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詩歌在一定的完美水平上就不再分為樂觀或悲觀的了。它也許代表著第三種精神狀態。在那裡,矛盾的對立面消失了。對立面在一定高度上是不存在的。
光明的對稱
[希臘] 奧德修斯·埃里蒂斯劉瑞洪 譯
人們時常不無道理地發問:地中海世界——主要指愛琴海,我詩歌的主題之一——怎麼會和超現實主義在同一人物或詩歌上發生聯繫;還說這委實叫人感到蹊蹺。然而,任何事情都取決於你觀察它的方法。在我看來,愛琴海不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種指紋(正如某評論家準確指出的那樣)。我與我的同時代人——塞弗里斯應算在內——千方百計地尋找希臘的真實面目。這樣做十分必要,因為迄今為止,它一直被歐洲人眼裡的那個希臘所冒充。為了去偽存真,就必須廢除統治西方的理性主義傳統。這也說明了,為什麼超現實主義在文壇出現後不久,就對我們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超現實主義的許多方面令我無法接受,比如它的狂言和對信筆直書的庇護。然而,撇開這些不論,它是唯一的、想必也是歐洲最後的追求精神健康並且反對那種充斥大多數西方人頭腦的理性主義思潮的詩歌流派。自從超現實主義的狂飈摧毀了這種理性主義,我們面前的土壤就被洗刷一新;我們亦能夠自然地與我們的區域連在一起,在不受文藝復興以來占統治地位的成見影響下,正視希臘現實。但這仍不完全是事實。超現實主義以其反理性主義的特徵,有助於我們根據自己對希臘現實的理解來進行一種革命。同時,它所具有的某種超現實因素,使我們能夠創造一種由純希臘成分構成的文字形式並以此進行表達。
Max Ernst | Aquis submersus (1919)
這種解釋也許有助於說明,為什麼超現實主義、尤其是它的理論,會對我們產生如此大的引力,以及與此同時,我又是如何運用一種希臘的方法將其付諸實踐的。幾年前,我接受了一位姑娘的採訪,她以「法國和希臘的超現實主義」為題撰寫了博士論文。儘管年紀尚輕,她卻敏銳地察覺到關鍵所在:「超現實主義之所以在希臘開花結果,是因為希臘的超現實主義者並不簡單地模仿法國的老師,而是將超現實主義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才是真諦。任何一位真正的希臘超現實主義詩人都表現出獨特的個性:恩皮里考斯、恩考諾布羅斯、卡佐斯以及莎克杜里斯各有創見,而我則獨樹一幟。顯而易見,我從來就不是正統的超現實主義者。然而,我卻認為超現實主義是一個垂死的世界裡僅存的氧氣,起碼對歐洲來說是這樣。
超現實主義極其重視感覺。這也使我們大受啟發。事物通過感覺被感知,而我也是通過它,將一種認識世界的方法引入詩歌的。誠然,古希臘人早就這麼做了,所不同的是,他們不具備隨著基督教誕生而產生的那種聖潔觀念。我力求融合這兩種觀念,即每當我提到最佳感覺中的事物時,總認為它們同時具有純潔和神聖的兩重性。我在尋求這兩種觀念的統一。嚴格地講,我算不上基督徒,但我卻努力將基督徒的聖潔觀念與感覺世界融為一體。了解這一特點,是正確領悟我的詩歌的前提。比如說,我在詩集《光明樹》中總是藉助於感覺來談論極其抽象的事物。對我來講,既然感覺散發著聖潔的芳香,就毫無必要在愛情上大肆延伸,而應上升到聖潔的高度。
Max Ernst | Ambiguous Figures (1919)
現在來談談我的希臘性問題。對我來講,這不是一個民族或區域的問題。我從來就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在我的心目中,希臘有著某些能夠在任何場合中豐富世界精神寶庫的價值。作為希臘人,我正努力使這些價值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展示,但並不是出於民族主義的動機。為了便於大家理解上述言論,我曾發表過一種對稱理論。在我的《公開信》一書中,有一篇關於畢卡索的法語論文,其中談到了對稱。我筆下的對稱具有如下意念:比方說,畫家畫出的一條線絕不局限於這條線本身,而是同精神世界保持著某種對稱。當我們發現山峰具有這樣或那樣的形狀時,他們肯定對人的精神有所影響,肯定也有其對稱的一面。一旦你們接受了這種理論,就會明白我對希臘河山的關注並不是一種形式上的民族主義,而是一種比喻上的探索。我曾經讀過一位著名法國建築師的一句話:雅典山巒起伏的線條在巴台農神廟的三角門楣上得到再現。看,一個完美的對稱!
人們往往稱我為快樂詩人或樂觀詩人。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歸咎於我的對稱理論,同時也帶有一個根本性的錯誤。我相信,詩歌在一定的完美水平上就不再分為樂觀或悲觀的了。它也許代表著第三種精神狀態。在那裡,矛盾的對立面消失了。對立面在一定高度上是不存在的。這樣一來,詩歌就像好壞難分的自然那樣,不過是一個存在而已。由此可見,以往劃分詩歌的陳舊方法再也不中用了。
Max Ernst | Hat in Hand, Hat on Head (1919)
語言問題。我相信希臘語無法容忍那種被法國人稱為maudite(可詛咒的)的生活態度,也無法接受那種maudite詩。要想對此解釋清楚,真是太難了。我曾在《公開信》中做過這種嘗試,但在希臘讀者身上收效甚微。這裡我再簡要地概括一下:毫無疑問,每一種語言都包含一定的內容。我感到,我們正經歷著在語言問題上轉變態度的時期。這是極其危險的。長期以來,語言僅僅被當作一種書寫符號、一種表達觀念的手段或大眾傳播的媒介。然而,真正的詩歌永遠是語言內部而不是其外部運動的產物。思想正是隨同它們語言表達的產生而產生的。語言的因素起到巨大的作用。我再重申:我相信每一種語言都迫使詩人去表達具體的事物。這也許令人難以琢磨。此外,希臘語言無法接受類似表現主義這樣的東西。在它看來,這意味著多餘的拔高。希臘語是一種表達細膩內容的細膩語言。如果這種解釋還不能使諸位滿意,那麼我只好把我的全部論文都攤放在你們面前!換句話講,我曾下過這樣的結論:我是個不被允許在生活中詛咒的人。對待生活現象,希臘語言始終保持著一種柔和的態度。當然,這完全是我個人的看法,也許是錯的;但它終究是我觀察事物的方法。恐怕正是這一基本態度,促使人們把我看成了「樂觀詩人」。實質上,如果一個人在生活中抵制maudite態度,那麼對他來說,結果將會奇蹟般地顯得樂觀。請大家相信,我從來就不簡單地提筆把事物寫得像這或像那!我永恆的觀念是,在想像的王國里尋求自然和語言的對稱。對此,超現實主義也同樣給與了高度重視。每一事物都取決於想像,即既取決於一個詩人與你們一起觀察同一事物,然而又有別於你們的方法。
Max Ernst | La Grande Roue Orthochromatique… (1919)
自然所扮演的角色。在西方,在當今技術的時代,自然已屈居第二。如今的年輕人對自然無動於衷,認為它是一種平板、冷漠的東西。而我認為,人們無論從哪一種途徑去尋找真理,最終都將責無旁貸地回歸自然。正如我曾寫到的那樣,即便自然不存在,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它;否則我們自己也無法生存。這顯然是希臘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我不厭其煩地講這麼多,主要是針對外國人在理解我的詩時所遇到的困難。你們可以這樣設想:起碼我的詩歌的內容和主題是較容易把握的,一個人單憑感覺就能對此加以區分。但事實上呢?如果我用希臘語說「橄欖樹」或「大海」,那麼這些詞的含義在一位美國人與我們的理解中將會迥然不同。對希臘人來講,大海是某種非常親切熟悉、毫不粗暴的東西,就像一塊必將得到耕耘的土地。你們也許注意到了,在我的詩中,大海就如同花園。它是那麼親切,就像每每陪伴我們的花園那樣。
還有一個困難,不過是由語言的另一方面引起的。我剛才講過,我是那些在語言內部從事創作的詩人之一。我不是先想好了要寫什麼,然後再把它轉換為語言。書寫始終是一種試驗。我時常由於語言本身的指引而道出一些我不曾想到的東西。我使用了一些奇特的詞,因而受到人們的指責。但我一貫要求自己的作品避開詞的通常用法並具有新穎獨到之處。倘若我進一步指出,我追求的是與詞的日常用法背道而馳的東西,那麼話題就扯遠了。我的詩通常具有較高的格調,以此為準則所選用的詞,自然就會表現出一定的奇特性。你們都知道,我們這一代以後的詩歌可就大不一樣了,關鍵就在於使用了街頭語言並近似散文。我不願評判它的是非,只想坦率地表明我對它的茫然,因為這不是我心目中的詩歌觀念。為什麼呢?因為詩人必須努力表現純新的東西。(我寫過一首未曾發表的長詩《瑪麗亞·奈弗麗》。在那裡,我對上述原則作了一些讓步。這是一種奇異的詩。詩中那個姑娘講的話列在書頁的左邊,而別人的反應則列在右邊。這並非一場對話,而是面對面的獨白。這也是我以城市為背景寫的第一首詩。)詩在語言上的成功取決於組詞的方法。這種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是無關緊要的。「給我一支煙」或「你好嗎」,這種說法不可能產生任何新穎的東西,從中也看不出任何叫人驚訝的痕跡。然而,詩歌表現必須產生驚訝的效果。你們一定時常有這樣的反應:看哪,過去從未有人想到把這些詞放在這個位置上!我們會突然感到像有一股電流穿過全身。而日常生活中缺少的正是這股電流。
Max Ernst | Untitled (1920)
有人問,關於高格調詩的語言的思想和關於聖潔的觀念,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關聯。也許我曾無意識地考慮過這個問題。實際上,這一關聯是希臘的悠久傳統。我們只需回顧一下索羅莫斯。遺憾的是他的作品至今未被翻譯介紹;還有卡爾渥斯,他也具有與索羅莫斯相同的追求。在法國,馬拉美所用的詞彙與日常詞彙大不相同;甚至在艾呂雅那裡,我們也能發現一些憑一般想像連接不到一塊兒的詞。所有這些人的詩,都包含了一個驚訝的因素。它能夠刺激我們的大腦,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世界。
談到希臘語不允許maudite態度,我想到了另一個問題。怎樣才能解釋像卡瓦菲斯這類常常被說成是maudite的希臘詩人呢?還有被某些人刻畫成悲觀者的塞弗里斯?我的回答是,塞弗里斯並不悲觀,倒是有點憂慮。不錯,他是憂慮的,但從未貶低生活的價值。他對生活始終表現出希臘自古就有的那種尊敬,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卡瓦菲斯。他是個懷疑狂,從不相信感覺之外的東西。他的語言貌似平常,實際上並非如此。外國人輕易看不出這一點,因為卡瓦菲斯使用的是一種雅語和俗語相互摻和的混合語。這種混合語除非允許產生一定的差距,否則根本無法譯成另外一種文字。在他的詩中確有一些日常表現,但主要還是城市(urban)生活的寫照。不管怎樣,卡瓦菲斯對生活現象始終流露出尊敬的心情。他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和嶄新的表達方式,其最大價值恰恰體現在過去從未有人試圖去寫這樣的詩。這就是我所崇拜的。然而,卡瓦菲斯的另一面我完全不能贊同。他的詩成了我們當今時代極其時髦的東西。我絕不否認他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但我相信,他的名氣和榮譽在將來會有所降低。我曾寫過,希臘詩歌的世界就像一個球體。索羅莫斯是它的北極,卡瓦菲斯是它的南極。這兩極代表著兩種觀察事物的方法,其間伸展著整個世界。
Max Ernst | The Arrival of travellers (1922)
現在我要強調另一個問題。我從不按照習慣方法運用古代神話。對希臘詩人來講,古代神話的運用無疑會帶來許多益處,因為這樣他就更易於被外國讀者所理解。希臘詩人每當提到安提戈涅或俄狄浦斯,總是活動於一個相當熟悉的範圍內。他們能夠藉助這些神話形象影射現代事件。希克里諾斯是這樣做的,塞弗里斯更是如此。這對後者來講是再自然不過的,因為他不僅受到希臘文化遺產的影響,而且還深受艾略特的感染。里佐斯在最近一個時期也使用了神話及悲劇形象。我曾經相當自覺地抵制過這種做法,因為我認為所有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簡單化了,甚至包括悲劇演出在內。眾所周知,許多法國及其他歐洲作家也在改編關於依萊克特拉的神話。鑒於我的首要意圖是要尋找新希臘世界的源泉,我保留了神話產生的機制,而放棄了具體的神話形象。請允許我對此解釋。我有一首詩,題為《夏日的軀體》。它把夏天的特徵擬人化,使之成為一個夏日的軀體。在我早期的一首詩里,有一個少女演變成了柑子;而在另一首詩中,一個少女在某個早晨變成了石榴樹。這就是我所使用的擬人化機制——神話產生的機制,如果你們更喜歡這種提法——而不插入任何神話形象。瑞士評論家希爾弟曾正確指出,在《對天七嘆》中,那個對羅馬人意味著善德女神的麗德,在我看來就是一個小姑娘。哪裡有罪惡,她就挺身而出;哪裡有黑暗,她就放射光芒。這裡我又運用了抽象思想擬人化的機制,而沒有讓思想轉變為具體可辨的形象。這也許會給人帶來理解上的困難。主要在我早期的作品中,你們能夠發現上述情況。
Max Ernst| The Elephant Celebes (1921)
為什麼我的詩歌創作分為三個時期?我並非有意按照此種方法劃分我的詩集。我只是在寫完這一切之後,才發現是這麼回事。在初期創作中,自然和變形占主導地位(受超現實主義的影響,它始終相信事物的變形)。在包括《理所當然》在內的中期,歷史及道德的覺悟更加強烈,儘管還沒有喪失創作初期的那種觀察世界的角度。對我來講,世界至今未變。然而我卻努力在表現上有所更新。我不願在創作上老調重彈,否則會使我產生雷同的感覺。我希望發現新的形式,新的表現手法。
一點補充。我曾在《公開信》的一篇文章里敘述了我在巴黎期間與熱內和加繆的往來,尤其與前者關係更密。一天,他倆向我透露,說要計劃創辦一種以地中海的價值為準則、以恩伯多克利斯為刊名的雜誌。這樣的價值實際上早就存在於他倆的作品中了。他們約我合作,這樣我就打算寫一篇文章,闡述我對我們討論中不同觀點的看法,並擬定了標題:「關於一種結構設計和太陽的超自然的詩」。刊物很快就擱淺了,我的文章也始終未能出籠,但觀點卻一直儲存在大腦里。太陽在我的詩中始終占據著核心位置,因此我便稱之為太陽的超自然。這也就是以詩集《光明樹》(1971)為代表的後期創作特徵。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可稱它為創作的第三輪。這些詩表面上都很簡單,而想真正理解其含意卻要花一番功夫。詩集發表三年了,卻至今沒有一篇評論文章指出:其中的每一首詩都是由上述思想生髮而來的。我學會了忍耐。《理所當然》經過了四五年才被人們真正理解。天曉得,也許這回不該歸咎於評論家,而是我本人的過錯。真叫人不可思議。
長詩《瑪麗亞·奈弗麗》屬於後期。我對初稿並不滿意,準備進一步加工。它的篇幅與《理所當然》基本相同,而結構卻複雜得多。我知道,普通讀者一般不去關心某首詩下隱藏的草圖。然而,我卻有目的地給自己設置障礙,為的是能夠超越它們,限制自我,並義不容辭地在可行的範圍內活動。這就是我要談「結構設計」的原因。關於這一點,我曾在《公開信》中闡釋過。一個人難以想像卡爾特大教堂會建在提洛島上。自然和語言一旦確定在某一具體形態上,它們之間就建立起一種對稱關係。建造一座教堂需要一個確定的建築模型,這一點同樣適用於結構複雜的長詩。詩人有必要將相應的各部分合理對照,以便勾勒出一個確定的結構草圖。
瑪麗亞和奈弗麗這兩個名字均有神話意義。但在我的詩中,瑪麗亞是個姑娘,是個當代的激進女性。我的詩通常取材於我的經歷,只不過從來不照搬現實而已。《瑪麗亞·奈弗麗》卻是個例外。這個姑娘我確實在生活中碰到過,那是在寫完《理所當然》後不久(距今約十六年)。我突然心血來潮,想寫一首與之完全不同的詩。這樣我就設想在我的新作中讓姑娘開口說話,發表當代青年對世界的看法。我不是她的對立面,因為我也在努力了解姑娘和她同代人的思想。我讓我們兩人同時進行獨白,就是為了想方設法地去理解她。關於這首詩的結論是,通過不同的途徑尋求基本相同的東西。
你們也許會說,《瑪麗亞·奈弗麗》是我後期創作的某種總結,如同《理所當然》被認為是中期創作的總結那樣。我不明白。在我頭腦里,後期已成往事,其中還包括一首未曾發表的無題詩。《瑪麗亞·奈弗麗》是我的另一面,如果你們能發現的話,是我的反面。早在初期的一首詩《風信子音樂會》中我就寫道:「從另一面看我依然如此」。在此我暴露了自己的另一面。這首詩也許代表了我後期創作的構思。
為了加深對一些詩的理解,我想指出,有些成分自然而然地在三個時期中反覆出現,構成了一個如同支撐建築物那樣的骨架。例如,我曾經對你們說過,感覺的聖潔對我十分重要。還有一種觀念,即事物往往在出現最後結果時相背。當你伸出白的,結果卻是黑的,反之亦然。一個人有必要具備這樣的觀念,否則就會對我最近寫的詩感到迷惑不解。再就是瞬間的延伸,即一個發生在瞬間的事件可能包含了更多內在的事物。瞬間是可以擴展的。在《光明樹》中有一首題為《提洛島》的詩。它究竟想說什麼?這首詩描繪了一次海底潛水的瞬息感受。但你在剎那間真正感到的卻是在此之後能夠繼續擴展、千變萬化的事物。再舉詩集《對天七嘆》為例。在一首詩的開頭,講到一隻燕子從我眼前飛過。這個行為本來完全可以概括在一行詩里,卻不斷擴展,以至最終構成了整首詩。我要說明的瞬間感覺的延伸就是這個意思。在我的詩中還有一種懸空現象,一些漸漸升向空中的事物。阿爾巴尼亞戰役中的陸軍少尉犧牲了,卻升了天;康士坦丁·帕萊歐雷奧斯倒下了,卻又重新站了起來。這種現象在我的詩中屢見不鮮。
Max Ernst| Switzerland, Birth-Place of Dada (1920)
讓我們再回到我所熟悉的大海吧。在一首詩中我寫道:北風吹來北方的少女。其中還有一行顯得複雜艱深:有朝一日這些大海必將復仇雪恥。這句子複雜在哪兒呢?我認為,大海是希臘傳統的繼承人,北風吹自君士坦丁堡;大海所擁有的正是整個愛琴海世界的榮譽和財富,它最終一定會捲土重來。類似這樣的東西的確會給讀者帶來理解上的困難。這也許讓人摸不著頭腦,但在我的詩中,精神不可避免地要依附在一個少女的形象上,一個展翅高飛的少女的形象上。
我的詩對天堂也做過探討。我的「天堂」不是從基督教教義那裡剽取的,相反,是與我們的世界連為一體的另一個世界,由於我們人類自身的過錯而無法得到它。我曾經說過,我們經受著沒有幸福的折磨,正因為我們自身的過錯而不能採摘幸福的果實。
你們問道:既然大海對我意味無窮,想必我應該認識卡士通·巴徹拉德?當然!他所有的著作都擺在我的書架上。至於我更喜歡四種成分中的哪一個,那無疑是空氣和水分了!它們充溢在我的詩行間。你們一定很清楚,我從不否認自己是個島嶼人,所以大海也就必不可少。我曾在《公開信》中敘述過,我是如何在青年時代首次漫遊愛琴海的中心桑多里尼島的。我感到自己就像世襲國王,繼承了這所有的大海。這種感覺在年輕時就特彆強烈。當我偶然聽說,那個早已失去的天堂阿特蘭提拉——由於火山爆發而崩裂並沉入愛琴海底——也許曾經就是眼前的桑多里尼島,我幾乎不敢置信。柏拉圖把這個地區譽為一種天堂。千真萬確,甚至在它的海底,我都能發現自己夢寐以求的天堂!水分自然成了我最愛的東西。空氣也同樣重要,因為在我的詩中總會出現那種懸空現象,總有一些事物不可阻擋地升向高空。
Max Ernst | Birds also Birds, Fish Snake and Scarecrow (1921)
有人提出我是一個狄奧尼索斯式的詩人,並且認為這一點在我的早期詩歌中尤其突出。我不敢苟同。我崇尚透明。正像我在一首詩中寫的那樣;「為了透明我被出賣」。我對大家講,我指責歐洲的理想主義,分析地看待它的古典主義。我感到超現實主義引起的分歧是感覺和想像的一次真正解放。是否有人能夠從超現實主義的精神中悟出一種新的古典主義?難道這樣一種結合會引起兩者的衝突?你們熟悉漢斯·阿爾普的作品嗎?那才是偉大的質樸!它是一位古典主義雕刻家,不對嗎?可的確又是一位超現實主義者!換句話說,超現實主義世界有它自己的古典派和浪漫派。實質上,這是一場浪漫派運動。但我個人認為,艾呂雅更接近古典派。
我從來就不是超現實主義流派的追隨者。我不過在那裡找到了一些合理成分,並把他們注入了希臘的光明之中。《公開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歐洲人及西方人總是在黑暗和夜色中發現神秘,而我們希臘人則是在永恆的光明中找到它。」我要以三幅畫面說明這段話。一天中午,我看見一條蜥蜴爬上了一塊石頭(當時我並不害怕,因為我屏住了呼吸,一動不動地站著)。在這烈日當頭之際,它跳起了真正的舞蹈——一連串可愛的、難以置信的小動作。當時我深深感到光明的神秘。還有一次,在帕斯島和納克索斯島之間的海面上,我猛然發現一群海豚從遠處游來並超過了我們。它們跳出海面,足有甲板那麼高。這又是一次對光明神秘的體驗。最後一幅畫面描繪了一個少女。她在晌午走向大海,袒露的乳房上停落著一隻蝴蝶。空氣中充滿了蟬鳴。光明的神秘再一次被發現。我們希臘人完全可以領悟並創造這樣的神秘。也許這是該地區得天獨厚的產物,也許在此地得到較好的領悟,總之,詩歌能夠在無所不包的世界裡揭示它。每當我談及太陽的超自然,指的正是這種光明的神秘。
Max Ernst | Dada-Gauguin (1920)
我不能接受頭腦的清晰這種提法,這在法國人那裡被稱為「la belle clarté」(高尚的透明)。我認為,甚至最無理性的詩都有可能是透明的。今天,透明也許是唯一占據我的詩歌的東西。評論家馬諾尼蒂斯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在我的詩集《光明樹》中存在著令人驚詫的透明。我講的透明意思是在某個具體事物後面能夠透出其他事物,而在其之後又有其他,如此延伸,以至無窮。這樣一種穿透力,正是我努力追求的。我認為這體現了希臘的某種實質。透明,這個從物理觀念來看僅存於自然界的東西,如今被移到了詩中。然而,正如剛才講的那樣,透明的東西同時又完全可能是無理性的。我個人的這種清晰絕不同於邏輯的或理性的清晰,也不同於法國人以至歐洲人接受的那種clarté(透明)。
我注意到,當我在希臘人和西方人(或說歐洲人)之間進行比較時,你們流露出困惑的神情。錯不歸我。當然,我們希臘人在政治上屬於西方,是歐洲和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但希臘絕非僅此而已。東方文化始終在希臘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價值早在古代就得到了充分體現。作為希臘人,是不應忽視這種價值的。也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我才作此說明。
Max Ernst| Pleiades (1920)
作為談話的結束,我來讀一段事先準備好的話。它基本概括了我的詩歌創作意圖:詩歌是一個充滿革命力量的純潔源泉。我的使命就是要將這些力量引入一個我們的理智不能接受的世界,並且通過更迭不斷的變形,使這個世界與我的夢產生和諧。這裡提出了一種現代的魔力。它的功能將引導我們去發現真正的現實。因此我相信,從理想主義出發,我將步入一個迄今未被觸摸的世界。我希望能夠成功地擺脫一切束縛,發現一種與永恆的光明相互吻合的正義。我是一個偶像崇拜者,最終,這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導致基督教的聖潔。
1975年3月27日於雅典
中譯載於《星星》,2019年
|奧德修斯·埃里蒂斯(Odysseas Elytis,1911.11.02—1996.03.18),希臘最傑出的現代詩人之一,出生於克里特島。曾在大學學習法律。二戰時期在希臘軍隊服役。1979年憑藉作品《英雄輓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終身未婚。
題圖:Max Ernst | Seascape (1921)
策劃:杜綠綠 | 責編:rosa(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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