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盛夏，如果不能逃去非洲避暑，就只能靠空調WiFi西瓜續命。缺了哪一樣，都會引發諸如坐立不安、度秒如年等不良反應。所幸的是，今年不是只有我們在煎熬，據說遠在大洋彼岸的倫敦居民也享受到了近40度卻沒有空調的生活。

據身居倫敦的朋友反映，空調真是一件奢侈品。不僅空調貴（大概300英鎊），裝空調還要另外收錢（大概裝一台空調的費用大概等於買3台空調），真是用不起啊用不起。

不過，這對於倫敦來說遠算不上最遭。畢竟可以開窗保持空氣流通，再熱也還有限度。可你想過沒有，如果大熱天還不能開窗，那會是什麼慘狀。

歷史上的倫敦，真還發生過這樣的事情。1858年，全倫敦城都在被酷暑侵襲，可是泰晤士河兩岸的人卻根本不敢開窗。為啥呢？因為太臭了。所以兩岸居民只要條件允許，都選擇了離家出逃。《泰晤士報》上塞滿了抗議，人們懷疑自己會被毒死。甚至議會都一反置之不理的常態，議員們沒日沒夜的開會，幾度被熏到逃出會場，卻又堅強地走了回去。

倫敦陷入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而這一切的源頭，卻要從廁所說起。

滿溢的廁所污水

在抽水馬桶被推廣前，維多利亞時代的廁所仍遵循傳統，由糞坑、椅子、木製圍牆、斜坡屋頂和一扇門組成，建在遠離住宅的花園或是院子盡頭，既舒適又保證通風。如果戶主經濟條件允許，還會定期粉刷牆壁，清洗地板和座椅，放置足夠的廁紙和一束鮮花。

由於使用人數有限，大多數廁所內的排泄物都有充足的時間自然分解。就算不幸碰到化糞池堵塞，也只需要在不遠處再挖個坑就好，挖出的土還可以填埋舊坑，乾淨又省錢。

然而這並不適合19世紀的倫敦。工業革命為倫敦帶來了大量人口，貧民窟擠滿了外來務工者。由於住房用地緊張，十幾戶人家共用一個廁所再正常不過。桑德蘭還曾出現過76戶人家共用一個廁所的事情。政府為了維持城市公共設施的整潔，每個區域都配備了清理糞池的廁所工和街頭清道夫，以便於將從廁所掏出的廢物及時轉移到鄉下的大型堆肥場。只要在廢物溢出來前將其轉移走，理論上來說就能保持城市的衛生整潔。

構想是美好的，現實卻很令人絕望。私人廁所清理要花錢，即使只要1先令，對於窮人來說也是筆大開銷。於是很多人選擇讓糞池漫出的污水肆意流淌。更糟的是，他們不僅在廁所清理上吝嗇，對於廁所的建造材料也是能省就省。記者梅休在走訪調查後指出，很多私人廁所內壁是不會做內襯的，甚至連防水灰泥也不塗抹。污水在通過壁縫「逃」出糞坑，在土壤間肆意「串聯」，導致經常有住在地下室的居民發現，他們的牆壁莫名其妙地滲出了惡臭的污水。

如果土壤已被排泄物污染，那地下水源還能倖免嗎？更可怕的是，由於從井裡打上來的水不論是看起來還是喝起來都並無異樣，所以大部分人都沒把這些危險信號放在心上。

維多利亞政府也沒有將飲用水安全和疾病聯繫在一起，卻仍意識到解決廁所問題刻不容緩。畢竟倫敦作為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街道上污水橫流，臭氣熏天實在太不體面了。1848年，政府宣布「房屋如果不與公共污水渠相連，當屬違法」。將污水集中排放管理本是好事，可是在這裡，公共污水渠指的竟然是當地的河流。

於是，倫敦幾百萬居民的排泄物，每天不間斷地通過下水道衝進泰晤士河，其他支流的廢水、各類污染物在泰晤士河老爹的懷抱中親切融合，再藉助1858年酷夏的加工，終於發酵出了恐怖的惡臭。

倫敦大惡臭

1858年6月16日，美國歷史學家約翰·莫特利在倫敦給他的妻子寫信說：

「溫度表一整天都在90度（32攝氏度），可以想像，燃燒的蠟燭，熱騰騰的飯菜，再加上一二十個烤的半熟的人，是什麼感覺。要我說，烤架上的聖勞倫斯都得算清涼的象徵。」

在我們看來，32°委實算不上高溫。可在全球還沒變暖，非洲還不能避暑，男女老少都把自己裹得體面而嚴實的時代，這已經算是史無前例的酷夏了。泰晤士河散發出了不堪忍受的信號，兩岸居民被熏得倉皇逃家，但更多的人卻不得不硬著頭皮留在倫敦呼吸惡臭。

6月17日，「T.S」律師給《泰晤士報》寫信，聲淚俱下地控訴政府的不作為：

「我是『腐臭河畔』的一名可憐律師。泰晤士河的確已經腐爛，它在報復……近三百萬人把污物排到河裡，兩岸臭氣籠罩……要把我慢慢折磨死……請允許我抗議，我不想被毒死……」

當然，這其中有誇張的成分。臭氣能把人熏暈，但原則上是不致死的。律師的恐慌來源於當時流行的說法，即臭氣是某種致病的瘴氣，會引發霍亂。當時甚至又傳言說河邊有大批居民已經死亡（也許這才是居民倉皇逃家的主要原因）。

由於沒有顯微鏡和微生物理論的加持，人們無法理解為什麼飲用水不潔是霍亂的主因。即使約翰·斯諾早在4年前就發現了污染水源和疾病的關係，還在1856年給《泰晤士報》寫信，闡述了供水公司直接從泰晤士河抽水用作飲用水販賣的危害性。

可惜的是，斯諾的觀點並沒有引起重視，甚至市政委員會對泰晤士河的治理也是一拖再拖。儘管人人都清楚，泰晤士河的排污問題需要解決，但怎樣解決，「政治家、官員和工程師各執一詞」，而且許多既得利益者並不願意承擔治理費用。直到1858年入夏，惡臭都已經入侵了議會大廈的牆壁，議員們仍然在為「誰來出錢」而扯皮。

幸運的是，6月的酷熱終於將他們的摧毀。《泰晤士報》幸災樂禍地報道了這一「盛景」：

「突然，他們從會場蜂擁而出，為首的是財政大臣迪斯累里。他一手抓著一把紙，一手抓著手帕，捂著鼻子，弓著腰，驚恐萬分地逃離了惡臭。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緊隨其後，咳嗽不止……看他們手裡的紙張凌亂不堪，就知道他們收到的撤離統治是多麼緊急。」

議員們在酷暑和惡臭的雙重夾擊下，決定投降。他們拋開了慣常的拖拉作風，把國會窗戶上掛滿浸有氯石灰的麻袋，連續數周堅持開會，財政大臣迪斯累里聲稱自己感覺快被「榨乾了」。

《泰晤士報》主編為此難得稱讚了一回政府，說他們邁出了勇敢的一步，並認為，6月的酷熱「對倫敦的治理作用，相當於孟加拉士兵叛亂」。

泰晤士河治理

議員們一旦團結起來，會議進度便能夠實現質的飛躍。7月1日，議會專門調查委員會開會討論治理方案。供熱工程師建議在河中「修建兩條溝渠，寬30碼，深3碼，坡度1/12」，以此帶走泰晤士河中的污泥；但土木工程師卻持否定意見，他認為修建溝渠會影響航運，且1/12的坡度也無法帶走多少淤泥，問題的根源應該是污水排放。

外界可管不了那麼多，《泰晤士報》屢次發文催促議會，其他報刊也群起響應。他們只想將自己的鼻子儘快從惡臭中解放出來，即使對同樣生活在惡臭中的政治家們也毫無憐憫。不過，轉過頭來，《泰晤士報》又刊登了一位匿名下院議員的訴苦信，信中聲稱他們已經「全力以赴，並且熱得半死」，每天在翻滾著黑水的泰晤士河旁，「一待就是6個鐘頭」，簡直是冒著生命危險在開會。

顯然，報刊媒體們大多不買帳。《笨拙畫報》激進地刊登了整版漫畫《泰晤士河老爹帶著他的孩子來帶美麗的倫敦城》

並附上一首小詩：

烘烤，烘烤，烘烤

泰晤士河一路向大海奔跑！

願你的惡臭能夠毒死

一位議員或者一位主教

《年代》則比較理性，認為這一大筆治理費用政府鐵定拿不出來，乾脆全國人民集體籌款。同時要對市政委員會保持警惕，時刻盯緊他們，不能讓他們偷懶（拿不出治理方案就得在國會熏著）。並且聲稱，蘭貝斯有位「可憐」的牧師，已經因「泰晤士河的臭氣」，一周失去了妻子和4個孩子。

頂著全倫敦的諷刺挖苦，巴澤爾杰特採取臨時措施，每天向泰晤士河各排污口投放200多噸石灰，一直堅持到7月15日，迪斯累里提交了《倫敦地方管理法》修正案，並於8月2日立法後，議員們才鬆了口氣。

泰晤士河凈化法案通過後，委員會將統籌修建攔截式下水道，將倫敦的廢水引到肯特和埃塞克斯，「遠離居民的嗅覺神經」。至於300萬鎊費用，則由全倫敦居民一起承擔，徵收特別稅，為期40年，稅率為每英鎊3便士，政府親自作保。

大概是在可接受範圍內，而法案通過的效率也的確值得稱讚，於是倫敦報業紛紛開始為議會喝彩，迪斯累里成為了英雄。也許大家仍對市政工程委員會的口碑心存懷疑，但除了信任他們也別無他法。《年代》發文稱：「政府已經又快又好地盡到了公共責任，現在就等市政委員會也能又快又好地盡到它的責任了。」

儘管《泰晤士報》仍然喋喋不休的在抱怨，但這次議會的確完美地完成了各項立法任務。為了慶祝議會安全閉幕，內閣成員集體在收工當天乘船去格林尼治參加銀魚宴。

隨著喧囂的國會走廊逐漸恢復安靜，泰晤士河也即將迎來它的再次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