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回老家過年，遇到這樣一件事。
鄰居家王阿姨過完年70歲，打算年後給自己辦一個70大壽。
但這件事受到了全家人的反對，3個兒子、1個女兒、老伴、兒媳通通不同意。
大兒子表示，王阿姨的生日本來在5月份，為了辦壽宴改到正月份，容易招來閒話。
二兒子也發表意見：
「現在村裡哪還有70歲大張旗鼓辦壽宴的？這不合適。再說了，媽你年前剛陽過，疫情還沒過去呢，老人抵抗力本身就差，萬一二次感染可就麻煩了。」
「現在村裡哪還有70歲大張旗鼓辦壽宴的？這不合適。再說了，媽你年前剛陽過，疫情還沒過去呢，老人抵抗力本身就差，萬一二次感染可就麻煩了。」
然而，儘管一家人好說歹說，給王阿姨把利弊分析地一清二楚。
可老太太依然油鹽不進，甚至衝著子女們破口大罵：
「小兔崽子，你們不就是怕我辦壽宴，到時候得挨家挨戶還禮？一個個的良心呢？我把你們養這麼大，真是養了一群白眼狼！」
「小兔崽子，你們不就是怕我辦壽宴，到時候得挨家挨戶還禮？一個個的良心呢？我把你們養這麼大，真是養了一群白眼狼！」
話雖然難聽，但對於王阿姨的孩子們來說，卻早已經習慣了。
從小到大，王阿姨只要稍有不如意，就對著孩子們一通臭罵。
久而久之，就運算元女想和老人親近，孝順王阿姨，也漸漸心寒了，最後倒真成了「白眼狼」。
子女本應該是父母最貼心的人，應該成最可靠的「養老保險」，但有些家長的做法卻把孩子越推越遠。
孩子長大後孝不孝順，與家長的「嘴」有極大聯繫，那些常常口出惡言的父母，很容易把孩子養成「仇人」。
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是民國時高雅的名媛，彈鋼琴、畫油畫、遠赴海外留學。
自打童年起，張愛玲就對母親充滿崇拜和欣賞，她說：
「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前，在綠短襖上別好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
「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前，在綠短襖上別好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
但如此優秀的母親，卻常常對女兒施與「語言軟暴力」。
母親告訴張愛玲，走路不能晃身子，不能大聲笑，牙齒不能露出來，並且每次訓斥完之後，都會加上一句：「你長大後不會有出息的，你不好看。」
正因為不被母親看好，張愛玲內心傷痕累累，發誓這輩子要早早出人頭地。
後來張愛玲長大後對母親不聞不問，母親在歐洲病入膏肓後，給張愛玲拍電報說「現在就只想再見你一面」。
張愛玲只寄了一張100美元的支票過去，直至母親去世，母女二人也沒能達成和解。
對「中國式家長」而言，吐槽抱怨和冷嘲熱諷似乎是習以為常的溝通方式。
很多家長在與孩子相處時，根本沒有把孩子視為獨立平等個體的意識，說話時也不會考慮對孩子有多麼大的殺傷力。
「我不過就是說了她兩句。」
「小孩子嘛，說幾句又能怎麼樣？矯情！」
「我不過就是說了她兩句。」
「小孩子嘛，說幾句又能怎麼樣？矯情！」
然而，父母的這種不以為然，最終往往會自食苦果。
孩子長大後既不會與家長決裂，也不會拒絕承擔自身的養老義務，但同樣不可能太「孝順」。
被難聽的話「喂大」的孩子，很容易對父母排斥和厭惡，親子關係有了裂痕，一生都難以修復。
有心理學家說過，人的口如同泉源，要麼流出甜水，要麼流出苦水，兩種水不可能同時流出。
我們在與孩子相處時，應該把愛掛在嘴邊，讓嘴巴成為讚美鼓勵的源泉，而不是噴吐憤怒的出口。
比如孩子取得了好成績，我們應該認真表揚和鼓勵，而非盲目地擔心孩子「驕傲」，隨口一句「人家誰誰誰考的比你好多了」，用冷嘲熱諷澆滅孩子的熱情。
再比如孩子犯了錯誤，我們應該就事論事，而非把錯誤歸咎於孩子的能力、品質問題，不知不覺中對孩子產生質疑，透過「有色眼鏡」觀察孩子。
只有我們改變家庭氛圍、平時的語言習慣，才能維護好親子關係，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愛。
將來孩子長大後，才能真心實意地把父母放在心上，成為一個孝順的人。
老苗結語：俗話說：「父母的口，量孩子的斗；父母的行，拓孩子的模。」
為人父母，就算管教孩子再嚴苛，也一定要把愛掛在嘴邊，多說一些善言善語，否則讓孩子受了傷，晚年生活可能不會太幸福。
今日話題：你平時是怎樣與孩子溝通的？
我是老苗——一名80後超級奶爸，也是醫院裡最扎眼的男性護士長，歡迎一起討論孕育問題，也請你關注老苗。