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青澤所著的《十年一夢》。本書講述了一位年輕人在股票、期貨交易中，十多年風風雨雨的成長曆程。作者以他親身參與、目睹過的事件為基礎，從獨特的角度描述了一個市場新手痛苦而艱難的投機摸索之路。本文選取了原書第十八章的內容。
隨著歲月的流逝，人生閱歷的豐富，對市場認識的深化，我逐漸意識到，自己以前過於強調了投機主體的內在力量，輕視甚至貶低偶然性因素對投機者人生和交易的重大影響，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
在股票和期貨市場，我親身經歷的無數次成功和失敗的交易表明，一個股票及期貨市場的投機者的命運，確實受制於許許多多看似極為偶然的因素。一個意外的政策、一次自然災害，甚至一條消息、一句謠言，都可能在金融市場中引起軒然大波。市場價格激烈動盪，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2004年4月的一天，因為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一席講話，倫敦商品交易所的銅價暴跌，上海期貨交易所自然也無法獨善其身，滬銅連續停板，多頭只能眼睜睜看著市場價格下跌而束手無策。
所以，輕視、貶低偶然因素的巨大影響力，投機者往往會走進思維、認識的誤區。在交易成功時過於誇大主體的智慧與能力，而在遭受損失時竭力強調外在的偶然因素。顯然，這種自我評價的態度缺乏起碼的客觀性。那麼在股票及期貨交易中，制約投機者成功的外在、偶然的因素有哪些呢？
1
社會政治、經濟環境
有人說，如果索羅斯當初不離開匈牙利，他現在可能只是布達佩斯大街上的一個計程車司機，而不是威震全球的金融大師。
「如果你把我放在孟加拉國的中部或者秘魯及其他地方，你會發現，我所具有的才能，在那片不適宜的土壤中將會長出什麼——我會在30年後仍掙扎著謀生。我有幸在一個市場體系中工作，這一體系碰巧給我所做的工作以可觀的回報——雖然這回報大得不成比例。」（《沃倫巴菲特如是說》）
再比如，政治因素往往決定著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匯率制度，也決定著金融領域的自由化、市場化程度。一個實施固定匯率制度的地區，外匯投機者就根本沒有生存的空間；一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投機者只能參與國內市場，而不能進行全球金融市場的交易。所有這一切當然會極大地禁錮市場參與者的發展空間。
可見，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是投機者生存的土壤。國內金融領域要出現像巴菲特、索羅斯這樣對世界經濟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還需要社會政治、經濟更加民主化、市場化，國內股票、期貨市場更有活力，更加公平、公正、公開。
2
政策因素
政府的一個政策或者任何大的舉動，都可能對金融市場產生難以估量的作用，從而使投機者的命運產生戲劇性的變化。
1995年2月23日，中國期貨市場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被譽為中國的「證券教父」，萬國證券公司的老總管金生，在國債期貨市場的世紀豪賭中，一夜之間輸掉了整個公司，損失幾十億元，這就是著名的「327事件」。事情的起因就是財政部的一個貼息政策，即把國債期貨品種「327」合約的年利率由原來的9.50%提高到12.24%。
所以，在很多時候，投機者是可憐而渺小的，政策因素往往直接決定了投機者的悲劇命運。在這種情況下，過分強調投機主體的內因，把交易成敗的原因完全歸於個體的主觀因素，是非常不公平的。
3
市場本身
一般說來，在市場行情大起大落、價格變化劇烈的年月，國外投資基金經理的業績往往比較好；而在股票、商品和金融期貨的價格變化平緩、長期盤整的年月，投資基金的業績往往不如人意。道理很簡單，投機者只有在市場價格的起落中才能賺取差價，一個死氣沉沉、交易清淡的市場，投機交易是難有作為的。這一點在國內期貨市場的表現也非常明顯。
4
煮熟的鴨子也會飛
在日常交易中，每當我做錯方向而賠了錢時，我從來不怨天尤人，誰要你技不如人呢？我要求自己進一步努力，提高自身的智慧、意志以及境界，從而減少交易中犯錯誤的次數。但是，這種單純的想法，有時候也會給自己帶來很多不必要的煩惱。即對自己的要求過於苛刻，把不應該由自己承擔的責任全攬過來。這種做法對自己是不太公平的，也會給交易帶來很大的精神壓力。
在前些年的國內期貨市場，一個投機者的成敗，並不完全取決於一個人的內在水平，還有許多非市場的、偶然的事件，嚴重地威脅投機者的成功。市場不規範，導致了許多投機者稍有不慎就會損失慘重，甚至被掃地出門。
1994年底，我們國債期貨營業部的一位散戶，上午還有10多萬元，下午，他趕上了國債期貨交易幾個月中最大的一次市場震盪，不僅把帳戶上的錢全部賠光，而且還欠營業部6萬多元。
在我的記憶中，曾經有好幾次，我在期貨交易中方向判斷準確，行動也非常漂亮，結果卻沒有賺到錢。當時我簡直是氣急敗壞。我回憶起這些往事，只是想提醒自己，在下面的例子中，明明利潤就要到手，最終卻還是拿不到，為什麼我還要急著去做那些風險很大、很不確定的交易呢？所以，期貨交易不要太過於執著、過於認真，不要太看重一時一地的得失，要以一種遊戲的態度來看待，心平氣和方能走得更遠。
1995年8月，我在蘇州紅小豆509中做多虧了大錢。後來，紅小豆的價格竟然跌到了每噸1600多元。在市場下跌的途中，紅小豆市場一直沒有出現過任何像樣的反彈。當時有人說，紅小豆比豬飼料都便宜。
我的多頭思維一直沒變，我認為物極必反，市場早晚會有一波強勁的上漲行情。在市場價格跌到2000元到2100元的時候，我做了大量的多單，希望能抓住市場可能出現的反彈，把前一段時間的損失奪回來。按照常理，我估計在這個位置做多風險不會太大。
但是，那一年的蘇州紅小豆走勢真是怪異極了，不管紅小豆的價格多低，空頭就是肆無忌憚地賣空。記得當時空頭的一個主要藉口是實盤壓力巨大，沒有多頭願意接貨。面對讓人絕望的市場下跌，我無可奈何，只好在盈虧不大的情況下平倉離場。
後來，我聽說事情並不像空頭所說的那樣，真的沒有人想要紅小豆的現貨。安徽丁氏兄弟想接貨，交易所就是不讓。因為空方主力是蘇州當地的機構，和交易所關係密切，他們牢牢地把持著蘇州紅小豆市場的走勢，只能賺錢而絕對不能輸。強龍壓不過地頭蛇。
在1995年8月的那一段時間，我在紅小豆市場由於做錯方向，賠了大錢；現在，我做對了方向，卻因為交易所的原因，因為非市場的因素，沒有賺到任何錢。
相似的例子還有：
2002年前後，國內期貨市場經歷了幾年異常蕭條冷清的局面，誰也不知道政府對期貨市場的嚴厲監管要到什麼時候才結束。我這個以期貨為職業的操盤手，對市場的前途感到心灰意冷，毫無希望。然而，不知不覺中，有些事情已經悄然變化，大連大豆行情首先出現了轉機。
從2001年開始，國內大豆市場在下跌了七八年以後，在美國CBOT的影響下，小幅上漲，開始走上了持續好幾年的牛市之路。誰也沒有想到，大豆價格從2000元附近起步，最後竟然漲到了2004年令人目眩的4100多元。
但是，在2002年的時候，因為前幾年的熊市思維在很多人的頭腦中打下的烙印太深，許多人在心理上對市場轉牛還沒有適應，包括一些大豆主產區從事期貨交易多年的大型企業、機構，他們仍然認為這只是一次小小的市場反彈，所以，在市場價格剛剛開始上漲，還沒有走出底部區域的位置，他們就開始做空。
根據CBOT的走勢圖，大豆市場的牛市已經來臨，我對大豆市場的後市非常看好。所以，我在國內5月合約上做了不少多單，等待市場突破前幾年的高點——2400～2500元這個區域，然後再加碼買進。
然而，2002年5月合約的走勢就是不爭氣，直到離交割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持倉量依然高達30多萬手，居高不下，但市場價格卻沒有漲上去，還在2200多元徘徊。難道我對市場的判斷有重大的失誤，不是的，那麼市場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原來，國內空頭主力為了操縱市場行情、牟取暴利，竟然準備了100萬噸大豆現貨，想要通過實盤的壓力迫使多頭主力投降，而且還通過交易所對多頭旁敲側擊，警告其不要輕舉妄動。
最後，在各種壓力的作用下，大豆5月的期貨價格並沒有上漲多少，多頭卻破天荒地用20億元資金接下了近100萬噸的大豆倉單。這種情況非常令人驚奇，因為以多頭主力的實力，在5月合約的最後交易階段，完全可以讓市場價格上漲400～500元。反正實盤100萬噸都已經接下來了，為什麼不在投機虛盤上賺一筆錢呢？當然那樣空頭主力就慘了。
我看好的多頭行情並沒有出現，但在隨後大豆市場這波洶湧磅礴的漲勢中，我在市場價格漲到2500元以後的行情中賺了大錢，那是憑我的理論和經驗，在趨勢行情突破以後牢牢地拿著多單不撒手，一直到3500元左右才平倉離場。其實，回頭看來，如果我再堅持一段時間，還有不少利潤。但是，我已經對此心滿意足了。
回想起這幾次交易，我發現，小到一次具體交易中的意外事件，大到投機者面臨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以及一個國家的民主化、市場化程度，都會對投機者的命運產生深遠的影響。一個高明的市場參與者，必須清醒地了解制約投機成敗的偶然因素的巨大影響。只有當外在條件成熟、機會來臨時才勇敢出擊；而在時機不成熟、條件不具備時則隱忍修煉，耐心等待。否則，如果投機者一味猛衝猛打、魯莽行事，不根據環境的變化，審時度勢，難免不被市場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