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於《教育家》雜誌
作者｜布魯諾·德拉奇薩/美國哈佛大學教師
翻譯:章熠周加仙/華東師範大學
當心這些愚蠢的「神經神話」
在世界各地都能夠聽到「神經教育學」一詞，但是我對這個詞及其含義持懷疑的態度。我們教育的不是神經元，而是人。目前國際上大部分機構與學者接受了「教育神經科學」一詞。
20年前，我組織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腦科學與學習科學項目」，提到了「神經神話」一詞。我們發現一些「神經神話」至今還在流傳，在北美、歐洲、拉丁美洲、亞洲，你經常能聽到一些愚蠢的言論，比如，「我們只使用了大腦的10%。」一個占體重2%，卻使用了全身25%的能量的器官，進化會允許我們只使用它的10%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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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許還聽到過這樣一個說法:「我們應該面對這個事實——男人、男孩的大腦和女人、女孩的大腦是不同的。」雖然這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根據，但用這句話來解釋男女成就的差距就令人懷疑了。我們發現，在全世界範圍內，女孩比男孩在學校中的表現更好，但是這和大腦的關係不大，不應該從神經科學中找答案，而應該在人類學、社會學中尋找解釋。
不是每一個和教育相關的問題，神經科學都能夠解釋。一個危險的「神經神話」是，人的發展「存在一個關鍵期，所有的教育和學習應該發生在關鍵期內」。其實是存在一個敏感期，例如，6歲的孩子比60歲老人更容易、更快速地學會一門新語言。然而，60歲的老人仍然能夠學會一門新的語言。這關乎動機、時間、精力和努力。活到老，學到老，大腦的可塑性使終身學習成為可能。所以，我們不能讓家長產生錯誤的觀點——看倒計時已經開始了，3歲一到學什麼都晚了。
類似的還有商業的例子，比如「基於腦的產品」「提升記憶力」「邊睡覺邊學習」。這些說法很可笑，但是卻能賣出產品。有一次當我演講完，有個人過來和我說:「我和我的伴侶不和，因為她是右腦人，我是左腦人。」其實，我們都是全腦人，並沒有所謂的左腦人或者右腦人。當然，左右腦這個說法讓這對伴侶不再糾結他們為啥存在著矛盾，這是好事，但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下面的這個說法是所有「神經神話」中最危險的:「一些人很『聰明』(=很會學習)，一些人不聰明，所以......」。
這顯然是不對的，這句可能影響他人一輩子的話，既沒有考慮到大腦強大的可塑性，也沒有考慮到多元智力，還沒有考慮到腦中所有的動態活動，而是以一種靜態的視角來看待這個世界，否認了人類的完美性，於是也否認了他們值得培養的可能性。
如果你告訴一個孩子「，你不夠聰明，你的確學不好」，這句話就會變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一個孩子天天被別人說你學不好，你理解不了，你很笨，那麼他以後真的就會成為一個笨人。在教育中，這種說法簡直就是犯罪。
「神經神話」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這些所謂的「常識」背後存在著哪些社會政治因素?如圖所示，你可以看到這些向下的箭頭，這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從道德開始分為好與壞。根據柏拉圖的《理想國》發展出政治，包括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兩極，然後發展出政策，包含可行的和不可行的政策，最後到達實踐，包含有效的和無效的實踐。科學包含準確的和不準確兩極，但科學是脫離這個理想模型的。科學的作用並不是告訴我們要為後代們做些什麼，科學可以給教育啟明，就像燈光一樣。
而神經科學是一盞聚光燈，與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哲學等一起聚光。大腦中的道德是情感與認知的交匯，包括理念和哲學，分為對和錯兩極。其實我們所知道的道德是我們大腦的產物。此外，所有的科學都源自哲學理念，在學科發展之初，所有的學科都被定義為哲學。後來，科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但是，當你在任何科學中探尋終極問題時，你又回到了哲學。
當你需要將科學傳達給民眾、科學家以外的人時，就必須經過媒體。媒體就像個歪曲的稜鏡，完全取決於經濟的價值。於是，科學家和普通大眾的交流變得極其困難，尤其是神經科學研究者和教育者之間的對話非常困難。由此可見，科學、社會、政策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
片面追求量化的分析也是不足取的。這主要體現在:(1)過於依賴從統計和數學公式推導的事實和圖像；(2)濫用量化分析，尤其是在社會學和人類學中。社會學和教育學所面對的困難之一是，如果你想測量所有的指標並且繪製出圖像，其實你就錯過了最重要的地方。統計的信息，顯示的是過去而不是未來。
教育神經科學不是萬能藥
除了上述「神經神話」以外，在教育的舞台上又出現了新的「神話」。20年前，在教育神經科學剛剛起步的時候，出現了質疑教育神經科學的現象，這種質疑具有普遍性。當時只有美國、英國、西班牙、芬蘭、中國等少數國家參與我們的「腦科學與學習科學」項目，而其他國家多持懷疑的態度。現在這種質疑已經基本消失了，沒人懷疑教育神經科學能夠為教育帶來進步。當然教育神經科學也不是萬能藥，不能解決教育中的所有問題。
現在的情況是，教育神經科學已經變成了一種時髦的學科。面對這種轉變，我們應當欣喜，但也應心存一些憂慮。這些年來，新的「神話」像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出來。例如，「神經成癮者」，這些人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應該從神經科學而來，神經科學應該能夠解答教育中的一切問題，表現出一種過度的求知慾望。這時候就出現了「神經騙子」。在歐洲，這些「神經騙子」銷售各種東西，賣書、賣方法、賣研討會、賣想法。
同樣的，「神經非法交易者」也在銷售想法。他們不管自己所用的科學有沒有根據，只關注能否賣出去。甚至還有「神經劫持者」，為了達成他們的政治目的，從神經科學裡截取一個結論，來支持他們的政治理念。一旦達成目的，他們就會說我是有科學根據的。這些「神經劫持者」十分危險，他們不僅敗壞教育神經科學的名譽，也會對我們的孩子產生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
我建議，不要使用「神經教育學」一詞，或者只在以下情況使用這個詞:命名偽科學或者被曲解的科學、歪曲的研究成果(刪減、畸形等)、各種剽竊的「成果」、急於推廣到教育中的結果。
巴西著名哲學家、教育家保羅·弗萊雷在他著名的《被壓迫者的教育學》一書中認為:教育即成人的過程。伊拉斯莫斯說:「人生來並非人，而是後來逐漸成為人。」歌德和尼采也認為：「成為你自己。」這是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的思想，都是比較西方的思想。
我想，中國文化中也存在著同樣開放的理念。在弗萊雷的書中，他問道:「當今社會，誰是被『壓迫』的人?」答案有很多，可能我們都是受壓迫的人，也可能我們都是壓迫別人的人。當然，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由於各種原因，學業受挫的年輕人。哈佛大學的DavidRose說：「沒有不適合學校的孩子，只有不適合孩子的學校。」
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成人，這既是個人層面的，也是社會層面的。我們學習是為了在個體層面開發自己的「多元智力」，在社會層面開發群體智慧。集體的智慧可以通過語言相連。我不相信有任何一個大腦會比一群大腦更加優秀。我們應該把集體智慧提高到全球的高度。
對西方人而言，我們應該對非西方世界採取接納的態度。如果西方人繼續堅持自己的思想體系，這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會全速駛入一個環境和社會不可持續的死胡同里。我們也需要東方的智慧、知識和體系，這叫作「認知正義」，這是印度和南非的兩位學者提出的。
我想說的是，要跨越國界、跨越社會團體、跨越一切隔閡來連接我們的大腦。所有的大腦都是不一樣的，但我們的大腦卻有著相似的規律，我們都屬於人類。正是這種相似與不同造就了豐富多彩的人類。我們倡導共情、尊敬、公平，倡導非民族中心的「認知正義」，這一切都應該從教育系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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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本文刊於《教育家》雜誌2019年6月刊第4期，原標題《當心，神經教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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