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愚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
文在寅缺席日本天皇即位儀式,日韓死磕到底?
每年年底，日本媒體都會評選出「年度十大流行語」。今年的活動雖然尚未開始，但我想「天皇」或許是理解2019年日本的最重要關鍵詞之一。這次平成天皇退位將皇位傳給長子德仁繼承，是明治維新以來首次皇位生前更替，因而備受日本國民矚目。同時日本政府也有意以此為契機彰顯本國的文化特色，進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軟實力。經過一番周密的部署，已經有多國政要宣布將出席作為日本天皇即位核心儀式的「即位禮正殿之儀」。
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創新工程項目「日本文化軟實力戰略研究」課題組首席專家崔世廣教授所指出的：「21 世紀以來，日本開始全方位構築其文化軟實力戰略，逐步形成了包括振興文化藝術、發展文化產業、推進文化外交等側面在內的相互聯繫的有機體系。」
文在寅缺席日本天皇即位儀式,日韓死磕到底?
從日本國家戰略的角度分析，提升文化軟實力並非是日本政府的終極目標，如何能讓「軟實力」為「硬政策」所用，才是其意圖所在。此次日本政府如此隆重地向世界宣傳「即位禮正殿之儀」，其背後文化外交的意味就若隱若現。這裡所說的文化外交不僅僅是公共外交層面向民眾發聲，還包括為外國政要訪日創造機會，給傳統的領導人外交製造突破口。只要留心外國政要訪日的日程就不難發現，很多國際政要除了參加儀式外，都安排了與包括安倍晉三首相在內的日本高級官員會談。
當前日本外交中最需要打開突破口的問題非日韓關係莫屬。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外界都有韓國總統文在寅將藉機訪日的傳聞，並且這種聲音不只來自日本國內。2019年2月19日，韓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KBS WORLD RADIO）刊發了一篇題為《韓國總統 是否會借新天皇即位之機訪日？》的報道，足見當時韓國內部對此也有所期許。然而當本月初正式代表公布的時候，傳聞中的文在寅總統卻被換成了李洛淵總理。這自然會引起外界的猜想。
第一個疑問就是：韓國由李洛淵總理代表出席是不是一種反常的外交「降格」行為？筆者對於這一點的答案是否定的。無論怎麼營造氣氛，「即位禮正殿之儀」本質上仍然是一項以日本皇室為主體的活動，因此世界上很多尚在實行君主制的國家的代表都是皇室成員而非政界要人，最典型的就是英國派出的代表是查爾斯王子而不是首相或內閣其他成員。德仁天皇即位是戰後日本憲法和新皇室典範實行後的第二次天皇登基，其儀軌與第一次的明仁天皇即位相差不多。1990年11月12日出席明仁天皇即位儀式的韓國代表也是當時的總理姜英勛而非總統盧泰愚。因此，無論是從國際規則還是從先例上看，韓國派出李洛淵總理出席儀式都是合情合理之舉，不存在「降格」一說。
第二個問題：是否李洛淵代替文在寅出席就意味著日韓關係短期內難現轉機？這個問題就涉及到日本國內對於李洛淵的評價問題。其實，與文在寅相比，李洛淵在日本的評價似乎還要更高一些。日本最具影響力的保守系媒體《讀賣新聞》10月14日刊登了這樣一篇文章《「知日派」韓國總理出席即位儀式 或將與安倍首相會談》，文章將李洛淵稱為：「作為媒體特派員有長期駐日經歷的知日派」，更提出：「（李洛淵與安倍的會面）將為改善日趨惡化的日韓關係提出方案。」最高執政者的見面是領導人外交的「王牌」，雖然成效可能立竿見影，但一旦無功而返也有將使兩國失去轉圜的餘地。在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由李洛淵總理出席即位儀式未嘗不是一招好棋。
第三個問題：是否只要「安文會」實現就意味著日韓關係全面好轉。在波譎雲詭的國際政治舞台，這種想法有些過於樂觀。須知，決定兩國關係的是當事國的國家利益以及國家政策，而不是領導人的私人關係。其實在今年的大阪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安文會」已經實現。但當時安倍與文在寅在禮節性握手外再無交流，氣氛十分冷淡。此次見面後，日本就出台了對韓出口禁令。由此可見，領導人會談並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用良方。
文在寅缺席日本天皇即位儀式,日韓死磕到底?
其實，現階段兩國領導人還都面臨著各自的問題。在韓國，文在寅執意任命的法務部長曹國在上任35天後就迫於壓力辭職，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波及到文在寅政權。對日本來說，在國內首先要面對的肯定還是10月22日的即位儀式，而外交上日本其實已經把眼光放在了中國。促成習近平主席在明年訪日，遠比文在寅來訪可能帶來的外交收益要大的多。
分析似乎走入死胡同的日韓關係不能脫離國際格局的背景。如今的國際社會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新秩序建立時，日韓關係也要相應找到新的定位。改善日韓關係最需要的是時間。（責任編輯：高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