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性傳播作為一種非常規的傳播現象，是指在非預期事件中媒體或個人因為恐慌心理而產生的傳播。與常規的、基於理性的傳播不同，恐慌性傳播基於恐慌情緒展開，具有傳播內容的不可確認性和傳播過程的不可控性。正是由於恐慌性傳播的這些特點，其在傳播研究中廣受關注，但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其內涵和影響有時候可能會被誤讀。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封閉在家的武漢市民與現實環境暫時隔離，由此形成一
個巨大的「真人版實驗室」狀態，我們可以更直觀而深入地考察恐慌性傳播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心理動因與影響。
恐慌性傳播溯源
恐慌性傳播早在人類社會之初就已經存在，並非是大眾傳播時代的產物，特別是在歷次洪水、瘟疫與戰爭等巨災中，恐慌性傳播更是反覆出現。21世紀以來，特別是網絡傳播誕生以來，恐慌性傳播找到了絕佳的媒體共振條件，因而在速度和範圍上不斷擴張，一些研究者開始反思媒體在恐慌性傳播中的角色和作用。
以「分布式通訊結構」為特徵的自媒體中的恐慌性傳播則往往作為輿情管理的主要對象被納入研究框架，相關研究帶有濃厚的對策研究性質。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由於自媒體在封閉空間中營造的全景觀看體驗，其恐慌性傳播並非作為一種節點行為，而是一種滲透在日常生活中、隨時可能發生的文化實踐，這使得我們可以更深入地考察恐慌性傳播的內部機制。
恐慌性傳播的心理機制
恐慌性傳播並非一種隨機發生的行為，其背後有深刻的文化權力和文化心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對事件原因的追責是輿論關注的熱點，各種反事實的假設，即對疫情發展過程進行回推和假設，充斥輿論場。由於疫情的特殊性，「當事人立場」和「旁觀者立場」在大眾歸因過程中不斷衝突，形成對事件原因的各種猜測，從而造成了恐慌性傳播。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特殊心理機制在恐慌性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破壞性釋放。此次疫情的風險具有延續性和極高的個體相關性，因而其對個體和群體形成的心理創傷非常顯著。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為了消解和彌補負面信息帶來的不適，恐慌性傳播成為負面情緒的稀釋劑。另一方面是利他性預警。由於此次疫情發展迅速，人們對疫情的認知不斷更新節點，恐慌性傳播往往更易發生。持續增加的疫情風險通過以「互聯」為特徵的自媒體，不斷疊加人際關係網絡，人們通過轉發各種信息對他人提示風險，恐慌性傳播成為風險的預警器。
恐慌性傳播的影響
恐慌性傳播作為一種心理效應，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恐慌性傳播的溢出效果也十分顯著，最直接的就是導致搶購行為和謠言的傳播。恐慌性傳播常常伴隨衝擊性的負面效果，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恐慌性傳播還具有更深層次的影響。
恐慌性傳播作為一種集體行為，打破了文化網絡的平衡。在現代文明社會中，文化網絡是一種動態平衡，這種平衡是不同訴求的利益方不斷博弈的結果。武漢作為人口超千萬的大城市，其文化網絡既具有歷史傳承的累積性，也具有現實的複雜性。在此次疫情中，恐慌性傳播成為各方文化力量發聲的重要素材，藉助恐慌性傳播以表達自身觀點或是批判恐慌性傳播以澄清自身觀點，在失衡的輿論生態中不斷尋求新的平衡。
恐慌性傳播作為一種對抗性話語，對文化權威具有解構的力量。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特殊信息環境，使得個體的傳播行為異常活躍，恐慌性傳播的發酵效能也更顯著，甚至達到和超過了線下集體行動的客觀效果。作為一種日常文化實踐，此次疫情中的恐慌性傳播通過對文化權力和文化網絡的滲透，進一步導致了治理行為和決策的間斷性變遷。
在保持社會系統活力和自我更新的同時，實現對恐慌性傳播風險的「對沖」需要極高的政治智慧和有效的治理工具。首先，政治系統內的恐慌性傳播具有自我調整和自我凈化的功能，對此善加利用不僅可以消減恐慌性傳播的破壞性後果，而且可將其轉化為凝聚共識的有利因素。在此次疫情中，對疫情傳播的早期恐慌逐漸轉化為對文化共同體意識的強化。其次，恐慌性傳播在時空上具有迅速聚集並不斷發酵的特點，對其介入和引導應選擇合適的切入點。此次疫情中的恐慌性傳播的主體和類型具有較強的遷移性。最後，具備公信力的主流媒體是化解恐慌性傳播風險的有力工具。恐慌性傳播時常因官民互動不暢引起，這給主流媒體留下了空間。此次疫情中，病毒的傳染性是大眾關心的核心問題，各種說法層出不窮，每次新說法的出現都可能會引發恐慌性傳播，需要主流媒體對其進行深層解讀，在科學傳播的同時結合疫情給出明確建議。
（作者系華中師範大學大數據傳播與應急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華中師範大學大數據傳播與應急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周莉 喻發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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