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明宏
編輯|李春暉
「07年楊德昌導演走了，如今侯孝賢導演也退了。這兩位坎城最佳導演得主，我心目中台灣電影最重要的兩大支柱……」
導演陳銘章的微博，像極了國內學術圈現狀。一旦上了年紀的大佬崩殂，下面沒有拿得上檯面的中生代，高校這塊學術重地基本就空有牌匾，毫無競爭力了。大佬在時，同行多禮讓三分，申請項目資金也容易。大佬駕鶴，薄面也沒了，領導也不好哄了。原因無他，青黃不接，後繼乏人也！
10月25日下午，侯孝賢家屬發布聲明，證實其罹患阿爾茲海默症。家屬透露，侯孝賢早前獲悉自己患病後，仍在準備下一部電影。直到新冠肺炎確診，後遺症連帶影響病情才暫停工作。侯孝賢現在已經完全回歸家庭生活，並且安心休養，身心狀態平順，並無大礙，公司業務依舊持續運作。
壞消息是，已經完成勘景的《舒蘭河上》恐無法問世。好消息是，侯孝賢選擇修養，可以享受人生里最後一段「與電影無關的人生」。由此，2015年上映的《刺客聶影娘》成為侯孝賢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在大陸上映的電影，同時也是他執導生涯里的最後一部電影。
遺憾的是，這部為他斬獲第68屆坎城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的電影，當年並未受到內地觀眾的一致認可。「一半掌聲，一半鼾聲」，成為當年核心影迷與大眾觀眾口水戰的註腳。6108萬的票房，讓華策進軍電影圈出師不利。7.3分的豆瓣評分，似乎也不能成為內地觀眾心中侯氏的代表作。
《刺客聶影娘》是一部好作品，但似乎不適合8年前的電影市場。如果放到今天上映，其票房和口碑會是另一種情況嗎？
俠，刺客，沈從
在蔡琴唱給楊德昌的《給電影人的情書》里，隱約有埋怨。「你苦苦地追求永恆，生活卻顛簸無常遺憾。你傻傻地追求完美，卻一直給誤會給傷害給放棄給責備。」侯孝賢和楊德昌不同，他在《從文自傳》里找到了另一個創作方向：
「我感到作者的觀點，不是批判，不是悲傷，其實是種更深沉的悲傷，沈從文看人看事不會專在某一個角度去挖……所以我想用他那種『冷眼看生死』，但其中又包含了最大的寬容與深沉的悲傷，從這個客觀的角度開拍，我覺得我的個性比較傾向於此。」
從自我發現到個人風格的形成成熟，需要較長時間積澱。而將旁觀視角貫徹地最深入的侯氏電影，無疑是《刺客聶隱娘》。
影片開頭黑白畫面的兩場刺殺，幾乎像兒童連環畫一樣直白流暢。聶隱娘的道姑師父給她安排了兩場刺殺，第一場她精準快速完成，第二場因為見目標人物正和妻兒玩耍，聶隱娘等到其家人走後才動手。
這種心理變化被道姑師父察覺，道姑批評聶隱娘「道心不堅」，潛台詞是嫌她有了感情，下手不夠果決。接著，道姑師父派聶隱娘回到其故鄉魏博，刺殺節度使田季安。
電影至此進入了一個侯孝賢的精神世界。敘事視角有二：一是聶隱娘的偷窺視角。二是觀眾偷窺聶隱娘的視角。早幾年硬糖君覺得是故弄玄虛，不就是炫耀長鏡頭嗎？後來才發現是太稚嫩，誤解了侯導鏡頭裡的微言大義——因為聶隱娘是個刺客，所以她大部分的視角都在窺探目標田季安與身邊人。
在田季安宴飲時，在他和妻子吵架時，在他於小朝廷發火時，電影總是陰惻惻地給出一個舒淇縮在房樑上的身影，讓人魂穿其古裝代表作《風塵三俠之紅拂女》。當然這只是淺層問題，侯氏在電影里想要探討的話題不是聶隱娘如何刺殺，而是她如何放棄刺殺。
不想被道姑師父（真實身份是公主）擺布，固然是有的。關鍵的蛻變在於，她聽懂了「青鸞舞鏡」的故事，那是一種極致的孤獨。嫁到魏博的公主是那隻青鸞，而受困於權欲的舊愛田季安也是那隻青鸞，被打造成殺人機器的自己還是那隻青鸞。她放棄刺殺，固然有殺了田氏天下會大亂的考慮。但更多原因在於，放棄刺殺才是對田季安最好的刺殺。他將日日夜夜困於鏡前，悲鳴而亡。
當聶隱娘跟著磨鏡少年走在荒原上的那一刻，她才真正完成了從「刺客」到「俠」的蛻變。唐傳奇里的聶隱娘倡導的是個人選擇的自由，一會兒為這個節度使賣命，一會兒又跟別的節度使好了，靠著強大武力周遊藩鎮之間。工作自由，戀愛自由。但在侯氏的理解里，以武犯禁的「俠」，才是最不自由的。
廟，黑道，新電影
英格瑪·伯格曼曾說：「我的全部創作實際上完全是以童年的印象為基礎的。辯證地來說，我始終沒有脫離自己的童年，始終在與童年進行對話。」莫言也在《我在島嶼讀書2》里說：「當你開始寫童年的時候，你就走上了文學創作道路。
回看侯孝賢的電影，真正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代人的童年印記。《童年往事》中蒲扇扇著冒著炊煙的灶台，大熱天被孩子從院子裡扔出來的單肩背包，甚至只是桌子上被微風吹得打轉的枯葉。
有人感慨「是不是年紀大了，才能感受裡面的味道」。也有人說「初識侯孝賢是《悲情城市》，2008年20多歲美好的年紀卻喜歡看那種長鏡頭」。似乎不必等到上了年紀才喜歡侯孝賢，因為他的影像總是能夠觸發一種中式情懷，只不過時機早晚而已。
侯孝賢在高雄鳳山的城隍廟附近長大，因此他的作品裡有濃厚的小鎮情結。早期《就是溜溜的她》中的小鎮，風格確定時《風櫃來的人》中的小鎮，莫不如是。
還有一個為人樂道的元素，就是侯氏電影里總是出現黑幫。但不是鈕承澤《艋舺》里的青春黑幫，也不是吳宇森《英雄本色》里的港式黑幫，而是帶有某種鄉土和江湖混合氣質的真黑幫。
《悲情城市》里的林家大哥自己是黑道上的人物，最後也死於黑道的械鬥。兩派勢力有矛盾時，林家大哥還請了說話最有分量的阿撿婆來說和。年輕人爭地盤打架，叔公出來擺平，這種敘事後來被香港黑幫片繼承並發揚光大。此外，《南國再見，南國》里的小高也是黑道馬仔，《千禧曼波》里的阿捷則是黑道大佬。
這些黑道元素源自侯孝賢的個人經歷，壓抑的家庭環境（外省移民家庭）讓他總以出去玩來逃避，街頭廝混打架無所不為。後來他加入了本地流氓黑道，典當父親的遺物，床上藏著刀具，哥哥姐姐無可奈何。父母離世後，祖母總在飯點一遍遍呼喚侯孝賢，少年則躲起來假裝聽不見。這可能是《童年往事》里奶奶呼喊「阿孝古」情節的現實來源。
當然，每個個體都有個人經歷，但這並不表示所有人都能成為藝術家。只有琢磨出一種合適的方式去表現時代社會，才能創作出藝術作品。《悲情城市》表面上是在展現二二八事件，其本質則是人在時代浪潮下對生活的瞄定。
台灣的新電影運動走得艱難，侯孝賢為了拍《冬冬的假期》典當掉了自己的房產。而1989年《悲情城市》在歐洲電影節上獲獎，才使台灣當局解除了禁令。摘奪金獅獎時，侯孝賢致辭：「在拍完《悲情城市》時，才感覺到自己已經自由、解放了，就像個正在鑽木取火的原始人。這座金獅獎就像那塊木頭，可以滋生熊熊火焰。」
老而休，老而不休
《悲情城市》里林家四兄弟的父親叫林阿祿，由台灣著名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出演。這是一個極為典型的老人形象，片頭他問大兒子全家福怎麼拍，大兒子讓他不要管。片尾在林家死的死散的散後，飯桌上的林阿祿還是迷迷糊糊地吃自己的飯。
侯孝賢也許想表達，上一個時代還未落幕，下一個紀元就要匆匆開啟。林阿祿想管兒子們的事，可總顯得有心無力。這是一代人老去的寓言，也是《悲情城市》里另一重「悲」。
在2020年的紀錄片《好好拍電影》里，73歲的侯孝賢談到創作時依然坦誠。「你可以把不要的都剪掉，你不喜歡的或者沒拍好的你全部剪光。你說連接，連得起來連不起來？絕對連得起來，看你用什麼方式。」如果參加過青年影展，就會知道侯導說話多麼動人。那些二代去國外學了一堆電影理論，專業術語掉書袋說給記者，就能拍出像樣作品嗎？
電影剪輯的理論，也是侯孝賢處理生活的方法論。梁朝偉跟侯孝賢說：「我常常想不通。」侯孝賢寬慰他：「你不想，就通了。」大有禪意，這不比去倫敦喂鴿子成本低多了。在侯孝賢的世界裡，不愉快的記憶就像你不滿意的膠帶，可以剪掉，可以不想。
失智症也許是上天在裁剪侯孝賢記憶里的膠捲。如果有朝一日，康復的侯導再拍一部以老年生活為題材的電影，恐怕也會是視角溫和讓人舒服的佳作。不管怎麼樣，他都給華語電影留下了太多經典作品，我們已足夠幸福毋庸奢求了。
2005年《最好的時光》後，侯孝賢的創作速度減緩。部分原因可能是慢工細活，拍攝《刺客聶隱娘》時，他經常前往需要徒步兩個小時的深山，只為找到未被人類景觀破壞的自然角落。據說胡金銓一樣「恐怖」，為了幾秒鐘竹林的光影，可以等上一整天。
與侯孝賢的半歸隱狀態不同，只比他小三歲的張藝謀最近幾年是火力全開。從2020年的《一秒鐘》到今年的《滿江紅》《堅如磐石》，四年五部電影，幾乎每個重要檔期都能看到國師聲影。難怪金星總結EMO完成了自己的四化——題材流量化，畫面賽博化，圈錢常規化，老年鈍感化。
且不說電影的品質是否趕得上《紅高粱》時期，最值得研究的是「老年鈍感化」。由於國師太勤勞，以至於我們感受不到他老了。小他兩歲的陳凱歌，雖然速度慢一點，但這幾年也一直在拍電影。
實現「老年鈍感化」的前提是愛仔。張藝謀四個孩子屬於人口膨脹基數大，陳凱歌一個阿瑟帶不紅屬於獨生子女品質強。老而休是一種常態，老而不休則是一種異象。在未來退休年齡不斷推遲的趨勢下，第五代導演已經為我們打了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