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紛之於社會，如疾病之於人體。2016年7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全國率先部署開展訴源治理改革，推動多元主體參與和多方責任共擔、多種機制共振和多樣資源整合，對症「下猛藥」、合力「除病根」，不僅「治已病」，更「治未病」「治將病」，努力將矛盾糾紛化解在源頭。
經過3年的努力，成都市委今年年初將訴源治理全面納入社會治理體系，並明確將轄區萬人起訴率、轄區民商事糾紛增長率等指標納入黨委對下考核體系。訴源治理已從法院著眼治本、破解「人案矛盾」的機制性舉措，全面上升為黨委政府推進社會治理、提升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制度性規範。
促進「三治融合」 化糾紛於萌芽
「我兒媳婦根本就不尊重我，她鼓搗起把她老漢兒接過來一起住，一點兒都沒考慮我的感受……」
「大娘，不著急，坐下喝口水慢慢說。」彭州市天彭鎮朝陽中路社區的值班法官一邊安撫激動的大娘，一邊做好情況登記。
原來，大娘的兒媳系獨生女，母親早年去世，父親年邁多病。為方便照顧，便將父親接來共同生活。不料此舉引起婆婆不滿，雙方多次爭吵。
值班法官立即聯繫司法所、社區鄉賢等，一同到大娘家中擺起了龍門陣，聯合開展解紛共治。贍養父母的法定義務、婆媳和睦相處的地方美談……在「嘮家常」的過程中，婆媳最終重歸於好，糾紛在「家門口」得到圓滿化解。
成都法院在城市「陌生社區」引入社工調解等組織，在鄉村「熟人社區」培育老黨員、老幹部、老代表、老軍人、老教師等新鄉賢，引導社區自治，將大量傳統糾紛消解在萌芽。在城市實行法官「一對一」結對街道（社區），在鄉鎮融合人民法庭、司法所、人民調解組織、社區工作組織力量，定期開展法律上門服務，指導社區法治。突出人民法庭職能，在當地社區、鄉村廣泛開展以案說法、以事普法、以理送法活動，推動樹立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預防減少矛盾糾紛，教導社區德治。
崇州市法院法官徐曉雙深入基層開展調解。
新津縣社區「法治診所」化解糾紛。
通過構建「黨委牽頭、法院主導、多部門協作、全社會參與」的一盤棋工作大格局，成都法院緊緊抓住社區這個基本單元，拓寬糾紛化解渠道，成功將一批婚姻家事、鄰里侵權等基本事實清楚、法律關係明確、影響社會治理的矛盾有效化解在基層。
成都中院院長郭彥介紹：「在黨委政府主導下，成都法院著力向基層下沉法治資源，在訴的初始源頭，調動各職能部門、司法機關、社會多元主體等全面參與，促進城鄉社區自治、法治、德治有機融合，引導基層群眾依法理性表達訴求，培育基層多元解紛力量，凈化糾紛滋生的土壤，達到源頭預防和減少糾紛的效果。」
深化「三調融合」 濾糾紛於訴前
成都法院主動對接、協同和引入優質調解資源，努力做強人民調解、做實行政調解、做優司法調解「三大防線」，有效引導糾紛在訴前通過調解方式化解。
2013年4月，四川省大邑縣一開發商在交付房屋時，代收了業主辦理房屋產權證所需要的稅費，後因資金短缺將稅費挪用，導致業主產權不能辦理。由於開發商還有其他經濟糾紛，資產被多家法院查封、凍結，引起業主恐慌。2016年10月13日，千餘名業主聚集到大邑縣行政中心上訪，要求黨委政府解決辦證問題。
2016年10月至12月，大邑縣人民法院和房管局、街道、社區等相關部門多次召開聽證會，與業主溝通交流，並將開發商法定代表人通知到場，協調解決途徑。大多數業主不願花錢打官司，傾向於成本小、周期短的調解方式解決。當年12月12日，大邑縣法院20餘名法官和工作人員與人民調解員一起，在售樓部為業主集中辦理了人民調解協議、司法確認，並出具《民事裁定書》。2017年年初，房管局按流程分批次為業主頒發了產權證書。至此，在大邑縣法院的指導下，一場歷時3年涉及上千人的糾紛通過人民調解的方式得以圓滿解決。
據了解，成都兩級法院指導人民調解成功率達90%以上。
成華區社工調解培訓。
針對在實踐中暴露的人民調解隊伍綜合能力特別是法律專業知識相對匱乏的突出短板，成都法院與綜治辦、司法局共建人民調解員培訓學校，依託全市305個訴訟服務站，定期開展業務培訓，大力建設新時代調解員隊伍，提高人民群眾對非訴糾紛解決方式的認同感、使用率和滿意度。
「沒有登記結婚，收彩禮被對方要求返還的，怎麼處理？」
「老人去世後，盡了贍養義務的喪偶兒媳或女婿與未盡贍養義務的子女，該怎麼分配遺產？」
「今天，我為大家講講家事糾紛中的一些難點熱點問題。」今年8月7日一早，彭州市人民法院法官祝增巧開始為12名家事調解員講解法律知識。
該學校的師資庫由資深法官、金牌調解員、律師、心理諮詢師組成，開設常見糾紛法律法規釋疑、心理諮詢輔導等課程，以旁聽庭審、社區現場教學和網絡教學培訓等方式授課，每一個訴訟服務站、人民法庭都是培訓學校的現場教學點。
此外，成都法院推動人社、公安、國土、房管、衛生等行政職能部門做大行政調解，培育孵化行業調解組織，發揮其在主管領域解紛主渠道作用。制定《民商事調解前置操作規程（試行）》《司法確認工作指導意見》等規範，在法院設立「律師工作站」，選聘118個特邀調解組織和608名特邀調解員。2016年以來共開展調解24.7萬件，通過特邀調解、專業調解分流4.9萬件糾紛。
成都市律政公證處入駐法院。
拓展「三條路徑」 止糾紛於多發
在成都高新區人民法院，順利解決了網際網路借貸糾紛的鐘女士對「和合智解」e調解平台印象深刻。「兩年前在一個美容機構消費時，通過手機網上申請了整容消費貸12600元，後面還款時出了問題。」鍾女士說，對方開出了極高的利息，讓她無法接受，只好向司法機關尋求幫助。去年6月，在高新區法院，她通過平台提交了調解申請，在線預約好了調解員。調解員隨即聯繫了鍾女士、美容機構和借貸公司了解案件情況，並在線主持視頻調解，幫助三方立即達成了協議。「線上調解的效率真高！」鍾女士不禁感嘆。
「和合智解」2.0版主頁展示。
成都法院緊緊依靠黨委政府，攜手職能部門，吸納行業組織，聚焦糾紛多發頻發重點領域，共謀解紛策略、共建解紛力量、共搭解紛平台，拓展解紛路徑。
主動深入當地主導產業和重大項目，推動形成「以企業或行業內自我化解為主，第三方調解為輔，仲裁和訴訟托底」的糾紛治理模式。在政府支持下，成功將10餘個近5000名業主提起的商品房銷售糾紛化解在訴外。
武侯區法院實現訴訟與仲裁對接。
搭建8個「一站式」解紛平台，將道交、醫療、物業等領域90%以上的糾紛化解在訴前。截至今年7月，2016年在全國首創的「和合智解」e調解平台已彙集158個調解組織、596名調解員，累計受理糾紛3萬件，全程網上解紛，調解成功1.8萬件，成功率達61.67%。
與成都市政府共同推進建立府院聯席會議常態化機制、司法審查白皮書季度通報、行政負責人出庭應訴「三大機制」，與司法局共同設立23個「律師工作室」，吸納114個律師事務所的612名律師參與調解，共同整合解紛力量。
與2015年相比，2017年，成都有17個基層法院受理案件增幅放緩，增幅平均下降25.64%；2018年全市法院受案增幅繼續回落9.71%；2019年上半年再回落4.46%，已有7家基層法院新收案件實現下降。
做實「三大環節」 斷糾紛於訴內
「糾紛起訴到法院，若一審不能實質性化解，就可能衍生出二審、再審、執行及信訪等案件，使法院受理的案件在訴內成倍增長。」郭彥向記者介紹，「成都法院堅持將訴源治理貫穿『所有法院、所有案件、所有流程』的工作策略，提高一審案件審理質效，促進生效裁判自動履行，狠抓內部『二審、執行、涉訴信訪』三大案源治理，盡力減少訴內『衍生案件』。」
成都法院通過強化一審事實認定、證據裁判和法律適用功能；建立上訴評估機制，引入第三方對不服一審判決的當事人開展風險評估；構建誠信上訴、防範惡意訴訟機制和「上訴猶豫期」引導機制，向上訴方發送同類二審案例參考，減少對二審裁判的不合理預期，減少二審案件。
成都中院向四川省銀行協會發送司法建議受到好評。
在蒲江縣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汽車買賣合同糾紛中，原告李某認為商家存在欺詐行為，要求進行三倍懲罰性賠償。被告反應強烈，聲稱只要判其承擔責任就一定要上訴。該案承辦法官和法官助理將收集的類似案件判決結果、上級法院曾公開的類似案件指導性案例、相關法律條款等材料，以書面的形式提供給被告，讓其對案件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同時，法官多次進行面對面談話，依法對被告的疑問進行了耐心細緻的解釋。最終被告有了理性的訴訟期待，當事雙方很快達成和解協議，該案撤訴結案。
在訴訟中，成都法院建立主動履行和判後自動履行引導機制、不執行生效裁判司法風險及責任告知制度，促進當事人自動履行。同時，建立難案執行前置介入制度，將財產處置標準及要求前延至審判階段，提前化解執行難案。此外，成都法院大力加強司法作風建設，深化「卓越法官」培養工程與司法作風主題實踐活動，提升整體辦案質效，減少涉法信訪案件。成都兩級法院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已實現連續3年下降，年均降幅達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