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諾比禁區里的廢棄幼兒園保育室，床上的娃娃是幼兒園撤離時丟下的。 （林方文/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11月14日《南方周末》）
每個人都有自己尋找車諾比的方法，2019年這個夏天大熱的HBO同名電視劇是一種，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是一種。
然而，親身探訪就像是關鍵的一環，閉合了所有關於車諾比的想像碎片，拼出了這場史無前例災難的面貌。
對我而言，尋找和理解車諾比的旅程，是從白俄羅斯女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著作《車諾比的悲鳴》開始。這本看起來並無太突出文學性和技巧性的口述，動人之處全在於災難面前的真實人性和慘痛歷史。
讀完之後又過了兩年，我終於去了車諾比，成為那一年7萬遊客中的一員，在禁區里度過兩天一夜。在那裡，有人曾獻出生命，有人失去名利，也有人親手埋葬真相，而我們這些普通的遊客頂多最後丟下一條褲子或一雙舊鞋，上面也許沾滿了放射性的灰。
離開時我在出口的檢測機器下掃描全身，確認沒有被污染，但車諾比像是輻射了每一個親身探訪的人，永久地打上屬於它的烙印。在基輔和導遊告別解散後，我仿佛合上了一個裝著時光機的抽屜，那些人和事就那麼鎖在了裡面，任我們逐漸遺忘。
每個人都有自己尋找車諾比的方法，這個夏天大熱的HBO同名電視劇是一種，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是一種，導遊在小巴上放映的紀錄片《車諾比之戰》是一種，甚至腦洞大開的俄羅斯青少年探險劇《車諾比：禁區》也是一種。
然而，親身探訪就像是關鍵的一環，閉合了所有關於車諾比的想像碎片，拼出了這場史無前例災難的全貌。它本是一個謎，「無所不在的人類檔案中找不到開啟這扇門的鑰匙」（阿列克謝耶維奇語），而呼吸過禁區的空氣、踩過死城普里皮亞季的土地後，無人能原樣而返。
冷卻塔里的塗鴉。 （林方文/圖）
在《車諾比的悲鳴》開頭，阿列克謝耶維奇寫到了一個叫瓦西里的消防員。1986年4月26日凌晨，電站四號反應堆爆炸之後，他是第一批登上屋頂滅火的人，政府並沒有告訴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不久，他就因致命輻射被送往莫斯科第6醫院。
消防員幾乎是最快死去的人。瓦西里的身體變得腫脹而支離破碎，四處滲血、骨頭搖搖晃晃，咳嗽的時候內臟碎片從嘴裡湧出來，有時甚至被嗆到。這匪夷所思的描寫嚇壞了不少讀者，也包括我在內，這可能是對於車諾比最悲慘最直觀的印象。
後來，我就在禁區里的消防局門口看到了他和戰友們的雕像，旅遊團里大概有人和我一樣想起了書的開頭。他們都葬在了莫斯科，躺在永久封存的水泥棺材裡，和土壤澆鑄在一起，即便是屍體也可能具有高度放射性。天氣太好了，好得當時大家都不知應該說什麼。
車諾比消防局附近，樹立著向當年犧牲消防員致敬的紀念碑。 （林方文/圖）
2019年春夏之交，在HBO的同名電視劇里，他的故事輔以逼真的化裝特效，再次完整地予以觀眾重擊。懷孕的妻子不顧一切地和他擁抱，之後這個嬰兒因為心力衰竭和放射導致的肝硬化，出生後不久就死了。那個時代里，沒有人知道到底核災難是個什麼概念，凡人只有愛和勇氣。
瓦西里們的家，就在車諾比附近的衛星城普里皮亞季。人類倉皇地撤退，三十多年過去，這座城市被周圍的原始叢林重新吞噬，擁有優美而毛骨悚然的風景。我們穿過一片密林之後回頭，才發現那裡原本是一個足球場。
當時的消防車「屍骸」最後被丟棄在樹林深處，楊樹從車底和車窗的縫隙里長出來，傾倒的車體銹跡斑斑。還有幾輛被圈起來放在消防局附近的空場地上，遊客們不能靠近，只要隔著幾米向它們伸出手裡的蓋格計數器，指數就會越來越高，滴滴聲越來越密。
因放射量過高，被禁止靠近的樹林。 （林方文/圖）
1986年4月26日之後，車諾比這個名字就被徹底刻入人類史。今天它已變成烏克蘭旅遊業的重要一部分，2019年團隊遊人數有望突破10萬。軍方和旅行社從中分成，收入流向政府、行業、科研人員和受害者，為遠未結束的災難埋單。
車諾比旅遊從業者協會甚至希望它有朝一日位列聯合國世界遺產名錄，以進一步提高歷史地位、獲得更多資金支持——儘管這聽來總有些彆扭。實際受污染區域更廣大的鄰國白俄羅斯，今年也開放了數千個此前被圈為禁地的村莊，寄望於分一杯羹。
導遊娜拉是長相典型的烏克蘭女孩，金髮、身材苗條、顴骨高聳。後來我得知她也曾是一名旅遊者，一半是因為興趣，一半是因為禁區旅遊業興起，提供了不少工作機會，她也決定投身車諾比，每個禮拜往禁區跑三四趟，和同一間旅行社的其他導遊實行輪班。
她的首要任務是消除我們心中的恐懼。「其實在裡面待兩天，和坐幾個小時飛機，接受的放射性劑量差不多。」娜拉說，旅行社十年前開始組織廢墟游，到現在只出現一個遊客鞋子被污染而無法清洗乾淨的情況。「所以他最後赤腳回了基輔，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間鞋店。」
小巴里的各國遊客非常配合地笑了起來。劇集裡支支吾吾的年代，至少在烏克蘭已經過去了吧？但在小巴從基輔開往車諾比檢查站的兩個半小時車程里，團友們有一搭沒一搭地看著電視放映的紀錄片，車裡仍然瀰漫著一種略帶緊張的沉默，沒有歡聲笑語。
按照旅行社事先在郵件里發來的叮囑，每個人都穿上了長袖長褲，最好還有雙適於丟棄的舊鞋，禁區里不允許穿涼鞋或拖鞋，這同時也是烏克蘭軍方的要求。大多數人手裡都拿到了蓋格計數器，這是將核災難具象化的最佳方式。很小的儀器，握在手裡沉甸甸的。
戴著口罩的參觀者透過手機電筒查看廢棄醫院的遺留物品。 （林方文/圖）
即便是離開了車諾比這麼久以後，蓋格計數器時不時響起的滴滴聲仍然會在我腦海中迴蕩。就像那些倖存到今日的親歷者，也一定會清清楚楚記得那一夜的熊熊大火和其中直射天空的奇異光柱。蓋格計數器的聲響是車諾比在遊客記憶里的同期聲，打破了那個沉默死寂的世界。
科學儀器不是計程車司機做了手腳的咪錶，不會騙人。它時刻指示著輻射劑量，短暫地在這個時代里占據了比手機更重的分量，像一把鑰匙引導遊客打開車諾比塵封的大門。時而緩慢、時而急促的滴滴聲，就像是死神引發的心跳，和遊客玩一場腎上腺素的遊戲。
在開往車諾比的小巴上，它和在基輔一樣只有零點幾的讀數，而開入禁區沒多久，螢幕上讀數就超過了1。當我們站在所謂的死亡森林邊緣，遙望著那個據說因為輻射而變成了紅樹林的角落，計數器的讀數滴滴亂響地變成了十幾。
這種看熱鬧不嫌事大的獵奇心態，在導遊娜拉翻開一塊不起眼的水泥板後達到頂峰。我們爭先恐後地把計數器湊近了土壤中露出的那個什麼也沒有的小孔，讀數開始前所未有地飆升，四十、六十甚至八十，直至有人花容失色，娜拉冷酷地把水泥板再蓋回去。可能每個導遊都擅長這個殘酷的把戲。
導遊示意參觀者將蓋格計數器靠近測試土壤，螢幕上的讀數瞬間飆升至44。 （林方文/圖）
反諷的是，在被巨大「石棺」扣住的四號反應堆面前，導遊娜拉舉著老照片給我們講了近一個小時，蓋格計數器始終保持著安靜。2016年，經過多方資金籌集，現在這個漂亮、結實、富有金屬美感的蓋子成功地扣在了反應堆上，據說可以再扛一百年。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時23分47秒，四號反應堆炸成了碎片。原來的蓋子是蘇聯政權在事故後不久設法扣上的，經過三十多年風吹日曬和輻射侵蝕，已不堪重負。娜拉說，前幾年來這裡能看到表面的裂縫，蓋格計數器也常常響個不停。
遠眺換上新「石棺」的事故核心現場，即四號反應堆。 （林方文/圖）
導遊娜拉講解年久失修的舊「石棺」。 （林方文/圖）
從禁區離開後，我意外地發現車諾比的「旅遊業」又往前進了一步，已推出了進入「石棺」內部參觀四號機組的旅行團，遊客可以套上隔離服、走到中控室、把手放在那一夜導致最終核爆的緊急停止按鈕上，體會三十多年前的驚心動魄。資本真是無所不能。
真正的災難，是在驚心動魄的同時又悄無聲息。熊熊烈火很快燒盡，然而在此後的漫漫長夜裡，無數人默默死去。HBO電視劇里的最主要角色、科學家列加索夫，事故兩周年時在家自殺，留下數盒錄音帶，向世界揭露了蘇聯政權的謊言，也以生命促成了技術缺陷的訂正。
隱藏在森林深處的Duga大型衛星天線陣，用於接收北約無線電信號的，原本屬於絕密，車諾比事故後曝光。 （林方文/圖）
在禁區里旅行，總能察覺到那種無所不在的死寂。入口處喧鬧的團組分散在數百平方公里的範圍里，只聽見風過林梢。無數枝幹在風中搖曳，像時開時合的手風琴。這是人類業已消失的世界：村民們倉皇離開，瓶里的酒還沒喝完，抽屜里的積蓄帶走了但掛曆散落在桌上，棉被還攤著，沒來得及疊。
居民撤退時留下的酒瓶。 （林方文/圖）
世界就像被滅霸打過一個響指，行走其間，常能見到規模驚人充滿死亡氣息的陣列。我們路過一個「墓地」，一千多個一人高、寫著名字的黑色銘牌，它們並不是指某個具體的人，而是由於清理污染而被迫撤離的一千多個定居點。
遊樂園裡的摩天輪不再轉動，碰碰車像突然沒電了一樣停在原地，剎車板上扔著一隻鞋。醫院的育嬰室里兩排整整齊齊的嬰兒艙，空空蕩蕩。陽光很好，皮膚卻覺到一層涼意。
蘇聯政權為車諾比調集最好的資源建造了普里皮亞季，如今那些曾象徵頂級生活品質的碼頭、賓館、遊樂園、學校、幼兒園、電影院、音樂廳、游泳館、大型馬賽克壁畫、公用免費飲水機，都散發著一種文字無法形容的末世廢土氣質。
廢棄的音樂廳。 （林方文/圖）
夜裡我們下榻的旅館在10公里核心區之外、30公里禁區線以內，周遭是昔日的工人宿舍，低矮的四五層水泥樓房，長滿青苔、樓板漸漸垮塌，看起來像看守所里一排排蹲下的犯人。十點鐘開始宵禁，窗外沒有一絲燈光。
復古玩偶和防毒面具，是車諾比禁區「裝置藝術」的兩大「標配」。走進廢棄的幼兒園，很多娃娃缺胳膊少腿地在鋼絲床上靠著，像劣質恐怖片。防毒面具作為核戰爭時代的常備，在處理事故後成百上千地被丟在開裂的樓板上，如一張張空洞的臉。
一處扔滿了防毒面具的廢墟，潛入者（Stalker）將洋娃娃放置其間。 （林方文/圖）
娃娃頭戴面具，是車諾比禁區的象徵，穿越時空、詭異魔幻。這天夜裡，我躺在旅館簡樸的床上，翻看白日裡這些鬼氣十足的照片，想起了兩處和車諾比有點像的地方，都是相似的「黑色」旅途回憶。
幾年前我曾兩次前往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飄著細雨的波蘭原野，所有的遊客幾乎都沒有笑容，和今天的車諾比真像。有個少不更事的孩子不亦樂乎地大聲亂開玩笑，旁邊的中年人忍不住低聲呵斥：「Show some respect！（放尊重些）」
整齊劃一的營房，處決牆上都是彈孔，運送猶太人的鐵軌上和修葺一新的毒氣室里都有一束花，卻記不得是什麼顏色。大屠殺和種族滅絕的壓抑感，似乎從那時起一直遺留到現在，使得整個奧斯維辛和比克瑙壓在心頭，久久難以釋然。
後來我再一次遇到這種壓抑，是出於職業需要幾次進出某個西非國家。致命的伊波拉疫情正在首都蔓延，全國的死亡人數很快從三位數跳到四位數。我看到瀕死的病人、麻木的護士，走進擠滿人卻鴉雀無聲的醫院，卻看不到那個屠千百平民於無形的兇手。
車諾比「視而不見」的恐懼感，和彼時如出一轍。在一所偏遠的醫院，我和當地護士看著隔離區里一個坐在地下站不起來的確診病例，護士面無表情地告訴我，過去兩個月里她已經失去了二十多個同事。當時我只覺得，伊波拉病毒就在腳下雨季的泥沼里。
這些史無前例的災難，在記憶中甦醒的時候，都是幾乎沒有顏色也沒有聲音的。
潛入者的塗鴉作品，像是描繪永不散去的夢魘。 （林方文/圖）
如果1986年的那個深夜，核電站不曾爆炸，那麼蘇聯還存在嗎？作為一場核災難，車諾比有著科學以外的深遠影響。就像電視劇里描寫的那樣，處理事故過程中，謊言和真相、外部世界和蘇聯政權不斷博弈，甚至部分促成了戈巴契夫改革，乃至龐然大物最終解體。
去過車諾比後再看HBO同名劇，和當初讀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一樣，我常感窒息。這種窒息既源於文本與記憶中真實現場的呼應，也在於文本如此深刻地洞見了事故現場無法觸及的人性與體制的弱點，儘管30年後的福島核事故證明，弱點總是周而復始、冥頑不靈。
然而，儘管劇集在各類網站上幾乎獲得了一致讚美，但仍有各種爭議。對於重大災難的敘事，尤其是涉及意識形態的紛爭，總是無法讓所有人滿意。蘇聯最終解體了，車諾比留下的放射性元素，還會存留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長時間。
年代久遠的政治宣傳畫。 （林方文/圖）
車諾比真的存在過嗎？弗雷德里克·泰勒在著作《柏林圍牆》里也發出過這樣的疑問。人類史虛無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面，常於重大事變或災難議題上如幽靈般若隱若現。但我只知道，人的靈魂很少有機會在旅行中被這樣的廢墟埋葬，它是值得被銘記的創傷。
對必須背負著那場災難和那些謊言過完一生的千萬人而言，觀看劇集或參加旅行團的我們都已足夠幸運。
林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