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勇 ：苗老師好，感謝您能接受我關於您的著作《吳梅傳》的採訪，您是在什麼契機下承擔《吳梅傳》的撰寫的？
苗懷明：撰寫《吳梅傳》一書對我來說是一個意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它不在我的寫作計劃里。
《曲品》
在接受這個寫作任務之前，我只寫過《吳梅進北大與戲曲研究學科的建立》一篇小文，發表在《北京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上。這篇文章只談到吳梅治學的一個方面，那就是他在北京大學開設曲學課程的具體經過及其學術史意義。此外還收藏了吳梅當年執教北京大學時用作教材的《曲品》。
沒準備寫的原因有好幾個：
一是吳梅的曲學研究成就主要在曲律，在這方面我沒下過功夫，不大敢觸及。
二是有更為合適的人選，比如吳新雷老師、俞為民老師，他們都精於曲律，對吳梅也都有相當精深的研究，學術積累豐富。
三是已有相關的書籍出版，特別是王衛民先生的吳梅系列著述，包括《吳梅全集》、《吳梅和他的世界》和《吳梅評傳》。可以說王衛民先生是學界在吳梅研究方面用力最勤、成果最多的一位學者。
有這樣幾個因素，自然是輕易不敢碰這個題目。但後來吳、俞兩位老師都希望由我來寫。既然如此，只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
吳梅先生
王先勇：既然已有諸多吳梅的相關著作在前，那您是從何處入手開展自己的《吳梅傳》的寫作的？
苗懷明：既然答應做，就得做出個樣子。你這個問題問得好，我當時也是這麼想的：有學界前輩特別是王衛民先生的系列著述珠玉在前，該做的工作似乎都已經做過了，既有全集，也有資料集，更有傳記，還有可以發揮的空間嗎？我應該從哪個地方入手呢？依據現有的資料，比葫蘆畫瓢，也能寫本吳梅傳記，但這樣沒多少原創性，不如不寫，重複別人並不符合我的性格，於是就從最為基礎的資料工作做起，看能否找到一些其他研究者遺漏或沒有看到的資料。
《吳梅全集》
王先勇：您說研究是從文獻收集的基礎工作入手，那都是通過怎樣的方式收集文獻資料的呢？
苗懷明：我收集資料的時候，當時資料庫不多，我試著查找一番後，還真找到一些前人未曾涉及的資料，這樣就慢慢有了一點信心。
特別是2010年，我受南京大學委派，到韓國東國大學任教一年。那裡中文資料雖然缺乏，無法撰寫學術著述，但幸運的是，藉助現代網絡及數字化技術，身在異邦也照樣可以像國內一樣方便地檢索資料。這一年承擔的課程並不太多，沒有國內的諸多繁雜事務，就有了大量的閒暇時間，於是，只要有空，就呆在宿舍里漫遊中國知網、讀秀、大成老舊刊全文資料庫、新浪愛問、國學數典論壇、愛如生論壇、孔夫子舊書網等各種網站和資料庫，廣為查詢、下載吳梅的相關資料。一年的時間下來，所得資料頗為可觀，其中不少是先前的研究者未曾看到和利用的。
吳梅詩作手稿
王先勇：您能具體談談其中一些新發現的文獻嗎？
苗懷明：比如吳梅到北京大學任教及其在北京幾年的生活情況，此前的研究者只是大略提及，點到為止，我則將這一時期的《北京大學日刊》逐日查閱，找到了不少與吳梅相關的材料，對他承擔的課程及上課的情況有了較為詳細的了解。同時還翻閱胡適、俞平伯等人日記以及韓世昌、周作人等人的回憶文章，找到不少吳梅在北京生活的資料。這些都是研究者以往關注不夠的。如果不是在韓國這一年搜集的資料，撰寫《吳梅傳》的時間也許要拖後一兩年。
《顧曲麈談》初印
王先勇 ：請您談談具體的寫過過程？
苗懷明：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就發現了不少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並寫了兩萬字左右的提綱，算是熱身，對如何寫作該書逐漸有了較為成型的想法。
2011年1月，我結束在東國大學的教學任務，回到國內，一方面繼續查找、核對資料，包括去蘇州吳梅故居、吳梅任教的蘇州中學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另一方面開始動手寫作。當時全書的整體框架已考慮得比較成熟，準備按照吳梅的生平軌跡，分四個大的階段來寫，每個階段再橫向開展，介紹其生活、治學、交遊的各個方面。這樣縱橫結合，能較為完整地反映吳梅的一生。
大的框架有了，但具體如何寫，還得費一番斟酌。我根據手頭所掌握的資料，決定發揮自己的特長和優勢，撰寫一部能全面反映吳梅人生的傳記，彌補此前研究的不足，將重點放在如下三個方面：
吳梅自題《霜崖三劇歌譜》
一是寫出吳梅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以治學而言，過去大家總是強調其精通曲律的一面，但從吳梅的日記、書札等資料來看，吳梅晚年興趣有所轉移，他想進行治學的轉型，對古文和史學下了較多的工夫，一直在做著這方面的準備，否則很難理解他為何要將自己的曲學書籍全部出讓，可惜後來的戰亂打破了他的治學計劃。
曲學之外，吳梅在其他方面如詩詞、書法等也有很高的造詣。寫吳梅傳記，必須寫出這些方面，吳梅的形象才會更豐滿，更完整，，也更真實，相信他本人也希望後人這樣評價他。
以思想而言，吳梅雖然開現代曲學風氣之先，在北京大學、中央大學等現代高等學府講授曲學，培養了一批年輕後進，但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持排斥態度，終生以文言寫作，基本不用白話，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新舊思想的雜糅與矛盾，就他本人而言，面對新舊兩種文化思潮，內心也是充滿糾結乃至困惑的，寫吳梅傳記不能只強調其新或舊的一面，應該將兩者及其糾葛都展示出來，這樣的吳梅才是真實的。
吳梅題簽
此外，過去的研究者對吳梅的家庭生活涉及不多，但作為一部傳記，不能不講，也沒必要迴避，我結合較為豐富的材料，還原吳梅作為丈夫、作為父親的另一面，這也是他內心最為柔軟的一面。他為上海富商做西賓，出售自己的曲學珍藏，也有為幾個孩子結婚打算的成分在。當然我也寫出了他的煩惱，比如兒子的生病讓他一度痛苦不堪，他在日記中用了相當多的篇幅寫出自己的煩躁和憂慮。
二是寫出細節，還原事情真相。
比如吳梅到北京大學任教、到中央大學任教、抗戰期間到避難雲南等，其間都是有緣由有過程的。對這些吳梅重要的人生經歷，不能一帶而過，需要再現歷史，而歷史的再現離不開那些鮮活生動的細節，這些細節本身是有意義的，忽視這些，不僅傳記顯得乾巴，也缺少應有的深度。
再比如吳梅生前就被尊為一代曲學大師，在北京大學、中央大學傳授曲學，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年輕才俊，如果不展示細節，很多人肯定以為吳梅的授課很受歡迎，一座難求，事實上，吳梅的課堂相當冷清，遠不能與黃侃等人相比，他在日記中寫出了自己的落寞心情。我在書中較為詳細的介紹了吳梅課堂的情況，之所以展示這些細節，一方面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說明，在當時，吳梅從事的曲律研究已是冷門絕學，曲高和寡，沒有多少學生感興趣，這不是他一個人的落寞，而是一門學問的落寞，由此可見時代學術風氣的變遷。
《紀念吳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專刊》
三是對一些具有爭議性的問題進行考辨。
吳梅一生過的雖然基本是書齋生活，經歷相對簡單，但也有一些史實需要考辨。比如他與黃侃的酒後交惡，這是一個頗有戲劇性的事情，後人屢屢提及，但說法不一，形成一個羅生門現象。
這件事確實發生過，對吳梅還頗有影響，不可不辯。我廣為搜集材料，根據吳梅、黃侃的日記、其他當事者的回憶等文獻，對這件事進行了詳細的還原，勾勒出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自認還是相當可觀公正的。
當然，還原兩人交惡並非簡單講述一個學術八卦，而是通過這種還原，將兩人的思想和性格放在一起對比，以見吳梅的獨特之處。
再比如吳梅在上海擔任富商西賓、幾次提出辭去中央大學教職等問題在當時就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報紙還進行了報道，我也儘量搜集各方面的材料進行較為詳細的考辨。當然還有材料，比如吳梅的一些手稿，這是後人偽造的，對吳梅研究造成干擾，這是不能不辯的。
《吳梅評傳》
正文之外，我還將自己所掌握的資料進行整理，編成《吳梅生平年表》、《吳梅著述刊行年表》和《吳梅研究資料目錄》，為讀者提供必要的學術信息和參考資料。
回到國內，平日還要上課，加之不斷有雜事，時寫時停，到2011年上半年學期結束時，才寫了八萬多字。於是利用暑假時間，全身心投入寫作，每天差不多要用十幾個小時的時間，儘管寫得非常辛苦，有兩次幾乎都要暈倒，但進展仍然不快，因為寫作過程中，不時還要到圖書館或網上去查找、核對資料，很多時間都花在這上面。就這樣拚命寫了兩個多月，寫出初稿。又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進行補充完善，這才算是完成全書。
2012年，《吳梅評傳》在南京大學出版，儘管學界的評價還算不錯，但心裡感覺並不輕鬆，因為書中還有一些缺憾。自己感覺不太滿意，於是便產生一個心愿，想修訂再版。正好，江蘇文脈工程江蘇名人傳叢書決定收入我的吳梅傳，給了我一次難得的機會。
《詞學通論》
王先勇：您對收入江蘇文脈研究項目的《吳梅傳》都做了哪些方面的修訂呢？
苗懷明：因為知道缺憾所在，修訂起來相對比較容易，也比較快。利用這個機會，我增補了一些新的材料，改正了一些錯別字，也把全書文字潤色了一遍。其中比較重要的修改增補有這麼幾處：
一是將書後附錄的《吳梅研究資料目錄》所收著述從2011年往後增補，收錄到動筆前為止，為讀者提供更新更為完備的資料。
二是增寫吳梅在吳中公學社任教情況的介紹。1903年冬或1904年春，吳梅在吳中公學社任歷史教員，這是吳梅平生第一份工作，不可不提。吳梅早年的資料比較少，有些問題不容易弄清楚，能根據新的資料理清吳梅第一份工作的情況，也算是一個新的收穫。
三是對浙江省平湖市圖書館所藏吳梅編選《詞選》、《曲選》兩書的介紹，根據相關資料進行了增補。對所據資料，皆在注釋里進行說明。
《中國戲曲概論》
此外還有任中敏為恩師搜集抄錄珍本戲曲資料、吳梅舊藏在北京圖書館的收藏情況以及新發現的吳梅手札等，在修訂的時候也都進行了簡要介紹。
當然，這次修訂也留下了一些遺憾，有一些內容比如吳梅和王孝慈的交遊等，限於時間，只能點到為止，來不及詳細介紹。修訂版出版之後，筆者又發現了一些新的材料，小書將來如果還有再版的機會，一定會彌補這些缺憾。《吳梅傳》的寫作過程註定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正如人們常說的，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吳梅》，苗懷明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王先勇：對於《吳梅傳》的寫作，您還有什麼感想嗎？
苗懷明：《吳梅傳》修訂版的出版得到不少師友的幫助，感謝姜建老師的厚愛和監督，是他給我修訂再版的機會，也是他督促我抓緊時間，否則我可能會拖上一年半載的；感謝梁三兄熱心提供資料，他提供的資料很多，有些我還沒來得及一一消化。感謝鍾振振教授的細心審閱，鍾教授不僅一一指出書稿存在的問題，還提出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見，這些無疑是書稿質量的重要保證。可惜限於學識及時間，未能全部落實。
假如吳梅先生在天有靈的話，知道我這樣一位後學為他老人家寫傳，一定會哭笑不得。因為我不僅未得其真傳，而且對曲學努力了多年，仍然是個半瓶醋。
有資格為他寫傳的人很多，弟子盧前、任半塘、唐圭璋等都是最佳人選，可惜他們都沒有寫，下一代的吳新雷老師、俞為民老師也都有資格寫，但他們也都沒寫，把機會留給了我，這是機會，當然也是挑戰。他老人家生前無論如何都想像不到，在其去世七十多年之後，會由我來為他寫傳。回到幾年前，我本人也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寫這樣一本書，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緣分吧。
吳梅先生墓
我雖然不是理想人選，但細細想來，也有兩點是可以告慰老先生的：
一是寫作的態度還比較認真，正兒八經是用做學問的工夫來為他老人家寫評傳，對附加在其身上的一些不實傳聞進行辨析，力求還原歷史真相。
二是不僅僅將把他描述成一位曲學家，還寫出其人生、治學的其他方面，將其寫成一位治學嚴謹、桃李天下的學者，更將其寫成一位才華橫溢、詩酒風流的文人，這也正是他生前對自己的定位。有了這兩點，相信先生能原諒我這位晚生的唐突和冒昧吧，再說我也可以算得上是先生的三傳弟子呢。
《吳梅教授紀念集》
王先勇：《吳梅傳》完成後，您還有什麼研究吳梅的計劃嗎？
苗懷明：在撰寫《吳梅傳》及修訂期間，我還陸續搜集了一些吳梅的佚作，差不多有一本書的篇幅了，希望今後能有機會整理出版一本《吳梅佚作集》，算是《吳梅傳》的副產品吧。
王先勇：再次感謝苗老師接受我的採訪，期待您的《吳梅佚作集》早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