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查多·德·阿西斯，一位19世紀的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創作的一大批作品涵蓋了全部文學體裁。
在巴西人看來，馬查多早已成為一種國家象徵。他留著長鬍子的照片被印在各種紀念郵票和明信片上，城市裡也有以他命名的街道。
馬查多·德·阿西斯 （Machado de Assis）
作為這樣一位巨匠級別的人物，馬查多的文風和他畫像上的神情一樣質樸。他的作品運用大量的反語，筆觸詼諧，敘事邏輯完美。但僅就翻譯而言，他是一位語言難度比較大的作家，非常抗拒不痛不癢、含含糊糊、似是而非。
2019至2020學年，閔雪飛老師為北京大學葡語專業大四的學生開設了一門專業選修課程——文學翻譯，並選擇馬查多·德·阿西斯作為翻譯對象。而選擇這門課的八名學生也在一次次的紙筆磨礪中明晰翻譯的標準，其中就有米亞·科托、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的譯者。
最終，這本編譯而成的《馬查多·德·阿西斯小說集》在今年夏天得以呈現。它既是一次教學實驗產生的的成果，也是一次距馬查多作品上一本中譯出版十六年之後的葡語文學經典復興行動。
在此，我們特地準備了閔雪飛老師撰寫的《馬查多·德·阿西斯小說集》譯序，跟隨譯者共同解讀屬於馬查多的現實主義與巴西文學。
《馬查多·德·阿西斯小說集》譯序
閔雪飛
作為巴西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馬查多·德·阿西斯開啟了一種全新的文學圖景。
1839 年，若阿金·馬利亞·馬查多·德·阿西斯（Joaquim Maria Machado de Assis）出身於里約熱內盧的一個底層家庭。他的父親是解放奴隸，混血人種，以粉刷為業。母親為葡萄牙亞速爾的移民，洗衣婦，白人。實際上，無論是馬查多還是德·阿西斯都是姓氏，因此，以下簡稱馬查多，而不是阿西斯或德·阿西斯，這既是巴西文學史傳統，也是作家在世時給親密友人信件的署名。
馬查多·德·阿西斯 （Machado de Assis）
當時巴西識字率很低，馬查多的父母卻奇蹟般地識文斷字，這為他的家庭教育打下了基礎。馬查多一生中幾乎沒有接受過正規學校教育，所有知識皆靠自學而得。童年時在教堂充當協助彌撒的男童，從神父那裡學習了拉丁語。十歲時，母親去世。父親再婚之後也很快去世，當時馬查多只有十二歲，由繼母撫養成人。繼母在一家女子教會學校擔任廚娘，馬查多從法國麵包師那裡學會了法語。這為他廣泛閱讀歐洲文學提供了條件。
馬查多·德·阿西斯年少時便顯露了才華，十四歲時已經在當地報紙上發表詩作。他有強烈的社會上升渴望。在里約時，他常去一家書店看書，結識了書店老闆，也是當時里約著名的文化人保拉·布里托。他很欣賞這位好學的少年，介紹年僅十五歲的馬查多·德·阿西斯去國家印刷廠擔任排字學徒。
兩年之後，馬查多成為報社校對，之後長期在報社工作，擔任記者、編輯、主管等職。後來，馬查多·德·阿西斯在朋友的邀請下，前往政府部門任職，曾任交通、工業和公共工程部會計總長等職務。馬查多雖然擔任公職，但始終沒有離開文學，依然孜孜不倦地為報紙 、雜誌撰稿。
馬查多·德·阿西斯對構建文學共同體極有自覺，在他的大力促成下，1886年，巴西文學院成立，馬查多成為創建院長暨首任院長，院中坐席為二十三號。
馬查多·德·阿西斯生前身後發表了眾多作品，涵蓋了全部文學體裁，共計十部長篇小說，二百零五篇短篇小說，以及大量詩歌、戲劇作品。從若澤·維利西莫開始，研究者大多同意將馬查多·德·阿西斯的文學生涯以1880年為界分成兩個時期：前期為浪漫主義時期，後期為現實主義時期。前期稚嫩，後期成熟。但這是文學史家的武斷，或許馬查多·德·阿西斯自己並不贊同，因為他始終拒絕歸屬任何流派。
在馬查多·德·阿西斯出生與成長的歲月里，巴西還是一個年輕而稚嫩的國家。1822年，隨著唐佩德羅在伊比蘭卡河畔一聲「不自由、毋寧死」的呼聲，巴西從葡萄牙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巴西帝國。
如何用殖民者的語言書寫出年輕帝國的獨立個性，成為當時作家最主要的焦慮。以阿倫卡爾為代表的巴西作家在浪漫主義文學中找到了一條路徑，通過對巴西自然美景的賦寫與對印第安文化的挖掘，為幼年時期的巴西帝國構建了主流書寫模式。
研究者將馬查多初期作品歸為浪漫主義，主要原因在於主題都以愛情為主，但是馬查多重視社會關係與心理刻畫的寫作風格已經初現端倪，浪漫的故事中包含了馬查多在現實主義作品中討論的問題，比如人性的複雜、社會地位的變化、女性在父權社會居於從屬地位等等。
馬查多從不認同浪漫主義作家通過稱頌巴西風物為巴西賦予身份的手段。即便在歸入浪漫主義的小說處女作《復活》中，他也在前言中明確地表達了自己與傳統浪漫主義敘事的距離：「我不想寫一部風物小說。我試圖勾勒出一種情境與兩種針鋒相對的性格。」
1873 年，他發表了一篇引起軒然大波的著名文章，題目為《巴西當代文學的創新：民族性本能》。馬查多表示，一個好的作家，首先必須是一個有才華的作家，而不是僅僅將民族主義當作旗幟，或者僅僅局限於歌頌本土特有的或唯一的事物。
他指出，面對本土題材的作品，僅看其中是不是有民族精神是完全錯誤的，比如巴西浪漫主義詩人貢薩爾維斯·迪亞斯，如果僅以巴西性為標準，那就只能欣賞這位詩人民族主題的作品，而那些「從主題而言，屬於整個人類，歌唱人類的願望、熱情、脆弱與痛苦」的美妙抒情詩就會被全部排除在外。
在這篇文章中，馬查多提出了一種全新的國家文學的願景：並非只有稱頌巴西風景或言說巴西特有題材的作品才具有國家性。文學言說的是人的本質、人的矛盾，發生的地方不能成為局限。巴西的事務要與人的普遍意義結合起來，這才是真正的「巴西性」。「對於作家來說，首先應該具備一種內在感情。這種內在感情令他歸屬於他的時代與他的國家，儘管處理的題材屬於遙遠的時代與空間。」
這樣的一種「內在情感」驅使馬查多在里約熱內盧的城市生活中尋找普世的「巴西性」。馬查多生活在一個政治與社會結構更迭頻繁的時代，親眼看見了巴西帝國最後的餘暉，見證了奴隸制的廢除與共和國的建立。他將現實的社會關係移植到文學作品中，展現了一個處於分裂與矛盾之中的社會，記錄並建構了屬於所有巴西人的共同身份與記憶。
馬查多的關注點始終在於揭示人的共性與本質、普遍範疇下的人與人結成的關係，無論書寫的是激情還是嫉妒、死亡還是生存、忠貞還是背叛，無論主人公是男性還是女性、主人還是奴隸、懦夫還是勇士。然而，馬查多的現實主義並不同於一般的現實主義，從不依賴於某種決定論模式，也不訴求尋找人物與情境形成的清晰原因。
他的書寫拒斥所有的顯而易見與一目了然，對於巴西落後農業、奴隸制與保守的社會結構，對於虛偽、出軌、通姦、玩世不恭，他的批評從不以直接形式展開，更不會淪為道德教化，然而，細膩客觀的心理刻畫與潤物無聲的微妙諷刺也許具有更大的破壞力。
1881年，即步入「成熟的現實主義時期」之後一年，馬查多· 德· 阿西斯出版了《布拉斯· 庫巴斯死後回憶錄》（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這是一部將其時代遠遠甩在身後的作品，採用非線性的片段敘事，具有現代主義元素。
伍迪·艾倫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表示，這本書位列對他成為電影人與幽默作家影響最大的五本書之一。小說的主人公布拉斯·庫巴斯六十四歲死於肺炎，死後他依然在書寫自己的自傳，從墳墓之中回憶了自己的一生，成長、事業、愛情，以及生命中的諸多過客。
《布拉斯· 庫巴斯死後回憶錄》
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
這些現代主義元素是極其超前的，幾十年之後，拉美作家才大面積使用。在若熱·亞馬多的《金卡斯的雙重死亡》中，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死後訴說場景。布拉斯·庫巴斯與其他人物不斷混淆生與死、真實與虛幻的界限，這一點正是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最吸引人之處。布拉斯·庫巴斯時時從紙上突圍，否定自己的寫作，承諾要刪去若干章節，懇求讀者原諒他粗疏的書寫。
在克拉麗絲·李斯佩克朵的《星辰時刻》中，我們看到了作家以同樣的方式化身為人物，言說寫作者的焦慮。庫巴斯採取了環形敘事，在結尾處驅動讀者返回開頭，再次旁觀庫巴斯的死亡，從而進入無窮無盡的循環，這讓我們想起了《百年孤獨》以家族歷史開始又以家族歷史終結的閉合結構及博爾赫斯《小徑分叉的花園》中永無休止的生成機制。
如果說馬查多的長篇小說「力圖表現完整的世界，追求社會的主體和整體」，那麼他的短篇小說則是 「對整體的一小部分的表現，但並非任意一部分，而是能抽取一定意義的特殊部分」。
此次選譯的馬查多中短篇小說完整地展現了作家普世與全景的社會觀。《精神病醫生》作為馬查多最出色的作品，以中篇小說的尺度，塑造了一個執著到瘋狂的「科學家」形象。以此，馬查多諷刺了自啟蒙主義以來甚囂塵上的「科學主義」與「理性至上」。伊塔瓜伊這個小小的村鎮成為人類社會的縮影，「玉米粥叛亂」影射著法國大革命與巴西的「米納斯密謀」叛亂（Inconfidência Mineira），逾越界限的「理性至上」，終將人類社會變成巨大的「巴士底獄」。
其他短篇小說同樣為馬查多·德·阿西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世情小說，主要集中於里約熱內盧的城市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與悲歡離合，但也不乏對底層困苦的描寫。
《瑪麗安娜》講述了一個令人扼腕的愛情故事，從畫中瑪麗安娜與真人瑪麗安娜的交融，我們可以管窺馬查多超前的現代性。《公雞彌撒》圍繞「我」的內心活動展開，刻畫了一段若有若無的曖昧情愫，促成了巴西「心理小說」的發展與成熟。《父欺母》展現了巴西廢奴之前的「至暗時刻」，展開了一幕父愛與母性交織、困頓與人性爭鬥的悲喜劇。
《占卜師》以哈姆雷特的台詞開頭，以猝然驚悚的結局而終，作家描寫的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關係，更以主人公卡米洛的相信與懷疑，複寫了一個生活在十九世紀巴西的「丹麥王子」形象。《皮拉德斯和俄瑞斯忒斯》以對希臘神話的戲仿，在層層反諷之下，呈現了一對男子不同尋常且並不對等的感情。
《錢包》同樣是一個有著意外結局的通姦故事。《學校故事》描繪了當時巴西的教育狀況，呈現出一個純真男孩的倫理困境：一樁他以為是按勞取酬、無比正當的事，竟是錯的，令他遭受巨大的折辱。《外交官先生》刻畫了一個出沒於上流社會，一生耽於幻想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
《棍子軼事》返回了奴隸時代末期的巴西，呈現一幕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悲喜劇。某種程度上，《隱秘情由》可以看成《精神病醫生》的凝縮，區別之處在於福爾圖納托對實驗的執著來自內心深處不可抑制的虐待衝動。
《顯貴理論》通篇對話，直指社會的虛偽，是馬查多式反諷最好的體現。《名家大師》塑造了一個一心成為嚴肅音樂家，卻在流行音樂的道路上一騎絕塵的作曲家。《海軍司令之夜》同樣是一篇以反諷驅動，以「不忠之愛」為主題，揭示人性種種矛盾的小說。
另外一些小說，具有一定的形上學色彩。《鏡子》不僅是雅克賓納對自己一段奇妙經歷的講述，而以傑出的敘事技巧，傳達出馬查多對於「兩個靈魂」的洞察，也體現了作者對於存在本質的思考。
在《亞當和夏娃》中，馬查多重寫了創世紀，世界並非上帝完美的創造，而是魔鬼的創造，惡被首先造出，而上帝的存在只是創造出對立面，讓惡不至於太惡而已。
《魔鬼的教派》同樣是一個關於對立的故事，魔鬼否定一切，通過否定神性、肯定人性，馬查多呈現了人性與其固有的種種矛盾。《聖人之間》與《寓言一則》中，故事的發生是神話與寓言的，但體現的依然是世情與人性。
作為敘述者，馬查多力圖客觀，既不局限於壓迫者視角，也不局限於被壓迫者視角。在這些短篇小說中，比起行動、情節、年代和空間，馬查多更重視寫出人物的感覺。他書寫下這些主題，又發展出另一些主題，在描寫當下的同時，回返了過去，並將自己投射到未來。馬查多的巴西性建基於他對時代與人情的記錄，也建立在他對人的普遍意義的探尋之上。正是從這個意義出發，馬查多·德·阿西斯成為巴西乃至拉美一代又一代小說家取之不竭的靈感來源。
作品簡介
《馬查多·德·阿西斯小說集》
[巴西] 馬查多·德·阿西斯 著
閔雪飛 等 譯
中信出版 ·大方 2020年7月
《馬查多·德·阿西斯小說集》是巴西文學巨匠馬查多·德·阿西斯一生中短篇佳作的全面集結，收錄了包括《精神病醫生》《鏡子》《公雞彌撒》在內的二十一篇極具代表性的作品，完整展現了作家普世和全景的社會觀。
作品普遍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書寫里約熱內盧中下層階級的日常生活與悲歡離合，以細膩客觀的心理刻畫與潤物無聲的微妙諷刺捕捉人物的心理動態與社會現實，主題多涉及嫉恨、虛偽、城市裡的悲歡離合和人性爭鬥，具有超前的現代性。
正如他所言， 「我對自然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人」，通過對時代與人情的記錄、對人的普遍意義的探尋，馬查多·德·阿西斯為巴西文學開闢了一條不狀寫風景的文學路途。
主要譯者簡介
閔雪飛，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葡語系葡萄牙語專業副教授，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文學博士，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理事。目前主要致力於葡萄牙語詩歌、後殖民主義與國家認同研究。著有《書寫真實的奇蹟：葡萄牙語文學漫談》，譯有《阿爾伯特·卡埃羅》《星辰時刻》《隱秘的幸福》《夢遊之地》等經典葡語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