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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人類的認知能力，治療神經疾患中的疑難雜症，協助用戶實現完美的元宇宙體驗，腦機接口正展現出令人炫目的應用前景，令社會看到了科技造福人類的希望，也引發了倫理和安全上的憂慮。日前在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行的「腦機接口與哲學：跨學科的對話」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圍繞腦機接口的倫理治理進行了深入討論。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學術主任蒲慕明指出，近年來，我國在腦科學方面已取得了很多開創性的進展，這促使我們必須主動地探討相應的前沿倫理問題。但是，中國的科技倫理治理不能單純跟隨西方的倫理標準和管理辦法，應探索建立與中國腦科學水平相適配的倫理治理方案。
中國信通院科技倫理中心主任兼中國腦機接口產業聯盟秘書長李文宇介紹了腦機接口的產業應用路徑，神經功能改善和康復、運動功能替代和增強、生活輔助自理和交互、感官功能增強和替代、精神狀態改善和舒緩，是「腦機助人」的5大發力點。但是，如何克服神經干預的安全性、腦隱私泄露、非自主決策、個人身份認同等安全和倫理問題，是產業良性發展必須要面對的挑戰。
上海市委黨校哲學教研部張春美教授主張一種「負責任的科技倫理治理」，其中蘊含了三重要求，即知識生產者的主體責任、知識驅動者的組織責任、知識應用者的管理責任。而倫理學家在其中扮演的是協調者的角色，要打通上述各個環節，在科技創新、國家戰略、產業發展、公眾認知等方面循循善誘、組織協同，以期達到正能量的最大化效應。
華僑大學哲學系朱彥明教授關注的是腦機接口對人格同一性的影響。一些神經倫理學家和哲學家從接受了腦深部電刺激（DBS）治療的病人口述中得出結論，認為DBS威脅到了病患的人格同一性，令人感到喪失了自我。這種觀點遭到了另一類學者的否定，他們從「敘事自我」理論出發，認為治療過程中病人身心的改變是正常的現象，關鍵在於患者的自我敘事能否接納這種改變。他認為，可以將敘事同一性與身體現象學結合了起來考察，從具身經驗的整合視角來看待人與腦機設備間的磨合過程，並承認最終接納技術的可能性。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計海慶研究員認為，腦機接口在觀念上預設了一種取消身體地位的個人存在，而身體在主流觀念中被賦予了極為關鍵的形上學意義，是人格的邊界所在。但現今針對腦機接口展開的人格同一性研究中，並未給予這種「人格邊界的解構效應」及其哲學意義以充分的揭示。「人格邊界」從人與相異於自身的事物的角度從外沿方面來理解人的存在，例如人是區分於客體世界的主體，是自己而不是他人才是行為責任的最終訴諸對象。從上述解釋差異性的「人格邊界」概念來分析腦機接口的挑戰，才能解釋人機融合狀態下的倫理疑難，例如責任歸咎模糊不清。
復旦大學科技倫理與人類未來研究院博士後楊雨提出了基於道德責任層級劃分的解決方案。通過對腦機接口介導行動中的道德責任進行層級化理解，能夠有效地對行動主體的道德責任進行差異化處理，以應對他們在控制和感知中所面臨的特殊限制。具體包括兩個核心層面：一是評估主體的介導行動是否與其意圖相符，以及他們是否能夠預見行動的可能結果；二是考慮主動式腦機接口的不同應用方向和人機「共享控制」的技術特質，確保在不同應用情境下能夠合理界定道德責任範圍及其責任限度。
腦機接口的應用對個人隱私意味著什麼？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後隋婷婷提出，儘管腦電波檢測技術是一項看似比較安全的技術，但是隨著檢測技術的發展，通過腦波來驗證人類某段記憶的真實性已經成為可能。因此，在腦機接口的應用中，隱私保護是一項需要特別關注的倫理事項。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尹潔教授同樣關注的是腦機接口的隱私保護問題，但她提出的是另一種主張「被遺忘權」的方案，即數據主體有權從數據控制者處要求刪除其個人數據。被遺忘權包含的數據保護的範圍要大於隱私保護。隱私權限制的是信息傳播的範圍，而被遺忘權則要求信息在有限的時間範圍內傳播。這種對信息的加強保護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腦機接口收集的個人信息，較之傳統的媒體工具更為深入和廣泛。
在倫理問題之外，腦機接口所帶來的法律挑戰也引發學者們的關注。首都醫科大學衛生法學系主任李筱永教授提出，儘管DBS在神經類疾病如帕金森的治療中已獲廣泛應用，並具備相應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證據，但在某種程度上，患者的知情同意權、自主權等仍會受到影響。對此，應創新並細化倫理審查制度，確保研究參與者或患者全程充分知情同意以及監護人協助決策，同時明確「試驗性治療」的法律性質。用合法化、規範化來為實踐操作提供指引。
研討會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天橋腦科學研究院聯合主辦。來自科技研發、醫學臨床、產業規劃、法學法務、科技治理、哲學倫理等不同領域的50餘位專家為腦機科技的向善發展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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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計海慶 圖：視覺中國 編輯：陳瑜 責任編輯：楊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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