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上班,不想出門,只想躺著」,他們被確診為中重度抑鬱

2023-11-09     科普中國

原標題:「不想上班,不想出門,只想躺著」,他們被確診為中重度抑鬱

抑鬱症,如今對很多人來說已經不算是陌生的詞了。根據《2022 國民抑鬱症藍皮書》的數據,中國患抑鬱症的人數約 9500 萬,這意味著差不多每 14 個人中就有 1 個抑鬱症患者

我們了解抑鬱症主要是通過它的威力——張國榮、李玟、喬任梁等明星因抑鬱症離世;我國每年有 28 萬人自殺,其中約 40% 患有抑鬱症。弔詭的是,縱使我們熟知抑鬱症的威力,抑鬱症的就診率並不高,僅有 10% 左右的患者曾接受過系統的治療,這還沒算上更多並未確診的潛在患者。

抑鬱症又確實是一個可以治療的疾病,大多數患者經過治療能夠痊癒或者至少改善症狀。《蘇菲的選擇》作者威廉·斯泰隆回顧抑鬱症發作的歲月,寫道:「對那些正在遭受這個病魔摧殘的人,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一定得有人讓他們知道——不,是得讓他們相信——等到疾病走完它所有該走的程序,他們也就渡過了難關。」

這次,我們請曾罹患抑鬱症的患者分享她們的故事,希望能讓大家更了解抑鬱症的治療過程,更希望能給深受抑鬱症折磨的患者和家屬帶來信心。

當我們詢問接觸到的每個人痊癒的秘訣,她們給出的答案驚人地一致——「能好的,一定要相信能好的。」

文中被訪人姓名為化名

成文/雪竹,策劃/林林

「抑鬱症患者自救日記 8 月 26 日-晴

難得久違了的晴天,但是我一點都開心不起來。除了想死,沒有任何活著的意義。」

「抑鬱症患者自救日記 8月27日-晴

細數我自己的這前半生,確實沒有好好地梳理過自己,努力地考上了大學,努力地找到工作,努力地成家生孩子,都沒有用家裡操過心。可這職場的選擇確實一步錯,步步錯,到現在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了,什麼都做不好,但是我還是有一點點信心的。無論多難,我也要挺過去。」

寫下這些文字時,快過 37 歲生日的王璐(化名)確診重度抑鬱、重度焦慮不久。藥開了,她沒吃,認為可以靠意志力挺過來。然而,病情持續惡化,到了 11 月份,她從勉強能支撐去單位變得連家門都出不了。她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除了吃飯,一天什麼都不幹,不洗臉不洗頭不刷牙不換衣服,連喜歡的遊戲都提不起興致玩。抑鬱症患者們對這種狀態有一個形象而殘酷的稱呼——「躺屍」。

她邁不出家門,接送上小學的兒子都由孩子姥姥來做,一如家裡其他的所有事兒。孩子姥姥不懂抑鬱症到底是怎麼回事,只能盡力幹活並小心翼翼地不在王璐面前表現出負面情緒。孩子剛上五年級,一面給她打氣「媽媽你一定能好起來」,一面自殘傷害自己。

王璐知道深愛的家人被她拖進了漩渦,可她做不出任何改變。她感覺自己在一級台階一級台階走向深淵。那深淵看不到盡頭,她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越走越黑。明知走下去會是無盡的黑暗,可她完全沒有回頭的意願和動力。她又覺得自己的心好像融化掉了,就像伊波拉病毒能融化人的身體,抑鬱症會融掉人的心靈。

她曾在 15 樓的窗戶前站了半個小時,為了不再繼續拖累家人。沒跳下去,因為實在捨不得兒子,因為怕 15 樓不夠高,摔不死更拖累家人。和孩子姥姥說了,看媽媽哭得撕心裂肺,王璐斷了自殺的念頭。關係最好的同事來看她,回去說:「別看璐姐臉還是那個人,整個裡頭全變了」。

「躺屍」期間,王璐每天給前夫發信息,求復合。年初,兩人十年的婚姻正式畫上句號。前夫曾多次婚內出軌、對家庭孩子不管不顧,而王璐想竭盡全力挽回這樣的前夫。她「一點尊嚴都不要」,低三下四、卑微討好,天天糾纏前夫。回想起來,王璐認為這是一種求生意志的體現,她把前夫當成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相信他能把自己從深淵裡拉出來。

患抑鬱症初期,王璐清楚地記得自己做過一個夢。她夢見自己是一隻很大的綠色毛毛蟲,作繭自縛,後來成為了一隻很大很大的蝴蝶,黑藍色翅膀,閃耀著光芒,飛舞在綠樹間。「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嘴咬斷繭時的酸疼和破繭時翅膀的劇痛。」這個夢是她抑鬱症病程的寫照——在無盡的痛苦中,隱藏著希望。

圖片來源:unsplash,攝/Anthony Tran

以身體為牢

許多抑鬱症患者的一天都有一個糟糕的開始。

抑鬱症發作時,迪迪(化名)每天早晨醒來,就躺在床上想今天為什麼又起不來床。不是軀體上有任何疼痛,她覺得那段時間自己的「行動點數」特別低。正常的時候起床了可能有 10 點精力,上班花掉 8 點,社交花掉 1 點,晚上快沒電了回家充電,第二天起來又是 10 點精力。可起不來床時,迪迪一大早就只有 2 點精力,用僅有的 2 點精力躺在床上思考為什麼起不來。

她承認自己真的出了問題,源於所有事情——包括逛淘寶購物——都不能讓她快樂。一方面是不再能感受到快樂,另一方面消極的負面情緒開始頻繁出現。社會新聞讓她憤怒,越刷越生氣,越生氣越要刷下去;太堵得慌了,心裡生出破壞東西的慾望,她就在家裡燒紙;和老公交流一定要分出對錯,爭個「你死我活」。她原來不是這樣的人。無論在學校還是在職場,她都是開心果,用陽光的笑容給周圍所有人帶來快樂。後來告訴朋友自己患病的消息,朋友都驚訝萬分。

正是因為意識到自己看世界的方式迥異於以往,迪迪十分認同抑鬱症是器質性疾病,即大腦的某個部分發生了病理性的變化。這不是靠意志力或者自己的努力就能改變的。根據《正午之魔:抑鬱是你我共有的秘密》一書的描述,抑鬱發作期間,人的大腦會發生許多變化:

「促甲狀腺激素釋放激素(TRH)的水平提高,大腦杏仁核、可能也包括下丘腦的功能紊亂,褪黑素(松果腺加工血清素生成的一種激素)水平改變,催乳素的分泌增加(對易焦慮個體而言,乳酸增加會引發驚恐),24 小時間的體溫變化減小,24 小時間的皮質醇(一種壓力激素)分泌失常……」

目前還無法解釋這些身體變化:哪些是引起抑鬱的原因,哪些是抑鬱的症狀,哪些只是恰巧同時發生。可以說,抑鬱症既是精神上的疾病,也是身體上的疾病。

《走出抑鬱》的作者理察·康納(Richard O'Connor)指出,抑鬱症的症狀令患者痛苦無力,非常人所能忍受,但阻礙抑鬱症康復的最大障礙在於疾病對個人所認知的世界產生的影響。抑鬱症改變了患者看待世界的方式,改變了患者的思維方式,患者自己創造了一個悲觀無望的世界,並畫地為牢。

在北京協和醫院確診了抑鬱症(症狀評估中度)後,迪迪感到很踏實,她說「如果再不是這個的話,我更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我現在這樣了。吃上藥,對症狀的改善暫時沒體會到,副作用立刻來了:噁心、手麻、大腦像灌鉛了似的,整個人木了。人都木了,就無所謂高興不高興了,情緒好像這麼被藥物抹掉了。」

抗抑鬱藥物一般需要 2 到 6 周才能慢慢起效,忍受藥物的副作用是幾乎所有抑鬱症患者都要經歷的難關。

漫長的治療

藥吃了一個月左右,副作用沒了,正向的藥效開始顯現。迪迪變得平靜了,「沒有很開心,只是沒有那麼容易不開心了。」她對藥物沒有不切實際的希望,比如能讓她變得快樂或者讓她遠離任何負面情緒,「如果吃上藥就能快樂,那是毒品。」

藥物見效後,按照醫囑,迪迪每三個月加大藥量,從每天 50mg到 100mg、150mg,直到每天 200mg,200mg 維持了一年左右。吃藥吃了半年多,迪迪開始感受到自己有明顯的好轉。她開始願意做讓自己開心的事情了,比如養一隻小貓咪。

抑鬱症的治療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急性期、鞏固期和維持期。急性期需要 6 到 12 周,經治療患者的症狀會得到緩解;鞏固期需要 4 到 9 個月,為的是防止抑鬱症的復燃;維持期需要多久目前沒有定論,從 6 個月到 2 年不等,如果多次發作可能更長,為的是防止抑鬱症的復發。

抑鬱症狀緩解,卻在 6 個月內又再次發作,稱之為復燃(Relapse)。如果抑鬱症狀已經完全消失了 6 個月以上又再次發作,則是復發(Recurrence)。抑鬱症是一種復發率很高的疾病。第一次抑鬱發作後出現復發的機率大約是 50%,第二次抑鬱發作後再次復發的機率達到80%,第三次抑鬱發作後再次復發的機率則接近 100%。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主任醫師馬弘經常用骨折的例子來向患者傳達堅持吃藥的重要性:

「傷筋動骨 100 天,是骨頭一直長不上、到第 100 天突然長上了嗎?不是,它需要一個鞏固期。100 天之後,石膏或者夾板一拆,就能立刻活蹦亂跳、想幹嘛就幹嘛嗎?不是,還需要時間慢慢恢復。

和退燒就不用吃退燒藥不一樣,抑鬱症患者自我感覺好了,可能他的神經修復還沒有完成,神經遞質的調節反饋也未必就完成。」

馬弘醫生自己曾受過抑鬱症的折磨。汶川地震過後,她因聯合國的項目多次往返汶川。到第三年,她去不動了。她的抑鬱症狀是不再整理電腦。平時文件分類、郵件管理做得井井有條,抑鬱情緒比較嚴重的時候,電腦里一團亂。越亂越整理不好,越整理不好越不想整理,只能一直亂下去。平時的她像有 1.5 個大腦在運轉,做著手頭的工作腦子裡還琢磨著另一份工作,但抑鬱情緒嚴重的時候,她一點上班的動力都沒有,所有工作都拖到最後一刻才開始做,甚至都要上飛機出差了,她還沒趕到機場。

吃了一個月的藥,整個人狀態好了不少。又吃了一個月藥鞏固,兩個月後,她停藥了。不到半年,電腦又亂了,又開始想怎麼又得出差、怎麼又得開會、怎麼又得做 PPT、怎麼又得出門診……原來她喜歡看書,買來的新書在飛機上就能給看完,抑鬱情緒嚴重時她就算帶書上飛機也不會看,後來專挑薄的買,再後來帶都不帶。原來她喜歡一本書,中文版看完了,英文版也會買來看看,抑鬱來襲後家裡落了一大摞沒打開過的書。

這次,她認認真真吃了一年的藥,才慢慢把藥停了。馬弘聽過太多停藥的患者和她說「大夫,我停了一周也沒復發/停了一個月也沒復發」,可半年後,大多數人都回來了。

迪迪加藥到 200mg 用了一年,維持一年,減藥又差不多花了一年時間,用三年時間擺脫了抑鬱症。在停藥後,她經歷了疫情,被封了 4 次,又換了幾份工作,都沒有復發。如果不刻意提起,她很少會想起 2016 年到 2019 年間的這段經歷。

像迪迪這麼順利的治療過程在臨床上並不少見。她是單純的抑鬱症,沒有合併症;同時鑒於科普工作者的身份,她沒有任何病恥感,周圍的大多數同事也不會戴有色眼鏡看待抑鬱症;適應了藥物初期帶來的身體反應,抗抑鬱藥和維生素對她來說沒什麼區別;她相信醫生,相信科學,遵醫囑,依從性強;老公受過良好的教育,得知她拿了藥回來,只是好奇藥物的作用機理;媽媽雖然不了解抑鬱症,卻也不會因為她生病了而責備她。而像她這樣的患者,整個治療過程花了差不多三年時間。

當然,也有很多抑鬱症患者,要經歷換藥、減藥失敗、復發等多重考驗,才能破繭成蝶。馬弘醫生強調,即便如此,抑鬱症仍是一個可以治療的疾病,大多數患者只要遵醫囑,經過治療是能夠痊癒或者至少改善症狀的。

圖片來源:unsplash,攝/Yuris Alhumaydy

丟不掉的拐杖

從 2019 年 6 月份到 12 月份,王璐被抑鬱症「凌遲」了半年。凌遲,是她為抑鬱症選擇的動詞,她認為只有這個詞能體現出患病的痛苦程度。12 月份,當醫生的二表姐從外地來到家裡,把她拖到北京回龍觀醫院。診斷還是重度抑鬱、重度焦慮。她問醫生能治好嗎?醫生堅定地告訴她,能治好。

她開始服藥。回到老家,她依舊「躺屍」,依舊糾纏前夫,只是有動力玩遊戲了。她並不能從遊戲里體會到快樂,純粹是為了打發時間,「有點力量做其他的事了,但是又沒有什麼事想干。」

2020 年 2 月 4 日,立春,王璐突然好起來了。從床上起來,洗頭洗臉洗澡,寫簡歷,確定要離開原來不喜歡的工作、在 37 歲的年齡跨行業找工作。「我一下子人就正常了,感知力也好,求生意願也好。『活著很美好』的感覺回來了,我有意願去做事了。我覺得就是好了。」

王璐感覺自己體內有一個開關,生病的時候開關被掰到另一頭,好起來了就像被掰回來了。2020 年 8 月去複診,醫生將藥從一天 3 片減到一天 2 片。減藥後,王璐覺得她整個腦子是混沌的,前顱腦瓜頂到腦門的區域籠罩在一片烏雲里,像在被齧齒動物窸窸窣窣地啃食。社交網絡上可以搜到大把關於文拉法辛戒斷反應的推文,除了大腦混沌外,有的人會噁心眩暈、心跳加速,有的人大腦會有觸電的感覺,嚴重得整個人都會抽動起來。

2 片的劑量吃了一年左右,醫生才再次給王璐減藥。從 2 片到 1 片,1 片到半片,半片到 6 分之 1 片,到了 2022 年,她每天只需要一捏捏粉末。

根據英國健康與環境行動實驗室(Health and Environment Action Lab)的研究人員馬克·霍羅威茨(Mark Horowitz)等人發表於《柳葉刀·精神病學》雜誌(Lancet Psychiatry)的文章,所有抗抑鬱藥物都會引起撤藥反應。不少醫生根據標準建議讓患者在 4 個星期內徹底停藥,這麼短的時間會讓撤藥反應強烈得讓人難以忍受,以致使患者不得不重新服藥。霍羅威茨認為,任何負責的撤藥方案都應該給病人幾個月甚至幾年的過渡期,逐漸減少藥物的服用量。熬過撤藥反應,是抑鬱症患者在痊癒之路上要經歷的另一道難關。

至於何時能停藥,不但與患者的症狀是否消失有關,還與患者的個人生活、人生境遇等因素有關。在給患者停藥前,馬弘會仔細詢問患者他什麼情況下容易反覆,儘量避開風險因素。如果春天容易發病,就等到春天過後再停藥;如果患者面臨裁員、學業不順或者其他逆境,馬弘也建議度過了這段時間再調整藥物,「讓你的小夾板再給你固定一下」。

小蔣(化名)從大一確診抑鬱症開始吃藥,吃了 7 年,「吃藥就和吃飯一樣」。眼看離 30 歲越來越近、又有生育的打算,她萌生出斷藥的想法。醫生建議生活不穩定的情況下最好不要減藥——她要適應一段「結婚當天就想離婚」的婚姻、失業、搬家到別的城市——小蔣堅持要減藥。「我不想一輩子被藥物控制,就好像這個藥成了一副拐杖,我沒有拐杖就不會走路了。」減了三個月,把藥停了。停藥半個月,抑鬱症狀再一次出現。

和王璐、迪迪不同,小蔣雖然也因抑鬱症而低落消極,但這不是她的主要症狀。清楚地意識到抑鬱症襲來時,她正坐在辦公室對著電腦工作。心跳加快,頭腦無法冷靜,腦子裡的各種負面情緒攪得她坐都坐不住。她一遍一遍去洗手間,企圖讓自己冷靜下來,無濟於事。艱難地熬到下班,她在線上跟醫生說了自己的情況,醫生讓她趕緊把藥吃回來。

這次發作和小蔣的第一次抑鬱症發作十分相似。那時,她在大學課堂上,坐立不安、心神不寧,完全聽不進老師講課,滿腦子的負面想法,想要立刻從這個空間裡跳出去。晚上睡覺心跳依舊很快,睡一會兒醒一會兒,完全無法自控。大學心理諮詢室的老師建議她去醫院的精神科看看,還給她推薦了當地著名的醫生。小蔣確診為抑鬱症(症狀評估中度)。吃上藥,幾乎一瞬間,她就感覺整個世界安靜下來了。在網上看了其他病友的分享,她知道抑鬱症藥物見效沒有這麼快,自知可能是心理因素起了作用。

對藥物心理上的依賴,是她減藥失敗的另一個原因。一出現注意力分散,或者情緒激動,或者心情不佳,她都會害怕是不是復發了,害怕沒了藥物的支持,自己無法獨立生活。抑鬱症患者形容自己身體里住了一條黑狗,小蔣心中對復發的恐懼就像養料,喂養被藥物暫時「麻痹」的黑狗。

去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看病時,小蔣留意到一條信息:抑鬱症反覆發作三次需要終身服藥。她還不到三十歲,已經用掉一次機會了。會不會人生一輩子都要依靠「拐杖」生活?減藥失敗不僅令她感到挫敗,更令她絕望。果然,她沒有力量獨立生活。

過往人生

從大學剛確診起,小蔣就聽說過治療抑鬱症不光要吃藥,還要改變自己——要變得樂觀、要變得堅強、不要凡事往壞的方向想。可她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才能變得樂觀、堅強、積極,這些口號式的建議並不能給她帶來任何實質的幫助。

在經歷了多年的心理諮詢和主動閱讀了大量心理學書籍後,小蔣才慢慢摸出門道。小蔣是留守兒童,成長於一個典型的中國家庭——重男輕女、從不表達感情、家長以賺錢為重忽視對孩子的照顧還宣稱是為了孩子好、家人永遠在爭對錯沒人在乎彼此的感受。這導致她從小到大都不知道如何識別自己的情緒,連感受到的情緒是什麼都不知道,更不要提疏導情緒了。

在心理諮詢師的幫助下,她學會了識別情緒——是憤怒還是嫉妒,是緊張還是恐懼。她又利用從心理書籍中學來的方法,應對自己的情緒。比如,當消極的情緒出現,要允許自己短暫的消極,沒有人可以一天24小時積極陽光;把消極的情緒當朋友,允許它來,也允許它走。她允許自己感到害怕,允許自己對能否減藥成功感到焦慮,不再把任何身體或情緒反應都當成復發的徵兆。

在醫生的建議下,小蔣又吃了一年多的藥。今年年初,她懷著「不被雷劈死就堅持下去」的決心,鼓勵自己「已經不能再壞了,不要再害怕了」,第二次減藥。

目前抑鬱症的治療有兩種主要方式:側重精神社會層面的心理干預和藥物、無抽搐電休克等生理干預。患了任何疾病,除了治療病本身,我們都會改變某些生活習慣來預防疾病的復發。得了心臟病,得限制膽固醇攝入量;有高血壓,最好常吃低鹽低脂的食物。抑鬱症也是如此。多項調查顯示,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結合,勝過僅用一種方法。

遵醫囑服藥的同時,王璐在豆瓣上參加了一位資歷尚淺的心理諮詢師舉辦的公益活動,一次一小時的諮詢一塊錢,一共十次。心理諮詢師讓她不要掙扎了。就像陷入沼澤的人,越掙扎,越會加速自己的死亡。不要急於想好起來,要順其自然,敬候時機的到來。

經過一整個療程的心理諮詢,王璐把心裡所有的垃圾都吐乾淨了,終於「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可她還是一心希望能和前夫復合。之後,她又找了一位情感諮詢師,要求諮詢師保證會幫她挽回前夫。

王璐從小在離異家庭長大,媽媽是「離了男人就活不了」的類型,無論這個男人掙多少錢、掙不掙錢。東北下崗潮期間,媽媽和繼父都失業了,窮苦的日子讓上初中的王璐意識到,父母都靠不住。

自己也靠不住。成長過程中王璐幾乎沒從媽媽那裡得到過肯定。每每在鏡子前穿著新買的衣服「臭美」,王璐能通過鏡子看到一旁媽媽「特別嫌棄、特別看不起」的眼神。媽媽在她患抑鬱症期間對她照顧得無微不至,可她的關心從來都停留在吃飽穿暖的層面。媽媽從沒主動抱過她,當王璐主動做出擁抱的動作,媽媽會把她推開,讓她「別整」、「熱」。於是,她選擇依靠男人。幾乎所有的同事、朋友都不贊成她和前夫的婚姻,認為王璐值得更好的,只有她自己不這麼認為。

婚後,面對前夫的屢次出軌,婆家繼續打壓她,讓她相信男人出軌的原因是妻子不夠格,諷刺王璐離了婚只能找老頭,「男的哪有不出軌的,怎麼就你要離婚?」前夫第一次出軌,兩人短暫地離過婚。提出復婚的是王璐。連出軌都原諒了,前夫一再得寸進尺,一再拉低她的底線。即便如此,第二次提出離婚的是前夫,不是她。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在全世界範圍內,抑鬱症在女性中的發病率比男性高50%左右。除了激素的影響,還有現實因素的影響。

兩位心理諮詢師都反覆告訴王璐,她要相信自己是完整的。她能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並且能活成一個很好的人。窗戶紙就這麼被捅破了。回過頭看,王璐承認擺脫這段無望的婚姻是正確的選擇。可結婚的十年里,她從沒懷疑過自己的選擇,那時她覺得自己很幸福。都說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兒子曾對王璐說:「媽媽,你跟爸爸分開以後,找一個愛你的。」

「我從小到大從沒有讓大人操過心,一直很獨立,可我從沒有真正為自己而活。我的目標就是早點離開家,我努力考大學。考上大學以後我要好好成個家、要有自己的孩子。這麼按部就班地走下來,到我婚姻破碎的時候,我發現我一直在跑,卻從沒想過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王璐說,「抑鬱症給我一個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康復以後,我感覺做自己是很爽的一件事。」

在 2020 年 3 月的日記里,她寫道:「獨處是一種恣意妄為的自由。即使你在愛人的懷裡依然難逃孤單。」

圖片來源:unsplash,攝/Sam Moghadam Khamseh

人生還在繼續

迪迪覺得得抑鬱症那段日子她的生活是沒有顏色的,任何東西都不會觸動她。很長一段時間裡,她哭都哭不出來,好像釋放情緒的能力被剝奪了。痊癒後,她十分珍惜自己的情緒反應,變得愛哭,看到美景會哭、貓咪主動來找自己也會哭。韓劇《黑暗榮耀》里的一幕——遭受家暴、境遇不佳的阿姨坐在車裡看到夕陽,感慨道:「什麼破夕陽,還美成這樣?」——令她哭得停不下來。她喜歡自己的變化。

據馬弘醫生介紹,臨床上抑鬱症痊癒有三個標準:症狀消失、自知力恢復、社會功能恢復。病好了,醫生會在病曆本上寫下四個字「臨床痊癒」,不是「人生痊癒」。現在青少年抑鬱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許多學校希望醫生在病曆本上寫「疾病痊癒,可以上學」,醫生沒辦法下這個判斷。醫生不知道孩子在學校會承受多大壓力、同學間的人際關係如何,醫生的責任是治療疾病,醫生能下的判斷是「病情穩定」。病好了,人生還在繼續。

大病一場,王璐終於變成了夢裡那隻黑藍色的蝴蝶。她換到自己喜歡的行業,事業已經小有成就;以前她「得理不饒人」「挺歪的」,現在她不需要用外表的強硬來掩飾內心的脆弱;她給予兒子無條件的愛,「我不會再像我媽對我一樣來對待兒子,他是無辜的,代際傳遞到我這裡就停止。」

回顧治療抑鬱症的過程,王璐認為藥物能占一半功勞,心理諮詢占另一半。倘若要選擇痊癒最關鍵的因素,她會歸功於藥物。如果沒有藥物來調節大腦的激素水平,她不會有足夠的行動力或者意志力去做心理諮詢。

2022 年 11 月,結束一段戀情後,王璐復發了。這次,她有了經驗,不像上次那樣硬挺著,「吃藥能好的事就吃藥」,又開始吃文拉法辛。從兩片到一片,定期去醫院複查,到現在她還在吃藥。醫生建議她再吃個兩三年,而後在生活狀態平穩的情況下慢慢減藥。王璐知道復發一次會增加她終身患病的幾率,有的人到死都帶著病。即便她一輩子都要吃藥,她也接受,「總比你天天死磕強。」

她把得抑鬱症的經歷比作遊戲里的打怪升級——打敗抑鬱症這隻「怪物」,她變成了「升級版」的自己。復發,不過是再「升級」一次。雖然一再「升級」,可要說從得病到治癒一路走來得到的大於失去的,並非如此。「我永遠都忘不掉那種痛苦,不是常人能忍受的。你覺得每天被『凌遲』會是一種很好的感受嗎?」

作為過來人,談到給病友們的建議,王璐堅定地說:「一定能好。要相信一定能好。你看我那時候多嚴重,我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房子有房貸,當時都準備賣了。離婚了,兒子和我媽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鬱情緒。我在人生最底最底的地方,我都走出來了。別放棄,也別擔心,一定能好。」

停藥後,小蔣腦子會有過電的感覺,心臟會突然咯噔慌一下;白天維持穩定的情緒明顯比吃藥時要困難,偶爾會崩潰,但負面情緒總會過去。當被「人生完蛋了」等想法包圍時,小蔣會特意做讓自己快樂的事情來轉移注意力,比如在武漢街邊吃一碗臭豆腐、看看公園裡玩耍的小孩子。面對失業找工作的壓力,面對離婚危機、生育壓力,馬上三十歲的她都熬過來了。

小蔣不覺得抑鬱症引起的痛苦在「凌遲」她,她的痛苦綿延得很長很長,幾乎貫穿她的一生。八歲那年,同村的男性猥褻了她。她沒敢跟任何人說,包括爸媽。從此,她有了秘密。那時她還不清楚對方行為的意義,但她隱隱約約感覺到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原來,她在課堂上手總舉得最高、積極回答問題,成績穩居班級前三;事情發生後,她想把自己藏起來,上課一言不發,成績一落千丈。班主任問她是不是家裡出了什麼事,她低著頭,不敢說話。老師不放心,到家裡來家訪。小蔣躲在門後面,任媽媽怎麼喊她都不出來。老師走了以後,媽媽在院裡院外喊她,她依舊一聲不吭。她怕一開口就會泄露自己的秘密。她怕泄露了秘密,就沒人會愛她了。在重男輕女的家庭里長大,她得到的愛本就不多。

爸爸媽媽外出打工後,奶奶找了個「後老頭」。老頭脾氣火暴,飯菜不合胃口就掀桌。他總用陰森的目光盯著小蔣,導致小蔣現在做噩夢偶爾還會夢到他拄著拐杖朝自己走過來。有時候,他會跑到小蔣的房間裡,坐在她的床邊不停地抽煙。小蔣本能地感受到危險。

那段時間,她每天都蒙在被子哭,絕望地寫信向爸爸媽媽求救,求他們帶自己走,再窮她也想待在父母身邊。爸爸回信教導她「你要好好聽話,不要惹奶奶生氣」。

上初中時,為了上學方便,奶奶帶著她和弟弟在小鎮上租了一個地下車庫住。從地下車庫走去學校的路上,一個男人騎著自行車迎面過來,捏了一把她的胸部。小蔣嚇得頭都不敢抬、看都不敢看。另一次,也發生在馬路上。她沒對任何人說,家裡沒有可以讓她依靠的人。她唯一想到解救自己的辦法是努力念書、讀大學。她以為只要離開這個家、離開這個讓她痛苦的地方,就好了。當她發現即便讀了大學,她還是那個她時,抑鬱症爆發了。

有時,小蔣分不清自己是不是抑鬱、是不是恢復了正常。八歲以後,她就沒快樂過,她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她總覺得別人頭頂是一片晴天,而自己頭頂是一片烏雲。她努力想過上正常的生活,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到了。

不是所有痛苦都能被描述成「疾病」,有些痛苦無藥可醫。對於世間的痛苦,很多時候我們無能為力,但抑鬱症確實是一種可以被治癒的疾病,雖然治療過程緩慢、曲折、又充滿挑戰。明明可以治癒,卻對抑鬱症引發的痛苦置之不理,那太遺憾了。

小蔣和我通話那天,剛好是她三十歲生日。上午參加完一場面試,想到自己的人生現狀,她蹲在路邊哭了起來。騎電動車路過的兩個男生遞過來兩個口罩,小蔣以為是廣告,擺手說不要。對方堅持遞過來,她接了下來。口罩上沒有廣告。可能是男生口袋裡沒有紙巾,只能遞來口罩當代替。陌生人的善意讓她感到溫暖。通話過程中,她提了好幾次那位來家訪的班主任,還有知道她經濟條件不好、為她爭取免費藥物的醫生,還有告訴她實在沒錢可以不交諮詢費的心理諮詢師。別人對她的好,她都記得,然後放在心裡不斷反芻。

我問她三十歲有什麼生日願望。小蔣說:「我希望自己可以一個人去想去的地方,我還想要擺脫婚姻。我內心有一個非常強的衝動,想重新來過我的人生。以前我總是依靠別人,我很恐懼孤獨,現在我好像覺醒了,明白一定要靠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至少我有嘗試的勇氣,我想試試看。」

最後,附上馬弘醫生給抑鬱症患者的建議:

1.遵醫囑按療程服藥,千萬千萬不要自行減藥、自行停藥。

2.降低生活中的風險因素。比如原來的工作環境充滿壓力,可以考慮改變工作內容。

3.提高保護因素出現的頻率。定期做些能讓自己開心的事情,可以撿起來原來的愛好;養小動物也是選項之一。

4.運動。運動是良方,要養成運動的習慣。想預防抑鬱,運動;想治療抑鬱,運動,同時要注意安全。

參考文獻

[1] 安德魯·所羅門. (2020). 正午之魔:抑鬱是你我共有的秘密. 上海三聯書店.

[2] 理察·康納. (2014). 走出抑鬱. 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3] 威廉·斯泰隆. (2022). 看得見的黑暗. 湖南文藝出版社.

[4] Horowitz, M. A., & Taylor, D. (2019). Tapering of SSRI treatment to mitigate withdrawal symptoms. The Lancet Psychiatry, 6(6), 538-546.

[5] Groot, P. C., & van Os, J. (2018). Antidepressant tapering strips to help people come off medication more safely. Psychosis, 10(2), 142-145.

[6] Carey, B., & Gebeloff, R. (2018). Many people taking antidepressants discover they cannot quit. New York Times, 7.

[7] 健康時報,我國首個成人抑鬱障礙流行病學現況研究發布!僅9.5%患者有過治療,見網頁:http://news.sohu.com/a/695050462_121687414

[8] 健康界,2017年抑鬱症調研報告:僅有10%的人會尋求治療,見網頁: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170401/content-491111.html?appfrom=jkj

[9] 上海精神衛生中心,抑鬱症可以治療好嗎?,見網頁:https://www.smhc.org.cn/HospitalHomepage/contents/1196/1095.html

策劃製作

作者丨雪竹 特稿科普作者

受訪專家丨馬弘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 精神科 主任醫師

審核丨唐芹 中華醫學會科學普及部主任 研究員

策劃丨林林

責編丨林林

特別感謝mo、貓老、顏大花、小崔對本文的支持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cn/08fee09022855956242c2246e347632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