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人總是並處處都或多或少地在扮演一種角色……正是在這些角色中，我們相互認識；正是在這些角色中，我們認識了我們自己。
表演(節選)
[美] 歐文·戈夫曼黃愛華、馮鋼 譯
信任
當個體扮演一種角色時，他便不言而喻地要求觀察者認真對待在他們面前建立起來的印象。要求他們相信，他們所看見的這位人物實際擁有他好像擁有的品性，要求他們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將具有自不待言地要求有適於它的那種結果，總之，要求他們相信，事情就是它們看上去的模樣。與此相一致，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個體「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呈現表演並裝腔作勢。把問題倒過來，察看個體自己信任他試圖在他所處於其間的那些人那裡所造成的現實印象的問題，以這種方式開始探討表演將是便利的。
在一個極端上，人們發現，表演者可能完全為自己的行動所欺騙；他能真誠地相信，他所表演的現實印象就是真正的現實。當他的觀眾也如此相信他所外露的模樣時——這看來是典型的情況——那麼，至少暫時只有社會學家或社交心境不佳者，才會對所呈現之事的「真實性」有所懷疑。
在另一個極端上，我們發現，表演者也許根本不為自己的常規程序所欺。這種可能性不難理解，因為要識破表演者所呈現的行為，沒有一個觀察者能立足於比呈現行為的人更為有利的位置上。與此相應，表演者受到促動而左右觀眾的信任的行為，也許不過是他用來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罷了，至於觀眾對他或對情境所具有的看法，他則毫不關心。當個體不相信自己的行動，並根本不在乎觀眾是否信任時，我們可以稱他為玩世不恭 （cynical），而把「真誠」這個詞留給那些相信由自己的表演而建立起來的印象的個體。應該理解，玩世不恭者儘管不為職業所拖累，卻可以從他的偽裝中獲得非職業的樂趣，他能隨意戲弄那些觀眾所必須認真對待的事倩，以之為自娛，從中體驗到一種令人興奮的精神攻擊 [1] 。
[1] 也許，騙子的真正罪過並不在於他從受害者那裡拿走了錢物，而在於他奪走了我們所有人的如下信念：中產階級的舉止與外表只有屬於中產階級的人們才能維持。一個不受虛妄觀念擺布的職業人員，對於顧客期待他施予的那種服務關係，能夠玩世不恭地懷有敵意；騙子則能以這種輕蔑的態度對待整個「正統」世界。
當然，這並不是認為，所有玩世不恭的表演者，都是為了所謂的「自身利益」或個人獲益的目的而對哄騙觀眾懷有興趣。一個玩世不恭的表演者，也許是為了他所視其為觀眾的益處，或者是為了集體的好處而哄騙觀眾。為了證明這點，我們大可不必如此嚴肅地訴諸於像馬可·奧勒留或荀子那樣的啟蒙者。我們知道，在服務行業中，那些在別的情況下也許是真誠的開業者，有時因顧客由衷地表現出的要求而被迫哄騙顧客。那些不得不說寬慰話的醫生，那些順從地為女駕駛員一遍又一遍檢查車胎壓力狀況的汽車加油站的服務人員，那些出售合腳的鞋、告訴顧客這正是她想要的尺寸的店員——這些人都是玩世不恭的表演者，他們的觀眾不會允許他們真誠。同樣，精神病病房中的一些有同情心的病人，有時會裝出一些離奇古怪的症狀，讓實習護士不致於因他神志清醒時的表演而感到失望。 [2] 還有，當下級給予來訪的上級以最慷慨的招待時，情況也是如此。期望獲得好感的自私心也許不是主要動機：下級也許圓通地設法使上級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那種人情世故。
[2] 參見塔克西爾：「精神病院看護中的權力結構」（未發表的碩士論文；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1953年）第4頁。哈利·斯塔克·沙利文已經表明，送進精神病院的表演者，其圓通性能向另一個方向運行，尋致一種「病人行為理應高尚」式的神志清醒。參見其文「社會——精神病研究」，載《美國精神病學雜誌》第10卷，第987~988頁。「幾年前在我們的一家大型精神病院中進行的『社會恢復』研究告訴我，病人們經常被免予看護，因為他們已經學會不向周圍的人表現出病症；換言之，他們已足以能夠整合個人環境，從而認識到了那些與他們的妄想相對立的成見。由於最終發現了這些成見是愚蠢而不是敵意，因而他們仿佛變得聰明起來，以致能夠寬容周圍的愚蠢。於是，他們能夠在與他人的交往中獲得滿足，同時又以精神病的方式發泄出他們的一部分渴望。」
我已表明了兩種極端：個體或許被他自己的行動所欺騙或者對它玩世不恭。這兩個極端與連續統一體的兩端差不多。各自提供給個體一個擁有它自己的安全和防衛措施的位置，所以，那些已移近其中一個極端的人將會有一種完成旅行的趨向。個體可以從缺乏對角色的內心信任開始，沿著帕克所描繪的自然運動前進。
人這個詞，最初的含意是一種面具，這也許並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對下述事實的供認：每一個人總是並處處都或多或少地在扮演一種角色……正是在這些角色中，我們相互認識；正是在這些角色中，我們認識了我們自己 [3] 。
在某種意義上，並就這種面具體現了我們對我們自己所形成的觀念——我們不斷努力奉行的角色——來說，這種面具是我們更真實的自我，我們想要成為的自我。最終，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角色的觀念成了第二天性，成為我們人格中的主要部分，我們作為個體到世上，獲得性格並成為人。 [4]
人這個詞，最初的含意是一種面具，這也許並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對下述事實的供認：每一個人總是並處處都或多或少地在扮演一種角色……正是在這些角色中，我們相互認識；正是在這些角色中，我們認識了我們自己 [3] 。
在某種意義上，並就這種面具體現了我們對我們自己所形成的觀念——我們不斷努力奉行的角色——來說，這種面具是我們更真實的自我，我們想要成為的自我。最終，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角色的觀念成了第二天性，成為我們人格中的主要部分，我們作為個體到世上，獲得性格並成為人。 [4]
[3] 羅伯特·E·帕克：《種族與文化》（伊利諾斯州格倫科：自由出版社）第249頁。
[4] 羅伯特·E·帕克：《種族與文化》第250頁。
這點可從設得蘭島的社區生活中得到證明。在最近的四五年中，島上的旅館都歸出身佃農的已婚夫婦所有並由他們經營。開頭，主人是被迫把他們自己關於應該如何生活的觀念擱在一旁，在旅館中展示出一系列十足的中產階級的服務方式和招待禮節。但是後來，看來經營者們對他們所作的表演已不是那麼玩世不恭了；他們本身正在變成中產階級，越來越傾心於他們的顧客所加給他們的自我。
在軍隊的新兵中可以發現另一個例證。新兵最初是為了避免體罰而遵守軍隊的規矩，但最終遵守規章制度卻是為了不讓他的組織蒙恥並得到長官與戰友的尊重。
電影《全金屬外殼》劇照，片中的受訓新兵因偷藏食物使戰友們被懲罰（1987年）
正如已表明的那樣，從不相信到相信的循環也能朝另一個方向進行，即從相信或從不穩固的抱負開始，而以玩世不恭結束。公眾懷著宗教敬畏心情所持有的職業經常使新成員沿著這個方向發展。新成員之所經常沿著這個方向發展，不是因為新成員逐漸地意識到了他們正在哄騙觀眾一一因為從普遍的社會準則來看，他們所提出的要求是相當正當的——而是因為他們能用這種玩世不恭作為一種隔離他們內心自我與觀眾發生接觸的手段。我們甚至可以預期發現典型的信仰歷程，個體由潛心於一種要求他作出的表演開始，然後，在過渡到他對自己的身份形成自我信任的轉折點和達到終點之前在真誠與玩世不恭之間往返數次。
儘管我們能預期發現玩世不恭與真誠之間的來回往復的自然運動，但我們仍不可排除那種靠一些自我幻覺所能維持的過渡點。我們發現，個體也許試圖引誘觀眾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評判他和情景，他也許把追求這種評判當作最終的目的本身，然而他也許不完全相信他應得到他所要求的這種對自我的評價，不完全相信他所建立起來的現實印象是有效的。克羅伯在對薩滿教的討論中，表明了玩世不恭與真誠的另一種混合：
其次，還有欺騙這個老問題。世界各地的大部分薩滿教僧或巫醫，連同巫術，可能在治療特別是力量的顯露方面很管用。這種巫術有時是審慎的；在許多情況下，意識也許不如前意識深刻。不管是否有過抑制，其態度仿佛是為了虔誠的欺騙。區域人種論者看來普遍確信，甚至那些知道自已是在施加欺騙的薩滿教僧也仍然相信自己的力量，尤其是相信其他薩滿教僧的力量：當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孩子得病時，他們也求助於這些薩滿教僧。 [5]
其次，還有欺騙這個老問題。世界各地的大部分薩滿教僧或巫醫，連同巫術，可能在治療特別是力量的顯露方面很管用。這種巫術有時是審慎的；在許多情況下，意識也許不如前意識深刻。不管是否有過抑制，其態度仿佛是為了虔誠的欺騙。區域人種論者看來普遍確信，甚至那些知道自已是在施加欺騙的薩滿教僧也仍然相信自己的力量，尤其是相信其他薩滿教僧的力量：當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孩子得病時，他們也求助於這些薩滿教僧。 [5]
[5] 克羅伯：《文化的本質》（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52年），第311頁。
前台
我一直用「表演」這個術語來指謂個體的全部下述活動：它們發生下他處在一批特定的觀察者面前的那段特定時間內，並對觀察者具有某種影響。個體表演中有一部分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規則地發生作用，為那些觀察表演的人限定情景，把表演的這一組成部分稱為「前台」 （「front」）將是便利的。前台是個體在表演期間有意無意地使用的標準類型的表達裝備。對初步的目的來說，辨別和標明前台的一些標準部分將是合宜的。
首先，存在著「舞台設置」 （「setting」），包括家具、裝飾品、擺設，以及其他一些為在舞台設置前面、裡面或上面表演大量人類活動提供布景和舞台道具的背景項目。從地理上說，舞台設置往往是固定的，以至那些把一種特定的舞台設置當作表演的一部分來使用的人，只有已經進入恰當的場合才能開始他們的行動，並在離開它時，必須結束他們的表演。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舞台設置才會隨表演者一起移動；這可在送葬行列、市民遊行，以及為國王和王后加冕的夢幻般的程序中看到此種情況。大體上說，這些例外仿佛為非常莊重的或一時變得非常莊重的表演者提供了某種額外保護。當然，要把這些顯要人士與在表演中移動工作場所的相當凡俗的小販階層的表演者區劃並來，後者經常是被迫移動工作場所的。在讓人有一個適於安置舞台設置之固定場所的問題上，統治者也許太莊重，小販也許太凡俗。
在考慮前台的舞台諸方面時，我們往往想到特定住所中的起居室和能完全投身於其中的為數不多的表演者。我們還未充分注意許多表演者在短期內視其歸他們所有的各種標記設備的裝置。大量奢侈豪華的舞台設置，可為任何有權利的、擔負得起它們的費用的人所租用，這正是西歐國家的特徵，而且，對於這些國家來說，無疑也是一種穩定性的來源。可以從一個對英國高級文官的研究中引證一個事例來說明這點：
那些升至行政機構上層職位的人，呈現與其出身所屬階層不同的一種階層的「腔調」或「神色」達致何種地步，這是一個微妙而又困難的問題。與這個問題有關的唯一確定的信息是和倫敦上流俱樂部成員有關係的身份。在我們的高級行政官員中，有3/4的人是一個或更多個高級的並非常奢侈的俱樂部的成員，這些俱樂部的入會費也許是20個幾尼或再多一些，年度會費從12個幾尼到20個幾尼不等。這些機構按其房屋、設備、在那裡流行的生活方式和整個氣氛來說，都是上流階層的（甚至還不止是中上階層的）。雖然，許多成員不能說是富有的，但是，只有富人才會按他在聯合俱樂部、旅行者俱樂部或改革俱樂部中發現的同樣標準，獨立為自己和家庭提供活動場所、食物與飲料、服務設施以及其他生活的舒適之物。 [6]
那些升至行政機構上層職位的人，呈現與其出身所屬階層不同的一種階層的「腔調」或「神色」達致何種地步，這是一個微妙而又困難的問題。與這個問題有關的唯一確定的信息是和倫敦上流俱樂部成員有關係的身份。在我們的高級行政官員中，有3/4的人是一個或更多個高級的並非常奢侈的俱樂部的成員，這些俱樂部的入會費也許是20個幾尼或再多一些，年度會費從12個幾尼到20個幾尼不等。這些機構按其房屋、設備、在那裡流行的生活方式和整個氣氛來說，都是上流階層的（甚至還不止是中上階層的）。雖然，許多成員不能說是富有的，但是，只有富人才會按他在聯合俱樂部、旅行者俱樂部或改革俱樂部中發現的同樣標準，獨立為自己和家庭提供活動場所、食物與飲料、服務設施以及其他生活的舒適之物。 [6]
[6] H·E·戴爾：《大不列顛高級行政機構》（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41年）第50頁。
在最近醫學行業的發展中，可以找到另一個例子。我們發現，對於一個醫生來說，使用大醫院所提供的精良的科學舞台，變得越來越重要了，因此，能感到可以在晚間將這種場地以及設備鎖起來的醫生是越來越少了。 [7]
[7] 戴維·所羅門：「芝加哥醫生的職業偶然性」（未發表的博士論文，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1952年）第74頁。
如果我們用「舞台設置」這個術語來指謂表達設備的場景部分，那麼，可以用「個人前台」這個術語來指謂表達設備的其他項目，即我們最為熟悉的、與表演者自身係為同一的那些項目，以及我們自然想像得到的、無論表演者行至何處總是跟隨其身的那些項目。作為個人前台之組成部分，我們有：官職或地位的標記；服飾；性別、年齡和種族特徵；身材與外貌；儀表；言談方式；面部表清；軀體姿態；如此等等。在這些表征媒介中，有一些是相對固定的和跨越時間的，比如像種族特徵，並不因個體的情境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某些表征媒介是相對易變的和暫時的，比如像面部表情，在表演中能隨時間變化而發生變化。
有時，把構成個人前台的促進因素劃分為「外表」 （「appearance」）與「舉止」 （「manner」）是便利的，這是按照這些促進因素表達的信息所具有的功能來劃分的。「外表」可以用來指謂在此刻起到告訴我們表演者的社會身份之作用的那些促進因素。這些促進因素還告訴我們表演者暫時的禮儀狀態，那就是說，他是在從事正式的社會活動，還是在從事非正式的消遺娛樂活動，他是否正在慶祝季節循環或生命周期中的一個新階段。「舉止」可以用來指謂此刻起到預告我們表演者希望在即將來臨的情境中扮演什麼互動角色之作用的那些促進因素。因而，傲慢、侵犯性的舉止，也許造成了表演者期望成為一個發起語詞互動並支配其方向的人的印象。溫順的、致歉的舉止，也許造成了表演者希望跟隨他人或至少能使他跟隨他人的印象。
當然，我們往往期望外表與舉止之間有確定的一致性；我們期望互動者之間不同的社會身份差異，能通過期望的互動角色所構成的相應的表征差異，以某種方式表達出來。前台的這種一致性可以在下述例子中得到證明，它描述了中國的達官貴人的隨行行列通過一個城市時的場面：
緊跟著後面來的是……官員那奢侈的轎子，由八個腳伕抬著，占據了街道的空間，他是市府大人，實際上是當地最有權力的人。看來他是一位躊躇滿志的官員，因為他的外貌看上去肥頭大耳、心寬體胖，同時又具有威嚴和堅定的神態，這被認為是任何希望其臣民安守本分的地方行政官員所必需具備的那種神色。他帶有一種威嚴和令人生畏的面容，仿佛正處在奔赴刑場將某罪犯斬首的途中。這是宮員在大庭廣眾面前露面時所裝出來的那種神色。在我多年的生涯中，從未見到過在他們中間，從最高官員到最低官員，會有哪一個人當有公務在身，坐轎通過街道時，是面帶笑容或露出憐憫人們的神色的。 [8]
緊跟著後面來的是……官員那奢侈的轎子，由八個腳伕抬著，占據了街道的空間，他是市府大人，實際上是當地最有權力的人。看來他是一位躊躇滿志的官員，因為他的外貌看上去肥頭大耳、心寬體胖，同時又具有威嚴和堅定的神態，這被認為是任何希望其臣民安守本分的地方行政官員所必需具備的那種神色。他帶有一種威嚴和令人生畏的面容，仿佛正處在奔赴刑場將某罪犯斬首的途中。這是宮員在大庭廣眾面前露面時所裝出來的那種神色。在我多年的生涯中，從未見到過在他們中間，從最高官員到最低官員，會有哪一個人當有公務在身，坐轎通過街道時，是面帶笑容或露出憐憫人們的神色的。 [8]
[8] J·麥高恩：《中國人生活見聞》（費城：1908年）第187頁。
但是，外表與舉止當然可能會相互矛盾，比如，一位看來比觀眾地位高的表演者出乎意料地以一種平等、親切或抱歉的方式行事，或者，一位穿著高貴的表演者對一位身份更高的個體呈現自己。
除外表與舉止之間期望的一致性外，當然，我們還期望舞台設置、外表、舉止之間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代表了一種理想類型，它向我們提供了一種促使我們注意和關心例外的手段。在這點上，研究者得到記者的幫助。因為舞台設置、外表、舉止之間期望的一致性的例外，提供了許多職業的有趣和迷人之處，提供了許多暢銷的雜誌文章的魅力之所在。
街頭圍觀打牌的張國榮
選自《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6
|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美國社會學家，符號互動論的代表人物，擬劇論的倡導人。生於加拿大曼維爾。1945年畢業於多倫多大學，1953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62—1968年任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1968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班傑明·富蘭克林人類學和社會學教授，1981—1982年任美國社會學協會主席。1945—1951年間曾在設得蘭群島從事實地研究。他以個人經驗觀察的結果為主要資料來源，對社會互動、邂逅、聚集、小群體和異常行為進行了大量研究。他首創了「擬劇論」。認為人賦予社會秩序或特定行為以意義。社會行為就是社會表演，社會成員在社會舞台上扮演多種角色，使自己的形象服務於欲達目的。他還提出「污記說」，認為先賦的或自致的污記貶低了個人或群體的價值，限定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人們一旦給異常行為者標上污記，他們就走入了「越軌生涯」，結果是異常行為被強化。戈夫曼的著作和理論在美國社會學界得到廣泛的贊同。主要著作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現》（1956）、《避難所》（1961）、《邂逅》（1961）、《公共場所行為》（1963）、《污記》（1963）、《互動儀式》（1967）、《框架分析》（1974）、《交談方式》（198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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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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