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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界奧斯卡」
在聶作平、李浩、蔣藍三位作家看來：閱讀田野，有了最直接、最直觀、最質感的原初鏡像和細節；閱讀田野，田野有了先前和之後與書本的交流與碰撞；閱讀田野，有了與歷史和當下的另外一種會面和對話。閱讀田野的過程，事實上，就是把歷史可能出現的遮蔽，得以顯現。歷史的幽暗和現實的碎片，通過閱讀田野中得以串裰和整理。
閱讀田野，打開散文的遼闊生命
——以聶作平、李浩、蔣藍的散文創作為例
百年來的新文化運動有一個顯著的標識是，白話文寫作替代文言文寫作。新文化運動，雖是以理論和新詩開始，但奠定新文化運動業績的則是小說和散文。用白話文寫作全方位取代文言寫作這開天之事，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學樣式，是否可以取代舊的文化和舊的文學樣式，當時是持懷疑的。持懷疑的重要對象就是白話散文。也就是說，白話散文是否可以像《左傳》《史記》以降的文言文散文那樣，除了簡潔，還有它所達到的美文高度，白話散文能做到嗎？時人如此說，「將為一種有文法之白話，見者輒一笑置之，目為狂背」。（《李濂鏜致胡適》，見《新青年通信集》）我們知道，中國文學中的韻文與散文，在先秦已經成熟，且達到了很高的高度，前者有《詩經》，後者有《左傳》與「諸子」。那麼白話散文可以在這一格局和走向的前提下，煥發新的光茫嗎？
對此，魯迅、朱自清、俞平伯等在內的五四新文化的先驅，用他們精緻而廓大的散文文本，不僅打消了這一疑問，而且奠定了白話文散文的格局與走向。沿著這一歷史軌跡，白話散文已是一百年。一百年間，散文比其他文學體裁如小說和新詩，所遭遇的沉浮似乎更多一些。或者說，散文的寫作者雖然遠遠超過小說與詩歌的作者，但所達到的影響，似乎遜色於小說與詩歌。於是，二十世紀末，特別是新世紀開始的第一個十年，革新散文成了有識之士的共同追求。這包括提出「新散文」、「在場散文」等口號和實踐予以回應，特別是「新散文」近二十年的歷程，可以看到這一文學潮流的生命力。在這一潮流中，川籍作家聶作平、李浩、蔣藍以獨特的方式和寫作姿態，以及所取得的業績，成為「新散文」的重要作家。
《蹤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蔣藍、李浩、聶作平三人的寫作，如果從他們所涉及到的題材，都可以歸入歷史散文或文化散文。但是聶、李、蔣的歷史散文寫作和文化散文寫作，與其他同類型的寫作有一個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三位川籍作家都非常重視田野考察。李浩在寫李白時，不僅通讀了李白存世的所有詩文，重要的是，作家沿著李白的足跡，從山東到江浙，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實地觀察和問尋；為了寫出一個既與歷史相似又與歷史不同的文天祥押解北上的歷程，聶作平沿著正史提供的線索，從廣東一路北上，尋找往者和生者的氣息；為了再現石達開在川、渝、滇、黔征戰的宏大場景和悲劇性結局，蔣藍深入到還有許許硝煙的古戰場實地打探。三位作家的這種田野作業和寫作態度，與那種基於市場媒體支持操作下的寫作完全不一樣。聶、李、蔣三位作家的田野作業，完全憑藉一己之力量，依據自己的書本案頭，走向田野。憑藉某種啟示，耐心而又仔細地與田野交流和碰撞。從而完成一個絕非他人可以替換、或雷同的文本。
《歷史，未必然》，四川文藝出版社
也就是說，聶、李、蔣三位散文作家歷史和文化的呈現和表達，不只是建立在書本，更不是建立在華而不實的抒情，而是建立在他們的田野考察之上。如前所述，當歷史的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進入到他們的寫作計劃時，三位作家，便走向那些事件、那些人物生活過的地方。這些地方，許多都沉入到歷史的另一面和深處，或許連遺存遺蹟都已縹緲。即使如此尷尬或者絕望的局面，三位作家像弗雷澤或達爾文那樣，探訪河流、山坳、村莊、老房、墓地、花香、樹影、老人、孩子……經意的和不經意的，仔細地閱讀田野的這一切。在山川、村舍、花鳥、蟲魚、傳說、殘碑、斷匾、古磚、坍牆、民謠、山歌等背後，那些看不見的或消亡了的，對於三位散文作家來說，就是他們的珍珠和美玉。或者說，可能正史乃野史文本裡面不曾有過的，卻在閱讀田野時被激發而出，即便個別細節，查無實據，卻也在情在理。我們知道，在這一廓大的空間和悠長的時間裡，如達爾文發現了進化論、如弗雷澤奠基了人類學。這種田野作業，豈能是那些前呼後擁的遊歷散文可比。無論是寫作觀念、寫作姿態，還是散文的格局、文化底蘊，都值得倡導。當然，散文有海納百川的特質，所有樣式的寫作，都應有它的生存空間。因為，沒有一種觀念和寫作姿態，可以替代另一種寫作觀念和寫作姿態，本文所強調所論述的閱讀田野，只是想表明，這種寫作觀念和寫作姿態，為當下的散文寫作，推開了一扇窗或打開了一扇門。
《1644：帝國的疼痛》，中華書局
聶、李、蔣三位作家，既有紮實的史學功底，又有多種文體的寫作經歷。聶作平、李浩的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的寫作，為他們的散文，提供了一個構建宏大敘事的潛在話語底本。蔣藍的長詩，同樣為他的散文，提供了一個構建史詩的潛在話語底本。但是，對於三位作家來說，閱讀田野，才是三位作家散文的根本。在三位作家看來：閱讀田野，有了最直接、最直觀、最質感的原初鏡像和細節；閱讀田野，田野有了先前和之後與書本的交流與碰撞；閱讀田野，有了與歷史和當下的另外一種會面和對話。閱讀田野的過程，事實上，就是把歷史可能出現的遮蔽，得以顯現。歷史的幽暗和現實的碎片，通過閱讀田野中得以串裰和整理。在這裡，閱讀田野，不僅只是工具意義，對於三位作家，閱讀田野本身即散文的文本意義。散文的敘事、說理、寫情，在閱讀田野的過程中，完成了一次轉體，一方面，與慣常的小散文告別，更重要的是，散文在三位作家手裡，譁變成了一種有別於當下歷史隨筆和文化隨筆的田野散文：來自田野當下與過往的氣息與韻味。聶作平的《1644：帝國的疼痛》、蔣藍的《蹤跡史》、李浩的《歷史，未必然》等，充分表明三位作家閱讀田野後的散文業績。閱讀田野所帶來的新視角和新材料，以及由此引發的文化的關懷和現實的感照，不再是散文里的調料或硬貼上的符號，而是這類散文文本的特質。
最後，再以一段聶作平《孤忠者的最後大地——文天祥和他的北上之路》的文本，從中感受閱讀田野給當代散文帶來的變化和革新：
親臨崖山之前，我曾多次想像，那片庇護過二十萬南宋軍民和幾千條船隻的水面，應該驚濤拍岸，橫無際涯。然而，當我登高遠眺，才發現想像與現實相去甚遠：目力所及的遠方，是一條幾百米寬的大河，河面平緩，靜水深流，幾十條大大小小的船隻在忙碌。至於大海，它還在山那邊的遠方。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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