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云：多維視野觀照下的文學名著——《水滸傳》中的遊民及遊民意識

以思想及行事風格而論，「赤發鬼」劉唐、「金錢豹子」湯隆、「病大蟲」薛永、「石將軍」石勇等人，可以認定為典型的遊民。更多的梁山人物，則是體現著遊民意識的影響，本身並非遊民。

與主流社會相比，遊民是一個價值觀錯位而決難安分守己的群體。明朝建立後，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嚴厲打擊遊民（逸夫），正是緣於此輩對現在秩序的破壞力。

「智取生辰綱」是水滸故事的標誌性事件。在晁蓋等人劫取生辰綱事件中，向晁蓋通風報信的劉唐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入雲龍」公孫勝的通風報信反倒顯得多餘）。

可以說，「九紋龍」史進作為第一個出場的梁山人物，引出了梁山人物先後登台亮相；劉唐的出場，則引出了梁山人物依次聚義梁山的故事。劉唐積極聯絡晁蓋等人劫取生辰綱，根本原因還在於他的遊民身份。劉唐前往鄆城縣尋找晁蓋時，被「插翅虎」雷橫當成賊人抓獲。

晁蓋從雷橫手中救下劉唐後，劉唐向他介紹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鬢邊有這搭硃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發鬼。……小人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里，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是一套不義之財，取而何礙。便可商議個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為罪。」（第十四回，178頁）。[4]

孫忠會繪赤發鬼劉唐

劉唐積極參與劫取生辰綱，一方面，是認定生辰綱為「不義之財」，取之無妨，這是針對貪官污吏的叛逆行為；另一方面，劫取生辰綱也與「劫富濟貧」無關，只是為了「拿著超過萬貫的財寶自己『快活』一生。」[5]

劉唐作為「自幼飄蕩江湖」的「遊民」，覬覦十萬貫生辰綱不足為奇。這樣的人物，出身卑微，自幼體驗世態炎涼、人情冷暖，歷經艱難困苦磨礪，決然難以安分守己，甚至對安穩本分的世俗生活極度排斥。

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人物，並無自己創造財富的能力（即便有這樣的能力，也不屑於自己創造財富），而是熱衷於通過巧取豪奪不斷獲得意外之財。他們禍害的對象，除了貪官污吏之外，更多的還是良善平民。

吳用攛掇「阮氏三雄」參與劫取生辰綱時說道：「取此一套富貴，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第十五回，192頁）。這是吳用投「阮氏三雄」所好的言辭。這樣的言辭也道出了劉唐這樣的另類人物的心聲。

至於湯隆，明顯是身負一技之長的專門人才（善於打鐵，可以製造兵器），卻與其他身負一技之長的專門人才，如金大堅、蕭讓、安道全、皇甫端等人的思想及行事風格全然不同。金大堅等人以一技之長謀生，過著安穩本分的世俗生活，他們的上山入伙都有被迫成分在內，他們也沒有任何乖張不法的異端思想。

剪紙金錢豹子湯隆

湯隆以打鐵謀生，卻絕不安分守己，時刻想著擺脫安穩本分的世俗生活。他的上山入伙是出於李逵的誠心相邀，他對此也毫無排斥之念。其中緣由，固然與梁山以「替天行道」號召江湖、占據道德制高點相關，更與湯隆飄蕩江湖、生計艱難的遊民身份有關——他嚮往梁山「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意生活。

梁山攻打高唐州期間，被高唐州知府高廉的法術置於危難境地，宋江安排戴宗與李逵下山尋找公孫勝。李逵回程時恰遇湯隆耍錘。隨後，湯隆將李逵帶到家裡，「李逵看他屋裡都是鐵砧、鐵錘、火爐、鉗、鑿家火，尋思道：『這人必是個打鐵匠人，山寨里正用得著，何不叫他也去入伙？』」而後，李逵問道：「漢子，你通個姓名，教我知道。」

湯隆說道：「小人姓湯名隆。父親原是延安府知寨官來，因為打鐵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敘用。近年父親在任亡故，小人貪賭，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權在此間打鐵度日。入骨好使槍棒，為是自家渾身有麻點，人都叫小人做金錢豹子。」（第五十四回，718-719頁）。

李逵結識湯隆後，說道：「你在這裡幾時得發跡！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教你也做個頭領。」湯隆聞聽此言，毫不猶豫地答道：「若得哥哥不棄，肯帶攜兄弟時，願隨鞭鐙。」（第五十四回，719頁）。

劉桂樂制金錢豹子湯隆

由此可見，湯隆原本是生活優渥的官宦人家子弟，家境敗落如此迅速，與「父親在任亡故」有關，更是他的「貪賭」所致。湯隆「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權在此間打鐵度日」，與劉唐的「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有所不同，而他不僅沒有走正途、重新光耀門楣的念頭，反倒對「發跡」心馳神往。

以此而論，即便早年的湯隆為官宦人家子弟，而在江湖上耳濡目染多年，官宦子弟的氣質早已蕩然無存，已經蛻變為典型的遊民。湯隆入伙梁山後，為「梁山泊掌管監造諸事頭領」：「掌管監督打造一應軍器鐵甲」。（第七十一回，932頁）。

梁山人物上山入伙緣由各不相同。許多梁山人物是在惡勢力逼迫下上山入伙的，如林沖、武松等，也有許多梁山人物是兵敗被俘，感於宋江義氣，上山入伙，如呼延灼、關勝等。無論他們對上山入伙、「盡忠報國」看法如何，上山入伙都有被迫成分在內。

也有許多梁山人物上山入伙既不是源於「官逼民反」、「殺富濟貧」，更不是為了「替天行道」、「盡忠報國」，而只是追求過上「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意生活。這批梁山人物不僅上山入伙態度主動，上山入伙後也沒有政治訴求，更無太多崇高理念。他們對於招安成功與否也並無太多關心。

不能說懷有這樣思想的梁山人物都是遊民或者都是受到遊民意識影響，而遊民和體現著遊民意識影響的梁山人物顯然是抱著這樣的念頭的。劉唐、湯隆正是這類人物的典型。

韓伍繪劉唐下書

二、對於湯隆的思想及行事風格，似乎只有站在遊民立場才能夠認為是理所應當的

遊民在中國是古已有之。關於遊民的思想及行事風格，李慎之指出：

遊民是在主流社會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們所託命的空間稱作江湖。不過這個「江湖」與文人學士「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裡風波險惡，一飽難求。他們朝不保夕，因此輕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發跡變泰」。「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是他們的美好願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們的最高理想。他們沒有原則，「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則。

他們與法制完全是對立的，更不用說法治了。他們一方面顯得很英雄豪邁，一方面也魚肉良善，全不覺得有何矛盾而於心有愧。他們醉心的是無法無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組織起來，忠義堂上交椅卻不容有絲毫差池。其紀律不但嚴格而且殘酷，所謂「欺師滅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發重誓：「五雷轟頂」、「萬刀砍殺」。他們的最高規則，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是「義氣」，有時也叫「忠義」或「仁義」。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麼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夠不夠義氣了。

代表義氣的尊神就是「義氣千秋」的關羽。這個本是遊民出身的普通武將因為被歷代遊民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斷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來越高，雖然也曾遭同是遊民出身的趙匡胤與朱元璋兩度貶黜，還是最後在順治九年被皇上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後歷代加封，名號越來越顯赫，簡直可以凌駕大成至先師孔夫子而上之。[6]

《中國遊民》

然而，「遊民」崇尚「義氣」，這種「義氣」卻有其特定含義，並且以維護「小團體」利益為目的。為了這樣的目的，他們充斥著濃濃的排外思想，評判某些是非採取雙重標準，甚至「為目的不擇手段」，堂而皇之地損害其他團體或人物的利益，乃至於毫無愧怍地謀取他人性命和財物。

故此，崇尚「義氣」既可以是捨生忘死、劫富濟貧，也可以是殺人放火、荼毒生靈。正向和反面在他們身上不可思議地實現了統一。「金槍手」徐寧的上山入伙，即是梁山人物「為目的不擇手段」的行事風格的典型事例，其中湯隆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

湯隆上山入伙不久，呼延灼以「連環馬」大敗梁山，湯隆獻上鉤鐮槍式樣，又舉薦他會使鉤鐮槍的姑舅表哥「金槍手」徐寧：「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為生，先父因此藝上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這連環甲馬取勝，欲破陣時，須用鉤鐮槍可破。湯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湯隆雖是會打，卻不會使。若要會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個姑舅哥哥。他在東京，見做金槍班教師。這鉤鐮槍法，只有他一個教頭，他家祖傳習學，不教外人。或是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則，端的使動神出鬼沒。」

為賺取徐寧上山入伙，湯隆出面獻計：「徐寧先祖留下一件寶貝，世上無對，乃是鎮家之寶。湯隆比時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探姑姑時，多曾見來，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這一副甲，披在身上，又輕又穩，刀劍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喚做賽唐猊。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造次不肯與人看。這副甲是他的性命，用一個皮匣子盛著，直掛在臥房中樑上。若是先對付得他這副甲來時，不由他不到這裡。」「若盜得甲來，我便包辦賺他上山。」（第五十六回，740-741頁）

戴敦邦繪湯隆、徐寧

吳用隨即安排時遷、樂和、朱貴等人下山協助湯隆，成功將徐寧賺到梁山。而後，「連環馬」被鉤鐮槍打得潰不成軍，經過一番波折，呼延灼兵敗歸順。梁山打破「連環馬」，湯隆居功至偉。

對梁山而言，賺取徐寧上山，不僅是為了打破「連環馬」，解除梁山危難，更是為了「共聚大義」。故此，梁山既不會徵詢徐寧意願，也不會考慮對他造成怎樣的負面影響。只要梁山需要，徐寧就必須上山，上山後還必須為梁山效命。此時，「共聚大義」已經成為排除一切對自己構成障礙的人或事最有效、最正義的招牌。這是相當駭人的行事風格。

湯隆為改善個人生計投奔梁山無可厚非。而他上山入伙後立下的第一件功勞，就是賺取表哥「金槍手」徐寧上山入伙。

孫敬會繪金錢豹子湯隆

在論及「病尉遲」孫立排名過低問題時，許多人都將孫立出賣同門師兄弟欒廷玉，違背江湖道義當成主要原因。且不說這一說法理由並不充分，即便認同這一說法，站在梁山立場，孫立的所作所為也不比湯隆更為邪惡。

理由顯而易見，祝家莊是邪惡一方，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對付祝家莊，都是出於維護梁山利益的謀劃，孫立的做法正是「替天行道」。故此，孫立的做法即便理有所虧，也屬情有可原（這裡並非有意為孫立辯護，而只是想強調，梁山人物行事往往奉行雙重標準，單純以「江湖道義」的標準來衡量他們的行事，往往難以自圓其說）。

湯隆與孫立全然不同，他陷害的是身在公門、並無任何惡行的徐寧——更何況，徐寧還是自家親戚，而理由僅僅是梁山需要用到徐寧的一技之長。湯隆的所作作為頗類似於今日的傳銷，為了一定的利益目的，專以親朋好友為獵取陷害目標，相當令人不齒。

有人將湯隆獻計賺取徐寧比作賣友求榮的陸謙陷害好友林沖，細細想來，這絕非是隨口汙衊之詞。湯隆賺取徐寧上山入伙的手法，再次暴露出梁山聚義的另一面——為了維護梁山利益，行事無論如何「為目的不擇手段」，都是正當合理的。對於湯隆的思想及行事風格，似乎只有站在遊民立場才能夠認為是理所應當而坦然接受的。

與此同時，梁山賺取徐寧上山後，湯隆又假冒徐寧之名，劫取客人財物，敗壞徐寧名聲，斷絕了他的歸路。

徐寧被賺到梁山後，湯隆對他說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來：在半路上撞見一夥客人，我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搽畫了臉，說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財物。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捉拿哥哥。」徐寧說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淺！」晁蓋、宋江都來陪話道：「若不是如此，觀察如何肯在這裡住？」隨即撥定房屋，安頓徐寧一家老小。（第五十六回，751頁）

戴敦邦繪金槍將徐寧

徐寧即便心有不甘，也無計可施，只能以梁山作為棲身之地。

湯隆「說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財物」的做法，顯然並不符合主流社會思想，而頗為契合遊民「絕了回心」的行事風格。正如《花關索出身傳》中，劉備、關羽、張飛結為一體，劉備擔心關羽和張飛因為家人拖累而不能同生共死，就勸說關、張二人殺了對方的家人，關羽和張飛毫不猶豫地照做了。[7]

如此離奇黑暗、駭人聽聞的行事風格，在遊民那裡，反倒是津津樂道的義舉。據此推測，舉薦徐寧上山入伙出自湯隆獻計自無疑義，「說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財物」的做法，更像是「智多星」吳用的手法——依據吳用的謀劃風格，類似手法先後在李應、朱仝、盧俊義等人物身上實施過。

剪紙智多星吳用

吳用這樣的小知識分子，甚至還不是底層文人的典型形象——底層文人即便壯志難酬，而長期受到儒家正統思想薰陶，多以科舉應試為人生追求（甚至歷經挫折而初心不改），多以「忠君愛國」為立身基準，對「學成文武藝，貸與帝王家」的夢想念念不忘。吳用身上少有儒家正統知識分子氣質，屬於頗不安分的遊民知識分子形象——起碼是寄託著遊民對「軍師」的認知。

三、秦明被逼落草，是梁山好漢濫殺無辜、殘忍血腥的行事風格的生動詮釋

劉唐、湯隆等人飄蕩江湖多年，思想及行事風格完全符合遊民的定義，然而，他們在梁山聚義故事中都屬於驚鴻一現的人物，不僅不是主要角色，甚至算不上重要角色。故此，《水滸傳》中關於遊民，不在於塑造了多少遊民角色，更多的體現在遊民意識的影響。許多非遊民的梁山人物的行事及評判某些是非的標準都體現出濃濃的遊民意識。

實際上，不僅「純而又純的表現遊民意識和遊民性格的文藝作品是不存在的」，「就是能夠純粹體現遊民意識的個人也不存在，正像純粹體現無產階級意識，或純粹體現資產階級意識的個人是不存在的一樣」。[8]

以此而論，即便是身份較為典型的遊民，他的思想也並不總是體現遊民意識。遊民出身的人物，際遇發生變化後，身份也會改變，遊民意識也難以剔除殆盡。

梁山人物三教九流，三六九等，性格各異，良莠不齊。其中固然有魯智深、史進這樣以行俠仗義的壯舉讓人欽服的無愧於「江湖好漢」稱號的人物，也有林沖、武松這樣並無害人之心，又慘遭迫害以至於命運悲慘的人物，還有隻想過上「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快意生活，並無「替天行道」之念的人物，與此同時，品行低下、行事殘忍的梁山人物也不在少數。

桃花塢年畫《水滸梁山一百單八將》

故此，《水滸傳》中，打抱不平、行俠仗義的篇章固然為數不少，濫殺無辜、「為目的不擇手段」、評判某些是非秉持雙重標準的段落也是俯首可拾。後者甚至並不少於前者。

且不說「為目的不擇手段」、評判某些是非秉持雙重標準的段落，《水滸傳》中的「濫殺無辜」就不是主流社會思想（無論是官方標準還是民間標準）能夠坦然接受的。

孫述宇指出：

《水滸》還有個特色，就是殺生……。拿刀槍的人自然會殺人，欣賞英雄故事的人也不會反對殺生，可是《水滸》殺得太多了，令我們不舒服。我們覺得打鬥之時傷人當然可以；把人家捉住之後活活殺死便稍為殘忍，但如果那是些不該赦免的人，或是姦夫淫婦，也還罷了；可是水泊里的英雄還殺戮無辜，而且殺人不少。好漢們的仇人喪命後，家人也不免的：萬惡的祝家和曾家府不待說了……

高唐州的高廉兵敗身亡，眾英雄入了城，「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賤三四十口，處斬於市」。其他如劉高、黃文炳、毛太公、慕容知府等，無不全家以殉，每家通常都是三四十人，大概親人僕婢都不免。（「良賤」應是這意思。武松在鴛鴦樓報仇時，明白殺了許多僕婢。）……

攻陷大名府時依照計劃，「杜遷、宋萬去殺梁中書老小一門良賤，劉唐、楊雄去殺王太守一家老小」；蔡福請柴進救一城百姓，柴進找著吳用下令「教休殺害良民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這數字也許只是個修辭上的約數，在下一回中，據說百姓「被殺者五千餘人」而已，但這也極其驚人，我們禁不住要問：「為什麼？」

上述這些屠戮都是報仇，但還有些並無仇怨的人也慘死在英雄刀斧之下，比方秦明的妻子、朱仝的小衙內以及被朱貴麻翻殺死、被孫二娘造成包子的過往客商。這類的例子也不必多舉了，反正真正讀過本書的人，對於書中的斑斑血漬，絕不會沒留下些印象的。[9]

孫忠會繪李逵

梁山人物中，李逵掄起板斧「排頭兒砍將去」的殺人尤其顯得盲目殘暴。多數梁山人物的殺人放火，且不論是非對錯，總有明確動機，李逵卻絕非如此。他殺人完全是為了「快活」！是將殺人當成釋放內心亢奮情緒（甚至是獸性）的手段。梁山三打祝家莊期間，李逵將扈家莊滅門即是典型事例。

故此，周作人評論道：「李逵我卻不喜歡，雖然拿來與宋江對比的時候也覺得痛快，他就只是好胡亂殺人，如江州救宋江時不尋官兵廝殺，卻只向人多處砍去，可以說正是一隻野貓，只有以獸道論是對的吧。設計賺朱仝上梁山那時，李逵在林子裡殺了小衙內，把他梳著雙丫角的頭劈作兩半，這件事我是始終覺得不可饒恕的。」[10]

更為駭人的地方在於，《水滸傳》中在展示梁山人物殘忍行事的段落時，往往抱著平淡、冷漠，乃至欣賞的態度，絲毫沒有譴責的意思。中國古代社會，即便現實中有不少殘忍血腥的殺害、濫殺無辜，乃至於大規模的屠殺，而決然不會像《水滸傳》中這般對「濫殺」等殘忍血腥場面漠然視之，甚至變態似地津津樂道。

《讀奇書，論奇人：水滸人物揭秘》，冰雲著，華文出版社2022年6月版。

以此而論，這已經是人物行事存在嚴重問題，而是嗜殺者對被殺者（尤其是無辜者）的漠視。這樣的思想傾向，對於揭示《水滸傳》作者的地位大有幫助。評價《水滸傳》不能脫離時代背景。

如果說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明顯提高，今人更加注重個體的生命與權利，道德標準過於嚴厲，不適合評價數百年前的文學著作與人物行事。即便以中國古代社會的道德標準衡量（無論是官方標準還是民間標準），《水滸傳》中許多梁山人物的思想及行事風格都是存在嚴重問題的——「霹靂火」秦明被逼落草梁山，即是梁山好漢濫殺無辜、「為目的不擇手段」的行事風格的生動詮釋。

孫忠會繪霹靂火秦明

秦明與宋江等人作戰掉下陷坑被捉後，宋江等人當面好心招待他，在勸說他背叛朝廷遭到拒絕後，又執意挽留他住在清風山住宿一晚。秦明應允後，宋江等人背後卻叫小卒中長相與秦明相似的，穿了秦明的衣甲頭盔，騎著他的馬匹，橫著他的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殺人放火，清風山寨主「錦毛虎」燕順、「矮腳虎」王英等人帶領五十餘人助戰。而後，青州知府認為殺人放火是秦明所為，立即將秦明妻子殺了。

由此可見，宋江等人指使燕順等人殺人放火的目的，就是為了嫁禍陷害秦明，斷絕他的後路，逼得他只能落草為寇。後來，這招又先後施加在李應、朱仝、盧俊義等人身上，並且使得他們的身體更受折磨，心理更受煎熬。宋江等人則心神坦然、毫無愧色，且每次都有著冠冕堂皇的理由：共聚大義。

或許因為宋江等人賺取秦明前後的故事情節過於兇殘及違背倫理道德，央視版《水滸傳》電視劇中，將宋江在清風寨逗留期間與花榮、秦明、黃信（秦明徒弟）及清風山頭領燕順、王英等人之間的故事情節大量刪除，以至於秦明、黃信根本沒有出場。

如此刪除、合併（央視版《水滸傳》電視劇刪除、合併的故事情節及梁山人物數量相當驚人，以至於引發許多人的不滿），一方面，去除枝蔓，使得梁山聚義故事的主線更加明確，更加情節緊湊；另一方面，去除糟粕，使得梁山兄弟的思想及行事更加正常，更加符合今人審美。

四、梁山人物的感情愛憎與是非觀念，不是以人物行事本身是非曲直劃線的

秦明落草為寇前後反差極大的表現，又是對《水滸傳》評判某些是非秉持雙重標準的詮釋。

剪紙霹靂火秦明

宋江、花榮等人大鬧青州後，青州兵馬都監「鎮三山」黃信不敵宋江等「賊寇」，向青州慕容知府求援，慕容知府命青州指揮司統制秦明出馬擒拿「賊寇」。秦明聽聞此事後，對青州知府說道：「紅頭子（即強盜，此處指宋江等人——引者）敢如此無禮！不須公祖憂心，不才便起軍馬，不拿了這賊，誓不再見公祖！」（第三十四回，443頁）。

秦明與宋江、花榮等人初次對戰時，與花榮交鋒前義正詞嚴地罵道：「花榮，你祖代是將門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個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祿於國，有何虧你處，卻去結連賊寇，背反朝廷？我今特來捉你，會事的下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腳。量你何足道哉！」

花榮陪笑道：「總管容復聽稟：量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實被劉高這廝無中生有，官報私仇，逼迫得花榮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權且躲避在此。望總管詳察救解。」秦明喝罵道：「你兀自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剗地花言巧語，煽惑軍心。」（第三十四回，444-445頁）。

秦明根本不願探知花榮與劉高之間的是非曲直及其「背反朝廷」的來龍去脈，而是認定他「結連賊寇」就是大逆不道，兩人之間涇渭分明。

杜堇繪秦明、蔣敬

秦明剛剛被宋江等人捉拿時，絕不考慮他們的勸說之詞，堅決不願落草為寇，凜然聲言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兼受統制使官職，又不曾虧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強人，背反朝廷？你們眾位要殺時便殺了我，休想我隨順你們。」（第三十四回，448頁）。秦明立場堅定、深明大義的朝廷忠臣形象呼之欲出。

當秦明被宋江等人嫁禍陷害斷絕後路後，在路上遇見特意趕來的宋江、花榮等人。「宋江在馬上欠身道：『總管何不回青州，獨自一騎投何處去？』秦明見問，怒氣道：『不知是那個天不蓋、地不載、該剮的賊，裝做我去打了城子，壞了百姓人家房屋，殺害良民，倒結果了我一家老小，閃得我如今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著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若尋見那人時，直打碎這條狼牙棒便罷！』宋江便道：『總管息怒。既然沒了夫人，不妨，小人自當與總管做媒。我有個好見識，請總管回去，這裡難說，且請到山寨里告稟。一同便往。』」（第三十四回，450頁）

秦明隨宋江等人到了清風寨後，在宋江告知實情又一再勸說入伙後，《水滸傳》中寫道：「秦明見說了，怒氣於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廝並，卻又自肚裡尋思。一則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們軟困，以禮待之；三則又怕斗他們不過，因此只得納了這口氣。便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不恁地時，兄長如何肯死心塌地。』」（第三十四回，451頁）

秦明落草後，宋江等人商議攻打清風寨一事，秦明向宋江獻計道：「這事容易，不須眾弟兄費心。黃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三乃和我過的最好。明日我便先去叫開柵門，一席話說他入伙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寶眷，拿了劉高的潑婦，與仁兄報仇雪恨，作進見之禮，如何？」（第三十四回，451頁）

戴敦邦繪秦明

宋江等人依計而行，順利攻下清風寨，把劉高一家老小都殺了。隨後，宋江帶領秦明、花榮、黃信及燕順等清風山人馬一道前往梁山入伙。

宋江等人以「斷送一家老小」的方式逼迫秦明落草為寇，似乎不僅是斷絕他的後路的策略，並且頗為符合遊民的思想及行事風格。如果只是為了斷絕後路，可選策略頗多，未必需要「結果一家老小」。

關於此事，李慎之指出：

年畫秦明、黃信

近幾十年來，隨著建設規模的擴大，出土文物之多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代，與遊民問題有關的，如1973年居然在南通的一個墓穴中發現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間刊印的《花關索出身傳四種》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價值（正統的文史學家或許會稱之為「負麵價值」）實在並不亞於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花關索出身傳》講的是，漢末劉關張聚義之初，關羽、張飛各自到對方家裡殺光了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以杜絕自己的「回心」，只是張飛還是手軟放走了關羽的已經懷孕的妻子胡金定，後來生下了小英雄關索。關索長大後到荊州找到關羽要認父歸宗，但是關羽不認，關索大怒，便翻了臉威脅父親，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來捉拿關羽等五虎上將。……

這是完全違背中國人古往今來一體稟遵的「孝」的道德觀念的。過去歷來認為，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無例外都不敢公開聲言違背的，而遊民意識之強烈竟能達到與正統意識完全對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驚。……

這些使我懂得了，與所謂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與行為，實際上就存在於我們身邊，我們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憐了。[11]

秦明還是秦明，宋江還是宋江，《水滸傳》中並不認為秦明前後反差極大的表現有何不妥。

讓人不可思議的是，秦明被宋江等人嫁禍陷害後，抱怨宋江「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隨口答道：「雖然沒了嫂嫂夫人，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賢慧，宋江情願主婚，陪備財禮，與總管為室，若何？」（第三十四回，451頁）

宋江等人嫁禍陷害秦明，導致他「妻小一家人口」被青州慕容知府殺害，在宋江等人看來，秦明只是抱怨讓自己沒了妻兒，當宋江為秦明重新謀得賢惠妻子（花榮妹子）後，他就不再有任何值得惱怒的理由了。在這裡，秦明妻子仿佛一件被毀壞的物品，花榮妹子又是替代的物品——沒人顧及她們的感受，她們也完全沒有選擇的權利。

霹靂火秦明畫像

《水滸傳》中寫道：「秦明見眾人如此相敬相愛，方才放心歸順。」（第三十四回，451頁）宋江等人視人命如草芥的手法以及秦明麻木不仁的表現，讓人膽戰心寒。而「眾人如此相敬相愛」用於此處，反倒讓人感到困惑，甚至感到驚悚。

應該說，梁山人物是有著強烈的愛憎情感與鮮明的是非觀念的。然而，這種愛憎情感與是非觀念，卻常常是以梁山立場為本位而非人物行事本身的是非曲直劃分的：凡是梁山人物或對梁山友善的人物，所言所行就都是對的，凡是非梁山人物或與梁山為敵的人物，所言所行就都是錯的。

秦明被逼落草梁山前後反差極大的表現，只不過是梁山人物的愛憎情感與是非觀念頗具典型意義的一次展露而已。孫述宇認為，《水滸傳》是「強人說給強人聽的故事」。[12]細細想來，對於梁山人物的行事及評價某些是非時秉持雙重標準的作風，似乎也只有江湖人物或浸染江湖氣息的人物才能夠坦然接受，且以讚賞的語氣向他人述說。

《水滸傳：怎樣的強盜書》

五、《水滸傳》中歧視、仇恨女性的態度，也是深受遊民意識影響的體現

《水滸傳》寫的是男人造反聚義的故事，自然主要是寫給男人看的故事。故此，女性在《水滸傳》中並不占有突出地位。而且，《水滸傳》對女性還有著明顯的歧視與仇恨情緒。中國古代社會，雖然「男尊女卑」的思想占據主導地位，女性也有其相應地位，並不像《水滸傳》 中如此極端。

《水滸傳》中即便出現重要女性角色，如閻婆惜、潘金蓮、潘巧雲等，也大多是面目可憎、行事乖張的負面形象，且結局悲慘。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水滸傳》中有三十六員天罡星，《紅樓夢》中則有三級「金陵十二釵」，共三十六位。[13]《水滸傳》中是女性不占有突出地位，《紅樓夢》中是男人不占有突出地位，且女性的品行遠高於男人。

從扈三娘的故事中，即可看出《水滸傳》中對待女性的極端態度。

「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蟲」顧大嫂與「母夜叉」孫二娘是僅有的三名梁山女將。《水滸傳》顯然是將她們當成英雄人物塑造的。然而，顧大嫂與孫二娘都是醜陋的、粗鄙的（從綽號即可看出），她們的外貌與行事也完全是「男性化」的，身上已經沒有絲毫的女人味，在她們內心，似乎也沒有女性的性別意識。

馬書林繪《扈三娘》

相比之下，扈三娘倒是容貌過人、英姿颯爽，且女人味十足，而她卻又毫無獨立意識與個人尊嚴。在個人婚姻問題上，她更像一件任人處置的物品。從某種角度而言，扈三娘也是基於男性立場塑造的女性形象，且是基於狹隘而不平等的男性立場塑造的女性形象——甚至可以說是基於遊民意識塑造的女性形象。

《水滸傳》中，以武藝與容貌而論，扈三娘是唯一讓人印象深刻的正面巾幗形象。然而，她木偶般的性格、受人擺布的命運，使得她的形象鮮明度還不如作為負面人物出現的閻婆惜、潘金蓮、潘巧雲等。

更讓人費解的是，即便扈三娘屢次出場，卻絕少開口說話，以至於人稱「啞美人」——扈三娘出場後，只在梁山眾將與呼延灼車輪戰時與花榮說過一句話。在以人物形象塑造及故事情節編排為能事的古典白話小說中，這是極不尋常的現象。

扈三娘出身大戶人家，家資豐厚、貌美如花，更兼武藝超群。梁山攻打祝家莊前，李家莊管家「鬼臉兒」杜興向「病關索」楊雄、「拚命三郎」石秀介紹扈家莊時說道：「西邊有個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個兒子喚做飛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第四十七回，628頁）

剪紙扈三娘

扈三娘的一對日月雙刀使得神出鬼沒，更有紅綿套索捉人的絕技，且多次陣前有效施展。她的武藝與戰功在地煞星中出類拔萃，甚至置之天罡星也並不遜色（這並非說扈三娘的武藝足以與「馬軍五虎將」、「馬軍八驃騎」等天罡星戰將一較高下，而是說，她的武藝與戰功在地煞星中頗有鶴立雞群態勢——這並非全然是對女性的照顧，因為天罡星中也不乏充數人物）。

或許是扈三娘作為女性過於完美了（她的人物形象塑造實際上並不成功），《水滸傳》又從歧視與仇恨女性的立場出發，為她安排了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結局——全家慘遭李逵滅門（大哥扈成僥倖逃脫，她入伙梁山後對全家慘遭滅門一事竟然毫無表示），宋江認她為義妹，又做主將她許配給了武藝平凡、相貌醜陋，更兼品行低劣的「矮腳虎」王英。

關於王英的經歷與品行，《水滸傳》中寫道：「這個好漢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為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他做矮腳虎。原是車家出身，為因半路里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占住此山，打家劫舍。」（第三十二回，422頁）

王英「見財起意」的行事，且不說違背主流社會道德，即便在江湖人物眼中也是讓人不齒的。宋江與花榮、燕順等人擒獲清風寨文知寨劉高之妻後，王英將她藏在自己房內，要納為壓寨夫人。宋江責問劉高之妻為何恩將仇報時，燕順順勢殺了劉高之妻。王英「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竟然不顧兄弟之情，「奪過一把朴刀，便要和燕順交並。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以「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勸解，且承諾「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王英才「默默無言」。（第三十五回，454頁）

年畫《扈三娘擒王英》

相比之下，扈三娘入伙梁山前的未婚夫為祝家莊祝彪，武藝不俗、年少英俊，與扈三娘門當戶對，王英根本不足以與之相提並論。以梁山立場而論，祝家莊屬於邪惡的一方，跳出梁山本位立場，祝家莊與梁山對抗，也是維護自身利益的得當舉措（在中國古代社會，村莊擁有武裝是典型的村民自衛形式）。

王英與扈三娘差距如此懸殊，她不願嫁給王英完全是人之常情。宋江擔心扈三娘不從，「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賢妹你認義我父親了，眾頭領都是媒人，今朝是個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為夫婦。』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卻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第五十一回，675—676頁）

「宋江義氣深重」，是否在婚姻上也必然要無條件順從呢？這原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之事，《水滸傳》中卻將其當成天經地義之事。在扈三娘匹配王英一事中，更多的是成全了王英（也成全了宋江，他踐行了承諾），扈三娘則是任人處置的物品。她的窩囊屈從與臨陣對戰時的英姿颯爽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扈三娘答應嫁給王英後，《水滸傳》中寫道：「晁蓋等眾人皆喜，都稱賀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第五十一回，676頁）梁山眾人如此稱讚宋江，反而讓人對「有德有義」的標準產生困惑。

吳志強繪矮腳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

進一步而論，即便是許多門當戶對的婚姻，也往往流露著濃厚的忽略女性意願的色彩。

在中國古代社會，女性缺乏獨立的社會地位，故此，男女愛情總是處於附庸地位，總是處於另外的強大力量的掌控下，甚至受其任意擺布。

這裡的另外的強大力量，一是凌駕於一切之上的政治力量。古代的皇子定親、娶親，公主招親、和親，往往是以婚姻作為政治的犧牲品，且不說真正的愛情很少存在，甚至正常的婚姻是否存在都是值得懷疑的。

二是越俎代庖的家族力量。兒女未出娘胎或剛剛蹣跚學步時，就會有指腹為婚、親上加親等事件出現。即便兒女成年後心懷不滿，大多也無力擺脫家族力量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意志。

小說是現實生活的折射，女性在小說中自然也難有獨立的地位。古典白話小說中，有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等），有英雄俠義小說（《水滸傳》等），有神魔小說（《西遊記》等），有世情小說（《紅樓夢》等），有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等），等而下之，有被稱為「嫖學教科書」 [14]的狹邪小說（《九尾龜》等），這些小說中出現的人物成千上萬，涉及的社會階層，上至皇室貴胄，下至平頭百姓，大多缺少真正的愛情故事。

這並非說這些小說中沒有愛情故事，而真正建立在男女相互愛慕、理解、平等基礎之上的飽含人情味的愛情故事是嚴重缺失的。古典白話小說中，在對待女性的態度方面，《紅樓夢》完全是另類的存在。

電影《扈三娘與矮腳虎王英》海報

六、《水滸傳》躋身文學名著之列當之無愧，也需要認識到其「糟粕」

平心而論，《水滸傳》在思想傾向、故事情節編排及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確實存在諸多不足，而其能夠流傳久遠、聲名遠播，正因為深刻之處及精彩內容也是不可勝數，它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白話文運用純熟、積極正面思想等方面的優點，不僅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意義，成就也是遠遠高於許多古典白話小說的，躋身文學名著之列當之無愧。

然而，《水滸傳》作為一部世代累積型文學名著，其成書過程中，先後有不少人士參與編訂、修改、完善，最後才定型成書。故此，《水滸傳》的成書方式被稱為「聚合式累積」。[15]

而這些參與《水滸傳》創作的人物，出身、經歷、思想、閱歷各有不同，自然會體現在《水滸傳》的人物形象塑造及故事情節編排方面，以至於各種思想傾向同時存在，甚至難以剝離開來，從而形成了複雜、多意，甚至前後牴牾的現象。

《水滸傳》中，「打抱不平」、「盡忠報國」等積極正面思想是毫無疑問地存在的，這些思想在任何時代都是難能可貴的光輝思想。與此同時，《水滸傳》也無可避免地受到消極負面思想的影響。遊民意識及殘忍嗜殺即是典型。即便後來經過文化修養甚高的文人之手修改，諸多不足始終未能消除殆盡。

郵票《徐寧教使鉤鐮槍》

對於《水滸傳》這樣產生於特定歷史時期、以特定方式成書的文學名著，既需要觀照到其「精華」，也需要認識到其「糟粕」。魯迅說過：「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16]

既然沒有十全十美的書，任何書必然都是「精華」和「糟粕」並存。不需要畏之如蛇蠍，棄之如敝履，也不需要奉之若神明，不容任何質疑。以此而論，將自身作為讀書主體，「入乎其內」，「出乎其外」，[17]不以膜拜或憎噁心態看待《水滸傳》（推而廣之，是對於一切書），似乎才是獲得樂趣及真諦的有效途徑。

注釋：

[1]魯迅：《<絳洞花主>小引》，《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179頁。

[2]張清華：《張清華主講<水滸傳>——英雄，美酒與蒙汗藥》，「十月文學院」微信公眾號，2017年6月28日。

[3]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修訂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273、276頁。

[4]本文所引《水滸傳》文字，均見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5]周思源：《周思源新解水滸傳》，中華書局，2007，第22頁。

[6]轉引自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修訂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9頁。

[7]轉引自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修訂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3頁。

[8]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修訂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274頁。

[9]孫述宇：《水滸傳：怎樣的強盜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22-23頁。

[10]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第810-811頁。

[11]轉引自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修訂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3頁。

[12]孫述宇：《水滸傳：怎樣的強盜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8頁。

[13]另一種意見認為，「金陵十二釵」除了正冊、副冊、又副冊之外，還有三副冊、四副冊， 共六十人。這種意見的依據是「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中署名「畸笏」的一條評語：「前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系漫擬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諱。壬午季春，畸笏。」（曹雪芹著，脂硯齋評：《<石頭記>脂匯本》，嶽麓書社，2011，第201 頁）。

[14]魯迅：《上海文藝界之一瞥》，《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299頁

[15]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修訂版）》，三聯書店，2015，第326頁。

[16]魯迅：《<思想·山水·人物>題記》，《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300頁。

[17]王國維著，施議對譯註：《人間詞話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