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伊案被推翻後,法國人想把墮胎權寫進憲法

2022-07-04     世界說

原標題:羅伊案被推翻後,法國人想把墮胎權寫進憲法

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判例「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被推翻,墮胎權不再得到美國聯邦憲法的保護,而轉由州一級法院自行裁決。許多保守州之前通過的「觸發法案」立即生效,保守陣營頓時歡欣鼓舞,前副總統彭斯在講話中聲稱要繼續努力將嚴格限制墮胎的法律擴大到每一個州,前總統特朗普也得意地聲稱這是「生命的勝利」——如果沒有他任命的三位大法官,這次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相比之下,進步派則是一片激憤,全美各地都爆發了支持墮胎權的抗議示威,現任總統拜登、國務卿布林肯等政要,伯尼·桑德斯、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等民主黨左翼議員,《自然》、《柳葉刀》、《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等科學媒體、好萊塢明星們甚至微軟、谷歌等美國大企業都尖銳批評最高法院的決定。

於是美國在墮胎問題上被撕裂成兩半,一邊在墮胎問題上比不少歐洲國家都更寬鬆,另一邊則正在大步退回一百年前。

這項判決引發的巨大震盪不僅衝擊了美國,也波及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歐洲,主流中間派、中右派和左翼力量紛紛陷入憂慮。歐洲領導人們絲毫不顧盟友顏面,紛紛譴責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法國總統馬克龍所屬的政黨「復興黨」(Renaissance)突然聲稱將要提交一項法案,推動墮胎權寫入憲法。

「在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不應該發生在法國。」與黨主席奧羅爾·貝爾熱(Aurore Bergé)一起提出這項法案的復興黨議員瑪麗-皮埃爾·里克桑(Marie-Pierre Rixain)在推特上這樣寫道,「我們必須確保子孫後代享有墮胎權(IVG, interruption volontaire de grossesse)的權利。」

里克桑宣布正在提案將墮胎權寫入憲法 / Twitter

在馬克龍的復興黨提出墮胎權入憲動議後,梅朗雄領導的左翼政黨聯盟「生態和社會人民新聯盟」(Nouvelle Union populaire écologique et sociale,下稱為左翼聯盟)難得地對復興黨的動議表示支持。甚至連極右翼的「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都沒有對動議公開表示反對,畢竟,在黨首勒龐在總統競選中打造出溫和形象和親近女性選民的姿態後,再去支持大洋彼岸的右翼同道顯然心有餘而力不足。

國民聯盟代理黨主席喬丹·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在接受採訪時無奈地表示:「如果提出這個(墮胎權入憲)文本,我將投票贊成。但這有什麼意義呢?」儘管國民聯盟內部不乏反對墮胎的極端保守言論,但巴德拉此言仍然暗示了一種當前現實:在今日法國,不存在任何能夠推翻墮胎權的政治力量。

僅僅幾年前,這樣的局面還難以想像,當時復興黨與左翼政黨在墮胎議題上並沒有太多共同話題,但如今美國最高法推翻「羅伊訴韋德案」後,法國政治正在嘗試走向它的反面。

美國最高法院在歐洲大陸投下的陰影

7月2日,儘管距離最高法院的判決已經過去了一周,法國各地大量民眾走向街頭,聲援那些在美國街頭抗議墮胎權倒退的示威者。許多法國左翼政黨的要員也親自在街頭組織活動,梅朗雄所屬政黨「不屈法蘭西」(La France insoumise)的協調員阿德里安·夸特南斯(Adrien Quatennens)在里爾參加了支持墮胎權利的集會。法共總書記法比安·魯塞爾(Fabien Roussel)也親身參加巴黎一場由法共黨籍副市長海倫·比達德(Hélène Bidard)發起的街頭活動,抗議美國最高法院的決定並號召將墮胎權入憲。除此之外,馬賽、波爾多、南特、勒芒等城市在這個周末也都爆發了約計三十餘次的示威活動。之前一天,瑞士伯爾尼、蘇黎世、德國柏林,以及早前的盧森堡,也都爆發了示威。

阿德里安·夸特南斯在里爾的集會 / Twitter

法比安·魯塞爾在巴黎的集會 / Twitter

比示威更能引發迴響的,是媒體上的激烈討論。一時間,安道爾和馬爾他的墮胎禁令、德國關於推翻規定墮胎違法法條的討論、法國該不該將墮胎權入憲的爭論、義大利法律規定的「醫生可以因良心感召而拒絕對患者進行墮胎手術」造成的社會問題等,一併進入了歐洲人的視線。

事實上,自從Politico雜誌曝光美國高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草案以來,歐洲支持女性身體自決權的人士就陷入憂慮。大洋彼岸的事情提醒他們,墮胎權的倒退並非聳人聽聞。歐洲看似進步,但對墮胎權的保護也沒有很多人想像的那麼穩固。正如歐洲議會性與生殖權利論壇(European Parliamentary Forum for Sexual & Reproductive Rights)的秘書長尼爾·達塔(Neil Datta)所說,「墮胎權在歐洲並沒有像許多公民想像的那樣受到保護」。

在歐盟內部,墮胎權的標準非常不統一,有依然遵循帝國時代的舊法律認為墮胎違法但是不對墮胎做出任何處罰的德國,也有馬爾他、安道爾公國這樣完全禁止墮胎的國家。而可以在懷孕14周內(閉經16周)無理由墮胎的法國,看似已經是歐盟內除了瑞典、荷蘭、西班牙外最自由的國家了。

有趣的是,如果單看政治上的反應,反倒是法國對墮胎權反應最為劇烈,而且沒有隨著時間流逝而消減。德國同為歐洲大國,現任政府「紅綠燈」聯盟在社會議題上也十分左傾,就在美國最高法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同日,德國剛剛廢除了刑法中的「219a」,不再限制醫生在公開場合為墮胎手術做廣告。德國政界自然也爆發了對於進一步開放墮胎權的諸多討論,但並沒有出現法國那樣涉及許多政黨與波及全國的示威浪潮,至於立即訴諸修憲,更是法國獨一家。

劇烈的反應背後,是法國當下面臨的政治僵局與社會困境。

「韋伊法」:來之不易的變革

《十字架報》(La Croix)在6月30日發表了一篇法國前地方法官、持中右翼立場的現國會議員勞倫斯·維什涅夫斯基(Laurence Vichnievsky)撰寫的社論文章,反對墮胎權入憲。有趣的是,即便發表平台是代表天主教教會立場的傳統保守報紙,這篇文章也沒有在女性身體自主權方面置喙過多——畢竟法國的政治氣氛與美國還是大為不同。

維什涅夫斯基認為,在美國,即便是維護墮胎權的拜登也並沒有要求將墮胎權入憲(此處維什涅夫斯基刻意忽略了美國修改憲法的難度),而是要求在國會通過立法來確定女性的墮胎權利。這種不依靠個別大法官而依靠立法機關通過的成文法案,法國早就通過「韋伊法」(Loi Veil)實現了。

維什涅夫斯基提到的「韋伊法」,全稱是《1975年1月17日關於自願中止妊娠的第75-17號法律》,用發起者西蒙娜·韋伊(Simone Veil)的名字命名,韋伊是時任衛生部長,這項法案起初以五年為期限試行,但在1979年通過決議,無限期實行直至今日。

西蒙娜·韋伊 / 網絡

但「韋伊法」的誕生並不像《十字架報》刊文所說的那樣輕鬆,該項法案在當年並沒有得到德斯坦總統(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所屬的多數派政黨「共和國民主聯盟」(Union des démocrates pour la République)的支持,甚至一度遭到十分尖刻的批評。曾經在韋伊之前當過半年衛生部長的共和國民主聯盟議員讓·福耶(Jean Foyer)甚至表示:「距我們在法國看到這些『屠宰場』的時候已經不遠了」。最後只有約三分之一的總統多數派議員給這項法案投了贊成票。如果不是因為總統多數派在之前1973年立法選舉中被大大削弱,支持法案的左翼各黨派相比1968年的國民議會獲得了更多的席位,這項法案根本是不可能通過的。

而且,「韋伊法」也是法國女性數十年的不懈鬥爭贏得的一個基本成果,遠非最後的勝利。

在維希法國時代,墮胎是危害國家的重罪,協助他人墮胎也是重罪,瑪麗-路易絲·吉羅(Marie-Louise Giraud)因為提供了二十餘次墮胎服務而被送上斷頭台。即便在維希法國倒台之後,墮胎在法國也仍然是禁忌。直到六十年代,各種左翼運動風起雲湧,支持避孕自由化的聲音逐漸壯大,墮胎權的討論才逐漸進入公眾的視線。

真正讓法國社會對墮胎自由的支持率得以飆升的,是1971年的《343宣言》(Manifeste des 343)。這項由著名女權主義者波伏娃起草、343名女性聯署的宣言,鏗鏘有力地喊出:「我宣布我是她們中的一個。我宣布,我曾經墮胎。正如我們要求免費獲得避孕用品,我們要求墮胎的自由。」這份宣言發布之後,法國公眾對於墮胎自由的支持大漲,並直接影響了「韋伊法」的提出。

《343宣言》及聯名名單 / 網絡

法案通關後的幾十年,「韋伊法」還在不斷被修訂,墮胎權的爭奪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直至1982年,墮胎費用才進入醫療保險的報銷範疇,直到1993年,墮胎才在刑事上非罪化,2001年,議會決定將「韋伊法」此前規定中合法墮胎的時間從10周延長到12周,到2022年又延長到14周。「

曾經,「韋伊法」和「羅伊訴韋德案」都是自由的代表。但如今,當法國人遙望大洋彼岸,會發現極右翼在美國的影響力並沒有隨著特朗普下台而消散,而推翻「羅伊訴韋德案」,或許只是一個開始。正如《大西洋月刊》刊文所說,「美國的決定也給法國人帶來了寒意」。在距離法國更近的東歐,歐盟內最保守的執政者之一歐爾班仍然高票連任匈牙利總理,他的右翼政府一直希望通過設立更多門檻和禁令來限制墮胎。而長期在波蘭執政的「法律與公正黨」(Prawo i Sprawiedliwość)則制定了極其嚴苛的法律限制墮胎。在義大利和西班牙,極右翼保守主義政黨都在快速崛起,他們對墮胎權也十分敵視。

反墮胎者「有一個國際戰略,它延伸到了歐洲和法國」。婦科醫生丹妮爾·高德瑞(Danièle Gaudry)對《世界報》這樣說道。

法國的國內情況的確也沒有那麼順利,即便有法律保障,但根據大量媒體的報道,墮胎醫生的數量正在逐年遞減,大量醫生行使「良心條款」(韋伊法允許醫生可以出於良心拒絕進行墮胎手術)。

法國基層社會醫療資源的荒漠化也帶來了在墮胎權上的地域不平等問題。根據《世界報》的報道,在法國上羅亞爾省、阿爾代什省、艾因省和上索恩省,有超過40%的墮胎女性在其居住地區以外墮胎;在另外15個省,有超過25%的墮胎女性進行跨區域墮胎。而根據法國新聞廣播電台(France Info)的報道,中央-羅亞爾河谷大區有9.2%的墮胎女性跨越大區去別處進行手術。

真正讓法國人緊張的,還是89名坐在國民議會中虎視眈眈的極右翼議員,2022年的立法選舉中極右翼的「國民聯盟」得到了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而在國民議會的主席團選舉中,「國民聯盟」竟然有兩名議員被投票選為副議長(總共有六位副議長),這引發了法國政界的震盪,同時也進一步激發了公眾對於極右翼攫取更多權力的恐慌。

對於美國來說,保守派在最高法院的崛起扼殺了墮胎權的保障,而在法國,許多人也害怕極右翼的快速崛起會在立法機關帶來越來越多的倒退。「我們害怕倒退和法律的不執行」,面對極右翼的崛起,丹妮爾·高德瑞這樣表達擔憂。

諷刺的是,這次「墮胎權入憲」的操盤者,馬克龍的復興黨,在6月29日投票選舉國民議會辦公室(Bureau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française)成員的過程中,被認為支持了勒龐的「國民聯盟」。總統多數派與極右翼在副議長人選上的妥協引發了許多人的強烈不滿。毫無疑問,這種不滿和對美國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牴觸情緒混合在一起,是推動法國政界和社會反應如此劇烈的催化劑。

從冷漠到左右逢源:未來五年政局的一角

提案推動進一步保護墮胎權並不是第一次出現。2018年,「不屈法蘭西」的議員曾提出要將保障墮胎權納入憲法條文;2019年,五十名左翼議員共同提出一項動議,提議將保護墮胎權的內容寫入憲法;2020年末,針對「韋伊法」的延長懷孕期限的改革也在國民議會反覆拉鋸,最後艱難將合法墮胎的期限從12周延長到14周。不過當時馬克龍及其政黨對這些提案的反應可以用冷淡來形容。

「沒有必要製造恐懼。」剛剛被選舉為國民議會議長的復興黨籍議員婭埃爾·布朗-皮韋(Yaël Braun-Pivet)在當時這樣說道。

對於馬克龍及其政黨態度的一百八十度轉變,有許多不同的理解和解讀。但都不能忽略眼下法國複雜的政治僵局。

2022年立法選舉選出的國民議會,其格局呈現出法國第五共和國政治史上難得一見的混亂局面,號召讓人民選舉自己為首相的極左翼政客梅朗雄攜帶著一個不團結的左翼聯盟,其中的各左翼黨派唯恐被梅朗雄自己的政黨「不屈法蘭西」劫持,並不贊同在選舉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議會中的單一黨團,這就讓「國民聯盟」成為了最大的反對黨。而馬克龍自己喪失了絕對多數,多位部長被迫辭職。本來他可以與意識形態頗為相近的傳統右翼共和黨結盟,但是共和黨內部四分五裂,在許多議題上無法達成統一,也無意與馬克龍結盟共組政府。

2022年立法選舉後的國民議會 / wikipedia

對於馬克龍來說,與左翼結盟是致命的,雙方不僅在歐盟議題上難以達成統一,左翼各黨派在養老金改革、稅收制度、財政政策、勞工權益等議題上幾乎都與馬克龍唱反調,如果在經濟政策上接近左翼,必然會導致大量選民流失,危及自己的基本盤。

而「國民聯盟」不僅擁有比共和黨更多的議席,在瑪麗蓮·勒龐對自己的極右翼主張進行了大量稀釋和溫和化之後,也不再像之前那樣在經濟政策上反對馬克龍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儘管她種族主義、反移民、反進步意識的底色仍在,但不再是馬克龍推動經濟改革的阻撓。所以在副議長的選舉中,在議會只有89席的「國民聯盟」,其兩名候選人卻各自得到了290和284票,毫無疑問有大量復興黨和共和黨的議員為勒龐的人選投了贊成票。總統多數派與共和黨的聯合候選人也沒有得到「國民聯盟」的反對。

面對左翼的指責,復興黨的主席奧羅爾·貝爾熱聲稱不把國民聯盟完全排除在外的原因是不能讓「數百萬法國人在國民議會中不應該得到代表」,但梅朗雄等左翼政客仍然認為這是復興黨-共和黨-國民聯盟所締結的反左翼聯盟。梅朗雄在7月3日於個人博客上憤怒地寫道,對左翼聯盟的妖魔化以及馬克龍主義者與勒龐的結盟「為國民聯盟提供了通向權力的道路」。

「馬克龍不能成為2027年的候選人。我們不要忘記,他的黨是一個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凝聚力的聯邦,由叛徒組成。」梅朗雄不無憂慮地寫道。

已經連任一次的馬克龍不能參加2027年的總統選舉,但此言更重要的含義是,馬克龍的復興黨本來就誕生於對傳統左右大黨的「挖角」,並沒能在基層紮下根,其自身包羅萬象的屬性在過去五年內已導致不少黨員叛逃到其他政黨中。在立法選舉後,與極右翼的交易也無異於與虎謀皮,馬克龍雖然在經濟議題上十分右傾,但在社會議題上尚且比較偏左,他肯定清楚,將極右翼拉到舞台上,毫無疑問會對整個法國的政治氣氛產生深遠的影響。這次總統大選的三強,大機率只有勒龐會參加下次的總統選舉,而她現在在法國的人氣也十分高漲,如果復興黨的下一任總統候選人不能擊敗她,法國將會迎來更沉重的政治地震。

勒龐在2022總統競選期間 / 網絡

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馬克龍的復興黨提出了將墮胎權入憲的計劃。提出這項動議的時間是6月25日,在國民議會辦公室成員選舉之前,可以認為是馬克龍集團提前向左翼釋放的信號,也預示了馬克龍將會在經濟問題上與右翼和極右翼結盟,而在社會議題上拉攏左翼和極左翼,這不僅是一種試探,同時也是一種平衡。墮胎權就是馬克龍集團找到的一個旨在推動這種平衡策略的抓手,通過它可以開啟與左翼聯盟的對話。

修憲不僅可以讓梅朗雄對第五共和國憲法持之以恆的攻訐失去根基,還可以高調展示法國在社會進步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壓制極右翼在文化、社會議題上的聲音,在利用極右翼的同時削弱他們在社會議題上的極端性,勒龐在這幾日面對相關問題的手足無措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墮胎權真的可以寫入憲法,極右翼就算在下一屆總統選舉中拔得頭籌,也無法輕易動搖「韋伊法」(儘管他們如今再三重複自己不會反對「韋伊法」),不僅是馬克龍,左翼各黨派也同樣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復興黨轉向後紛紛表示支持。如果可以用這個議題,與左翼聯盟,尤其是和那些左翼聯盟中非梅朗雄派系的政黨找到一些合作的基礎,對馬克龍日後執政也有諸多益處。

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馬克龍對此事仍有保留。因為按照法規,修憲的兩種路徑中,議會黨團提出的動議只能訴諸全民公投,只有馬克龍政府提出的修憲動議才能召集兩院大會,但迄今為止,馬克龍還沒有親自上陣,修憲動議仍維持在議會層面,儘管復興黨的黨主席和總理都大力支持它。已經有許多人認為不該舉辦公投,比如社會黨參議員勞倫斯·羅西尼奧(Laurence Rossignol),因為在公投機制下,正反雙方都會有許多發言的機會,而反墮胎者向來更有組織性,「我們絕不能為反墮胎權提供平台!」女性主義作家卡洛琳·福雷斯特 (Caroline Fourest)也在電視上說:「如果我們走公投路線,我很擔心。」

馬克龍或許是在等待一個機會,等待這個議題可以得到最大效力的機會,才會公開表示支持並召開兩院大會。但如果形勢不利,他也仍有機會保持沉默。這種走鋼絲一般的執政風格或許就是未來五年法國政局的一個切片,在失去了絕對多數又還沒有達成聯盟協議的情況下,從原理上說只要國民議會的反對派聯合起來就可以推翻他的內閣,這也是馬克龍為何急於穩住最大反對黨國民聯盟的原因。事實上他任命的總理伊莉莎白·博恩(Elisabeth Borne)到現在還沒通過信任投票——傳統上,投票日是7月5日她在兩院發表一般政策聲明的時候,也即明天。

五年前,馬克龍依靠「左右逢源」攫取了大量的政治資源。今日,馬克龍依靠「左右逢源」才不至於讓自己的執政崩潰,與極右翼的協商並非沒有玩火自焚的可能,墮胎權入憲也並非易事。現在仍無法確定「墮胎權入憲」的動議能夠為馬克龍政府增添多少助力,但可以確定的是,法國面臨著極為複雜的政治局勢,墮胎權是點燃這堆火焰的一個火苗。而這把火會將法國政壇燒成什麼樣子,誰也說不準。

結語

墮胎權在美國和法國的政治化道路雖然相似,但並不完全相同。不如說,它們處在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同為老牌總統制國家,兩國都曾深受宗教影響而嚴禁墮胎,也都曾出台過引領時代的支持墮胎自由的法律。時至今日,它們的體制都已十分僵化,也都在近年面臨著極右翼崛起的威脅,只是,在墮胎權議題上,二者終究在2022年分道揚鑣。

客觀地說,即便將墮胎權寫進法國憲法,保證女性的墮胎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被侵犯仍然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儘管法國民意支持墮胎權的水平在歐洲首屈一指,但在許多問題上,比如區域差異、醫療資源空心化、廢除「良心條款」(不再允許醫生可以拒絕為孕婦提供墮胎手術)方面仍然困難重重。事實上,前兩年就是因為馬克龍派的冷視,才導致在修改「韋伊法」規定的懷孕時限時沒能一併廢除「良心條款」。而且不管是在馬克龍集團,還是在梅朗雄派系內,都有幾位要員被指控有性侵女性的嫌疑,這些事件還在發酵,但暫時仍沒得到妥善解決。

「將墮胎寫入憲法,可能比大規模投資公共醫院,或組建一個關於性暴力的模範政府花費更小。」《世界報》尖刻地批評道。

復興黨的轉向有其虛偽、投機的一面,可單從墮胎權問題上說,也有重要的意義。

這幾年,與一部分國家保守化浪潮加劇、極右翼呼聲漸高同時,另一些國家的墮胎權法律正在出現鬆動的跡象。智利在2017年放寬墮胎禁令、愛爾蘭在2018年通過公投將墮胎權合法化、阿根廷在2020年12月放寬墮胎、紐西蘭在2020年將墮胎非罪化、墨西哥在2021年通過最高法院的判決裁定墮胎罪違憲。在歐洲,墮胎條件最為寬鬆的荷蘭在今年年初在審議是否要將五天的墮胎「反思期」取消、西班牙的社會民主工黨政府也在積極推動更為寬鬆的墮胎法改革、德國的墮胎法改革已經進入討論。法國如果真能將墮胎權寫入憲法,毫無疑問會與西歐鄰國產生共振,並影響拉美、大洋洲、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權益鬥爭。這一切都將在這個混亂且充滿危機的時代釋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不是每個國家都與美國一樣。

正如平等事務高級理事會主席西爾維·皮埃爾-布羅索萊特(Sylvie Pierre-Brossolette)所說:「美國的決定提醒我們,女性的權利永遠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它們永遠是脆弱的。因此,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來鞏固它們。」 (責編 / 張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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