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無論是流傳著「外星人建造」傳說的神秘埃及，以「浪漫愛情」為基調的空中巴比倫，還是秉承著「梅花為魂」傳承千載的中國，抑或是「發源兩河」反殖英雄輩出的古老印度，它們在地理位置上皆屬東方，無一與西方有關。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四大古國一國覆滅，兩國衰弱，只有中國還雄踞亞洲，堅守著東方文明最後的堡壘。以前落後貧瘠的西方國家卻趁勢崛起，用幾百年的時間讓西方文明迅速成型席捲全球。
那麼西方文明究竟有何魅力讓人追捧備至，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得以留存並被世界所承認的中國，以它的標準去重新審視衡量西方文明，又會看到什麼呢？
想要了解西方文明，就一定離不開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早在古典時期（公元前5世紀—4世紀中葉），文學和藝術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土地上曾經繁榮一時。
「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這句被人們口口相傳的經典之語就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說，還有備受後世推崇，翻譯影印成各種語言版本的《蘇格拉底名言》也是成型於同一時期，它們都對西方文明日後的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不過天不遂人願，在經歷了高度繁榮發達後，歐洲國家尤其是西歐國家迎來的滅頂的「中世紀黑暗」（中世紀是指公元5世紀後期到公元15世紀中期）。不僅強大富庶的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相繼隕滅，還有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生命的黑死病也肆虐而行。
此時的歐洲宛如人間地獄，不僅科技文化沒有絲毫的進步，還一度倒退衰弱。把持歐洲的天主教更是趁機操控人們的思想，禁錮他們的自由，讓整個歐洲陷入無邊的壓抑與黑暗當中，很多歐洲以外的西方國家都受到了波及。在這種極端的沉悶氛圍中，第一次「文藝復興運動」在義大利轟轟烈烈地開始了。
由於沒有系統的文化體系來反抗「神權」和「禁慾」這兩座天主教大山的壓迫，歐洲的「先行者」們只能藉助復興古希臘古羅馬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對於自由的追求和渴望。
於是博得無數人唏噓同情的復仇王子《哈姆雷特》誕生了，著名的詩人劇作家莎士比亞也誕生了；還有留下了世界最神秘微笑的達文西也畫出了他的復興代表作——《最後的晚餐》，用生動形象的人物刻畫，將這次運動的核心，「人文主義」精神完美表達出來。
這時期的所有作品，無論是畫作還是書籍文章，都在極力地凸顯「人」的個性與作用，將被壓抑了太久的「人性」盡情釋放出來。這和我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化家荀子的理論不謀而合。
荀子在當時「君權神授」思想盛行的時候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張，他認為人不能一味地信服天命，等待天命拯救，應該發揮人本身的主觀意識，利用自然規律，來謀求自身的發展。
這是我國「人定勝天」思想的最早雛形，和文藝復興中「人文主義」追求人類個體特性，解放神權思想相通。這是中華文化和歐洲文化的連接點，也是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連接點。
不過農業文明的保守性和海洋文明的開拓性註定會發展出不同的結果，西方將「人文主義」上升到「理性主義」的高度，高舉「理性和科學」的大旗，主張建立更加民主的新制度，代替舊制度，產生了轟動西方的「啟蒙運動」。
而遠在千里之外的中國，則將宋明理學和陽明心學奉為神祇，用更多的條條框框去約束行為，將「不是風動是心動」的主觀主義發揚光大。也因此，中國的封建王朝走向了沒落，指導西方國家踏上繁盛之路的西方思想在世界傳播。
中華文明是包容的，是溫和的，又是克制和謹慎的，它主張的是發現人性的弱點，用「禮教」用「道德標準」來進行約束，從而達到紀律性和標準化。
而用這個標準來看待西方文明，就會發現與我們恰恰相反，他更加地有攻擊性和步調性，力求「快准狠」，它們也是從人性的「弱點」下手，不過不是克制，而是利用，最大限度地激發人性潛在的慾望，以此創造出源源不竭的發展動力。
所以中國在被戰火洗禮被列強欺壓後可以迅速崛起，再創繁榮。而西方國家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依舊可以用「陌生人街頭接吻」的形式表達對自由的嚮往。
當然，這不能說明西方文明是錯的，只能說是這是極度追求自由，極度釋放慾望所產生的漏洞，而這種漏洞，只能參照和它有鮮明對比的中華文化才能發現。
其實這種東西方文明的漏洞和分歧不止體現於此，在關於宗教信仰的理解方面更為明顯。在以歐美為首的西方國家，擁有信徒最多的就是基督教派，而這一教派的很大一個特點就是對於深信人類的「原罪」，這也是它們的基本教義之一。
它們認為人類生而有罪，因為人類的先祖亞當和夏娃違背了和上帝的約定，吃了分辨善惡樹的果實，這份罪惡感和羞恥感一直流淌在每個人的血脈里，即使是新生兒也不能倖免，只有不斷地贖罪，祈求耶穌的拯救。
甚至震驚世界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事件，也是因為所謂的「原罪」而使110萬無辜的猶太人間接慘死其中。因為在基督教的《聖經》中記載是猶太人殺了耶穌，耶穌又在升天后將猶太人打得流亡各地。所以猶太人的「原罪」更加深重，它們的種族就該被徹底消滅，以此來維護世間的公平正義。
不摻雜任何的宗教因素和個人色彩，站在一個相對客觀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就會發現這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陰謀，一場披著宗教外衣的血腥屠戮。
猶太人的悲劇不是因為他們的「原罪」，而是因為他們「懷璧之罪」。作為世界上最聰明的種族，猶太人的平均智商在115以上，出了眾多的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企業家。比如大家耳熟能詳，又無比崇拜的偉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就是一個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猶太人。
他們十分善於利用自己聰明的頭腦為自己謀取利益，尤其是一二戰的時期，很多遊走在各國的猶太人都掌握了大量的財富和勢力，這些在為他們贏得了無數讚美和掌聲的同時，也讓野心勃勃的法西斯主義產生了覬覦之心，而基督教的「原罪說」則為這場公開的陰謀提供了最好的遮羞布。
仿佛很多讓人無法忍受或者理解的事情，因為人類天生的原罪，就可以被輕易理解。這對於從小背著「人之初，性本善」長大的中國人來說，是有些難以認同的。
無論是我國本土的宗教道教，還是西域傳來的佛教，對於善惡觀都認為應該辯證統一地來看待，沒有絕對的好壞，絕對的善惡。即使是個殺人無數的惡魔，放下屠刀也可以立地成佛，也可以去尋求心中的大道。只要我們善於去規勸，去引導，誰都可以走上正途。
而以基督教為首的幾大西方宗教則截然相反，他們的善惡觀是割裂對立的，相比中國，東方宗教的包容度，它們更加的尖銳，更加的炙烈。
因此很多西方國家會經常發生動亂，抗議集會，甚至自殺式襲擊，這在很大程度上都離不開宗教的因素，因為他們的善惡觀會告訴他們只有自己的信仰堅持才是對的，他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幫助他人進行贖罪。
這是貫穿於整個西方文明發展史中的，帶來了諸多的生機，也犯下過無數的罪惡，它們產生的結果如何，只能看上位者的用意。所以西方宗教信仰之於統治者是主動的，有解釋權的，至於普通教眾，更多的被動，被動接受，和中國主流宗教流派的主張是大不相同的。
通過對西方思想文化史變遷的剖析和中西方宗教信仰的對比，我們不難發現，西方文明的不斷碰撞更迭，都是為了追求兩個字——自由。
從最初被神權的掌控的僵固思想，到對人類個體，經濟科技發展的不斷憧憬改革，都讓「自由」這兩個字深入人心。
至於宗教，則是金字塔頂端的人，制定的規則，利用教義，利用主流思想，鞏固國家的統治穩定，當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民眾追求「自由」的腳步提供了保障。
正是因為有了文化和宗教的默契搭配，有了向著「自由」奔進的渴望，才讓西方的社會制度一步步地蛻變，有了今天的模樣。
和中國一樣，西方國家最開始施行的制度也是奴隸制，並且還在大航海時代將這個制度帶到了非洲，掠奪了無數強壯有力的黑人奴隸，將他們運送到世界各地的殖民工廠，為西方國家創造了無數的利益，而且這一制度的廢止時間正是資產階級誕生的時間。
因為黑人奴隸制的貢獻加快了西方國家的原始資本積累，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讓國家體制更新為資本主義。又因為新確立的資本主義體制，徹底廢止了奴隸制，讓一直追求的自由有了真正的得以實現的機會。
換句話說，西方人的最終自由，是建立在很多黑人的痛苦與血淚之上，這是永遠無法磨滅的罪惡一面。
即使時至今日，在很多以白人為主導的西方國家，依舊對於黑人存在著很嚴重的種族歧視，認為他們出身奴隸，地位低下，黑色的皮膚更是令人討厭，這些地區的黑人想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都很艱難。
更有甚者，在美國街頭還出現過白人警察無故槍殺黑人公民的事件，而這不是偶然，也絕非第一次，在高唱自由論調的土地上，還有很多人沒有得到最基本的人權保障。這份花費了諸多時間和精力的至上自由制度，從來沒有真正地成型，這也是西方高度發達的文明中的缺漏，需要去不斷改進不斷填補的地方。
在歷史文明的演變中，都多多少少存在著不足或者問題，這是事情發展的必然結果，用哲學上的說法就是事物的發展都有兩面性，甲之砒霜，乙之蜜糖，沒有一個萬全的決策或者制度，我們要做的就是不斷地查缺補漏。盡最大可能去完善，去豐富。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用中華標準來進行剖析審視西方的文明史，不是為了貶低他們，嘲弄他們，而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更加客觀地分析利弊，找出問題，這對於西方國家完善自己的體制，中國借鑑吸收他國長處都是一件好事。
我們在這其中看到了西方人對於改革的魄力和決心，看到了他們對於自由，對於信仰的追逐和敬畏，這是相對保守的中華文明需要借鑑的，如何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時增加開放性和包容度，如何面對變化萬千的世界環境已經可以緊跟時代步伐，不斷創新爭優。
反之，西方文明行進過快，底子相對薄弱缺乏厚重感和歷史感，這讓他們的制度有些冒進和極端，這樣打下的根基不穩，更容易因此滋生一些事端，破壞和平友好的心態和局面。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對於任何一種文明的發展都有其深刻的借鑑意義，無論怎樣變化改革，都不能忘記這顆初心，只有這樣才能經受住歷史的考驗，時代的鞭策。
最後，希望東方文明，西方文明，世界文明都能和諧發展，不斷前進，人類的明天會更加地光明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