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漢魏晉時期，士人（士大夫，儒生）崇尚道德，出現了新的氣象。這主要因為自春秋戰國以來，儒家的經典著作《五經》（《尚書》《周易》《詩經》《三禮》《春秋經傳》），以及《老》《莊》等諸子著作與《史記》等，在宣揚高尚道德方面發揮了強大的思想教育作用，而兩漢以來國家政權又大力推行以儒家道德文化為核心的教育。故從西漢始，社會道德水平達到了一個高峰。而這種高尚的社會道德，主要體現於士人階層。
《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為什麼呢？因為士人是讀書人，國家官員主要從文士中選拔，君主的思想言行受到儒家思想的規範，甚至儲君也要經受士人必備的儒學教育；君主、官員在引領社會道德風習方面起著率先垂範的榜樣作用。所以看中國社會的道德風習，當然主要就是觀察其士人階層。
這個時代士人的道德風習有如下六個特點：
一、他們為社會正義而獻身，成了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
如《漢書·胡建傳》載，武帝天漢中，胡建代理軍正丞，得其士卒擁護。時監軍御史挖穿北軍營壘，開設市場牟利。胡建就與走卒相約，於挑選士馬日，從殿堂上把監軍御史拖下來殺掉，並事先撰好奏文，說明自己據黃帝《李法》「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奸人，奸人者殺」行事，「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得到了武帝的肯定與讚賞。後作渭城令，時昭帝年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丁外人派刺客射死故京兆尹樊福，隱藏刺客。胡建率吏卒圍捕，蓋主使人上書誣告胡建，胡建被捕自殺。
又，《後漢書·董宣列傳》載，他任北海相，大姓五官掾公孫丹父子公然殺人，董宣殺丹父子及操兵詣府稱冤叫號的宗族親黨三十餘人。廷尉以其殺人多濫，捕系入獄。他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他厲色說：「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光武赦其罪，後特徵為洛陽令。時帝姊湖陽公主奴僕白日殺人，匿公主家。及公主出行，而以奴驂乘。董宣率士卒劫殺之於路，公主訴帝。帝召宣，欲棰殺之。宣以頭擊楹，欲自殺，流血滿面。帝令小黃門持之，強頓其叩頭向公主道歉。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於是光武帝譽之為「強項令」，賜錢三十萬，宣悉以分賜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
《後漢書》
又，東漢陳蕃，《世說新語·德行》評他「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時值漢桓帝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橫。他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而為所害。
同時又有李膺，他「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儼然又一個陳蕃。據范曄《後漢書》，李膺打擊貪官污吏，厲威嚴，中常侍張讓弟張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殺孕婦。畏李膺嚴厲，逃回京師，匿其兄張讓家合柱中。李膺率吏卒破柱取朔，殺之。張讓誣告他擅殺人，桓帝責備他，李膺慷慨自辯，並請求留他五日，待他殺盡元惡，然後就鼎鑊之刑。義正辭嚴，桓帝不得不申斥張讓。後來遭黨錮之禍，人勸逃走，他說：「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主動入獄，被拷掠而死。其他黨人如范滂等亦英勇就義。
這些士人，堅持儒家禮義廉恥的原則，虔誠而認真地堅守節操，忠貞治國，與惡勢力鬥爭，拚命維護社會正義，保護下層小民利益。
這種精神，到了唐朝，便體現為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到了北宋，便體現為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到了南宋，便體現為文天祥之《過零丁洋》與《正氣歌》。乃至明、清、民國，為正義而獻身的志士英風震動天地，鮮血染紅史冊。
民國抄本《諫太宗十思疏》
近來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歷史上無殉道者。這顯然不符合事實。上述史不絕書的為真理、正義而獻身者，非殉道者何？主此說者，非因不學而無知，即因無良而胡說也。
近來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儒家思想的教育使文士虛偽。這又不符合情理。仲尼曰：「死生亦大矣！」無數士人捨生取義，已經為理想、信念、節操獻出了人最寶貴的生命，尚不算真誠？虛偽者能如此乎？
魯迅先生對儒家持批評態度，他比較推崇墨家的言行（見鄙文《含咀斷想·月光如水照緇衣》，古代小說網2020.9.23；《文史知識》2021.3）。然而他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魯迅所贊之人，正是上述受以儒家思想為主的傳統文化薰陶的歷代知識分子、志士仁人，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魯迅先生本人當然也是傳統文化與新文化聯手造就的此類民族精英。
二、他們能自覺堅持為政清廉的作風，並以此為榮。
如前所述強項令董宣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光武帝嘆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又，《後漢書·楊震列傳》載，東漢安帝時人楊震，到東萊郡上任做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饋之。他問：「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答：「暮夜無知者。」楊震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王密慚愧而出。
《禮記正義》
楊震之所謂「四知」，其中「我知」最重，因不自欺是士人堅守節操的最可靠關口。《禮記·大學》講究「誠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讀為慊qiè，自我滿足）。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楊震所追求的，正是在他人不知的情況下不作虧心之事，這是個人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歷來貪贓枉法者，多不知自慊為何物也。
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老朋友勸其為子孫置產業，楊震不肯，說：「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他要讓子孫永遠學習祖先，為祖先的清廉而自豪：這禮物豐厚，比送給子孫萬貫家財，何啻於天壤雲泥？這種高尚的價值觀，後世也鮮有能理解、贊同、實踐者。
《世說新語·德行》載，東晉周鎮，做臨川郡太守任滿，乘船還都聽命。為了省錢，不上岸找住處，而把船泊在岸邊。丞相王導去看他，正值暴雨，船狹小而又大漏，連坐處也沒有。王導嘆息：「胡威之清，何以過此！」馬上任命他為吳興郡太守。
日本尊經閣藏宋本《世說新語》
胡威何許人？其父胡質，三國魏人，以忠清聞名。胡質做荊州刺史，胡威自京師往探望。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問：「大人清高，絹從何來？」胡質說：『是我奉祿之餘，給你作歸途之糧。」胡威敬受而去。每到客舍，自己放驢、打柴、燒飯。胡質部下都督自帶口糧，隱瞞身份，約其同行作伴，每事相助。胡威疑心，暗中引誘他說出真情，知道他不過是要討好上司而已，便把他打發回去，又把這告訴胡質。胡質把都督打一百杖，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到胡威作徐州刺史時，晉武帝嘆其父清廉，問胡威：「卿清孰與父？」胡威答：「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其清廉已達如此境界，實堪讚嘆。
三、他們特別推重有學識、品德高尚的人，作為促進自己德才精進之師資、益友。
前所述東漢陳蕃，曾出任豫章太守。甫至任所，便要先去看徐孺子。主簿稟告：「眾人希望府君先入官舍。」陳蕃卻說：「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道德高尚，超世絕俗。前後多次被諸公召請做官，雖拒絕就職，然而深念諸人知己之恩。及其人去世，他就不遠萬里去弔唁。陳蕃在豫章，專為徐稚設一坐榻，徐稚離開後便懸掛起來，不接待其他客人。
作為一郡最高長官，他禮敬賢士徐稚，就為豫章郡乃至全國樹立了尚賢的社會風氣。
晉袁宏《後漢紀·孝靈皇帝紀上》載，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父為牛醫。憲識度淵深，時人無人能估量其學問者。年十四，潁川荀季和見而嘆息說：「足下吾之師也。」稱其為顏子復生。汝南戴良字叔鸞，也是高尚之士，意氣高邁，為眾人所推服。然每見黃憲後，未嘗不悵然自失。他母親發現，就問他：「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跪下回答：「良每自以才能不減叔度，至於面料其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可為良之師也。」汝南周子居常說：「吾旬月之間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生矣。」
《後漢紀》
鄙吝之心，即卑微貪婪庸俗的念頭。黃憲能使與其交往者不生鄙吝之心，必有高尚的道德境界、淵博的學識與人格魅力。
據《世說新語·德行》，善於識別文士的郭林宗到了汝南，先看名士袁奉高，片刻便作別離去。而見黃叔度，就流連數日，不忍離去。人問其故，林宗說：「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莊子·養生主》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糊塗）已。」
黃叔度那使人沉浸醲郁、流連忘返，「澄之不清，擾之不濁」，「汪汪如萬頃之陂」而無涯際的，就是他的淵博知識，這是唯一能使好學之文士迷戀之物。士人之間，能傾心敬服優秀者的道德學問，無疑是一種十分美好而可貴的社會風習。
明萬曆刊本《世說新語》
四、士人間經常舉行學術討論、辯論，辨析疑難，也藉以判明彼此學術水平高下。
這種學術討論、辯論，從西漢即已開始。《漢書·朱雲傳》載，自宣帝時起，皇室就喜歡《梁丘易》，漢元帝尤好之。當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研習《梁丘易》。元帝欲考究學者是否有不同看法，便令充宗與諸家習《易》學者討論。五鹿充宗憑恃其貴幸而善辯，諸儒多稱病不敢赴會。有人推薦朱雲，元帝便召他來。他手攝衣襟登堂，昂首而問，聲震左右，幾次駁得五鹿君張口結舌。故諸儒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從此朱雲被任為博士。
《後漢書·戴憑列傳》記載了又一次宮廷經學辯論。戴憑研習《京氏易》，為博士、侍中。正旦（元旦）朝賀，百官畢會，光武帝命令能說經的群臣互相詰難，誰議論有不通，便奪其座席以益通者。戴憑於是重疊坐了五十多張座席。
引人注意者，此兩次學術辯論會皆由皇帝親自發起、主持，在朝廷百官中進行。可見當時國家重學問的風氣及其巨大的社會影響。
這種學術辯論會發展到了魏晉，在士人中蔚成風氣，便是所謂「清談、清言」，又曰「談玄、玄言」：「清」者，高雅也；「玄」者，深奧也。不談政事、生活，只談學術，高雅深奧，此為「清談、談玄」。
今把「清談」理解為「魏晉時期崇尚《老》《莊》，故空談玄理」（《漢語大詞典》），是膚淺而片面的：首先，「清談」不是漫無目的地空談，而是學術討論；其次，魏晉時人固崇尚《老》《莊》，然「清談」內容絕不限於《老》《莊》，而是一切文獻知識與學理。
何以見得？前所述郭林宗在黃叔度處日夜流連，何以知其「汪汪如萬頃之陂」？戴叔鸞每見黃憲後，為何悵然自失？周子居時月不見黃叔度，何以覺己鄙吝之心復生？此數人必是與黃叔度討論學術，經過探尋、問難，叔度為其解析、講論，反覆究詰，此數人方能了解對方學問淵博深奧，己所不及而深為折服。
《魏晉清談思想初論》
「清談」之深廣者，實須涉及世間一切知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五經》六藝諸子百家，豈僅《老》《莊》而已哉？故非讀書專精、有淵博知識者不能清談也。
《世說新語·文學》記載多次此類「清談」，今略舉一二：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仆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殷中軍（殷浩）、孫安國、王（濛）、謝（尚）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司馬道子）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嘆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己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粗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上述二則記載，反映了「清談」的特點：
袁褧嘉趣堂本《世說新語》
第一則說，聽講者對主講者（中心發言人）的觀點進行質疑詰難，同時詰難者又可以自己闡述觀點，並對自己的觀點進行質疑詰難（自為客主），以表明自己的觀點堅實可靠，不可駁詰。
第二則說，如果清談之諸客不服某中心發言人的見解，又駁不倒他，他們便去迎請高明者。若後者駁倒了前者，大家便歡欣鼓舞，讚美不已：兩則記載足見「清談」者鑽研學術、追求真理的認真態度。
《晉書·謝安列傳》記載了那時另外一場著名的「清談」，也是一次私下的學術辯論會。然而特別的是，這是由一個著名學者旁聽，由另一個著名學者與一位兒童進行的辯論：
東晉名士謝安，曾「弱冠詣王蒙，清言良久」，王濛深器之；謝安之密友友佛教學者支遁字道林，也善言玄理；謝安的侄兒謝朗，自幼喪父，「善言玄理，文義艷發。謝朗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謝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互相詰難）」。謝朗母王氏擔心孩子過勞，兩次打發人叫謝朗回去，謝安卻留住不放，要看辯論結果如何。王氏便直接出面，說：「我年輕便遭遇艱難（喪夫），一生所寄託，只在這孩子身上。」於是流著淚把謝朗抱走了。
此處說「清談、清言」為「講論」，又稱「談論」。《晉書·裴秀列傳》：「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淸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𧰼談論，一坐嗟服。」後來又叫「講究」。《紅樓夢》第七十九回載，薛璠新婚妻子金桂，聽說丫環香菱的名字是姑娘（寶釵）起的，便冷笑說，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奶奶若說姑娘不通，奶奶沒合姑娘講究過。說起來，他的學問，連咱們姨姥爺常時還夸的呢！」
《晉書》
這樣看來，「講究」的目的便是判定誰「通」（有學問）誰「不通」（學問差）。益證明魏晉人之「清談」（又稱「清言、談玄、玄言」等），即是分別學術水平高下的「講論」（明清俗語叫「講究」）。
可知，崇尚廣博的知識，崇拜敬仰淵博的學者，經常「講論」（清談、清言、談玄、玄言），以確定學者中的佼佼者，以究極學理，又是那個時代反映文士及官員們博學深思的一道特殊的風景線。
有人以好清談的王衍為西晉宰輔而導致西晉亡國為「清談誤國」，於是「清談」幾乎成了「誤國」的同義語。其實這值得分析：
一方面，清談之風確實助長了不重實務的社會風氣，以致使雅好清談、不善治國的王衍當了太尉，導致亡國；而另一方面，講論學術，是學者正業，是促進學術發展的重要途徑。學術並不等於政治，學者也並非一定是好的政治家。
《魏晉清談》
王衍是一個出眾的學者，卻不是一個好的政治家。故西晉亡國主要不因清談，很大程度上怪只會清談、不懂治國的王衍。而歸根結底，要為此負責的，是誤用王衍為宰輔，而沒有及時撤換他的君主。東晉政治領袖王導、謝安也是清談名家，卻善於治國，為東晉復興作出了重大貢獻。後世「不尚清談」（不搞學術辯論）了，宋、明不照樣亡國嗎？且不搞學術辯論，則容易導致真偽學術不分，假學者、假專家充斥泛濫。
五、社會風氣重視並且喜歡品評士人
當時社會上重視名士成風。《世說新語·棲逸》載，孟萬年與其弟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到京都遊宦，有盛名於當世；弟弟少孤卻未嘗到京邑。人們聽說少孤人才也不錯，就極想觀察一下，到底如何，於是竟然打發人給少孤送個假信，說他哥哥在京病重。少孤狼狽地趕到京都，時賢見了他，無不驚嘆敬重，互相議論：「少孤如此，萬年可死（有了優秀的少孤，萬年即使死了，人們也沒有什麼遺憾）。」
《世說新語·傷逝》又載一事：名士衛玠早死，先葬於南昌城許征墓東。咸和中，丞相王導竟然下令：「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名士死後亦為人敬重，遑論生前。
《三國志·魏書·呂布傳》載，許汜與劉備在荊州牧劉表處評論天下士人優劣。許汜說陳元龍（陳登）「豪氣不除」，劉備問以何為證，許汜便抱怨說，他曾遭亂經過下邳，見元龍。元龍毫無客主情意，不與我交談；自己上大床躺下，讓我睡下床。劉備說：「您空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指望您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您卻求田問舍，言無可采，這正是陳元龍所忌諱的。他為什麼要與您交談？如果是我，會躺臥在百尺樓上，讓您睡在地上：豈僅上下床之間呢！」劉表大笑。
《三國志集解》
而那時人品評士人，又喜歡以一言半語概括其長處。如清人劉應登《世說新語序》所言：「蓋於時諸公專以一言半句，為終身之目」（目，品評）。如說董宣治下太平無事，為「枹鼓不鳴董少平」；楊震品德才學出眾，為「關西孔子楊伯起」：許慎精於經學，為「五經無雙許叔重」；戴憑能談經，為「解經不窮戴侍中」等。
《後漢書·許劭列傳》載，汝南人許劭與堂弟許靖皆有高名，喜歡評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換其品題，故汝俗有「月旦評」。曹操未顯貴時，曾卑辭厚禮，求許劭品評。許劭鄙其為人，不肯答應，曹操就伺機威脅他。許劭不得已，說：「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曹操大喜而去。
連曹操這類不甚老實的士人也渴望得評，可見社會輿論重視士人聲譽以及這種評價士人的方式在當時影響之大。此風當然反過來又促使文士更加重視自己的羽毛。
明吳勉學刻本《後漢書》
六、嚴懲足以「傷風敗俗」的特殊人物。
某些文吏，遇到足以「傷風敗俗」的特殊案例，有見識的士人往往不依法律，加重懲罰；甚至自創重刑（古代叫「造獄」），以免此類事件相染成習。
如《漢書·王尊傳》載，他任美陽縣令時，有女子吿前房兒子不孝：「兒常以我為妻。」王尊審問是實。他以為，法律於此並無明文規定，是聖人所不忍心書寫的重罪。於是他出坐廷上，把不孝子懸吊在樹上，使騎兵五人張弓射死，吏民驚駭——他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又，《張敞傳》載，張敞做京兆尹九年，好友光祿勛楊惲犯罪被殺，公卿上奏，張敞為楊惲朋友，也不宜做官。同類人都已被免職，只有對張敞的奏文尚未批下。正巧張敞派主管捕賊的官員絮舜查辦案件。絮舜以為，張敞已被劾奏，不日即當免職，就私下回家。有人勸他，絮舜說：「我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張敞聽說，馬上命令逮捕絮舜入獄。當時還差幾天未過完冬季（漢法，春天不得處決犯人），管事官員晝夜加緊審訊，竟然把絮舜問成死罪斬首。立春，審查冤獄的使者巡視，絮舜家載屍鳴冤。使者上奏張敞殺害無辜，天子卻將此案壓下，張敞乘機逃亡。
後來天子欲重新任用張敞，他就上書說明自己殺絮舜的真正原因：「絮舜本來受過我恩惠。只因我即將被免職，他便拒絕考核案件，說我不過是是『五日京兆』。這樣背恩忘義，傷化薄俗，我便枉法殺了他。我願受法律制裁。」天子引見，拜為冀州刺史。說明天子同情其所為。
張敞枉法殺人，固不可取；「背恩忘義」也並不犯法。但觀歷代社會道德淪喪之狀況（如子女誣告父母、弟子誣陷老師，好友互相陷害），知古人對「傷化薄俗」之擔憂，不為無理，值得社會重視。
《漢書》
結 語
從上述六點看，漢魏晉時期文士道德水平相對較高，是形成中國儒家文士重視道德之風習的重要時期，值得後人重視。我們提倡學習外國，但不應否定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優秀遺產。肯定之方能發揚之，否定之則必然拋棄之。肯定中國儒家文士重視道德之風習，而反對否定之、主張發揚之，是本文撰寫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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