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情報保衛史上，除了派遣和潛伏人員，還有很多從對手內部發展出來的著名情報關係。尤其是在中央特科時期，周恩來以其卓越的眼光，未雨綢繆，在其領導下的情報精英們，各個時期都埋下了很多很深的「棋子」。而這些「棋子」，又在中共最危難的時刻，發揮出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中，有兩個人是不能忘的，一個是楊登瀛（周總理臨終前說起的不能忘的幫助過中共的人），另一個就是莫雄。
楊登瀛
上世紀的1933年至1935年是中共最艱難的時期。按照開國領袖毛澤東在1945年4月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說法，這一時期中共在「白區損失了百分之百，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由於彼時有一段時間執行了「左」傾冒險（盲動）主義、 關門主義的影響和國民黨的瘋狂搜捕，中共隱蔽組織的損失慘重，甚至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不調幹部到上海、不發展新黨員、不在上海開會，大家自找職業、分散保存力量的指示。
毛澤東修改手稿
就是在這如此艱難的時期，中共情報保衛系統卻依然在國民黨軍政統治區域內，就在蔣介石「剿共」的眼皮子底下，廬山周邊，來取自如，活動異常活躍。將國民黨對付中共的重要的軍政機構變成了「中共機構」。這就是莫雄擔任專員、司令的國民黨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德安專署。
莫雄
國民黨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德安專署，下轄九江、湖口、彭澤、星子、都昌、德安、瑞昌，共七個縣，並在南昌設有辦事處兼交通站，而作為專署最高長官的莫雄，拿的是蔣介石親自簽發的委任狀，前去任職卻是奉中共情報組織的「指示」。
莫雄，早年同盟會會員，孫中山時期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十一師師長。後被蔣介石撤裁，從此莫雄與蔣介石內心分道揚鑣。莫雄曾與粵軍共同反蔣，但兵敗之後目睹粵軍將領全無鬥志，漸漸對身邊的國民黨人感到失望。
上世紀30年代初，通過舊部，曾任十一師政治部主任的劉啞佛（中共早期黨員，情報人員）介紹，莫雄開始接近中共。
當時，他在宋子文謀了個財政部視察的閒差，相當於古時候做名望門下的「食客」。宋子文彼時也想建立自己的勢力，需要一些軍政老人來幫助他。
1932年，「128」淞滬抗戰爆發，稅警總團總團長（第二任）王賡臨陣逃脫，莫雄臨危受命，接任了稅警總團總團長，短暫的有過軍權。
國民黨中將、西點軍校畢業生，陸小曼前夫王賡
1933年初，卸任總團長，莫雄對國民黨完全失望，經常和劉啞佛介紹認識的嚴希純等一些中共人員來往，開始傾向於中共的事業，並向上海的中共組織提出了自己的意願。最初，今天看來，也有可能是種考驗或者說是試探，嚴希純請莫雄出面保釋幾位獄中的中共黨員，莫雄欣然允諾，找到上海市警察局長就把事情辦成了。
嚴希純
對於莫雄曾提出過的入黨要求。嚴希純經請示，向莫雄回復了組織意見：「你在國民黨中資格老，社交廣，為方便工作起見，以暫不參黨為宜。」並且，已經著眼於將來「埋子」的情報關係的可能性上出發，嚴希純同時還希望莫雄放下和蔣介石的個人恩怨，「不要這樣清高，只要於革命有利，在蔣下面去工作也可以」。
1933年夏，蔣介石調莫雄去南昌行營。嚴希純回憶說，「他經過考慮，同意了我們意見，毅然去了南昌」，任蔣的南昌行營軍事特派員。
1933年11月，「福建事變」爆發，十九路軍抗日反蔣，蔣介石讓莫雄前去福建招降。莫雄覺得機會來了，當時產生的想法是：十九路軍有不少是我的舊部，若能借蔣介石鎮壓十九路軍之機，以招撫的辦法將十九路軍的軍權搞到手，那麼我手上就有了一支舉足輕重的武裝力量，可以伺機再行反蔣之事。 莫雄抱著這樣的預謀，帶著蔣介石的手令，只身前往福建招降。見到蔡廷鍇後，告之以利害，使他們知難而退。同樣，也就在這段時間裡，莫雄為中共提供了不少有關十九路軍反蔣抗日、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及蔣介石軍事行動的情報。（此次事件里，今天的黨史也提及，本身中央蘇區很有機會與之合作，潘漢年等人也前往福建談判聯合反蔣等事宜，只可惜，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左傾的過於單純，功虧一簣）
莫雄前去福建招降，本希望重掌兵權，但蔣介石忌憚粵軍舊將，並不準備他帶兵，只給他10 萬元法幣做酬勞，莫雄婉拒，蔣介石只好給了莫雄一個地方專員的官，也就是江西省德安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並且，自認為很聰明的是將其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莫雄接到任命，立刻趕到上海找到了嚴希純，將兩份委任狀，即江西德安贛北第四區行政督 察專員委任狀和江西贛北第四區「剿共」 保安司令委任狀以及兩份空白的組織表交給他。莫雄言之：「我準備與蔣介石鬥法，用他的拳頭去打他自己的嘴巴。假如你們信得過我莫雄，請你們派些共產黨員來與我一齊干吧！我當司令，你們來當我的部下。蔣介石要我『剿共』，我卻要剿蔣！」
當時的上海中共組織，尤其是情報行動保衛系統，真的是千瘡百孔之際。1933年初，臨時中央撤離上海，中共另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局，繼續領導白區鬥爭。但這一時期，也是中共歷史上的「盲動」高潮期，組織連續大規模遭到破壞。僅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就遭受六次大破壞，歷屆主要負責人被捕，其中高級叛徒接連出現。因中共在上海的領導機關被徹底破壞，以保衛中央領導機構為基本職責的特科也面臨結束。
紅隊最後一任領導人鄺惠安烈士
這一時期，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中統前身）採用了「自首」「細胞」等特務手段，通過辦理秘密 自首手續，將叛徒作為內線細胞再安插進中共黨組織。中統檔案總結披露：「這種迂迴地向共黨秘密進攻，自1933年9月開始，到1934年底檢查成績時……已查明的共黨幹部有485人，其中已接受我們的任務的有183人。因此，共黨在上海的一半活動，我們又恢復到隨時了解的程度。」「1934年4月至8月，5個月間，我們對於紅隊的內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們的偽裝人員7人。」
就是在這如此殘酷的環境下，莫雄反其道而行之，向中共伸出了手。嚴希純立即向組織彙報，並很快由上級組織派來幹部，幫助莫雄。
1934 年3月前後，德安專員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組建完畢。 莫雄在以後的回憶是這樣的：「當時上海地下黨在組織表上給我安排了幾十人」。
彼時，在主要崗位任職的中共情報人員有：
專員公署主任秘書劉啞佛、情報股長賈紹誼（陳昌）、文教科長阮退之、主任科員薛代旦、科長傅肖先、科員丘鏞（丘吉夫，代號小張）、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陳修爵、主任參謀盧志英、情 報參謀項與年（梁明德）。按照委員長南昌行營的規定，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的編制 為79人，中共地下黨的人就占了一半左右，且重要崗位上又多是中央特科人員。
中共傑出的情報人員項與年
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每月的經費近5000大洋，而大部分又成為了中共的經費。如主任秘書每月 250元；股長、科長每月160元；科員120元；副司令240 元；主任參謀170元；情報參謀135 元；外加每月總計500元的工作經費和500元的差旅費。
中共傑出的情報人員陳昌
另外，莫雄還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和人脈關係，將中共潛伏人員打入到國民黨其他系統中，他的記述中有這樣的回憶「上海地下黨還利用了蔣介石對我的信任，委託我介紹了好些地下黨同志打入國民黨高級特務訓練班，在大特務頭子康澤手下任職，又委託我介紹了十多人到蔣介石的南昌行營工作」。
中共傑出的情報人員盧志英烈士
今天，研究中共隱蔽戰線的研究者們，都對項與年、丘吉夫，賈紹誼，盧志英等名字如雷貫耳，正是他們依託莫雄給予的各種便利條件，在中共最危急的時刻，搭建並運行著中共情報網以及連接上海中央局與中央蘇區的交通線。
彼時中央特科負責人王世英也對此有過肯定的記述：「1934年，他（莫雄）擔任了江西德安專員兼保安司令，我們利用他派了一批同志到他那裡擔任參謀處辦事員、科員等聯絡工作，在他的掩護下做了許多準備工作，如在九江、南昌建立了據點。」
中央特科成員張育民在南昌的診所，作為中央特科與莫雄的秘密聯絡站。
嚴希純說，「當時（通過）他設在南昌的辦事處，我們的同志得到他的掩護。南昌是蔣介石的心臟，我們都在這地方大搖大擺地走，就是這個緣故。」
德安，南潯鐵路中心點，為軍事上必爭之地。按蔣介石的說法，這裡是紅軍活動最「猖獗」的地方。為了確保德安專署中中共組織的安全，德安專署成立後，中共馬上與當地紅軍及蘇維埃政權取得聯繫，在組織的安排下，莫雄率「剿共」部隊煞有介事地與紅軍打了幾仗。六個月時間不到，「共匪」居然在德安專署轄區內業已「剿絕」。如此，別的專區天天鬧「匪」，德安專區卻「風平浪靜」，德安專署因此獲得蔣介石通報表揚：「傳令嘉獎、考成第一」。
德安專署的建立，保護了一大批中共的精英骨幹成員。在莫雄的保護下，九江、 南昌、德安的共產黨人安然無恙。
1956年，項與年（左）與莫雄重逢時合影。
1934 年秋，德安專署的中共特科交通員項與年去南京接特科派來執行破壞南潯鐵路任務的爆破組，被爆破組裡暗藏的內奸出賣被捕。項與年設法通知德安專署的特科人員丘吉夫到上海向組織報信。按照特科紀律，丘吉夫報信後不能返回德安，後來他成為特科上海留守處的負責人，於1935年11月被內奸出賣被捕。這是關聯到德安專署僅有的兩次出事，但均是上海隱蔽組織內有內奸有關係，出事之後也沒有波及德安專署內的其他中共潛伏人員。
國民黨飛機轟炸中央蘇區航拍
正是這樣的牢固的中共潛伏點，在中共歷史上發揮出了最大的作用，今天耳熟能詳的「鐵捅計劃」取得，使中央紅軍搶先突圍，贏得了生機，也贏得了中共在以後十幾年的軍事、政治鬥爭中取得最後的勝利，可以說，莫雄功不可沒。
中共情報戰線傑出的領導人王世英
王世英後來說：「莫雄對我們的幫助很大。在當時的環境下，能不顧生死，不避危險，這樣幫助黨確實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