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日後被譽為「物理學第一夫人」的吳健雄在沐浴著自由、平等氣氛的家庭中誕生，長大後多方面的才智深得胡適和其他老師們的讚賞，並與胡適結下了終生友誼。與她同歲的袁家騮有叱吒風雲的祖父，卻從小自力更生。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對這位謙謙君子青睞有加，引導他走上了物理的道路，並幫助他獲得了去美國讀書的獎學金。終於，這兩位才華橫溢的青年才俊相遇在伯克利，物理研究生涯從此起航，相知相伴的人生也由此開始。他們就像是」雙子星」，在物理學的蒼穹中相伴遨遊。

撰文 | 丁玖（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數學教授）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南京大學讀書的莘莘學子對兩個人最為欣賞。一位是南京大學的匡亞明（1906-1996）校長。他是中國老一輩革命家中的一位名副其實的教育家。他求賢若渴、教授挂帥的治校故事舉不勝舉。

另一位卻從來沒有在南京大學正式教過書或當過官，但原是南京大學的前身國立中央大學三十年代的物理系畢業生。那些年中，每當她和她的丈夫出現在南大校園，整個南京大學就沸騰起來，就像現在的當紅歌星出現在北京首都體育場獻唱或天才作家出現在大學禮堂傳授作文秘訣一樣的熱氣騰騰。

她的名字叫吳健雄（1912-1997），對她孤陋寡聞者或許以為這是一位鬚眉的大名。是的，她的名聲在全世界可以用響徹雲霄來比喻。她被譽為「中國居里夫人」、「世界物理女王」。她雖然沒有拿到過諾貝爾物理獎（其實，許多物理學家認為她應得此獎），但卻是另一殊榮——沃爾夫物理獎的首屆（1978）獲獎者。她是普林斯頓大學百年歷史上第一位女性榮譽博士、美國物理學會的第一任女會長。她比李政道、楊振寧更早成為美國科學院的院士，是第一個華人院士。此外她比楊振寧早十一年被美國總統授予國家科學獎。她和他們兩人還有一點不一樣的是，她的配偶袁家騮（1912-2003）也是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

她年輕的時候，美麗；她中年的時候，典雅；她老年的時候，慈祥。當我第一次在美國執教大學物理系的會議室牆上見到她在哥倫比亞大學普平實驗室（Pupin Hall）的照片時，由衷地讚嘆她那特有的女性科學家的氣質。後來，我在家鄉的書店買到一本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吳健雄——物理科學的第一夫人》。這是輔仁大學數學系畢業的記者江才健所寫的第一本華人科學家傳記，也是他寫得最好的一本。我當時就被紙張質量也是一等的該書迷住了，包括錦上添花的若干迷人照片，尤其是那張身材嬌小的東方美女吳健雄小姐與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物理系的高大英俊的美國同學手拉手的合照，頗為生動。作者對吳健雄的事業成就與情感生活都寫得鮮活可口，難怪楊振寧先生對此書也讚不絕口。自己感到可惜的是，我保存的這本吳健雄傳記十七年前借給一位數學博士生後再也沒有回到身邊。今天，如果有人送我這本不易購得的好書，我將感激涕零。

今年4月5日是袁家騮誕辰107周年的日子，而五十六天後的5月31日則是吳健雄的107歲生日。5月也是她的母校南京大學建校一百一十七周年。作為一直對他們夫婦的人格力量和獻身精神十分敬仰的一名後學，作為有幸能和吳健雄同為南大校友的當年七七級學生，我想在這裡回憶一下我所知道的袁家騮吳健雄夫婦的人生軌跡，表達對這兩位已故世紀老人的深切紀念。

吳健雄 | 圖片來源：Beyond Curie

少年時代

吳健雄是典型的江南女子。她生於辛亥革命後的翌年晚春。革命的成功、共和的建立、父輩的進步，讓這個作為父母唯一的女孩的她從一出生就沐浴在自由、平等的反封建家庭氣氛之中，這對她的成長極為重要。她的出身地是江蘇省太倉縣的瀏河鎮，距離上海僅有六十五公里左右的路程。她的父親吳仲裔（1888-1959）堅信男女平等，不僅給女兒起了一個響亮的男性化名字，而且讓她和男孩子們接受一視同仁的教育。吳健雄哥哥的名字吳健英和弟弟的名字吳健豪，加上她自己的，其最後一字按順序是「英雄豪傑」中的前三位。這可以想像他們的父親氣派有多大，期待有多大！

吳健雄的父親反對重男輕女，他於1913年在家鄉創辦了明德女子職業補習學校。這在一百年前纏足、納妾還在盛行的中國是多麼了不起的壯舉。父親自然地讓女兒和兒子一樣進學堂。十一歲時，在父親所辦小學一畢業，吳健雄就隻身一人去了蘇州女子師範學校學習。在近萬名的考生中，她以名列第九的入學會考成績成為那年進校的兩百個新生中的一員。她後來說過，這所女子師範學校之所以著名，並不僅僅因為有較高的學術水準，還因為其先進的教學方法：經常請有知識的學者和名流來做講座。的確，校長楊誨玉女士居然能把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和教育改革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及其著名弟子請來給女中學生們做演講，並觀摩她們的家政課、品嘗她們的烹飪手藝，這讓小小年紀的她們早早接受了世界潮流新思維的啟蒙和薰陶，為日後改造世界建立根基。請來的一位中國演講者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之一，大名鼎鼎並且風度翩翩的胡適（1891-1962）博士。胡博士就是杜威教授的中國產品，這位原產安徽績溪的才子從美國的導師處搬回了西方的自由平等並身體力行地參與改造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如果問吳健雄自己一生中最欣賞誰，可以引用她曾說過的話。她說，在一生中影響她最大的兩個人，一個是她父親，另一個則是胡適先生。當時她根本想像不到，幾十年後她會在杜威傳道授業幾十年的哥倫比亞大學授業傳道也是幾十年。

胡適並非僅在那時候對她深有影響。歷史給了他更多影響她的關鍵機會。從蘇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吳健雄因成績好保送進入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讀書，但因師範畢業生轉入正規大學需要服務教書一年，在非強制性要求的機動靈活中，她便去了上海吳淞的中國公學繼續求學。最早的中國公學1906年由一批集體退學的愛國留日學生創辦，早年的胡適曾就學於此，並參與過後來與該校合併的中國新公學的創立。還在北京大學當教授的胡適此時每周南下一次在那裡教書，並且擔任這個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的校長。就是在這個學校里，吳健雄的多方面才智，包括融會貫通的人文知識和「筆大如椽」的作文能力，甚至「挺秀勁拔」的一手好字，贏得了長她二十歲的胡適的高度讚賞，並建立了終生的友誼。

江才健1989年採訪吳健雄時，記錄了她對中國公學的美好回憶並寫進自己的書中：吳健雄修了胡適每周一次兩小時的大課「有清三百年思想史」。一次考試，她坐在教室中間最前排，面對胡適。三個小時的卷子，她兩個小時就頭一個交卷。改好卷子後，胡適對教歷史的楊鴻烈（1903-1977）和教社會學的馬君武（1881-1940）兩位老師說，他從沒有看到一個學生，對清朝三百年思想史懂得那麼的透徹，我給了她一百分。楊鴻烈和馬君武也告訴他，班上有一個女生總是考一百分。於是三人各自把這個學生的名字寫下來，結果拿出來一對，寫的都是吳健雄。

胡適對吳健雄不光讚譽有加，而且期許也高。在吳健雄赴美讀書後，他在旅行中逛書店看到一本二十世紀最偉大實驗物理學家、19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盧瑟福（1871-1934）的書信集，就買下直接寄給了遠在伯克利的她。吳健雄1990年對江才健說，「這才是師生關係啊！」

青年時代的吳健雄

如果說吳健雄的父親只是一個順應時代潮流的進步知識分子，袁家騮的祖父卻是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一位風雲人物。天下華人很少沒聽說過民國初年時期銀元上的那位「袁大頭」的。正因為他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稱帝之舉，不光政治上身敗名裂，更以五十七歲之年憂鬱而死。這一年，袁家騮才四歲大。他的父親袁克文（1889-1931）是與政治上野心勃勃的長兄袁克定（1878-1958）不大一樣的是，袁克文一生對政治冷淡，曾寫下「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的詩句影射帝制，從此被他的父親冷淡。他長於詩文，工於書法，演唱崑曲，愛好藏書，玩賞古物，和章伯鈞（1895-1969）女兒章詒和的暢銷書《往事並不如煙》一書中回憶的張伯駒（1898-1982）同屬一類人物。事實上，他們都被稱為「民國四公子」，另兩位公子則為張學良（1901-2001）和溥侗人。袁家騮從小就養成了自強不息自力更生的好習慣，而不是一個可以叫囂「我的爸爸是李剛」的紈絝子弟。

袁家騮出生於河南省項城市王明口鎮袁寨行政村，是袁克文的第三子。他的母親本是南部小班名伶，據說皮膚細膩白皙、氣質高雅，袁克文一見傾心，納為姨太太。由於父親失寵於祖父，他很小就和母親居住鄉間老家，待到爺爺去世離開袁寨。他雖生於官宦之家，從小卻沒能像吳健雄那樣得到家庭厚愛。十三歲時，他隨同母親和妹妹一起遷到天津居住，並進入天津南開中學讀書。但他讀了一個月余，就轉到英國倫敦傳教士辦的教會學校——新學書院。三年後他考進了工商大學就讀工程學。這是一所不太起眼的學校，但促進了他兩項終生愛好：從事應用研究和喜歡動手做事。

青年時代的袁家騮

大學生活

1930年袁家騮轉學到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教育家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當校長的燕京大學，改讀物理。有工程背景的他最大的業餘愛好之一是剛剛興起不久的無線電通訊，這一愛好讓他和具有同一愛好的校長建立了友誼。另一大愛好是拉京胡，拜的是著名琴師楊寶中。在學問上，他的業師是謝玉銘（1893-1986）教授。復旦大學的學生如果對這個名字生疏的話，可以查查已故復旦前校長、女物理學家謝希德（1921-2000）的家譜。不知這個家譜是否起始於東晉謝安、謝玄叔侄。唐朝才子詩人王勃的《滕王閣序》中有一自謙之句「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這被我的大學同學田剛巧妙地用到題贈於我的畢業留言「願為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謝玉銘謝希德父女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的謝家之寶樹。謝玉銘為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麥可遜（Albert Abrahan Michelson，1852-1931）的學生，1926年獲得博士學位。他1932年應邀去了加州理工學院擔任客座教授，與同事休斯頓（William Vermillion Houston，1900-1968）發現並發表了一個實驗與理論不符的驚人結果，這就是十多年後蘭姆（Willis Eugene Lamb，1913-2008）發現並獲諾貝爾獎的「蘭姆位移」。楊振寧認為如果當時的理論物理學家面對同時存在的真假難辨的試驗結果深入思考一番，中國人獲諾獎的時間或許能提前二十年。

謝玉銘在燕京大學後來成名的學生中除了袁家騮外，有1931年本科畢業、兩年後取得碩士學位、1938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盧瑟福門下拿到博士學位的張文裕（1910-1992）以及他未來的太太王承書（1912-1994）。她在1934年和1936年分別獲得學士、碩士學位，1944年於密西根大學在發現電子自旋的著名物理學家烏倫貝克（George Eugene Uhlenbeck，1900-1988）的指導下拿到博士文憑。這也是一對中華物理雙星，分治實驗和理論，丈夫是中國宇宙線研究和高能實驗物理的開創人之一，妻子則是氣體動力學和鈾同位素分離的一位先驅。稍遲入學的另一個學生盧鶴紱（1914-1997），本科畢業就去了美國留學，27歲取得明尼蘇達大學的博士學位。他後來成為中國的核能之父。看來，燕京大學這所當時中國最美的教會大學，為中國的人才培養功不可沒。就像「尊師愛生」的匡亞明校長一直被南大學子永誌不忘一樣，提倡「學術自由」的司徒雷登校長也被燕大的校友們銘記在心。2008年，在美國去世四十二年後，司徒雷登的骨灰按照他生前的遺囑終於在他的中國出生地杭州安葬。

北方的袁家騮插入燕京大學的同年，南方的吳健雄也跨進了中央大學的大門。她開始念的是數學系，一年後轉入物理系，和袁家騮是殊途同歸。一個人從事其最喜愛的工作時，成功的幾率最大，因為他（她）會像墮入情網的人一樣全神貫注、全力以赴。通常所說的勉勵之語「失敗是成功之母」可以改成「愛好是成功之母」。

1932年，袁家騮大學畢業後留在本校的研究生院繼續讀書，兩年後獲得碩士學位。他不光學習好，為人也好，深受美國校長的青睞。是司徒雷登幫助他順利獲得國際獎學金，而於1936年考入美國加州大學柏克利校區深造。幾年後，當他和吳健雄結為連理時，另一個作為加州理工學院校長的美國人——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1868-1953），充當了新娘新郎的證婚人。能讓兩個大學校長都親自出面的青年學生，應該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佼佼者。

中央大學時代的吳健雄，繼續是個人見人愛的好學生。她後來的卓越成就常讓人將她和居里夫人（Maria Sklodowska-Curie，1867-1934）相比。吳健雄的博士論文導師、費米的學生、也獲得過諾貝爾物理獎的塞格瑞（Emilio Segre，1905-1989）早年與居里夫人有所過從。他在評論吳健雄時寫道：「她的意志力和對工作的投身，使人聯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優雅和智慧。」其實，早在本科生時代，就有人於無形之中將她與居里夫人相連了。這個人就是二十五歲就成了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施士元（1908-2007）。1933年，施士元在居里夫人的門下拿到博士學位後當即回國效力。很快他就成了吳健雄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雖然回國的施士元由於科研氛圍的限制，未能像自己的老師和學生那樣成為世人景仰的大物理學家，他作為偉大的物理教育家為吳健雄從事物理研究打下了第一樁，就像楊振寧的碩士研究生導師王竹溪（1911-1983）那樣。多年後，尊師的吳健雄每次回國都要探望老師，而比吳健雄只大四歲的施士元一生淡泊明志，教書育人，弟子中超過十人成為院士，並活到百歲。

吳健雄不光書念得好，待人接物也是有口皆碑。她當時的最好朋友之一、酷愛丹青的孫多慈（1913-1975），比她小一歲並晚一年進中央大學。藝術細胞超群的孫小姐是深受美術系主任徐悲鴻（1895-1953）器重的好學生，後來並與老師擦出令人感嘆萬千的「慈悲之戀」。孫多慈最終去了台灣，1975年因病赴美就醫，同年在她一生知己吳健雄的家裡與世長辭。吳健雄的另一位好朋友曹誠英（1902-1973）因比她大十歲，已留校在農學院當助教，對她也特別體貼。曹誠英是胡適二嫂的半個妹妹，之前曾和長她十歲的胡適之發展出未有結果的「誠適之戀」，未有結果的原因就是胡適母親送給寶貝兒子的大禮物——三寸金蓮、目不識丁、長他一歲、治夫有方的太太江冬秀（1890-1975）。以白話詩運動來推動中國新文化的胡適大概曾為所愛之女寫下了《有感》一詩：「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里的一點生意；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1934年，吳健雄以一篇題為《證明布喇格定律》的優秀畢業論文獲得學士學位。之後她受聘到被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稱為「東方劍橋」的浙江大學物理系當助教，不久就進入中央研究院物理所，跟隨一名從美國密西根大學獲得博士留學歸來的女物理學家顧靜薇從事研究工作。顧教授不知聽誰提過吳健雄，一次碰見在化學所做研究的中央大學化學系畢業生程崇道，問她認不認識吳健雄。對方回答：「是的，我認識她，她是我們同學中的健者，智慧高，能力強，做事認真，性情和善。」這就是為何吳健雄會被顧教授招進物理所。

但是，吳健雄胸有大志，她想步顧靜薇的後塵，橫渡太平洋去密西根大學深造。顧教授也熱情鼓勵她，加上她自己辦公司的叔父吳逐之也願意解囊相助，資助她的學費生活費。這樣1936年的夏天，她去了美國。但是，誰也沒有想到，與父母在上海黃浦江邊的告別，本以為只是幾年的短暫分離，卻是實際上的永別。

加州邂逅

與當今中國闊佬的子弟腰纏萬貫地出國留學的經濟實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是，當家世顯赫的袁家騮1936年的7月踏上了隻身闖蕩美國的旅程時，他身上帶著的錢僅有四十美元，乘坐的只是三等艙鋪，在兩周多的大海航程中，只靠充滿腥臭味的鹹魚果腹，連稍貴一點的稀飯也捨不得吃。到達加州舊金山時，他的體重下降了十幾斤，口袋裡也只剩下二十五美元。此時，他那「才華橫溢君薄命，一世英明是鬼雄」的父親已經撒手人寰五年。

袁家騮到達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物理系報到後，過了兩三周，吳健雄與同行的董若芬抵達附近的舊金山，住在丈夫在伯克利教書的一個老同學家里，準備停留一周繼續向位於中西部的密西根州小城安娜堡的「美國公立大學之母」密西根大學行進，一個讀物理、一個讀化學。然而，這時候，歷史開始改寫。自然，在舊金山海灣地區盤桓幾日休整的吳健雄想見識一下伯克利的物理系，於是熱心的伯克利中國學生會會長、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人Victor楊讓最合適人選、物理系研究生新人袁家騮全程陪同參觀。楊君的歷史功績是他客觀上成了吳健雄與袁家騮的紅娘。

比密西根大學年輕得多的伯克利物理系，此時正如早晨的太陽一樣地蒸蒸日上、氣象萬千。回旋加速器之父勞倫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1901-1958）和未來的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正在那裡朝氣蓬勃地幹著，而費米的學生塞格瑞兩年後也去了那裡。一個個物理實驗室，尤其是勞倫斯的放射性實驗室，讓做過X光晶體繞射光譜實驗的吳健雄看得流連忘返，馬上就動了留在這裡讀書的念頭。

但是真正讓吳健雄下決心留在伯克利的倒是她那周聽到的一件傳聞。據說密西根大學的一個學生俱樂部不讓女生從正門入內，儘管女生和男生一樣為建它出過力、捐過款。這讓生於中國男女平等之家的吳健雄大吃一驚。這種歧視甚至在中央大學她都沒有經歷過。儘管有六百名中國學生正在密西根大學讀書，她怎麼能去那裡當性別上的二等公民呢？其實，與那句名言「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有共鳴的吳健雄在她後來的美國高校職業生涯的初始階段依然未逃脫西方國家「男尊女卑」的影響。

決心已下，駟馬難追。即便得罪了本應一起東行的同鄉女伴董若芬並被其耿耿於懷到終生冷遇，吳健雄仍然由袁家騮陪同去見了物理系主任柏基（Raymond Thayer Birge，1887-1980）教授申請入學。對帶著外國腔尤其是中國腔以及女性學生也有點歧視的他卻破例錄取了她，儘管學校已經開了學。這大概歸功於吳健雄身上迸發出的物理天分和優雅氣質。一滴水反映太陽，具有魄力的柏基領導物理系一直到1955年為止，把伯克利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基地和人才中心。

就這樣，歷史的機遇，讓兩位優秀的華夏兒女相識於萬里之遙的異國他鄉，邂逅於負笈海外的加大校園。誠然，這離愛情遠得很呢，儘管袁家騮給吳健雄肯定留下了熱心、厚道、助人為樂的好印象，而袁家騮肯定也被吳健雄的美麗和才華迷住了。他們的互相吸引和愛的旋律還要先受時間和空間的雙重考驗。

吳健雄由於家境較好，加上對她疼愛有加的親叔叔的資助，留學生活的經濟狀況遠比袁家騮要好。後者靠的是校方免學費、可住國際學生宿舍的獎學金，十分拮据。一年後，兩人書都念得很好。這時吳健雄希望得到學校的獎學金，以便減少叔叔的負擔。但是，在整個國家對東方人歧視的大環境下，柏基不敢給他們全額獎學金的資助，只給了數額較少的助讀金（Readership）。吳健雄尚可接受，但袁家騮則難以生存了。這種杯水車薪式的獎勵實際上人為地將他們隔開了。

於是，袁家騮向位於洛杉磯的另一所蒸蒸日上的學校加州理工學院申請轉學。幾年前他曾經轉學到燕京大學，並為校長司徒雷登所器重並推薦給伯克利。沒想到，這一次申請學校的校長密立根親自拍來電報給他獎學金，並要他立即回復。袁家騮馬上接受了這雪中送炭的資助，雖然對愛惜青年人才的柏基是個不小的打擊。事實上，密立根成了他後來的博士論文導師。

但是，盧溝橋事變燒起的中國抗戰烈火炙烤著袁家騮七尺男兒的愛國之心。他和好幾個中國學生商議，打算回國效力。恰巧胡適來到洛杉磯，聽說他們有此想法，眼光深遠的他把他們叫去相勸：中國必將勝利，戰後國家建設需要許多人才，你們應當好好讀書，以便戰後建設新中國。這和1814年敵軍兵臨城下時法國的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不讓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的學生上前線的名言「我不願為取金蛋殺掉我的老母雞！」一個道理。於是，袁家騮安心讀書，與吳健雄同年獲得博士學位，並留在導師處做了兩年博士後研究。

健雄起飛

1937年袁家騮轉學後，吳健雄繼續留在伯克利，開始了她第二年的博士課程學習。她的老師都是才華橫溢的物理奇才，如曾在量子力學的發源地和玻恩（Max Born，1882-1970）等先驅者互動頻繁的美國理論物理學家奧本海默。她的一幫同學中不少人後來成了北美物理學界的頂級人物，如費米實驗室主任、1973年美國國家科學獎獲得者威爾遜（Robert R. Wilson，1914-2000），加拿大物理學會會長和國家科學顧問渥科夫（George Michael Volkoff，1914-2000）和前面提到過的蘭姆。第一年剛開始時她和袁家騮的英文聽力都不太靈光，有時要抄後來自謙自己「不是一個好的物理學家，但卻是一個很好的學生」的渥科夫的筆記。

讀了兩年的博士課程後，吳健雄真正的研究生涯於1938年開始起航。她的博士導師名義上是勞倫斯，他不光是大牌教授，在她畢業的前一年甚至榮獲諾貝爾獎。但忙碌不堪的勞倫斯無暇顧及全部，這導致吳健雄實際上的導師是一開始還不是教授的義大利人塞格瑞。

吳健雄後來以「β-衰變」的世界權威著稱。其實她的第一個實驗工作就是1938年由勞倫斯指導的關於放射性鉛因產生β-衰變放出電子而激發產生出兩類X光的現象。第二年她就跟隨塞格瑞研究鈾原子核分裂的產物。這直接與前一年年底德國科學家發現而由麥特勒（Lise Meitner，1878-1968）和她也是物理學家的侄子費許（Otto Frisch，1904-1979）斷定為鈾原子核分裂的驚人發現有關。麥特勒是王淦昌（1907-1998）1933年博士論文的導師，被愛因斯坦認為「天賦高於居里夫人」 。他們的發現於1939年1月19日發表在《自然》雜誌上，而全世界的原子核物理學家們都迫不及待地開展類似的實驗研究。在這歷時兩年的探索中，雖然有導師的指導和他的許多初始想法，但吳健雄的實驗大部分是自己獨立做出來的。其中的一項成果居然為後兩年的原子彈研製提供了關鍵的貢獻。麥特勒和吳健雄同樣都是女性，而兩人都同樣令人遺憾地被諾貝爾獎委員會忽視了。常常有人拿她們與曾為居里（Pierre Curie，1859—1906）學生並在早期事業上得到夫君極大提攜的居里夫人比。其實許多大物理學家會把居里夫人的才華和貢獻放在她們之後，儘管前者兩次獲得諾貝爾獎。也許，不妨把吳健雄稱為中國的麥特勒更為恰當。

Lise Meitner是原子核裂變的發現者，第109號化學元素以她的名字命名。| 圖片來源：Beyond Curie

吳健雄的實驗工作深受兩位導師的讚賞，因為它們一直是精確而細緻的，這是她一貫的風格。筆者買過一本塞格瑞1993年的自傳的中文翻譯，看到他對其第一個學生的高度評價：對工作狂熱，對物理著迷，極有天分，十分聰敏，才氣橫溢。比吳健雄早三年在伯克利拿到博士學位的195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核化學家西博格（Glean Seaborg，1912-1999）1990年這樣描繪他對她的看法：在伯克利一大群聰明的人中，作為非常聰明的少數幾個女性之一，吳健雄最令他印象深刻的，還是她的堅持和決心。西博格還記得吳健雄在用勞倫斯的回旋加速器做實驗時是那樣的頑強，那樣的執著，使人很難跟她競爭。這種寸土不讓的毅力後來在她一生中最偉大的工作中充分展現。

塞格瑞作為導師也常有道德高尚的閃光，讓吳健雄感動。有一次他去見自己的老導師費米以「獲取靈感」，吳健雄在此期間獨立得出兩种放射性態惰性氣體的半衰期和其他數據，這讓從東海岸回來的塞格瑞大為激賞。基於這些實驗結果，吳健雄寫了一個報告，把導師的名字自然地放在上面。塞格瑞看了報告後，划去了自己的作者名。1940年這篇只有吳健雄一位作者的響噹噹的論文發表在美國地位崇高的《物理評論》上。在當今論文數量挂帥的中國，不知道有多少比例的教授願意在自己沒有實質性貢獻的學生論文上刪去本人的名字。

從1940年拿到博士學位到他們結婚為止，吳健雄和袁家騮分別繼續留在伯克利和加州理工從事博士後研究。

吳健雄發表在《物理評論》中的工作，有些二戰時敏感的數據並未發表。在美國介入太平洋戰爭後啟動的原子彈研製中，一個關於原子反應堆的停滯問題由於是惰性氣體在作祟，於是塞格瑞一揮手說：「應該去問吳健雄！」於是，吳健雄那些本想推遲到戰後發表的絕密數據在關鍵的時刻派上了大用場。吳健雄，一個中國人，一個女實驗物理學家，成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研製成功的一位奉獻者。

珠聯璧合

從中國大學本科生到美國大學博士生前期，儘管其江南女子的美貌和讀書種子的內涵贏得許多也包括同性的仰慕者，吳健雄從未憑藉自己的先天條件而放縱自己，也沒有在狹義的意義上與人相愛過。大概在中國公學「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豆蔻年華的青春歲月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胡適之博士是她十分崇拜的對象，或者已升華成朦朧的愛慕之情。在郭沫若（1892-1978）所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中，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感嘆萬分：哪有少男不鍾情，哪有少女不懷春？和自己的太太沒有多少精神交流而和別人的愛情又被扼殺在搖籃之中的胡適，對早年吳健雄的提攜之恩和忘年之交或許帶有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之成分。但這種老師對學生的摯愛已經上升到對其滿懷期許的更高境界。請讀一封他1936年在海外與她第一次見面後第二天等船回國時寫給她的信（摘自江才健的書）：

健雄女士：

昨晚在馬宅相見，頗出意外，使我十分高興。

此次在海外見著你，知道你抱著很大的求學決心，我很高興。昨夜我們亂談的話，其中實有經驗之談，值得留意。凡治學問，功力之外，還需要天才。龜兔之喻，是勉勵中人以下之語，也是警惕天才之語，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定可無敵於一世，僅有功力，可無大過，而未必有大成功。

你是很聰明的人，千萬珍重自愛，將來成就未可限量。這還不是我要對你說的話。我要對你說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間，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讀文史的書，多讀其他科學，使胸襟闊大，使見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誘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來；我是要你做一個博學的人。前幾天，我在Pasadena見著Dr. Robert A. （原誤作為M.）Millikan。他帶我去參觀各種研究室，他在Geretics 研究室中指示室中各種工作，也「如數家珍」，使我心裡讚嘆。凡第一流的科學家，都是極淵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約，故能有大成功。

國內科學界的幾個老的領袖，如丁在君、翁詠霓，都是博覽的人，故他們的領袖地位不限於地質學一門。後起的科學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淵博，恐只能守成規，而不能創業拓地。

以此相期許，你不笑我多管閒事嗎？匆匆祝你平安。

胡適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

胡適是一絲不苟的學者。幾天後他突然想起信里提到的美國人全名中的中間名第一個字母寫錯了，馬上又寫了一封簡訊給她更正。這就是中國老一輩學人的求真精神，應給我們新的啟示。

吳健雄真正意義上的愛的歷程應該以到達美國的第一周作為故事的起點。素昧平生但人品極佳的袁家騮的一舉一行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們並沒有談戀愛，原因很簡單。他們剛去那裡讀書，環境陌生，課程緊張，英文還需提高。一心一意的苦讀沒有給他們留下太多相互了解的空間與時間。一年後袁家騮的突然離去，更讓他們各自把精力放在學習上。

但是，「人非草木，孰能無情？」1989年的金秋十月，當江才健飛到加拿大西部最美的校園——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職員俱樂部採訪已經退休的渥科夫時，意外驚喜地見到吳健雄與兩位男同學的一張合照。照片中這兩名高大的男生，一個就是生於俄國並隨父母在中國哈爾濱住過幾年的渥科夫，另一個更高更帥的是個猶太人，名叫法蘭柯（Stanley Phillips Frankel，1919-1978）。他們像護衛著一位天使一般地將嬌小的中國姑娘夾在中間，使得這三顆頭顱可以擬合成一條曲率較大的雙曲線。照片中最吸引人之處是吳健雄的一隻小手握進了法蘭柯的那隻大手。按照江才健的解說詞，「照片上的她和法蘭柯都笑得很開心，一旁的渥科夫則顯得比較拘謹。」儘管渥科夫除了顯示這張相片，並沒有多說什麼，但是江才健套用了新聞學的一句格言「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讓讀者伸出想像的翅膀。

的確，當時近在咫尺的法蘭柯和遠在洛杉磯的袁家騮是吳健雄已經接納的兩個追求者，僅此二人而已，儘管李政道曾經聽威爾遜太太后來說過她的丈夫在伯克利讀書時也在追求者行列，但只是在單行道上行駛的。法蘭柯是美國人，喜歡誰就直截了當地表達出來，而袁家騮可能是東方式的更加含蓄。筆者當年有大學同學，雖然暗戀同班女生，卻羞於啟齒，痛失良機。法蘭柯儘管比吳健雄小了七歲，卻只遲兩年獲得博士學位。吳健雄後來回憶起他時說過，「史丹利（法蘭柯的名）真聰明，沒有看到這樣聰明的人。」1943年法蘭柯隨奧本海默去研製原子彈，同在理論組並且是他領導的美國天才物理學家費恩曼（Richard P. Feynman，1918-1988）在他的暢銷書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中文譯本《別鬧了，費曼先生》）中稱他是「聰明的傢伙」。被絕頂聰明的費恩曼覺得「聰明」的人大概是夠聰明的。吳健雄或許被他的聰明、熱情和英俊一時迷住了。可是再聰明的他最終還是沒能替吳健雄帶上訂婚戒指，也許重要的原因是兩人較大的逆向年齡之差以及東方文化與猶太文化的人生取向之異。連江才健這個新聞老手都未能從守口如瓶的吳健雄或諱莫如深的袁家騮嘴中挖出更多，我們也不必妄加評論了。

1940年到1942年間，吳健雄和兩個人有著約會的關係。最終，她選擇了袁家騮，接受了他的愛。這是有基礎的愛。她從見到他的第一次起就一直喜歡他。他的勤勞有禮，他的樂於助人，給她印象深刻。1937年他去了加州理工學院後，由於時空的距離，有段時間他們的關係是疏遠了一些。但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他們的情誼隨著各自博士學位的到來又開始恢復，並漸趨穩定。和吳健雄同住國際宿舍的一位中國女學生徐靜儀1989年回憶到，一次吳健雄去加州理工學院和袁家騮見面，她看到法蘭柯心情低落，在酒吧間悶頭喝酒，也沒對陪他來但不喝酒的徐靜儀說些什麼。

1942年南加州的春天見證了吳健雄和袁家騮結下秦晉之好。和袁家騮同住一房、1940年由清華大學派去加州理工學院跟隨馮 · 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1881-1963）讀博士、成為其關門弟子的張捷遷（1908-2004），見到吳健雄來找袁家騮。後來，袁家騮告訴他，他們要結婚了。女方的好友們一致認為她做了一個好選擇。吳健雄在加州時代最要好的女朋友阿蒂娜在上一年暑假和他們同游時一看到袁家騮，就對吳健雄說穩定可靠的袁家騮「這就是適合你的人。」

袁家騮與吳健雄

1942年的5月30日，在中國恰是吳健雄的陽曆三十歲生日，由袁家騮的導師密立根主婚，這一對中國新人在密立根的校長公館家舉行了婚禮。當時也在加州理工學院的錢學森（1911-2009）特地為婚禮拍了一部八厘米的電影。度完蜜月，新娘新郎貫穿美國由西海岸搬到了東海岸。袁家騮去RCA公司從事國防研究，吳健雄則赴一所精英女子學院——史密斯學院教書。

（未完待續）

版權說明：歡迎個人轉發，嚴禁任何形式的媒體未經授權轉載和摘編。

特 別 提 示

1. 進入『返樸』微信公眾號底部菜單「精品專欄「，可查閱不同主題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樸』提供按月檢索文章功能。關注公眾號，回復四位數組成的年份+月份，如「1903」，可獲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類推。

《返樸》，一群大科學家領航的好科普。國際著名物理學家文小剛與生物學家顏寧共同出任總編輯，與數十位不同領域一流學者組成的編委會一起，與你共同求索。關注《返樸》（微信號：fanpu2019）參與更多討論。二次轉載或合作請聯繫[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