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處境的特點，就是他被拋向一個他並沒有致力於構建的世界，這個世界是在沒有他參與的情況下製造出來的，對他來說，這個世界似乎是一個絕對物，他只有絕對服從的份兒。

在他的眼裡，詞語、風俗、價值觀等都是一些既成的事實，就像天空和樹林一樣不可抗拒；這就是說他所生活的世界是嚴肅的世界，因為嚴肅精神的根本含義就是把價值觀當作完全現成的事情。這當然並不意味著兒童本身就很嚴肅，相反，他可以進行遊戲，可以自由地花費他的生存。在他兒童的圈子裡，他覺得他可以盡情追求，在快樂中達到他給自己設定的目標；但他是在從容不迫中完成這個經歷的，這恰恰是因為向他的主觀性開放的這個領域，在他自己的眼中顯得無關緊要，這是兒童的領域，他很幸運在這個領域中不用負任何責任。

真正的世界，那就是成人的世界，在成人的世界中，兒童只能遵守和服從；他天真地成為他人的海市蜃樓的犧牲者。他相信父母和老師的存在：把他們當作神靈來尊敬，而父母師長卻無法成為神靈，他們只好滿足於向神靈借取一件外衣，去哄騙兒童那天真的眼睛：獎賞、懲罰、獎品、讚譽或謾罵，都向兒童注入一種信念，即世上存在著善良、邪惡、自身的目標等，就像存在著太陽和月亮一樣。

在這個充滿確定和充實之物的世界中，兒童會認為他自己也以確定和充實的方法存在著：他要麼是個乖孩子，要麼是個搗蛋鬼，而且樂在其中。

倘若在兒童隱秘的深處有什麼東西否認這個信念，他會將這個缺陷隱藏起來；他會自我安慰，把這種不堅定性歸咎於年幼無知，把希望寄託於未來：將來他也會成為偉大而莊嚴的人物。而眼下，他扮演著存在的角色：扮演聖人、英雄、流氓；他覺得自己和這些楷模沒有兩樣，他所讀過的書向他粗線條地描繪了這些楷模：探險者、強盜、慈悲修女等，其形象清晰。嚴肅的遊戲在他童年的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義，以至於他自己確實會變得很嚴肅：我們知道這些作為成人縮影的兒童的情況。甚至在生存的快樂處於最強烈的時候，當兒童醉心於其中時，他會感到得到某種頂板的保護，以對抗生存的風險，這個頂板是一代代人在他頭頂上建設起來的。正是在這個方面，兒童的狀況（在其他方面還應該是個不幸的狀況）在玄學方面是優先的狀況。

兒童在正常情況下會擺脫對自由的焦慮，他可以隨心所欲地不聽話、懶惰，他的任性和錯誤都只是他自己的事情，在大地上並沒有什麼分量。他的錯誤並不損害一個世界那恬靜的秩序，因為這個世界在他之前就已經存在，在沒有他時就已經存在，在這個世界中，他因為無足輕重而處於安全之中。他可以做他喜歡的一切事情而不受懲罰，他知道，永遠也不會因為他而發生任何事情，一切都是既成的事實；他的行為不會介入任何東西，甚至他自己也不會介入進去。

有這樣一些生靈，他們的整個生命就在兒童世界中流逝，因為他們被保持在一種受奴役和無知的狀態中，他們沒有掌握任何辦法，去打破架在他們頭頂上的頂板；他們可以像兒童那樣去行使自己的自由，但只能在那個在他們之前和沒有他們時就已形成的世界中行使這個自由。例如奴隸，當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自身被奴役的狀況時，情形就是這樣。當時南方種植園主把黑人看作「大孩子」，這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因為黑人順從地忍受他們的家長式統治；情況是他們遵守白人世界的規矩，所以黑人的處境與兒童的處境完全一樣。

在許多文明中，這種處境也是女人的處境，她們只能忍受男人所創建的法律、神靈、習俗和真理。即使在今日的西方國家中，還有很多的女人，即那些還沒有在工作中學習使用自由的女人，她們仍然處在男人陰影的庇護下；她們對丈夫或情人所認可的意見和價值觀言聽計從，這使得她們發展了一些兒童的素質，一些禁止成人擁有的素質，因為她們依託在一種不負責任的情感上。

人們常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如果說女人的這種狀態常常顯得很有魅力，非常優雅，如果說女人的這種狀態具有令人感慨的真實性，那是因為它像兒童的遊戲那樣，表現為生存的一種無動機和純粹的愛好，它是嚴肅的缺失。

不幸的是，在很多情況下，這種無憂無慮，這種歡樂，這些誘人的發明卻導致了一種深層的與男人世界的同謀關係，而女人們又似乎只用親切的態度去抗議這個男人世界。對這種情況感到驚訝那就大錯特錯了，一旦庇護她們的大廈似乎處於危險之中時，這些敏感、天真而又輕率的女人，便表現得比她們的主人更為激烈、更為頑強，甚至更加瘋狂或更加殘忍。

於是我們看到女人與真正的兒童之間存在的差別：對兒童來說，處境是強加的，而女人（我指的是今日的西方女人）則選擇了這種處境，或者說她至少認可了這種處境。

無知和犯錯是不爭的事實，與監獄的牆壁一樣不可抗拒。

十八世紀的黑奴，被關在閨閣深處的穆斯林女人，他們沒有任何工具反抗這種壓迫他們的文明，就連在腦子裡想一想，或對此感到驚訝或生氣都不可能。他們的行為只能在這個既成現實中加以定義和評判。也可能有這種情況，即在女人的處境中，就像在所有受限制的人類處境中那樣，她們認識到一種對自身自由的完全肯定。但是一旦某種解放顯得有可能時，不去利用這種可能性就是對自由的一种放棄，這种放棄將導致惡意行為，成為一種積極的錯誤。

事實上，兒童世界很少能夠保持到青少年。從童年時起，就開始出現一些裂痕；在驚奇、反抗和不遵守的行為中，兒童漸漸要問：為什麼應該這樣做？這樣做對什麼有用？而如果我不這樣做，又會發生什麼事呢？於是他發現了自己的主觀性，也發現了他人的主觀性。

而當他到達青少年的年齡時，他的整個世界開始搖晃，因為他發現了許多使成年人互相對立的矛盾，使他們的遲疑和缺點暴露無遺。人在他的眼中不再以神靈的形象出現，同時，青少年會發現他四周現實的人性特點：語言、習俗、道德、價值觀等都來自這些飄忽不定的造物；他自己將應召親自參與人類的改造行動，這個時刻已經到來；他的行為就像其他人的行為一樣，開始在大地上具有分量，他也必須做出選擇和決定。

我們知道，兒童非常艱難地經歷自身歷史的這個時刻，這無疑也是青少年危機的最深層的原因：個體應該最終承擔他的主觀性。從某個角度來說，嚴肅世界的倒塌倒是一種解脫。當兒童不負責任時，面對領導事物進程的黑暗力量，他感覺到沒有自衛的能力。但是，不管獲得解放的快樂有多麼強烈，青少年還是感到一種強烈的不安，他感到自己被拋向了一個不再現成的世界，一個需要構建的世界。

青少年被一個什麼也抓不住的自由折磨著，他感到自己被人遺棄，感到自己的生存沒有道理。

面對這個全新的處境，青少年會做什麼呢？正是在這一時刻，他將做出決定；如果個人的歷史，即人們稱之為自然的歷史，如官能性、情感情結等，主要取決於他的童年，那麼青少年時代將是他做出道德選擇的時刻：於是自由顯露了出來，在自由面前必須決定他的態度。

毫無疑問，這個決定可以隨時受到質疑。但實際上轉換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世界向我們返回一個選擇的映像，並通過這個選擇所造就的世界對這個映像進行確認；這樣就形成一個越來越嚴格的圈子，要擺脫這個圈子也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人所具有的不幸，即因為他曾經是個兒童而造成的不幸，就是他的自由起初是對他隱瞞著的，所以他終身保持著對這段時光的留戀，留戀那段不知自由及其要求為何物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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