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漢時代經文傳統和疏證學派的多樣性，可能會相當簡單地被歸結為兩種突出傾向的對立。當大部分疏證經文的人，以通過口碑渠道而流傳下來並在當時記錄成文字的文獻（今文）為基礎時，某些在帝國形成之前以「古文」形式寫成的經典抄本，也都被重新發現了。這些考古發現可能會引起一次爭論，其意義要遠遠超過惟一的文獻真實性問題，其反響直到19世紀中葉才使人感覺到。
第一次重大發現幾乎可以肯定地要追溯到景帝時代（公元前156~公元前140年），或者據其他人認為，僅僅斷代為公元前93年。《尚書》、《禮記》、《論語》和《孝經》，連同新文本的抄本都在孔府的一堵牆中發現了。大聖師家族的後裔之一孔安國在武帝時代，是第一位對這些文獻感興趣的人，據說其釋讀具有很多的困難。
西漢官吏、經學家孔安國
但這些古文文獻的專家們，似乎很快就於其周圍集聚了所有那些反對作經文式詮釋，並拒絕把經典視為預言集的人。如果說我們似乎可以把「今文」文獻的支持者們，與那種鄒衍曾為其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齊國星相和占卜傳統聯繫起來，那麼他們的反對者則更應該是與大聖人的故鄉魯國的倫理和禮儀（但更應該是唯理主義的）的傳統聯繫起來了。
然而，新的傾向可能推遲出現了。公元前51年，在宮中舉行對立學派代表人物大辯論時，董仲舒的解釋獲得了勝利。在西漢末年，「古文」傳說的支持者，如皇家文閣的目錄學家和帝國統一之前的古文獻的刊布者劉歆（公元前32~公元前23年），卻顯得孤立無援了。當時，反對意見不僅僅涉及到了同一部文獻的不同文本，而且也涉及到了其學說內容不同的著作。所以，《公羊春秋》就成了「今文」的典型著作，這是由於董仲舒對此表示的關心及其讖緯學的背景造成的。但當左丘明的巨帙編年史《左傳》被認為是對魯國編年史《春秋》的疏證文時，《周禮》卻成了「古文」的典範著作。
西漢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
篡政者王莽對「古文」傳統支持者們的偏愛，在漢室復興時，可能恰恰對他們造成了損害，但這場運動很快就向廣度發展，東漢時代最著名的疏證學家便以「古文」文獻為其研究的基礎。《左傳》、《周禮》、《國語》的疏證者賈逵（30~101年），在其諸多著作中特別是寫了一部對魯國國史三種疏證文之比較研究著作《春秋三傳異同說》的馬融，人們應將《詩經》、《儀禮》、《周禮》和《禮記》、《論語》和《尚書》的疏注文歸於其名下的著名學者鄭玄（127~200年）等人，其情況均如此。東漢時代，「今文」傳統的唯一一個重要代表人物是何休（129~182年），他的著作涉及到了對公羊的詮釋，但他的理論卻遭到了鄭玄的批駁。
東漢時期今文經學家何休
最早用古文彙輯起來的文獻，在漢代之後最終被人接受了，特別是在457~465年的劉宋王朝中，以及在長江流域的中國梁王朝（502~557年）中，更是如此。後來在隋帝國（581~618年）中也如此。「古文」的勝利，導致漢代浩繁的讖緯文獻幾乎全部滅跡了。直到18和19世紀，某些學者和哲學家，才敢於無所顧忌地為一種已遭人遺忘的傳統恢復名譽，這就是董仲舒的著作、《公羊春秋》和何休著作所代表的那種傳統。對古文文獻的釋讀，無疑是對金石碑刻重新產生興趣的原因。
第一部漢文字書（因為大家不能把《爾雅》視為這樣的字書，它是 在中華帝國形成之前的一個不為人知的時代問世的，表現得如同是一部百科全書性的著作和一系列的詮釋）出現於公元100年左右。這就是許慎的《說文解字》，其中分析了在帝國統一之前，由李斯設想出來的比較古老文字的簡單和復合偏旁部首的組成。這部字書著作共包括分布在540個首部之下的9353個文字。從前漢末年起形成的古文傳說的唯理主義的反響，無疑應與在古文傳統的支持者中表現出來的傾向相聯繫。它可以由諸如《賦》的作者和《易經》專家楊雄（公元前53~公元前18年）、音律專家和博學家桓譚（公元1世紀初），特別是一部有關批評其時代迷信的巨著《論衡》的作者王充（27~97年）等人得以闡明。
漢朝歷史人物許慎
這些作家們肯定不會超越其時代的思想範疇（陰和陽、天和地之間的對應和對立體系），但人們不能否認他們對於邏輯推理具有一種敏銳的意識，對於合理解釋具有一種強烈的興趣。王充對於物理學、生物學和遺傳學問題極其關注。如果說他有時也求助於古人的權威，那麼他更願意使用實驗手段，并力圖僅僅通過自然原因來解釋自然現象。王充如同桓譚一樣，也是唯物主義者，他不否認人死後可能不再有任何東西存在了。完全如同火需要柴薪一般，思想、意識和感受也不能獨立於身體而存在。在批判其時代的一種特彆強烈信仰的目標「命」之概念時，他卻把人類命運的多樣性，視為三種獨立因素之結果。這三種因素就是天生的博學與文化愛好、形勢和事件的偶然性，但也有從人一誕生就對他施加的星辰影響。
經學的鼎盛與漢末文化的復興
經學在後漢時代放射出了最強烈的光芒，這是由於當時有一些著名的註解者。如馬融（79~166年），他對魯國編年史的三種疏證文（《公羊傳》、《穀梁傳》和《左氏傳》）作了一種比較研究。此外還有大名家鄭玄（127~200年）。由蔡邕（133~192年）編纂的《六經》（《易》、《書》、《春秋》、《禮》和《樂》）的全文，於175年鐫刻在京城的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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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此後的很長時間內，再未曾出現過如此有利的形勢，因為經學和「儒學」即將進入一個漫長的衰落和沉寂的時代，它事實上一直持續到11世紀的一種新倫理哲學和玄學的發展高潮期間。漢代末年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已經促使了某些新傾向的出現，它們是以恢復戰國時代的傳統為標誌的，如莊子和老子的哲學性道教、墨子學派的正名論和辯證法、法家。如同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紀一樣，思想家們似乎被分成了兩種反襯對比的態度（「自省」和嚮往一種強制性的秩序）和兩種選擇（無政府狀態和專制）。
這樣一來，王符（約為90~165年）的《潛夫論》（其書名恰恰使人聯想到這種拒絕陷入腐朽墮落世界的行為）是對當時政治風氣，以及商業與手工業占據的過多地位的批評。法家理論復興的影響，於其中已經令人感覺到了。但崔寔（約為135~170年）的《政論》，又是一位堅信以不顧忌法律上或事實上的特權，來嚴厲執法以加強國家理論的支持者的著作。漢末表現出來的新傾向，在公元3~4世紀時充分發展起來了。當時正開始形成後來統治了中世紀整個中國思想界的一場大規模的宗教運動。
《政論》作者崔寔
公元4~8世紀的中國，即將成為一個佛教文化的中國。自戰國編年史開始的歷史編纂學傳統的緩慢發展，以及最早的青銅銘文時代（公元前9~公元前8世紀），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才最終產生了一部綜合性著作，它就是中國最大史學家之一的著作。司馬遷（公元前135?~公元前93?年）的《史記》繼續了其父司馬談的寫史事業，他利用了過去所獲得的全部資料，並於同時提供了漫長的一系列官修史書的第一種體例模式，這種傳統一直持續到漢一滿族的大清帝國時代。司馬遷繼承了戰國時代各種編年史那非常明確具體的年代框架（按照皇帝在位年號的年、月、日的順序記載），從而確保了中國史學家們的著作那令人注目的明確和具體特徵，從最早的那些已作出斷代的事件（公元前841年）一直到近代始終如此。
他同樣也繼承了這樣一種古老的習慣－嚴格地轉載皇權官方文獻的文本。最後，他最大限度地運用了記述藝術、在外交召對和戰國時代的學派爭論中經發揮的故事與言論的大部分內容。尚未被遺忘的整整一大批口述文獻，就這樣在漢代被彙輯起來並很快被作為魯國的編年史《春秋》、《戰國策》和《國語》以及左丘明的巨帙編年史的解釋與疏證。司馬遷利用了中國文學史上最美的文風之一和綜合概括的一種巨大力量，根據口頭傳說、文獻、檔案和同代資料，而首次對有史以來整部中國社會史都作出了梗概性描述。
撰寫史記的司馬遷
《史記》是一部具有政治和倫理感想的著作，它啟發了此後晚期重要斷代史的作家們，也就是自公元82年起，由班固及其妹班昭修成的《漢書》開始的歷朝斷代史的作家們。所以大家便在這些著作中發現了由司馬遷採納的三種主要分類：帝王紀、志（有關禮、樂、曆書、百官、地理、兵、河渠、食貨、刑法等的資料）和傳（其中包括了有關藩邦的某些非常珍貴的資料）。散文在諸如司馬遷、賈誼（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或董仲舒（約為公元前175~公元前105年）那樣的大作家、史學家、政論或帝王紀的作家們的著作中，似乎達到了其充分成熟的程度。散文同樣也適宜於論述、記敘和演說，它恰恰是以其既嚴格又優雅、既靈活又能追述的簡練特徵而久負盛名。
結語
它似乎是利用了在戰國時代千差萬別的體裁中，作過嘗試的一切不同經驗。柳宗元和韓愈於公元800年左右希望推崇的，以及明清兩代作家們竭力模仿的，也正是這種散文。
參考資料：《中國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