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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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的智慧追尋
作為一個身處英倫學府、流亡自蘇俄、其母語還包含德文、出身於猶太家庭的後裔, 以賽亞·伯林幾乎見證了20世紀所有重大事件。他的思想深刻改變了20世紀世界政治思想版圖,是20世紀最傑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
自由的觀念,是人類永恆的話題,尤其當它面臨威脅時。在追求自由、守衛自由的路上,伯林是無法繞開的思想者,猶如物理學繞不開牛頓,經濟學繞不開斯密。這不僅因為伯林不僅對自由提供了強大的辯護,更在於他一生的關切,始終圍繞著「自由為何一直遭難」這一恆久命題——
▌論革命: 洞悉 俄國革命的真相
以賽亞·伯林在與人交談時經常炫耀他的交遊之廣,遊歷之遠,探索之深。他無疑是一個善於推銷自己的人,有著漂泊者慣有的機智、風趣與狡詐。
他對俄國革命的駁斥是確切的:「 時機未到的暴動必使舊制度的惡習在新制度中改頭換面地重新出現。」
在談及自然主義時他是清醒的:「把自然界說成是協調而美好的,這並不符合事實。」他的政治學說是大膽的:「19世紀所有的政治理論都是力圖解釋法國大革命所犯的錯誤。」
作為一個擅長標新立異的人,以賽亞·伯林同時是圓滑而又真誠的。在論述屠格涅夫的時候他說:「托爾斯泰所描述的農民是用紙糊成的理想化的農民,屠格涅夫描述的農民絕對是真實的農民。他嫉妒他。」
說到啟蒙在革命時的重要作用時,他認為:「不能用監牢的磚頭為民眾蓋一所自由的房子。」
在他身上,我們能看到一種歷經世事而仍能保持理想關懷的可貴。他援引赫爾岑評價俄國革命的話說明民眾解放的艱難狀況:「費加羅有一套僕人的制服,他脫掉這套制服便是一個自由人。但是對這些人來說,費加羅的制服是他們皮膚的一部分,他們脫不掉這套制服,他們生就是僕人的命。」
▌論「一元論」:單一價值背後的荒謬
以賽亞·伯林是一個多元論者。他推崇馬基雅維利,認為他是第一個這樣的思想家:「他認為至少有兩種生活方式,人們可以選擇過其中的任何一種,或者在現世或者在來世尋得拯救,但這二者是互不相容的。」
在評價反啟蒙運動的貢獻時,柏林認為反啟蒙運動對歐洲思想最大的影響,是確信科學和理性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對於一些焦點性的價值問題——倫理的、審美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可以有不止一個正確答案。
伯林反對進步史觀和歷史決定論。伏爾泰說,「歷史是理性、知識和藝術品創造不斷進步的過程,有時被可怕的干擾所打破。突然陷入野蠻狀態,比如中世紀基督教的迷信。」 柏林認為這種逐步的進步是不存在的,甚至進步本身都值得懷疑。
以哲學為例,伯林談道:「哲學不是一種累積性的學科,古代那些基本的哲學思想、觀點、理論和見解現在仍然是哲學的中心內容。」因而用一種解釋替代另一種解釋,並不能說是一種進步。
在談到一元論的影響時,伯林首先認為:「人類的問題(歸根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問題),不可能全部求得完滿的解決,這不是因為實際上有困難,找不到妥善的解決方法,而是因為這些價值本身在概念性質上都是有缺陷的。」
伯林援引柏克評價法國大革命的觀點說明一元論的危險:「想要以抽象的觀念和理想的名義來顛覆根深蒂固的傳統,這樣發展下去,勢必否認根本變革的可能性。以真正人性(盧梭)的名義進行革命是荒謬的,令人厭惡的;事實上並沒有那麼一個核心,人性是不斷生長的,不是靜止不變的,也不是何時何地都保持同一。」
▌論民族主義:直擊根源與威脅
伯林引用維柯的觀點來區分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差別,維柯《新科學》認為:「就人類來說,我們能想像和洞察是什麼原因使人想要他想要的東西。我們能識別的這種『理解』跟科學或常識所說的『懂得』是不同的。」伯林以為這就是後來狄爾泰所說的「理解」不同於「認識」。在這個意義上,浪漫主義主張:「真實的東西就是被製造出來的東西。」
伯林主張浪漫主義藝術是德國人的創造。「人們讀了浪漫主義的作品之後覺得,有些答案不是被發現而是被創造的。準確地說,道德價值和政治價值不是被發現而是被創造的。」
他認為民族主義就是由此產生的:「人們過去和現在的所思所行之所以是這樣,那是因為他們信仰某種理想、某種生活方式,而這全是由於那是德國的,是他們自己的。」
在對民族主義的認識上,伯林認為,「 強烈的民族主義不過是恥辱心理的表現,高度發達的民族不會產生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對傷害的反應」,而在其影響上,伯林肯定地說「民族主義對一切事物均構成威脅」。
▌論自由的概念:警惕不加審視的濫用
在平等與自由的關係理解上,伯林認為平等會妨害自由:「一視同仁和絕對平等意味著壓制了拔尖人物的自由。」而這最終將導致整體衰敗,反過來也是如此。
在對自由的認識上,伯林區分了兩種自由:積極自由即指「我有想做任何事而不受限制的權利」;而消極自由則指「我有選擇做任何事的權利,並為之承擔不妨礙他人自由的責任。」
在民主與自由的關係上,伯林認為政治民主是保證個人自由的重要前提,但簡單的多數民主將造成對少數自由的戕害。因而民主不是一組可以羅列在一起代表某種美好理想的詞語,它們自身就是充滿悖論的。
對民主、平等、自由等概念的不加審視的濫用將使專制變得容易接受。模糊的定義使得沒有人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以及怎樣實現它。於是造成伯林所說的「極權主義國家聲稱他們才有真正的自由,這簡直是對自由的無情諷刺。」
在對專制國家的認識上,伯林引用了馬基雅維利的觀點:「如果你要有一個穩定的強大的國家,你就應該這樣做或者那樣做,比如說,保持老百姓的窮困狀態,不惜為非作歹等等。」
伯林評價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控制時說:「在極權主義國家,不是讓人們回答問題,而是竭力防止人們提出問題,基本的方法就是壓制他們。你作出教條主義的回答,如果他們不接受,你就要讓他們保持沉默。」
▌論思想:思想究竟有什麼用
哲學的最重要價值在於提出問題並探索其解答,但並不是所有問題都值得追問。有些問題只是表述的問題,以相對主義為例:「對相對主義的異議之一是,這種命題本身不能被判定為客觀的。」
而另有些問題只是條件的問題:「哲學來自於引起疑問的各種觀念的衝突。觀念來自於生活,生活變化了,觀念也會變化,衝突隨之變化。衝突滋生困惑,但是,當生活變化時,更多的困惑在沒有獲得解答之前就枯萎了。思想因營養不足而枯萎較之通過爭論而被駁倒要快得多。」
在回答拉明·賈漢貝格魯「思想何為」的問題時,伯林引用一位牛津大學的哲學教師的話:
「我要告訴你們,在我這門課中,我說的東西,對於你們要訓練的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沒有絲毫用處,但是有一點我可以向你們保證: 如果你們從頭到尾聽完我這個課,你們將總能看清人們什麼時候在胡說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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