前從德國杜塞道夫大學獲得麻醉學博士學位後歸來的，名叫田玉科，與她同來的還有該校醫學院麻醉科來同濟醫院訪問的學者 Erhard Hartung 博士。最近在網上搜索才知她在 1998 年曾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相當於副省級官員）。據陳英漢老師說，在 2000 年初同濟醫科大學與華中理工大學合併後在新大學的名下成立了同濟醫學院，她還曾短暫地擔任過這個醫學院的院長，時間長達一年半。我很疑惑她為何沒能完成任期，或許是由於她官職過高顯得強勢因而與華科領導層發生了矛盾？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猜測。

在另一次的家庭音樂欣賞會上，曾有金教授的兩位麻醉學博士生也加入了進來。那天，金教授對兩位弟子說，你們不僅要讀我的麻醉學博士，還要讀我的「酒博士」和「音樂博士」，意思就是要會喝酒和欣賞音樂。金教授的一席話令在場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而兩位博士生則顯得有點侷促。我相信金教授一生中比較失望的一點是他的麻醉學弟子中難有能深刻欣賞古典音樂的人。

後排右二：溫少曼老師（圖片由作者提供）

在此後的日子裡，除了寒暑假，愛樂小組每月會舉辦一次世界名曲音樂欣賞會。偶爾也曾請過武漢音樂學院的余尚清教授來主講，他是金士翱教授的多年好友，在武漢音樂學院講授音樂史和作品欣賞。

右二：武漢音樂學院的余尚清教授（圖片由作者提供）

一年多過去後，我快要結束五年的醫學院學生時代了，終於有一天，我壯著膽子向金教授和張教授提出想要主講一次自己喜歡和熟悉的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沒想到兩位長者非常高興和支持，我的願望很快得到了實現。這是我在學生時代能有的一次難得的機會。而且主持了這次的講座後，我所在班級的小班長周思源同學專門找到我要我在班裡為同學們也講一次。在小班長的熱心組織下，在他的宿舍里為十幾位同班同學介紹了一些西方的古典音樂中的小作品， 為此，我還找到當時負責學生宿舍區廣播站播音的岳絢同學借了一台電唱機和幾張唱片拿到那間宿舍里。

臨畢業前夕，有一次接到張教授的通知在金教授家小聚。晚飯後我去了，沒想到這是專門為我的畢業開的一次小會。這讓我感到很高興。結束時，金教授代表愛樂小組送給了我兩盒他自己親自轉錄的磁帶，他用的還是當時品質很好的 Sony 牌新空白磁帶，其中一盒轉錄的是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樂團聯袂李赫特鋼琴主奏的柴可夫斯基《降 b 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Piano Concerto No. 1 in b-flat minor)，其剩餘的部分錄了莫扎特的歌劇《費加羅的婚禮》的序曲和最初幾個唱段；另一盒轉錄的是祖賓∙梅塔指揮四位猶太裔小提琴家（斯特恩、祖克曼、明茨和帕爾曼）和以色列愛樂管弦樂團演奏的義大利 18 世紀作曲家維瓦爾第的《小提琴協奏曲 -- 四季》，剩餘的部分空白磁帶錄的是巴赫的《d 小調雙小提琴協奏曲》，剛好湊了一小時的內容。那時已 65 歲的金教授還親自用英文打字機將全部英文標題、指揮、演奏者、樂團以及各樂章的內容都列印在白紙上並裁剪得能裝進磁帶盒裡。還在其中一盒磁帶上用鋼筆寫著「陳立功同學畢業紀念，同濟醫科大學愛樂小組贈，88(應為 87)」，這應該就是愛樂小組為我的畢業準備的禮物了。由於是從金教授的音響設備上轉錄的原聲唱片，所以，轉錄的音樂品質和效果足以媲美市面上由音像公司發行的商業級原聲磁帶。

（圖片由作者提供）

這兩盒磁帶中的音樂作品都是當時的我還不太熟悉的，因而聽到它們的機會極少，尤其是巴赫的《雙小提琴協奏曲》和維瓦爾第的《四季》，我甚至還沒聽過。所以，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它們為我當時的私人音樂藏品增加了嶄新的內容。這些作品我可以隨時隨地想聽就聽了。

這兩盒磁帶連同我收藏的其它音樂磁帶和 CD 一直伴隨著我度過了數十年風雨春秋，2002 年因私出國時還把它們帶到了美國。這次為了寫這篇小文章，還翻箱倒櫃找到了其中的那盒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遺憾的是，另一盒維瓦爾第的《四季》找不到了，或許是因為後來我買過一盤《四季》的 CD，就把它送給某個朋友了。我家裡現在仍然有一台雙卡座的磁帶播錄機。今天為了完成這篇文章，還特地將這盒鋼琴協奏曲的磁帶播放了一遍，在功放和大音箱的還原下，音響效果竟然遠超當年用隨聲聽和耳機欣賞它，令人震撼不已。

儘管這盒磁帶的塑料外包裝殼已經陳舊不堪，並且還有幾道裂紋，我還是不打算為其更換外殼；儘管早已有了 CD 版的，且其錄音品質遠好於這個從老式電唱機上轉錄到磁帶並因此帶有電唱機針頭引發的雜音，我還是覺得它的錄音品質更有古典的味道；儘管現在可以在視頻網站youtube 上找到它的原版以及更多演奏版本免費觀看和聆聽，我還是捨不得將它遺棄，因為它承載著我的某種個人經歷，尤其是和金教授等人以及母校的情感聯繫。

當年畢業後我被母校選拔留校擔任了公共衛生學院新生班的輔導員。這令我有機會繼續參與愛樂小組的事務並貢獻自己的努力。畢業後的第二年暑假，我有機會獨自遊歷四川近一個月，去了成都、青城山、新都、峨眉山、九寨溝、紅原大草原等地，並從重慶乘船沿長江東下至荊州， 最後乘車回到自己父母的所在地洪湖峰口鎮。一路上帶著個磁帶隨身聽及其耳機，這兩盒磁帶以及其它幾盒以小提琴協奏曲和交響曲為主的磁帶為我的旅途帶來了莫大的享受，因為在音樂的激情、舒緩和寧靜中一個人的心靈對大自然的體驗與沒有音樂相伴時相比會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徒步攀登峨眉山、在九寨溝里不走已鋪好的路徑而是沿水邊鑽叢林探路以及乘輪船途徑尚未修建三峽大壩的三峽時。那是一段有著奇特精神享受的旅途，令人回味無窮，終身難忘。

那個暑假返校後，一個新的學期又開始了。十月里，88 級醫療二系的班幹部找到我請我為他們班的同學專門講一次古典音樂欣賞。我很愉快地接受了。那次，我首先給同學們講了交響樂隊的結構、布局以及四大類樂器的特點和表現力，然後講解了如何欣賞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和小提琴協奏曲。我相信這對那個年代的中國大多數非音樂專業類的大學生們來說都是非常陌生的領域。儘管如此，當我結束講解時，同學們依然給了我非常熱烈的掌聲。

在學校工會的支持下，在金教授的主導下，在愛樂小組各位成員的傾情努力下，這個欣賞會一直堅持著，令無數的醫學生有機會聆聽到這些偉大的音樂作品，並從講解中認識到人類音樂藝術的發展史以及其中的那些偉大的作曲家。不僅如此，愛樂小組也吸引了更多青年學生的參加， 其中有 84 級醫療二系的王會民、85 級衛生系的黃敏、86 級德語醫學班的張煉以及我所任輔導員的 87 級衛生系的楊燕濤和韓輝等。

這一活動在武漢地區的高校中樹起了一根獨特的標杆，也因此引起了媒體的注意。湖北電視台派了采編和攝影師等人前來採訪。記得那天採訪是在金教授的書房裡，愛樂小組的成員都參加了，採訪時氣氛很熱烈，提問和回答都很融洽和敏捷，首先還是要介紹當年的梁林夫婦以及同濟大學的學子們在李莊參加音樂欣賞會、武漢醫學院文革前的「夜花園」等的情景，然後回顧了自1985 年底重開這一欣賞會的緣由，以及學校工會組織對此的支持和資助，還有廣大同濟醫科學子們參與的熱情，由此在同濟醫科的校園裡形成了一道難能可貴的文化風景。毫無疑問，這道風景持續的時間已遠超當年在李莊的開啟和「夜花園」。

1990 年 11 月，中央交響樂團的常任指揮韓中傑先生應武漢交響樂團邀請來武漢指揮該樂團的一場演出。得知消息的我在徵求了金教授和張教授的意見後，帶著楊燕濤和韓輝兩個學生去他下榻的旅館拜訪了他，我們向他介紹了同濟校園的世界名曲音樂欣賞會及其歷史淵源。他對我們的活動表示了極大的讚賞和鼓勵，但也不無憂慮地指出在中國這樣的活動還是很稀有，即使是普通的高等院校也都很難見，從政府到國民對待嚴肅音樂的認識都有待提高。他還說欣賞音樂不只是一種娛樂行為，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藉此豐富國民的精神世界，促進人的創造力。拜訪結束後， 年事已高的韓先生一直把我們送到住所的門口，望著我們遠去的身影。那次談話的中途時，韓先生還邀請我們去武漢交響樂團的排練廳觀摩樂團的排練，我和那兩位學生還真去現場觀看了一下午的排練。這相當於聽一場免費的演出，感受相當不錯。事後我向金教授和張教授等彙報了對韓先生的拜訪。

1992 年底結婚前，金教授家又舉辦了一次家庭音樂欣賞會，那次我帶著剛確立戀愛關係的女朋友去了。三十年過去了，現在的妻子對那次的家庭音樂聚會依然印象深刻，心懷感激。還記得婚後約半年左右，德國杜伊斯堡交響樂團應邀來武漢訪問演出，在當時位於解放大道上的武漢劇院演出的曲目有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一號》和《第四交響曲》以及德沃夏克的《降 b 小調大提琴協奏曲》。票價 200 元人民幣一張，我買了兩張和太太去聽了這場音樂會。事後很快就發現兩個人那個月的生活費已經遠遠不夠了，不得不向朋友借錢度過了那個月。

1997 年下半年。我跟隨公共衛生學院衛生統計教研室的余松林教授讀完了衛生統計學的三年碩士學位課程、課題研究和論文答辯，並很快陷入了一個關於分段回歸分析的統計問題的迷思和探索。到了下一年的三月最後六天裡，我更是沉浸於當時自認的對該問題的最後解決，在辦公室里連續奮戰了六天六夜，幾乎無眠，僅有過兩三次非常短暫的打盹。當時，我知道我將要耗費一段艱苦的日子，於是，在開始前準備了一個小鋼鍋以及一些奶粉和雞蛋，並在教研室的實驗室里找了一個小電熱爐，打算餓了就燒開水沖奶粉加雞蛋喝。另一件重要的事則是把自己喜歡的幾位西方古典音樂大師的 CD 音樂碟帶到了辦公室，就著電腦上的 CD 光碟機帶著耳機播放音樂。正是這些偉大的音樂作品陪伴著我度過了那幾天幾夜，並促成了難以計數的新概念和新思想的誕生， 成為其後十多年裡我最終完成自己在統計學領域的全部創造性工作的原始突破和精神動力。

直到這時，我才真正領悟到韓中傑指揮所說的「音樂活動促進人的創造力」的真諦。我深刻地相信，如果沒有那些音樂相伴隨，我將無法度過那幾乎無眠的六天六夜，也將不可能在閱讀、思考和計算中獲得那麼多的靈感和思想的突破，而更有可能的是，我很可能無法戰勝事後在個人心靈中萌發的某種足以摧毀我的整個精神世界的強大力量。

我在統計學領域做了三件有創造性的工作。依照時間順序，首先是在分段回歸分析中破除了 對「最優化」算法的迷信，提出用加權期望算法取代最優化算法，因為最優化運算元本質上是一個隨 機測量，而任何隨機變量的最大測量或最小測量在統計上是最不穩定的測量，因而不可「被期望」， 只有對中心期望的測量才是穩定可信的，由此提出了對分段回歸分析中的臨界點的加權期望估計 的算法。由於對臨界點實行加權期望估計，因而可以輕鬆獲得關於臨界點的可信區間估計。

但是，在現有的分段回歸分析中，則是通過一個所謂的「強制連續性」的假定來解成對構建的聯立方程組，以此獲得對每個臨界點的隨機且單一的點值估計。在這一算法下，對每個臨界點的可信區間估計因此陷入了困境，因為對任何一個統計量的可信區間估計需要有足夠數量的隨機樣本點並且知道它們的分布形態以及分布的參數。有幾位學者甚至嘗試用經典的確定性數學的思維模式和邏輯程序證明這種隨機的單點估計服從某種已知的分布類型，但都失敗了，因為他們都忽視了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隨機系統不可被人為假定其表現會如何。於是有人提出了用 bootstrap 法對已有的樣本反覆 m 次隨機抽樣，以便得到 m 個臨界點，再通過這 m 個臨界點的分布來得到它的可信區間估計。此方法目前被人翻譯為自助法或自舉法，而我更願將它翻譯為彼替法，即用另一個東西來取代一個東西，在統計學裡就是用另一個隨機變量來取代一個隨機變量。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這兩個隨機變量之間必須是等價的，替代才有意義；否則就是張冠李戴，狸貓換太子。

此外，由於強制性地假定了兩個相鄰的分段模型在臨界點處是「連續的」，也即兩個隨機的分 段模型在臨界點處一定無分毫偏差地連接在一起，因此，在目前流行的統計算法中便不必考慮分段模型之間的連續性的機率推斷問題。這顯然違背了統計學處理隨機事件的基本原理、邏輯和方法。即使總體中兩個分段模型是連續的，但抽樣條件下，它們之間在臨界點處一定存在著一個連 接變異，也即兩者不會總是在臨界點處恰好連接在一起。至於這個連接變異有多大多小，是一個 完全隨機的可變量，因而必須進行統計檢驗並據此做出機率推斷。因此，這個所謂的「強制連續性」 假定就是人為地將這個隨機可變的連接變異設定為 0。儘管人們在純數學系統內習慣於使用假定來完成數學命題的推理論證，然而，面對隨機系統，在統計學中隨意使用這種無其它選項的假定

很可能會鑄下大錯！可是，一旦取消了「強制連續性」的假定，則針對未知臨界點解聯立方程組的數學基礎便不復存在，這令那些數學背景的統計學家們感到了無所適從，束手無策。

我的第二個創造性發現正是由於在上述自己提出的關於臨界點的加權期望估計的算法中存在一個瑕疵，它涉及到偏態分布中的期望估計。經過多年的冥思苦想和計算實踐，一個有可能顛覆統計學中關於連續型隨機變量的期望估計的新算法於 2010 年 12 月 12 日在我的腦海中最終形成， 這就是為一個給定的連續型隨機變量 X{xi}(i = 1, 2, …, n)構造了一個相對簡單、合理且有綜合性意義的權重 W{wi}。這個權重依然是一個連續型隨機變量。由於它的計算完全基於給定的連續型隨機變量 X{xi}，沒有添加任何外來的數據或信息，因此，我稱 W{wi}為 X{xi}的自權重。由於 W{wi} 是一般權重的表示符號，為以示區別，將自權重改用 C{ci}表示，一個 ci 表示的是第 i 個樣本點對抽樣分布的未知中心期望的貢獻(contribution)。於是，關於 X{xi}的自加權期望估計的算法可以形如一般加權均數的公式：

而在每個人都熟悉的算術均數的計算公式中，我們實際上默認了每個樣本點對分布的中心期望的貢獻都相同，於是取 ci = 1：

這就是說，算術均數在算法上僅僅是自加權均數的一個特例。然而，直覺地看，在一個如下圖所示的鐘型正態分布曲線中，難道不是離分布的期望中心越近的點對該中心的貢獻越大，而越是遠離中心的點貢獻越小嗎？

為了想知道是否有人已經做了類似的工作，於是上網搜索，還真發現有人在上世紀 80 年代就使用了「自權重」這個術語，但是閱讀文獻後才知道，他們為 X{xi}定義的自權重就是它自己。於是關於 X{xi}的自加權期望的統計算法如下：

如果給定的隨機變量 X{xi}是正態分布的，將其自權重 C{ci}作為縱坐標，X{xi}為橫坐標，那麼，三種算法對應的散點分布的趨勢線將分別如下：

因此，只要我所定義的關於自權重的算法能夠帶給我們如上圖中「對應公式(1)」的分布趨勢線，那麼，這個算法就基本上正確了。我做到了！為了利於直接比較所有連續型隨機變量的分布形態，我將其自權重 C{ci}的可測空間轉化到[0, 1]範圍內。更令人驚喜的是對於偏態分布的 X{xi}，這一算法也可以得到峰頂向左偏或向右偏的分布趨勢線，並能將這類偏態分布的期望中心儘可能地估計在分布曲線的峰頂處，而算術均數毫無疑問將隨機地偏離這些偏態分布曲線的峰頂，也即無法用數學定理式的算法確定其偏離的規律和程度！這也就是說，算術均數對於單峰分布是一個不穩定的、易發生隨機偏離因而不可靠的統計量。因此，新的基於自權重上的期望估計必將優於基於算術均數的期望估計。至於公式(3)所對應的自權重定義，一般場合下可以放棄了。

由此可見，所謂的正態分布不過是包括常見偏態分布在內的所有單峰分布中的一個特例！那麼，作為一門認知科學方法論的統計學應該將自己的理論基礎建立在正態分布這一特例之上嗎？ 顯然不應該如此，而是應該將其建立在包括正態和偏態在內的一般單峰分布上。

很顯然，對於一個完全對稱的分布，算術均數與自加權均數應該在數值上是相等的，而對於一個偏態分布，算術均數將無法將分布曲線的峰頂估計在正確的位置上，而是會偏離那個峰頂， 因而會帶給我們一個有偏的估計，由此，在統計學中基於算術均數的 t 檢驗和方差分析乃至於回歸分析都可能帶給我們偏差。正是這個原因，t 檢驗和方差分析需要以正態性假定為前提，因而不能被使用在有偏態分布的情形下。

然而，無論對於正態分布或偏態分布，自加權均數都能準確、可靠和穩定地將分布曲線的峰頂估計在正確的位置上。不僅如此，每個單峰分布都以分布的峰頂所對應的中心位置存在一個鏡像分布，而這個鏡像分布的期望和方差與原始分布完全一致。因此，更為重要的是，原始分布與其鏡像分布的合併分布一定是一個完全對稱的分布，且這個合併分布也與原始分布有著相同的期望和方差！這表明對於常見偏態分布我們總是可以基於自加權均數對其實現正態化！然而，正態化的結果並不改變給定的隨機變量 X{xi}的可測空間、期望和方差這三個基本要素，從而，這一正態化成了不必要的、多餘的計算和操作。由此，基於自權重和自加權均數的 t 檢驗和方差分析等原本不適用於偏態分布的參數檢驗法也就不再需要正態性假定作為使用的前提和條件了。

在完成了以上兩個重大突破後，我深感需要為統計學構建一套有著新思想的基礎概念系統， 它應該直觀、簡單、成體系且相互之間能構成一個縝密的邏輯閉環。這個工作也基本完成了。當然，我不能斷言它是完美無缺的。不過，曾有一位在美國讀統計學博士學位課程的中國學生說， 看了我發布在一個統計論壇上的新概念系統後，對於統計學的理解茅塞頓開！

在 1998~2000 年間，同濟醫科大學開始增加人文和藝術類的選修課程教育，社科部的王健老師受命組織這類課程的開設，於是他找到我，希望我能開設一門音樂欣賞的選修課，我答應了。於是，我在給公衛學院的本科生講授《流行病學》、給臨床醫學生講授《預防醫學》中的統計學部分，以及給一個碩士研究生班講授《醫學統計學》的同時，還開講了《音樂欣賞》的選修課。

然而，那段時間最讓我費神、整日魂牽夢縈的卻是關於分段回歸分析的邏輯和算法等問題， 並很快完成了兩篇我認為給自己影響比較大的文章。一篇是 1999 年 9 月在《醫學與哲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智慧的遞進結構與認知的邏輯流程》，這是一篇關於純哲學方法論的闡述。俗話說， 「磨刀不誤砍柴工」，又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這篇文章就是為日後思考統計學領域的問題做了方法學的準備。另一篇是關於「泛函化臨界回歸分割」的初稿，被 2000 年夏天在美國印第安納州首府 Indianapolis 召開的「聯合統計會議」(2000 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收錄並安排在大會第一天下午的「一般方法論」小組發言，因為我建立的算法確實與其他人都不一樣。這次與會得到了中國教育部下屬的國際會議和交流處的資金支持，因為那時的我只是一個小講師，沒有任何科研經費可以支持自己出席這一大型的國際統計學年會。

從美國返回後，這篇初稿經過修改後很快被當年的《中國公共衛生雜誌》採用，發表在當期的首篇。儘管它為解決其中所涉及的類似問題提供了一種可操作且有較好結果的統計算法，但這一算法確實存在著因不夠成熟的思考導致的缺陷。這就是為何我後來出走美國的原因，因為我決計要完善它！現在，我終於可以說，我做到了！

我尚在國內時，最後一次拜訪金教授是出國前的 2001 年夏天，那時，他原先住的那棟二層小洋樓早已不在了，而是在原地建起了一棟高大得多的教師居住樓。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每套房

應該是四室兩廳，面積超過 150 平方米。正是由於這次拆建，我們有幾年沒在金教授家舉辦過家庭音樂欣賞會了。聽說他搬家後，我就去拜訪了他。那一次，我發現他的音樂藏品都變成了 CD 類，也是應有盡有。我們專心交流了一下西方古典音樂的各流派以及我們各自的喜好。金教授說他年長後偏愛巴赫、莫扎特以及更早的巴洛克音樂。而我則還是處在喜歡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時期。或許等我到了他的那個年齡，我的偏向會有所變遷。誰知道呢？

如果說從 1984 年 5 月至出國後的前十多年裡，我基本上不再聽中國音樂，但是，最近的 5、6 年來，我卻開始喜歡上中國音樂了，還經常用小提琴演奏一些自己自幼熟悉的近當代中國歌曲。此外，由於網絡的便利，得以聆聽過大量的中國音樂，包括古典的和近當代的，主要是器樂曲。 畢竟，作為一個身在海外的中國人，對祖國的歷史和文化需要沉心去了解、理解直至喜愛。如果 說西方有古典音樂，那麼，中國能與之媲美的在我看來應該就是古典風格的詩詞了。它們都是人 類精神文化和藝術寶庫的頂峰。此外，我還認為，作為四大遠古文明中唯一倖存和延綿至今的華 夏文明，中國留給世界的最偉大的東西就是我們的歷史、文化和文物，它們共同構成了歷代中國 人深刻的靈魂。面對當今世界的紛亂，中國人最需要做的除了學習和吸收外部文明的優秀內容， 就是必須盡一切努力捍衛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文明，以便它能繼續千秋萬代地傳承和延綿下去。

我相信，人類一切偉大的創造和發明都有著相同的或相似的靈性和邏輯。每一部音樂作品都具有獨一無二的個性，尤其是西方古典音樂作品，它們體現了人類精神世界中最具靈性、活力並充滿著激情和美感的創造力。如果一個人不能去創作音樂，那麼，他應該可以從聆聽音樂中去體驗這種創造力，然後就有可能領悟甚至去模仿這種創造性。

金教授的長子、同濟醫學院附屬武漢協和醫院的血管外科專家金畢教授很想知道我聽音樂和我完成的那些關於統計方面的研究有什麼關係。我在微信里給他做了部分解答。我將這些內容展示在這裡供讀者了解和批評：

「我覺得可能很難說音樂能直接與統計學方法發生某種融合關係。聽音樂在我的科學探索過程中起到的主要是一種激發靈感和心理支撐的作用。這種作用對於我來說不是憑空想像或捏造的， 而是有著切身的體驗。這在我在上面所說的那個六天六夜的艱難經歷中有所提及。

很多時候，一旦有個動機促發了一次思考的過程，我無法預先知道這個思考的最終目的會走向哪裡，將發生什麼結果。此時聽音樂能讓思考過程出現大量的新動機和靈感。然後我會努力在這些新東西和已有的東西之間尋找某種關聯性。西方古典音樂的大型作品中一般都有著由旋律和節奏構成的豐富的動機、變奏（用統計學的術語來說就是變異）、關聯、發展和曲終（結果）。這其實與科學探索中的發現、思考並形成新的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另外，科學思考和突破性的探索不是枯燥乏味的，而是有可能充滿著激情和痛苦。有音樂相伴時能讓思考者獲得重要的心理支撐。

中華文明傳統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這其實就是一種崇尚理性和循規蹈矩。然而，科學探索恰恰相反，它需要反理性，不循規，不守舊，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獲得突破性的思想成果。這裡的『反理性』不是真的不要理性或不要邏輯，而是對現有的基於前人科學探索的結論表示懷疑和敢於否定，由此提出新的更符合理性和邏輯的科學結論。

1988 年的那個暑假我在九寨溝旅遊時，有另外三個同伴，他們都是西南交大的學生，其中一位已於一年前畢業被分配到了武漢鐵四院工作。進入九寨溝後，他們都下意識地要順著裡面已經為遊客鋪好的小路走。我喊住他們說，跟我走水邊吧。其實水邊沒有路，且滿是荊棘和灌木叢， 只能自己小心翼翼地開路，但是，我們看到的景色卻是很不一般！

所以，走了別人沒走過的路，就會看到別人看不到的風景。科學探索和思考與這差不多。你要是能發現一個新概念，你就會看到思考的過程及其終點上不一樣的風景。」

一個人在科學領域可能會成為一個學問做得很好的大師，但是，如果只是做一個循規蹈矩的優秀學者是不太可能成為大師的。想要成為一個大師級的科學家，需要有生產新概念和新思想的能力。人類的科學史上僅有極少數的敏銳者和大膽者能夠發現和領略到非凡的風景。一個人要想獲得敏銳感和直覺感，多聽偉大的音樂作品無疑是一條簡單而又富有美感的路徑。何樂不為呢？

金教授能成長為麻醉學領域的國家級著名專家，這可能與他非常年輕的時候就被貝多芬的音樂感動過有關。金畢在整理他父親的遺物時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有金教授在 97 歲高齡時寫下的一段話。從這段話里可知，他在 16 歲時就聽到過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曲∙田園》，並因此有所感動。從這張小紙片上的文字還可以看出，讓音樂融進他的生活不單純是為了休閒娛樂，更多的是為了塑造個人的精神世界和個人品格，而這種精神世界和個人品格應該與他追求學術和真理的關係極其密切，只有好的個人品格才能助力一個人的學術成就。所以，我相信金教授以這張小紙片為他的後人們揭示了他一生中這一至關重要的人生秘訣。

如果說我在同濟醫科因遇到了袁建國老師、金士翱教授、張訓桓教授和余松林教授等（當然， 還有很多給過我幫助和教誨的前輩、老師、同事和同學們，在此無法將他們的名字一一列出）是 我一生的幸運，那麼，這些人在同濟的聚集、存在、服務和貢獻則是同濟醫科的幸運！祝福母校！

願金教授、溫少曼老師和好友吳立以及早幾年前去世的畢教授和張教授一路走好! 你們在去天堂的路上會有你們喜愛的音樂相伴，那是你們的幸運！

最後，對金畢教授和陳英漢老師表達最衷心的感謝，他們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和圖片。

於 2023 年 1 月 12 日美國印第安納州卡梅爾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