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恆評《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從反思到行動：當代中國史家的作為與地位

如果說，過去的世界史是滿天星斗，現在的全球史是撞球撞擊，所以在全球史里，互動、影響、聯繫、碰撞就成了歷史的主要面向。所以，進入全球史研究，歷史的主要訴求就開始變化了（下卷，1501頁）。當下意義的全球史起源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一種超越傳統民族國家敘事的人類史，全球史為理解人類史的複雜性與相互關聯性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框架。自那時以來，出現了諸如威廉·麥克尼爾《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的歷史》、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等個人獨著的通史名著，亦出現了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卡爾·波蘭尼《大分流》、卜正民《維米爾的帽子》等這樣的專題名著，合著之作更是數不勝數。中國學術界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關注全球史，但大體屬於「三多一少」的狀況：討論的多、研究的多、翻譯的多，付諸實踐的少，或者說幾乎沒有。我們還沒有一部自己的「全球史」，我們似乎是全球史書寫實踐的缺席者、失語者。當然我們不能只做旁觀者！我們如何應對全球史的挑戰，實際上是如何看待全球化挑戰的問題；而要改變這種歷史敘述不對等與缺位的局面，則更需要一種勇氣。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材料豐富，換個角度與位置，完全可以奉獻一部精美的全球史。框架是自己的、理論是自己的、文獻是自己的、解釋是自己的，作者們實現了最初的設想。這既是全球史書寫的中國實驗，又是某種理想觀念的驗證，這種行動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們需要更多的這樣的實際探索。無論如何，這一探索都是為後人開闢一條「光明道路」（下卷，1215頁）。

拋開基本敘事外，在這本看似通識的讀物中，作者們實際上處理了以下幾個宏大問題：西方中心論問題、從傳統到現代轉型問題、中國與世界的問題、文明間的競爭問題、人類未來命運。因此，引發了我以下幾方面的思考：

一、單數的自然世界、複數的人類世界，後人各自表述，誰來表述？如何表述？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認知的不對等，先到者掌握了歷史書寫權，後來者可以修正嗎？可以居上嗎？

二、「無處非中」意味著沒有中心，亦意味著都是中心。我們如何看待近代以來的那些「世界性的大傳統」，諸如西方中心、西方文明這類傳統如何突破？民族國家的「小傳統」不改變能改變「大傳統」嗎？

三、權力是所有社會關係的一部分，權力決定人類的生存狀態，我們如何看待歷史書寫背後的權力？知識與權力結構的關係錯綜複雜，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我們獲得正確的歷史知識？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在建構自己的歷史，但大國更在乎「世界史」「全球史」的構建。歷史書寫權是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嗎？

四、敘事的「葛氏風格」，告訴讀者的不僅僅是知識、觀念、思想，更是格局、希望、寄託。引而不發、問而不答，總有言外之意，得靠讀者靜心閱讀、細心體會。

五、世界就是一個不斷延展變化的區域，人不是這個星球的唯一主人，也不是唯一的中心。時間無限、空間無限，用大歷史的眼光看，也許人類只是一個過客，全球史該如何對待非人類的那些領域？如何理解、如何拓展全球史的內涵與外延？如何擁有我們所理解的全球史？

六、現代性是同質的統一體嗎？現代性的內涵不斷豐富與更新，它帶來了很多弊端，有很多弊病又是無法克服的，我們如何看待人類的未來？時刻準備再出發，探尋終極的全球文明可能嗎？

由於知識結構、學術儲備和理解能力的限制，本文只能針對其中的部分問題展開思考並嘗試解答。

人人都是世界歷史學家的時代

如果歷史記述是真實的，人類就不會重新書寫歷史。但另一方面，歷史書寫是人類智慧的創造，它不僅要探究歷史的真相，更要解釋世界，從而增加世界的美感。一部偉大的歷史作品是一部情節複雜的小說，就像一首無言的歌，它肯定會像打動感官一樣打動人的心靈與思想。

好的著作從不欺騙讀者的眼睛，哪怕只是一瞬間。優秀的著作，一定是結構新穎的，因為它承載著獨特的思想；必然是體現傳統的，因為它運用人們熟悉的概念、知識和詞語來表述；必定是開放、包容和前沿的，它會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讓讀者獲得新知。好著作就像一座巨大的鏤空雕塑，讀者通過在其中來回走動，快速穿梭，細細品味，駐足觀賞。此外，作品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應具備審美元素，這是最基本的要求。沒有審美元素的敘事不能稱為好作品，沒有美感就難以肅穆。全書結構精妙，章節設置新穎，語言優美，值得回味。這就是《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

本書的目錄結構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產物，緒論和結語前後照應，還有「番外」的設置，這既豐富了細節，也完善了邏輯，回應並體現了全書的宗旨。然而，歷史長河浩浩蕩蕩，世界太大，不可能面面俱到，也無法寫盡所有內容。書中每個部分的過渡都非常自然，比如上卷第二講轉到第三講「全球聯結時代的到來：十二到十四世紀」，上一講最後寫道：

隨著我們所討論的時代，也就是七至八世紀走向尾聲，唐朝、拜占庭帝國、大食帝國三足鼎立的國際格局，以及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三分天下的世界，沒有能繼續維持下去。全球歷史變動不居，帝國命運流轉無常。唐朝經濟中心南移、草原上疾風飄動，以及圍繞著阿拉伯世界邊緣地區開展的聖戰，都在預示著一個更新時代的到來。（上卷，330頁）

全書的起承轉合基本都是如此自然，可謂無縫對接，閱讀起來毫無割裂感。小段落讓人輕鬆，可以隨時掩卷而思。除了段落簡短，結構也很靈活。比如討論漢朝擊敗匈奴的原因時，標題分別為「漢朝為什麼最終能擊敗匈奴？」「漢朝擊敗匈奴的因素（續）」「漢朝擊敗匈奴的因素（再續）」（上卷，273-279頁），這種方式很照顧讀者，自然讓人願意花更多時間閱讀。

作者們善於通過故事展開對比，極力挖掘事件的全球史意義與價值。這裡有必要重複書中所敘述的這件事：當年面見乾隆皇帝的英國使團中，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孩，他是副使的兒子，小喬治·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小斯當東天資聰穎，他和乾隆皇帝以中文對話，頗受皇帝喜愛。他後來成為英國最為重要的中國問題專家，服務於東印度公司，翻譯過《大清律例》，還當上了議會議員。但是，成年以後的斯當東，對中國的態度逐漸變得強硬和傲慢。在英國議會討論是否應因鴉片問題對華動武時，就是這位小斯當東，以中國專家的身份，把許多英國政治家也批評的鴉片貿易解釋成「商業利益衝突」，並且以沙文主義的腔調說：「如果我們不能在中國立足，那麼印度也會排擠我們、不尊敬我們，這個情況會蔓延到整個世界，到時就沒有我們的立足之地。」

小斯當東

可見，在某種意義上，兩種文明、兩種秩序的衝突，不過是大英帝國的殖民說辭。當所謂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取代了「東亞傳統宗藩體系」時，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也不過是一種原本地方性的近代歐洲文明被當作全球性的普遍文明，取代了另一種來自傳統東亞和中國的地方性文明；一種起源於十七世紀的國與國之間的交往秩序，被當作全球各國必須共同遵守的公法，替代了另外一種歷史悠久的、名為「朝貢」「冊封」或「宗藩」的國際秩序（下卷，1441頁）。

把地方的變為世界的，成為普世的，確實是西方世界的長項，這也是我們要深入反思的地方。他們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而且能實現自己的想法？是什麼觸發了近代歐洲的興起？毫無疑問，地區之間、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一直存在某種張力，制度、技術、道德與文明之間存在競爭。如果將中國史放在世界背景下思考，會有很多新的發現。中國的經驗、中國的傳統、中國的材料、中國的認識同樣具有世界性。我們該如何對接世界？如何進入世界？如何與世界互動？我們必須找到辦法，讓讀者了解世界、認識世界、理解世界。世界不僅只有我們，無論我們多麼偉大，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需要更多的寬容，對文化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有更深入、更公正的理解。今天，還有誰不是歷史學家呢？人人都是歷史學家，甚至都是世界歷史學家。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去解釋世界，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未來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歷史學家。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世界、對待世界。毋庸諱言，研究世界是我們的弱項。

中國與世界的問題即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的問題

葛老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